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理論？

01-28

前兩天剛把《文明的衝突》，《歷史的終結》這兩本書讀完。有些心得分享一下。

這兩本書買了很久了，文明的衝突居然是09年買的，一直沒看，因為我對這兩本書一直是有偏見的。
看完之後才發現，對他的一些成見是不正確的。

這兩本書都有可取之處，但也都有錯誤之處。

亨廷頓是福山的老師，但是，福山的歷史終結的思想，是先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提出的。文明的衝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對歷史的終結所寫。而且一開始，亨廷頓就明確的把福山的思想列為靶子。

總體來看，這兩本書不分伯仲，而且緊密相關。他們的分歧只是在視角不同。他們的可取之處就在於，以西方的觀點分析西方和當代社會。他們的幼稚之處在於，不了解中國，缺乏歷史厚度，

對歷史的理解是錯誤的。

亨廷頓認為，二戰以來的，非西方社會的歐美化是表層，非西方社會根本不接受西方的文化。左右他們的還是他們的本土文化，傳統文化。他們在技術上接受現代化，但在文化上拒絕、排斥西化、歐美化。

亨廷頓在文化上把全球社會，分成3個集團。一個是西方，也就是歐美，他的文化基礎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一個集團是中東，他的文化基礎是伊斯蘭教。一個集團是中國、東亞。他的文化基礎是儒家。

世界的未來，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儒家，3個集團的衝突、對抗。
最有意思的是，他經常把儒家和伊斯蘭教，連起來，看成一個伊斯蘭-儒家集團。這樣世界就是西伊斯蘭-儒家兩個集團的衝突。

亨廷頓的這個觀察是很有洞察力的。看似強大的西方文化，實際上是膚淺的。儘管已經傳播到全球，但是很難深入人心，引起反感，仇視和反抗。

恐怖主義只是一個極端表現。在這一點上，他的學生福山，就遠不如他，膚淺得多。
但福山的歷史終結的思想，絕非一無是處。

答：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明白這3個文明的來龍去脈，明白他們的歷史，他們怎麼產生的。這些恰恰是亨廷頓的弱項。

問:哪個文明能夠勝出？

答：當真正研究明白了這3個文明的歷史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是不存在，獨立的孤立的文明的。所有的文明之間是相互交流和影響的。所以，基督教，儒家伊斯蘭教，這3個並不是獨立的實體。

如果說存在文明的衝突的話，人類的歷史一直是文明衝突的，並非現在才出現。並非，冷戰結束之後才出現。我先說一個結論，最後勝出的是中國文化，是儒家思想。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產生的。都有儒家思想的成分。

答：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自由，心性獨立。在這一點上已經做到了極致。不存在青出於藍的問題。事實上，就是中國自身。也經常偏離心性自由心性獨立。不過對中國來講它是一個不斷偏離和不斷回歸的過程。而中國之外的文明是一個不斷接近儒家的過程，但是從未達到過中國儒家的程度。

這就像說身體的健康，就是一個天然的，正常的狀態。當你生病的時候是偏離這種，天然的正常的狀態。所以健康它是有一個極致的標準的，健康的程度是不可以一直在提高的。你可以一直提高恢復健康手段的技術水平，但是健康本身的水平是永恆的。

心性自由心性獨立，實際上就是指的一種心性的自然的，正常的狀態。心性的健康的狀態。

中國心性自由的標準，唯有儒家思想是健康的，其他任何的宗教，和思想流派，都是，病態的。當然，他們在一直趨向於健康，這就是西方歷史的進步。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的終結是有道理的。歷史的終結點就是心性健康，心性自由，就是中國的儒家，而非西方文化。

當然歷史的終結在西方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思想，並非福山首創。它的完整版本應該是黑格爾，所以福山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分析黑格爾。這也是我對這本書感興趣的地方。

