俄國革命里的不斷革命論——它的起源、觀點及其歷史意義（今年10/20加繆講座《托洛茨基與俄國革命》講稿）

1917年俄國革命過去已經100周年了，它的現實產物——蘇維埃俄國及其後繼者蘇聯，一度得到各國先進工人的擁護，如今卻早已因為官僚化蛻變和資本主義復辟淹沒在歷史的黃沙里。俄國革命發生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裡，占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躍升為社會統治階級，掃蕩盡亞細亞宗法社會殘餘、摧毀專制國家機器、給弱小民族以自決權，同時，俄國無產階級把各種重要工礦企業和銀行收歸工人國家所有。革命一下子把民主革命任務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都付諸實施了，而這一過程被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給提前預測到了。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演習，05革命里，年輕的托洛茨基預測了俄國革命會因為無產階級的加入而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往社會主義革命方向推動，俄國無產階級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半外圍地區先行奪權，然而，要徹底實現社會主義，俄國的工人政權只有投身世界革命的歷史進程才能完成從無產階級專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後來的歷史發展多少驗證了托洛茨基的判斷，筆者嘗試從理論背景、思想見解、歷史事件出發向讀者介紹一下不斷革命論的起源、觀點和意義。

「進化論」馬克思主義

「工業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1]——馬克思在《資本論》這樣寫道。這個思想通常會被誤解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都需要經歷一些被概念規定的階段：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無階級社會。按照這種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被解讀為一種研究社會進化的實證科學。

這是誤讀通常來源於對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某段話的誤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2]。

恩格斯生前在信件中就表達了對這樣一種誤讀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擔憂。他痛惜新一代的歐陸社會主義者不了解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一般的機械唯物主義。黑格爾的辯證法強調一種主客體的統一，充滿了歷史的維度，但黑格爾把主體性建立在神秘的意識之上，意識是世界的本質和全部奧秘所在地。馬克思倒轉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它以歷史實踐為本體討論相關的現象展開，然而，人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絕不是還原論意義上那種粗鄙的反射物，人類，尤其是現代無產階級，既受到外界環境的制約，又改造著所處的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身後，一種進化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在第二國際內部興起：

1.經濟組織被認為是社會組織基礎，上層建築被經濟基礎決定；

2.在第二國際的理論家看來，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同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社會革命才會出現以解決衝突；

3.精神的革命是經濟領域運動的反映，根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

4.具備了物質條件才會有階級鬥爭的進化變異，發展到社會革命。

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馬克思在發現新歷史理論的過程中，曾寫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明確反對舊唯物主義從客體和感性直觀角度去理解實踐問題，「能動性「意味著要從主體角度加以理解，但理論本身必須完成一種現實化的過程，避免神秘主義。正因為如此，革命綱領具有一種高於經驗與現象的超越性，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像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諸如考茨基與普列漢諾夫所理解的那樣，如同樹上的果子成熟之後落到地上，是個自然的過程。他是階級矛盾被壓縮爆炸後的產物，而俄國只是這個革命理論的社會現實的實驗室。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在俄國的外化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絕不是單線條的，他的《資本論》主要是考察西歐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從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裡生成出來的，他反對別人將他的理論做抽象化處理，「他(米梅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3]。

正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既生產著商品，也生成著生產關係本身。它既是一種歷時性的運動過程，又是一種共時性的存在結構。它與在此之前的生產方式交疊著，如同《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商品經濟的普遍化讓過往的一切煙消雲散，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又容納著各種前資本主義形態的範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專制皇室、神權統治。這就是一種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最先進和富有時代精神的範疇與落後、保守、阻礙著社會進步的東西可能共存於一個社會形態中而這些東西無一例外地存在於十九世紀末的俄國，同時，俄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里又是一個後進的帝國主義列強。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帶有強烈的國家主導的痕迹。舊俄羅斯的城鎮並非如西歐那樣是商業貿易的集散中心，它更多是官僚機構的辦公地和軍事貴族的堡壘。近代俄國國家是在蒙古王公的壓迫、立陶宛與波蘭貴族的覬覦和北歐海盜的劫掠壓力下，生長起來的。到了彼得一世時代，俄國出於與瑞典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戰爭的動機，比亞洲的中國早了兩個世紀開始了「洋務運動」的嘗試。

然而，俄國雖然有比其他老大帝國如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更先進的武器，但相比於當時的資本主義強國如英國和法國，無論經濟上還是制度上都是落後的。本來是意圖蹂躪土耳其的克里米亞戰爭最後被英法聯軍給反推了，沙皇靠鞭子維繫的農奴軍隊最終在現代資產階級軍隊的打擊下一敗塗地。

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開啟了社會轉型。廢除農奴制的半吊子改革開始實施，農奴向地主繳納一定程度的贖金即可獲取人身自由和一片土地。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在歐洲部分的農村基本以繳納貨幣地租為主，亞洲部分依然保留著實物地租和徭役地租。一部分貴族開始經商，部分外國資本也開始在俄國投資辦廠，龐大的國內市場已然形成。俄國工業的發展一是國家主導、二是規模龐大。這樣集中工作、生活的環境以比西歐更快的速度催生孕育著一個叛逆的現代無產階級群體。

俄國的現代化是一個不平衡的過程。一些部門的發展不僅超過另一些部門的發展，而且它們還具備了在世界範圍內也算得上是最先進的特徵。同時，它們又綜合在單一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社會形態中的其他部門具有不同的歷史發展速度。這不是偶然的。因此，落後的農業中剝削的加劇阻礙了它自身的發展，但是卻有利於創造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的「飛地」。傳統農業問題的惡化，使得農民在革命中緊跟在無產階級後面。反過來，無產階級的領導，將保證傳統農民暴動的成功。相似的情況對跨階級團結並不總是必要的；在情況存在差異的形式下，階級之間的結盟可能源自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

同時，專制制度壓制住市民社會的成熟生長，按照mega之父同時也是托洛茨基大半生合作者的梁贊諾夫同志的觀點，獨裁的沙皇體制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現實需求。俄國的發展就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的產物，它在短短的五十年時間裡走過了美國一百年時間和西歐兩百年時間內的發展軌道。為了爭奪市場、輸出資本，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需要一個權威政府保證其外御列強內御工農。舊俄的地主階級在政治文化上更是與資產階級緊密聯繫在一起，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以大學教授、律師、記者為主，缺乏群眾基礎，政治上軟弱無力。這使得俄國無產階級在介入政治生活的過程里逐步接過了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主導。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的「不斷革命論」

嚴格意義上講，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並沒有成型的「不斷革命論」思想，但卻提供了讓「不斷革命論」借鑒的思想資源。

在《論猶太人問題》里，馬克思高度評價了「政治解放」將市民社會從宗教國家裡解放出來，不過，馬克思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而人類解放則要突破這種局限性，剷除階級剝削、廢除私有制和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他提到：「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4]。政治解放因此是社會解放的前提假設，而社會解放是政治解放的邏輯結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談論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是很珍視法國大革命的傳統的。然而，不同於法國大革命里雅各賓派團結農人和城市手工業者徹底掃蕩「封建殘餘」的堅決，德國的民主派們選擇了同貴族秩序妥協。所以，在《共產黨宣言》里，馬恩提到了一種模型範式：無產階級上升為社會統治階級以贏得民主革命的勝利。

1848年夏秋之際，德國法蘭克福爆發起義，恩格斯寫道：「正因為當前爆發的每一次起義都直接地威脅著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間接地威脅著它的社會地位，所以都遭到了失敗。大多數手無寸鐵的人民，不僅要反對由資產階級所掌握的有組織的官僚軍事國家的力量，而且還要反對武裝的資產階級本身。社會上其他一切組織完善的和武裝齊全的階級都起來反對沒有組織的和武裝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現在都遭受失敗，而且在他們的敵人沒有因進行戰爭或發生內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們沒有被某種重大事件推動去進行殊死的鬥爭並使敵人士氣沮喪以前，還要繼續遭受失敗。」[5]。恩格斯在這裡指出說德國無產階級一旦投身到追求民主權利的運動里，不但要與專制國家機器發生衝突，還要跟依附於國家機器上的資產階級發生衝突。

同年12月，馬克思寫了篇文章叫《資產階級與反革命》，他認為「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德國是不可能，可能的要麼是「封建的、專制主義政體」的反革命，要麼是「社會主義傾向的共和革命」，而社會最激進的、民主主義的集團是工人、貧苦農民和城市小資產者。