站在歐洲的角度，福山的這本書還是有文化深度和思想深度的。鄧小平的前秘書，張維為極力貶低福山，認為現在是歷史終結的終結。他曾經和福山有過一場辯論。從淺層看張維維是正確的，事實上他的觀點和亨廷頓一致。但從更深一層看，張維為錯誤，歷史是有終結的，歷史是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在，是有常道的。而張維為僅僅注意到當前的利益爭奪，而看不到歷史的恆常。

本文整理自「新心性書院」群7月6日的討論。

（微信公共號：新心性主義。微信群「新心性書院」請加微信：xxxzy15 ）

既然談到了亨廷頓，我就小資一下，用四個字來形容一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那就是

危言聳聽

文明是一直有衝突的，人類300萬年曆史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各種衝突中度過的。

撇開劑量說毒性就是耍流氓，那撇開文明的交流來談衝突，更是耍流氓。

至今為止人類至今已有五次規模較大的遷徙流動。

1、走出非洲，人類的第一次大遷徙

2、世界人口的第二次大遷徙，大約出現在3.5萬年前。

3、去新大陸，人類的第三次大遷徙（到了19世紀，被販賣到美洲、大洋洲的黑奴已達2000萬人左右，被販運到西亞、南亞的非洲人也多達1000萬-1500萬。）

4、布滿全球，人類的第四次大遷徙（工業革命）

5、二戰後，城市化與移民國家成型。

相比較之前的人類遷徙的數量與文化間衝突的激烈程度，工業文化成型後龐大的文化交流與衝突之間的激烈程度已經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

現在每天都有300多萬人乘飛機來往於世界各地，進行各種交流，可是被當成奴隸販賣的情況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了。

所以說考慮到文化交流的數量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間的衝突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幅的降低了。

問題出在哪裡？文明本身被亨廷頓曲解了。

文明差異為什麼會產生？人種的差異為什麼會產生？

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因為地域之間的隔離。不同的人種與文化逐漸在各自的土地上萌芽形成自己獨特的人種與文化。

實際上，在二次大戰後，整個世界的文化已經連成一體，中國的文化不再是中國，中國已經工業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國部分，美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美國部分，每個國家都在地球這個大家族中佔有一席之地，並享有共同全球化的文化記憶。

所以沒有什麼你的文化，我的文化，都是工業時代的文化。

在這裡我為觀察者網最有名的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續一秒。他的觀點其實並沒有死透，全球化進程是無法避免的。

說到全球化，大家又會陷入另一個陷阱，無論是劉仲敬的姨學還是福山思想中提到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先進性，有人會迷信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到去追求神學，有人會痴迷認為它是一種早就存在的東西。

共產主義國家會受到所驅使國家本身文化與現實的鉗制，最終到達平衡，這個平衡點可以不是共產主義。其他思想體系的國家也會嚴重受到自身傳統與文化的影響，無法到達自身與思想的統一。當然某些只有幾百年時間，沒有傳統沒有在土地上發展出基礎文化的國家例外。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美國沒有受到傳統文化的鉗制，正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很新的國家，並不存在強大的初始文化的束縛，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本身是適應工業化的結果同時也是文化的反作用。

不行了，我水平有限，實在編不下去了，這部分等我高中畢業了再回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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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艾伐丹剛剛舉行過記者招待會，正準備前往地球進行遠征。想到廣闊無垠的銀河帝國，以及其中上億個恆星系，他就感到無比平靜。如今，問題不再是他在這個星區是否家喻戶曉，只要他有關地球的理論得以證實，那麼在銀河系每一顆住人行星——上萬年的太空開拓史中，人類曾涉足的每一顆行星上——他的名聲都能永垂不朽。