進入19世紀50年代，資本主義從衰退期中恢復了過來，革命則開始進入退卻階段。在《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他們是這樣論述的：「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6]。軟弱無力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希望見好就收，即只要在德國落實資產階級民主權利就萬事大吉了。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不認為民主革命是必做題，社會革命是附加題。在他們的論述圖譜里，革命是類似「黑格爾圓圈」那樣的整體過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也不是抽象概念規定里的那種對立狀態，在感性的歷史實踐里，由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上升到了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口號團結各階層社會群眾，對抗貴族及其背後的專斷國家，用啟蒙的權利來廢除信仰的壓迫，掃蕩盡中世紀的封建土地制，法國大革命見證了資產階級昂揚的青年時代，之後的熱月政變、波拿巴獨裁和復辟以及歐洲三十年的反動則見證了其日益保守。隨著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歷史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與現實實踐中的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矛盾更加對立起來，為了揚棄這一矛盾，對立必須通過外部表現出來，革命或者準確意義上說由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革命，變得日益迫切起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由辯證法跨越了嚴格的、僵化的經濟進化與政治暴力之間的二元劃分，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界限也被打破。他們把歷史發展看作多種矛盾互相作用的進程，社會歷史發展因而不再是線性的，這為「不斷革命論」的全部起源打下了基礎。與之對應的是，自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好學生方第二國際主流「馬克思主義者」在「回到實證」的潮流里採取了一種經驗論的思維，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採取政治暴力。這樣的差異也決定了「不斷論」和「階段論」之間的界限。

托洛茨基與「不斷革命論」

嚴格意義上來說，托洛茨基不能獨享「不斷革命論」創始者這一名號，帕爾烏斯、梁贊諾夫和克拉辛的工作對這一理論的問世同樣功不可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天才的俄羅斯裔德國人帕爾烏斯，帕爾烏斯的觀點主要是通過三個方面影響了托洛茨基的理論：1.帕爾烏斯以整體辯證法視角分析世界經濟，最核心的論述可以見他在1905年革命前發表的《戰爭與革命》；2.他分析了俄國社會組成，半亞細亞性質的國家機器，使得城市發展緩慢，它與其說是商業中心不如說是官僚行政的辦公場所，然後傳統被認為是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力軍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手工匠人在俄國非常弱小，但到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國家主導資本主義以及外國投資搞出非常多的大廠，巨型工廠帶來集中的鬥爭性工人群體出現；3.帕爾烏斯提出俄國無產階級對革命主導權的掌握並直接提出「俄國工人政權」概念，「只有工人可以完成俄國的革命變革。俄國的革命臨時政府將是工人民主的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站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前沿，那麼這個政府將會是社會民主黨人組織的政府」。

20世紀初，俄國社會民主黨分成兩個派別，其中孟什維克派認為即將到來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應該同進步資產階級進行聯合以推翻沙皇專制，而對立的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派在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同時，要求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他們的革命的同盟軍瞄準了貧苦農民，同時，列寧比誰都清楚保持無產階級獨立政治立場的必要性，所以他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里的「領導權」問題。托洛茨基的理論較之這兩個派別獨闢蹊徑，他認為：在落後國家裡面，當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民族解放、政治自由、土地改革）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加以解決，但俄國無產階級只能建立工人政權，而非實現社會主義，所以俄國革命需要世界革命保證其最後的勝利。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思想主要成型於他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所寫的小冊子《總結與前瞻》。後來，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他又寫作了《不斷革命論》，對自己青年時代的觀點進行了補充。在《總結與前瞻》里，托洛茨基認為，俄國革命將會建立起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執政的無產階級將作為解放農民的階級出現在農民面前，但農民不能起到獨立歷史作用。執政的無產階級將打碎舊軍隊並建立新的人民武裝，確保「八小時工作制」，將重要的經濟部門收歸全體人民所有。年輕的作者寫道：「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把我們的綱領劃分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則意義。資產階級執掌政府這一事實，就使我們的最低綱領中同生產資料私有制不兼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因為這些要求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但是政權一旦轉到社會主義者占多數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時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之間的區別，就失去了原則上的和直接實踐上的意義。無產階級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把自己約束在這種區別的範圍之內」[7]、「社會民主黨人在參加政府的時候，是不能一方面事先對工人保證決不從最低綱領作讓步，同時又向資產階級保證不超越這個最低綱領的範圍。這樣一種兩面的保證是絕對行不通的。無產階級的代表不是作為無權的人質，而是作為領導力量參加政府這一事實，將消除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限，這就是說，它將把集體主義提到日程上來。在朝這個方向前進的過程中，無產階級究竟該在什麼地方停下來，取決於力量的對比，而決不取決於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觀意圖」[8]。換言之，托洛茨基認為整個鬥爭的天平取決於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當為了社會改良的鬥爭開啟的時候，無產階級為了保證自己的改良成果不付諸東流，必然要把政權問題提上日程。與此同時，在俄國這樣的地方，阻礙社會進步的中世紀遺產殘餘（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已經成為專斷資本主義社會內機體上一部分，只有工人革命才能予以徹底切除，「不斷革命論意味著把消滅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並把後者同日益增長的社會衝突、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特權不斷進攻聯繫起來」。