世界要統一，最後就要焚書坑儒，就要消滅很多的民族和文化。

歐盟之所以不能統一，就是因為沒有焚書坑儒，沒有消滅很多的民族和文化。

這就是希特勒和路德維希?艾哈德的思辨。

文明衝突論

視角一：是什麼成就了今天的中國？答：狹義說應該是工業化，廣義說應該是中美建交以後西方落後、淘汰的技術轉移對中國工業發展的促進作用。

視角二：當然最最關鍵的，還是地緣政治大陸國家的不可遏制。雖然我們要面對若干島鏈的圍困，笑看天高雲淡，我們可以不按常理出牌，北上修路。

視角三：文明衝突論。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說：每種文明都有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內核是堅不可摧的，也是無法改變的；非西方的國家可能會民主化，但絕不可能西方化；因此文明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當中國崛起的時候，遠交近攻就是必然選擇，所以說研究俄羅斯的歷史很重要，從基因分子學到內分泌，再到心理學，最後是俄羅斯社會現狀分析。其次是研究美國的歷史，人、社會、國家都是有性格的，而對於事物的判斷都是基於民族性格（主流文化）作出的，了解美國歷史走向，看看羅馬史倒也是不錯的選擇。這裡講日本，審視當下的中國，日本工業化和崛起過程中遇到的，今天的中國都遇到了，比如說美國的圍堵、遏制，甚至包括美國再次佔領（駐軍）菲律賓，關於這一問題，前面在美國為何在二戰後撤出菲律賓裡面講過了。

馬漢在《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1900年）中提到：海洋國家假如想生存，就必須把大陸國家打壓到亞歐大陸的內部，不能使其獲得行動的自由！有朝一日面對大陸聯盟的崛起，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可能會形成聯盟。

我認為打破這一海洋文明聯盟所謂的圍堵大陸政策，只能是從地緣政治的文明論中去找答案。一方面中國應該鞏固中法之間的傳統友誼支持法國構建地中海經濟一體化，修建和補貼運營中、俄、德之間的重載鐵路通道，最後應該，至少是口頭上應該支撐英國、英聯邦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出現（他們當西方的一哥，我們統統都支持。）。當然打鐵還的自身硬，最最關鍵的還是構建中、日、韓（朝）之間的同盟，道理很簡單，文明的衝突。

假如中國連同文、同種的韓國、日本都說服不了，那還談什麼中國崛起。中韓之間的結盟必須放到中日結盟之後，否則會形成大陸與海洋的地緣政治對峙的局面，伴隨著中日之間的結盟，韓國加入這個聯盟自然是水到渠成。而中日之間的結盟與喜好無關，這涉及到兩個國家之間的生存。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收割日本、中國在東南亞投資的財富，美國經濟從十萬億增長到十八萬億，而日本卻陷入萬劫不復。東南亞名義上是中國的勢力範圍，可中國卻要和日本打經濟仗，同美國打政治仗，長此以往何來門羅宣言？今天的經濟發展減速，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西方的技術封鎖，西方社會有五百年的技術積累，伴隨著1979年的中美建交，中國短時間內獲得了大量的西方技術，為中國的社會生產效率集中釋放提供了三十八年的紅利，而今天中國需要一批新的技術來支撐中國社會的轉型和進步，而日本和韓國就是這把鑰匙。

日本有個田中奏摺，寫著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伴隨著日本崛起的失敗，今天中國又發展到了一個崛起的必然階段，其實日本的這個戰略構想，也可以繞至文字背後細看端倪，能不能這樣理解，欲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必先征服東南亞，欲征服東南亞，必先結成中日韓同盟。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鳳凰網有視頻）說：（美國重返亞太，）中國必然會偷襲美國的珍珠港。歷史就是這樣，羅馬經歷的興衰，美國一件都逃不過；日本經歷的興衰，中國也會按部就班的走過。

簡而言之：西方人口生育率低，伊斯蘭人口生育率高，再那樣搞小清新會死人的，西方文明會受到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挑戰。

美國強大之處是什麼？開國先賢們的留下自由資本主義精神。（引出問題 Who we are）

現在看：歐洲乙烷，美帝藥丸。

結論：對於西方文明中心的逐漸下降的深深憂慮。

感情：desperate

怎麼做：緩解西方內部矛盾，拉攏毛熊，當然還有日本。

對我們的啟示：誰是中國人？（超民族主義共同體的向心力）我們的文明怎麼輸出？處在文明斷裂帶上的西北邊疆該怎麼辦。

最近剛剛讀完此書。最直觀的感覺是，作者預言的事情基本上都發生了，例如穆斯林人口遷移引發的問題（今天歐洲的難民危機），美國在多元文化下可能會分裂（今年的大選直觀體現了美國社會的裂痕），等等。這些預言的實現基本檢驗了這個理論的現實合理性。

可以說亨廷頓的理論給我們提供了看待國際格局變化的新視角，也警醒了中國可能出現的因文化認同困難而導致的少數民族獨立衝突或運動，哪裡我就不直接說出來了。

背景：我僅僅看過那本書的節選。更沒見過他本人。

第一：那種什麼《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之類的書名，九成九是騙人的。作者八成連他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搞不定，還談世界秩序的重建？很多人不知道人類的力量多麼不足道。

第二：裡面有預言，更是騙子。作者都不知道自己的晌午飯是什麼，甚至不知道能否吃到晌午飯。預言這個，預言那個，和我們考試蒙選擇題一個揍性。

第三：他和做窗戶的蓋茨，在中國是一個形象。在他們本國，未必如何高大。如何咋地。

第四：玩文明這個概念的，基本上是騙子。但對方拿他沒辦法。好像獵豹面對豪豬，沒出下嘴。我所見到他的大作的節選中，和知乎上的高贊答案一樣，沒多少伊斯蘭的影子，最多僅有他自己理解的伊斯蘭的東西。他對伊斯蘭和伊斯蘭世界壓根不了解。完全是閉門造車盲人摸象照貓畫虎。

亨廷頓是不是個老宅男啊？他以為安坐家中就能理解這個世界？要知道就算孔夫子也是滿世界亂竄，墨子更是赤膊上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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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已經沒有儒家文明。如果有，僅僅在博物館中。中國歷史上甚至都沒有儒家文明。撐死是外衣。是招牌。是文宣和洗腦。韓國人擅長背誦《論語》，但韓國是儒家國家嗎？人家和美帝穿一條褲子。儒家在韓國日本，最多是外衣。

第六：伊斯蘭和基督教在更大的視野中不會衝突。更不會和儒家文明聯合起來對抗基督教文明。在未來更不會，就算歐洲和中東發生死傷無數的大戰也不是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在未來，穆斯林和基督徒將聯合起來聯袂對抗更大的敵人，領袖是爾薩/耶穌。

++++++++++++++更讓人不懂的分割線+++++++++++++

人類的所有衝突，是私慾為濫觴引發的衝突。是七宗罪引發的衝突。穆薩，默罕默德和耶穌沒有衝突。

世界秩序的重構，更多的是上帝的工作。人類在其中，僅僅是棋子。

人寫的東西，很快就會被時間的利刃摧毀，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他的大作是，任何人的也是。例子有無數。----這也是我很多時候不願意細談的理由之一。

甚至人本身，也是。

有其合理性。但除了伊斯蘭文明有較強獨立特徵和較弱的與其他文明融合力的特點外，其他幾大文明的彼此獨立性並不如亨廷頓所宣稱的那麼強。比如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歷史上確實有過激烈衝突，但是大趨勢是宗教性影響越來越弱勢，這兩者之間的模糊地帶越來越多，已經不能用宗教文化的不同來解釋衝突的根源了。再比如，潛在的非洲文明，其實收到西方文明的影響非常大，非洲內部的部族衝突要遠遠多於非洲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衝突。還有，中國文明並不會對東亞和東南亞的前附屬國產生所謂文明吸附力，至少現在的國際局勢是這樣。最後，西方文明乍看之下是比較合理的一種說法，但如此簡單籠統的概括如此眾多彼此獨立且具有相當差異的國家，實有不妥。畢竟，每一個所謂的文明間不都具有很強的向心力。