「不斷革命論」還蘊含著一個重要的結論：「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托洛茨基認為：「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只是由於我國資產階級革命形勢中的暫時危機而執掌了政權，它既會遭到世界反動勢力有組織的反對，又會得到世界無產階級有組織的支持。俄國工人階級如果孤立無援的話，就必然會在農民背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所擊潰。除了把本國革命與歐洲革命聯繫起來，俄國工人階級沒有別的出路。既然資產階級革命形勢把政權短暫地交到了工人階級的手中，後者將毫不猶豫地把手中的巨大力量投入到推翻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階級鬥爭中去。在國家政權握在手中、前有歐洲反動派，後有國內反革命的情況下，俄國工人階級將向全世界的同志發出那個身經百戰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9]。這一思想的根據主要在於世界資本主義是一個整體，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只是全球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個環節。年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否定了認為可以在物質落後的條件下建成無階級社會的可能性，後來在中國革命的爭論里，托洛茨基曾舉過極端的例子，即使先進如英國，妄想在孤島之上建成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夢囈。英國尚且如此，何況是落後的沙皇俄國。

俄國革命的形式、質料、動力

提到俄國革命，作為革命（組織）形式出現的列寧主義先鋒黨、群眾自發運動產生的工人代表大會，作為革命質料的富有階級覺悟的鬥爭性工人群體以及促進革命爆發的社會危機動力（「戰爭引發革命」）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列寧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第一個把工人政黨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戰略組織加以明確闡述的。他認為工人在日常鬥爭經驗里，無法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加給的那種規範（Norm），話語規訓下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被當作「常識」。馬克思主義，作為資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總體性」思想遺產的繼承產物、過往工人運動鬥爭意識形態及經驗提煉的產物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性分析的理論，無法在這種日常生活里由「自在」的工人群體自動獲取。因而，需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知識分子通過政黨宣傳幫助工人獲取一種階級意識。「文化領導權」問題應運而生，成為一個特定的掌握領導權的力量的部分的意識（政治意識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走向更近一步的自我意識（「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階級意識）的第一步，在這種自我意識中，理論和實踐最終將合而為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歷史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不過，與官僚專斷的斯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偽造神話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黨」不是一種對「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僭越，無產階級首創精神不該遭到所謂「政黨承認」的窒息，列寧把黨看作整體階級解放里的環節，它是賓詞而非主詞，是無產階級解放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的範疇而不是直接被歸約為代表無產階級解放的「絕對知識」。托洛茨基一度並不理解列寧的先鋒黨理論，這也是他為什麼直到1917年革命才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原因，但在列寧死後的紀念文集《十月的教訓》里，他讚揚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作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自覺、預先考慮和計劃所起的作用比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應該起的並且已經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也是群眾，但是比起現在來，其組織性和自覺性要小得多。那時的領導權操在資產階級各黨派的手裡。所有資產階級都有財富和文化，還有與此種優越性有關的組織(城市、大學、報刊等)。官僚的君主政體是憑著經驗來自衛的，是以試探的方法去行動的。資產階級則是窺伺時機，以便利用下層的運動投入自己的社會力量，使局勢有利於自己，從而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之處，正在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不僅是一個突擊力量，而且是——體現在自己的先鋒隊身上——一個領導力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文化、市政機關和大學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起的那種作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黨去起。由於敵人那一方面的自覺程度不可估計地提高了，所以無產階級的黨的作用就更大了。資產階級在自己幾個世紀的統治中創立了一所比舊的官僚君主政體的學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學校。如果說，議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無產階級來說是一所實行革命的準備學校，那麼，議會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對資產階級來說是一所反革命的戰略學校。足以說明這一點的是：資產階級通過議會制度訓練出了一個社會民主黨，它現在已成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歐洲社會革命的時代，正如這種革命最初一些步驟所表明，將是一個不僅要進行激烈和無情的戰鬥、而且要進行考慮周密和計算精確的戰鬥的時代。其考慮周密的程度，將比我國在一九一七年時期的大得多。」[10]。然而，他提到這種領導內部蘊含的張力，在革命高漲的時候，有可能階級的普通大眾會跑到前鋒部隊之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高層只有列寧為無產階級革命做好了準備，其他一線的領袖（如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都對二月革命毫不間斷地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表示懷疑，是兩個首都（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戰鬥性工人或基層的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黨員的支持使得列寧的革命綱領《四月提綱》能獲得多數的支持。「一個黨，甚至是最革命的黨，也難免產生自己組織上的保守主義，否則，它就會失掉必要的穩定性。問題的關鍵是在於保守的程度。一個革命的黨的極其必要的保守主義成分必須同不墨守成規的充分自由精神、決定方針的主動精神、行動上的勇敢精神相結合。這些精神將在歷史道路的轉折點上受到最嚴酷的考驗。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列寧所講的那幾句話：甚至最革命的黨，在局勢急劇轉變、從而任務也急劇轉變的時候，也往往還繼續走著昨天的路，因而成為革命發展的絆腳石，或有成為革命發展的絆腳石的危險。」[11]。這種組織的辯證法富有張力，這種矛盾的存在除了通過無產階級首創性的革命行動加以揚棄外別無他法。