一些愚見。

。。。嗯雖然並不是學歷史的不過最近看了他的兩本書，自己還是有一些想法。

文明的衝突，對未來的預測驚人的準確，不管是中東地區的紛爭局面還是凱末爾主義的末路，現在看來都在一步步變為現實。

但是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覺得亨廷頓教授把文明的共同利益高估了。文明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國與國的結盟更看中收益，如果足夠有利，不同文明的國家也能結成血盟（如中國和巴基斯坦）。又如其他知友所說，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歐洲文明內部發生的。我覺得之所以同一文明有時會形成合力，主要是因為該地區出現了超級大國，而其文明附庸只因他實力的輻射而成，正如中國在過去幾千年做過的那樣。而一旦文明中缺少實力超絕的領頭羊，文明同盟之說也就不存在了。

不敢對亨老的學術水平妄加評論，只是一點自己的想法。。。嗯就醬

確實如大多數的評論，亨廷頓所說的「文明」過於廣泛，不能區分一個文明內部的眾多差異。另外，文明間的衝突更可能源於政治以及經濟上的不平等。除此之外，亨廷頓對「文明」的陳述除了過於廣泛以外，還不加區別地用「文明」這個分析向度。具體表現為：

（1）亨廷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實際上是適用於歐美基督教和中東伊斯蘭之間的衝突。從伊斯蘭教的興起到阿拉伯帝國（政教合一）的成立開始，兩個文明間差異的主軸就在於宗教（源於兩者對GOD信仰的不同）。儘管西方經歷了宗教改革和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基督教文明開始豐富化。西歐民族國家體系逐漸衝擊中東世界體系，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也演變成為「信仰——政治制度——民族」的鬥爭，但根本上還是以宗教為主軸的。所以不管中東地區穆斯林間存在區別，但從他們（順應歷史潮流）構築伊斯蘭民族開始，「宗教——政治」一直都是兩種文化衝突的根本。歐美追求「基督教——民主化——資本主義現代化」，而中東地區追求「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烏瑪」。所以兩者之間的衝突根本上是基於宗教主軸的衝突。這裡講的「文明」所指的是觀念性和實體性的混合，即廣義的「文明」。

（2）其它文明之間的衝突並非亨廷頓所定義的「文明的衝突」，更像是文明體之間的衝突。隨著主權體系在世界範圍的推廣，民族國家成為各種文明的重要載體。世界上出現的比方中美、美日、美俄之間的衝突，更多表現的成熟文明體之間的政治、經濟競爭。不可否認，日本、中國、俄羅斯在世界體系中的崛起有很大因素是因為自身文明的優勢，引起了與美國間結構性的衝突。但這更像是新現實主義者認為的國際體系內單元間的衝突，而亨廷頓剛好把「文明」套到這種衝突中。這裡所講的「文明」所指的是文明體本身。

（3）而對於非洲和拉美，實質意義上沒有形成區域內統一的「文明」。就算是亨廷頓所說的非洲穆斯林和基督教黑人之間的衝突並不是他所認為基督教和伊斯蘭之間以宗教為主軸的衝突，更多的是部落間的衝突，或者是次文化的衝突。衝突雙方最根本的差異不在於宗教本身的差異，而在於「種族——部落」利益之間的差異。就像是唐世平所寫的族群衝突與石油政治一樣，雙方的衝突混雜著諸多因素，並非宗教為主軸。而且就如很多發展政治學理論所承認的，非洲的「國家構建」進程受阻，並且文化貧瘠，並不同於（1）和（2）講的「文明的衝突。」

另外，拉美文化體系也很混雜，似乎並不能確定為一種文明體系。墨西哥朝向拉美的行為更像是政治上的意涵，而非文化上的。

（4）最後一點，正如亨廷頓所說，西方與其它地區存在著文明間的衝突，這一點也許是共識。但這裡所講的「文明衝突」卻似乎變成了一種「資本主義現代化」與「後發展國家文化構建」之間的衝突。其他地區都需要面臨西方的經濟、政治霸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把握自己的主動性，實現發展。就像發展政治學所說，發達的文化可以為制度、意識形態等等提供豐富的資源，正如古代成熟的文明體中國、日本等東亞地區、伊朗（波斯）等發展出自己現代化的道路；而那些文化貧瘠的地區面臨很大的發展困境。因此，西方對其他地區的文明衝突像是多元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的恢復。

以上便是我的一些評價，亨廷頓更多的是從當代政治衝突的視角去理解「文明」衝突，也因此受限於「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假設，導致對「文明」不加區別地運用。正如，之前與其他同學一起討論時所說，「文明」本身的概念過於模糊，過分偏重政治會忽略到很多其他的視角以及豐富的互動。但是，文明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就在於政治的成熟，我們永遠繞不開政治的概念。故此，重要的不是不講政治，而是在政治的基礎上容納更多的視角，相互包容，相互闡釋。

冷戰後最有見地的預言家

這篇文章主題思想，我認為是：

構建了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也就是根據文化來進行界定國家關係。冷戰期間的世界政治基本是根據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進行構建。同時預言未來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七八個主要文明，隨著經歷和自信心的增長，非西方社會會越來越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亞洲文明主要是經濟的蓬勃發展、伊斯蘭教的優越是是有財富和人口增長。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

贊同的觀點有：

1、一個人根據把他自己區別於其他人的特性，特別是區別於他通常所在社會環境中的人的特性來看待自己，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裡，文明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自我意識加劇了。

（這個非常有意思，比如我們在學校里，我們會通過學院區分彼此，我們在校外會通過學校區分彼此，我們在工作中可能會通過地域區分彼此）

2、現代化與西方化，首先通過學習西方化實現現代化，又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強調本土化，民主政治更可能導致民族主義上台。現代化並不會接近與某種單一的類型。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獨特的特徵早於現代化。是西方之位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位現代的東西。

3、國際制度中日益增長的貿易本身不可能緩解國際緊張狀態或促進更大的國際穩定，這取決於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在各國預期高水平的貿易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持續下去時」才會促進和平。

4、作者提醒人們對於文明衝突的危險性注意，從而能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對話，因為斷層線戰爭是持續性的，並很有可能演化為世界性大戰。歷史是人民的選擇，只有我們都意識到了這個可能性，才有可能進行避免。目前斷層線上戰爭的主要衝突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衝突。斷層線衝突發生在屬於不同文明的領近國家之間。主要原因是穆斯林的15-20歲年齡段人口的膨脹，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識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會導致人口的能力加強、積极參与政治活動。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傾向於向外擴張，佔領領土。宗教的復興是滿足了被國家官僚所忽視的需要，包括提供醫療及醫院服務設施、幼兒園和學校、對老人的照顧。滿足現代化中遭受精神創傷的人們的心理、感情和社會需要。

4、西方原則和行為之間的雙重標準，導致了西方普世主義推行的困境。人權對中國是問題，對沙烏地阿拉伯不是。

5、美國、歐洲自然人口的增長率第，移民生殖率高。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美國從來都是移民國家，主要擔心墨西哥人，但從1965年允許大量增加移民的法案通過後，美國輿論發生了變化。關鍵在於歐洲和美國是否會成為分裂的社會。取決於移民的數量和他們融入歐洲和美國佔優勢的現有西方文化的程度。持續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得國家分裂。

6、修昔底德陷阱：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英國和平轉移到美國的強權主要歸功於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親緣關係。西方和中國之間缺少這種親緣關係的權利轉移。武裝鬥爭可能性大。伊斯蘭的推動力是斷層線戰爭的原因，伊斯蘭和基督教的關係是持續的、深刻的，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減戰爭的潛在根源。

懷疑的觀點：

1、我個人認為，作者之所以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主要是觀點是：

文化的共性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文化的差異加劇分裂和衝突。

意識形態的分歧可以通過討論，但是文化的問題不能通過討論來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人關於耶路撒冷。他們同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