另一個組織形式不可忽視，就是兩次俄國革命（1905年、1917年）中存在的工人代表大會（蘇維埃），作為一個在群眾運動進潮階段的一種自發性的組織，蘇維埃提供了一種實體，在這種實體里，武裝的工人開始學習介入公共事務管理（控制交通物流、控制工廠生產甚至接管軍隊），因而構成了一種對資產階級政府對平行機構。反革命是一定要鎮壓這一機構的，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內容則是要將蘇維埃作為一個新生無產階級的立法行政合二為一的機構開啟大規模社會改造的過程。最後的決戰非經過社會革命不可。

往往最容易被忽視的是俄國戰鬥性工人群體，中文世界由於長期的斯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官僚政治神話的宣傳，側重於強調「黨領導了革命」，而沒有考慮到黨在群眾覺醒過程里只是起到一種催化劑的作用，他無法以包打全局的精確計算為群眾運動提供完美的細節方案。在1917年俄國革命里，紡織女工的街頭示威讓羅曼諾夫王朝垮台；兩個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特別是五金工人的支持使得奪取政權的四月提綱被通過；轟轟烈烈的「俄國工人監督運動」更是那個時代振奮人心的產物，在資本家抽逃資金、關閉工廠的情況下，工人接管生產，並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保證給予工人進行生存的收入」、「尊重工人人格」、「監督企業的會計賬目」等一系列訴求；1917年秋天，科爾尼洛夫將軍被俄國資產階級公推為獨裁者，率領車臣野蠻師進軍彼得格勒，工人組成的赤衛隊以水銀瀉地般的「階級宣傳攻勢」爭取到了「屠城部隊」的反戈一擊。

此外，資本主義來到了生產日益壟斷集中的帝國主義時代，是我們在考察俄國革命過程里無法忽視的歷史背景。19世紀末，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資本在大銀行的控制下迅速走向集中，金融業成為資本積累和增殖的控制中心。按照列寧的觀點，他並不認為壟斷消除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壟斷是相對的，競爭是絕對的，壟斷的存在在危機中會阻礙市場機制達到均衡。同時，資本主義日益成為一種全球性系統，其矛盾在我們這個星球範圍內被普遍化，發達的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解決產品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向落後國家（殖民地）進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與此同時，這種生產壟斷集中和對世界市場的爭奪，帶來了國家對社會的全方位吞併，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變成了比霍布斯時代的「絕對君主國家」更可怖的新型利維坦，它煽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驅使著勞工階層充當著上層階級爭奪市場資源戰爭的炮灰。而戰爭的爆發又是帝國主義內在矛盾必然設定的運動環節：列寧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被幾個帝國主義強國按照某種協定統治著，新生的後進列強向老牌列強索取讓步以及老牌列強對後生的絞殺催生著會打破國際政治舞台的平衡，對利益的爭奪引發著戰爭的危險，並由此催生革命。這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戰爭理論」。1914年，資本主義就這樣張開了他的血盆大口，各國工人在戰爭絞肉機里為資本家的利潤流血犧牲，俄國作為落後的帝國主義國家，在戰爭中，其經濟、制度、組織力上劣勢盡顯。戰爭進行到1917年，俄國國內普通民眾如同12年前那場日俄戰爭（也是以俄國戰敗告終）一樣，要求早日結束戰爭，沙皇政府因此垮台，資產階級自由派（立憲民主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右派社會革命黨）、以代表無產階級名義行使階級妥協路線的左翼改良派（孟什維克黨內多數）都要求繼續戰爭。布爾什維克黨在宣傳里提出了通俗的爭取人心的口號，「麵包、土地、和平」，所謂「三條鯨魚」，正因為如此，他們用革命的綱領推動了舊的資產階級政權無力也無意完成的日常改良任務的實現。