（對於此觀點，我不完全認同，因為中國五千年歷史裡分分合合多少次，某種程度上不能論證文化的共性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另外有一點我在思考的是，到底是文化的共性促進了人們的合作，還是種族或者說血緣，是否因為人與文化之間存在著血脈上的繼承，所以才能有所謂的文化共鳴。比如在中國長大的歐美人，能否與我們對於三皇五帝產生同樣的感覺，在歐美長大的中國人又是否能和歐美人一樣對所謂的諸神產生同樣的感覺。）

2、中國將不對增長的經濟資源轉化為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周邊國家要麼通過均勢來平衡要麼用打車的方式，打車需要信任，往往寄希望於大國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導大國是一個侵略性的國家，用均勢來平衡比較保險。亞洲特有的持續的官僚帝國或東方專制國家的出現，達成比均勢重要。中國並無多極或多邊的安全觀念。亞洲人一般接受等級制

（2017年，我國國防費突破10000億元人民幣。與世界其他主要大國相比，這還是比較低的。他以2016年情況舉例，我國國防費為9543.54億元(約1436.78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4.6%。人均國防費僅相當於美國的1/18、英國的1/9、法國的1/7、俄羅斯的1/5；軍人人均數額是美國的13.58%、英國的22.98%、法國的22.8%、德國的14.3%。）

3、美國要麼不放棄普世主義，阻止中國在亞洲佔主導地位，要麼放棄普世主義，學會與中國的霸權相處。中國對於儒教-伊斯蘭聯盟熱情一直相當低落，主要是中國傳統觀念是一個中央帝國，不需要正式盟友。

（對於現代中國外交政策的考慮，不能完全以封建王朝的思想做參考，在中共領導下成立的新中國，如果如今的中國和傳統的中央帝國沒有太多區別，如何跳出歷史的周期律，中共領導解放全中國所要推到的三座大山，其中有一個就是帝國主義，我不認為新中國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

真假亨廷頓與東西亨廷頓

金雁

當代西方學者中大概沒有哪個能像薩繆爾?亨廷頓那樣在中國於短短几年內先後引起兩次截然相反的社會性轟動：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變動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在這裡連續受到兩輪熱捧，先是「新權威主義」，後是「新保守主義」都以他為教主，而90年代中期他的《文明的衝突》又受到更為廣泛的抨擊，當年許多以他為教主者如今又打出了討伐他的聖戰之旗。但奇怪的是只要略加分析，就不難發現當年亨氏的崇拜者其實與他形同實異，南轅北轍，而後來他的許多討伐者卻又與他形異實同，彼呼此應。淮橘為枳於先，「淮枳為橘」於後，真是一種有趣的文化景觀！

90年代初的「新保守主義」言必稱亨廷頓，但那卻是個假亨廷頓。且不談歷史背景、哲學與價值基礎等更深的層次，僅就具體論述而言，他們與「真亨廷頓」就桿格難入。

一、亨廷頓主張的在現代化過程中強化權威的必要性主要是針對分散型的（例如領主林立的）傳統社會，即西方史學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古代中國那樣的集權帝國是不屬於「封建社會」的）而言的。

用他的話說：「現代化對於一個分散的、組織薄弱的封建傳統系統的第一個挑釁，是先把權力集中起來以促進傳統社會和經濟發生變動。」的確，西方與非西方的許多民族在現代化的初期都曾有從領主林立到君主集權的發展，這種集權確乎是必要的。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傳統集權的官僚帝國應該如何？亨廷頓未作系統論述，但他的意思還是很明白的：這種集權對現代化的危害比「傳統的分散系統」還大！他指出：按他所謂的「權威理性化」的標準來衡量，日本（在他看來這是個「傳統分散系統」）不如中國，但日本能現代化，而中國的專制者遲遲不肯改革，「等到他們願意改革時，權威的集中化又阻止那些因現代化而產生的社會團體和平地被容納入政治體系中」。