我們可以想像下，沒有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經歷了布爾什維克黨政治教育的覺悟工人，沒有世界大戰引發的俄國政治社會經濟危機在1917年的總爆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終究只是抽象理念的產物，但這一系列主客觀條件的成熟，也就是阿爾都塞所說的「多種矛盾的壓縮移位」的存在，使得「不斷革命論」這一激動人心的理論最終在社會革命的實驗室里得到了檢驗。

歷史並未終結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里有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俄國無產階級可以先行奪取政權，但要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決定性勝利，必須要有世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支援。

俄國革命向世界範圍內的躍升碰到了阻力。殘酷的內外戰狀態下，大量工人犧牲，新生革命政權又一次陷入了從前階級社會國家那種「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詛咒，「革命之船」撞上了「礁石」，國家機器成為社會生產之上的寄生機器，號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黨成了盤踞於無產階級之上的社會憲兵。這樣的結果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之前設想的「政治國家逐步消亡，通過社會國家最終廢除國家機器」的構思。「無產階級專政」，它在實體層面既是對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否定，又是「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理念的外化。過往的國家歷史是矯飾、權力以及專業化職能和政治精英集團排他性特權的發展史。列寧認為，普遍武裝起來的人民，從前是被排斥在社會管理之外的，在革命後則將經由民兵、工廠委員會和蘇維埃，逐步嘗試學習管理社會。可惜，這種思考範式在狂暴的階級鬥爭進程里嘎然而止。事實上，一位中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提過這樣一種情況，在今後的革命里，無產階級肯定也要經歷殘酷的流血過程，內戰和外戰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避免緊急狀態成為阻礙工人民主的開端，是需要思考的命題。

俄國革命發展成世界革命功虧一簣的原因恰恰也是俄國革命在最初取得勝利的地方。俄國的戰鬥性工人群體的那種英雄主義的氣質、首創精神、對本階級利益清醒的集體意志，都是具體歷史情境的產物，他們在如風似魔的革命鬥爭進程里構建自身成為歷史的主體。革命退潮之後，無產階級下降成了蘇聯政治宣傳里被黨的虛假意識形態機器語言所質詢的符號和傀儡。之後的激進左翼理論，越來越把馬克思主義的「自為階級意識」當作一種神話，無產階級被描述成話語裝置、知識構型或意識形態機器設定的「贗主體」，規範機制先於階級行動而存在。從這些理論衍生出來的更激進的解構理論，則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不能對抗，只需要局部的情景化反抗和永遠保持一種批判和反思的狀態就可以了，而無產階級革命造成的同質化的蘇聯「哲學國家」的「極權恐怖」註定了「宏大敘事」不可能。

1991年，舊的工人國家解體，思想家福山倒轉了黑格爾的「哲學史的終結」，預言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將是人類歷史的終結。然而，如果資本未曾停止運動，對其自身的否定力量就不會消亡。在技術進步的時代背景下，資本主義依舊是一個創造奇蹟和悲劇的二律背反的統一體，無產階級在被「去知識化」的背景下面臨著資產階級咄咄逼人的進攻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日益極權化，然而無產階級本身也在重新積蓄著本階級的力量，並為爭取對社會產品的分配權與資產階級展開鬥爭。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政治學維度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科學的分析批判基礎之上，並將一種革命的目的論通過一種「總體性」的方法提出來，社會革命之任務緊急而迫切，惟有根植於大工業生產基礎之上的現代無產階級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俄國革命百年後的今天，這樣富有歷史主義氣質的理論，其所應用的場域，並未消亡。

[1] 《資本論》中文版第一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13卷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19卷第130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卷第189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5卷第488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7卷第292—293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7] 《總結與前瞻》在上世紀60年代曾以「內部讀物」形式發行，因筆者並不持有紙質版，所以引文摘自電子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7.htm

[8] 同注[7]。

[9]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0.htm

[10] 《十月的教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8.htm

[11] 同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