他認為在這種「權威壟斷」制下「體系不能和平地因應政治權力的擴張，也不容許其他社會創新和政治權威的資源有獨立發展的機會」，因而要有革命：「必先把整個體系推翻，這些資源才得以舒展」。他還指出這種集權正是導致「急進俚人制」（即「假亨廷頓」們極力疾呼要避免的那種「脫序」狀態）的禍源。

可見，「真亨廷頓」是不主張在這種傳統背景下通過強化權威或「權威理性化」來走向現代化的。然而今天的「新保守主義者」恰恰正是主張這樣做！「真亨廷頓」認為只有把這「整個體系推翻」，「新權威」的資源才有發展的機會，而「新保守主義」卻正是要用這個「體系」來「威懾」與「禁忌」那些「資源」！

二、亨廷頓針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無序危險而強調權威與秩序，但他絕不認為無限制的專制是可取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開明的亦即溫和的專制，這種專制應有足夠的寬容以允許「其他社會創新和政治權威的資源有獨立發展的機會」。實際上這也就是一種「半專制」。正如亨廷頓引述的詹姆士?威爾遜所言：「權力分散則創新建議多而被採用者少，權力集中則創新建議少而多被採納；權力過於分散與過於集中均使創新困難，而兩者之間最適於創新」。然而，「假亨廷頓」顯然沒有這種「中庸」態度，他們只為「傳統」的「鎮制力量」叫好，而對那些竟敢談論「『專制主義』的『罪孽』」的人冷嘲熱諷。

在亨廷頓那裡，「權威主義」與「極權主義」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後者與民主之間的過渡類型。他強調權威，但從不懷疑「極權主義」應該廢棄。因此他在那本名著中明確指出東歐國家需要的不是強化權威，而是「權力分散與互相制衡的制度」。他認為圓桌會議的波蘭就是「一個權威國家，而絕不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而前蘇聯也有人把納札爾巴耶夫看成是亨廷頓理論的實踐者，因為他知道「從極權主義走向民主要通過權威主義」。然而「假亨廷頓」們所崇拜的當然不是這樣的政治家。相反地，他們不能斥責這些政治家的「開明」引起了「種種災難性的後果」！

三、亨廷頓反對浪漫主義的民主觀，認為在某些場合民主不如「新權威」。但人們往往忽視了他對這些場合所作的規定——他所反對的只是「反動的」民主，亦即保守傳統的群眾反對追求現代化與改革的開明專制者的那種「民主」，落後的大眾反對先進的精英的那種「民主」，維護宗法共同體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民主」，反「西化」的原教旨主義的「民主」等。

亨廷頓把這一切歸納為「政治現代化第一階段的困境：以傳統的多元主義對抗現代化的專制主義」。他所引以為例的，有1787年比利時發生的反約瑟夫二世改革的「反抗啟蒙運動的革命」、1861年俄國地主議會反對沙皇推行農奴制改革、1840年土耳其反對唐齊馬特改革的宗教激進主義運動以及現代伊朗保守派國會針對禮薩與巴列維兩代國王的改革的反對活動，等等。我們還可以加上近代俄國反對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民主」、當代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前些年阿爾及利亞發生的反對沙德利改革的伊拯陣運動，以及我國近代排外的義和團運動和「滅資興無」的「文革」式「民主」等等。

然而對於追求現代化的民主、改革派民眾反對保守的專制者的民主（用亨廷頓的術語來說就是現代多元主義對抗傳統專制主義的民主），亨廷頓是絕不反對的，即使它們從策略上來說不一定明智，如法國大革命就是一例（詳後）。而「假亨廷頓」對此卻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他們反對的只是後一種「民主」，而對發動了前一種「民主」的那個「禁忌體系」卻頌揚備至。如此而言必稱亨廷頓，豈不謬哉！

四、由上一點我們看到，亨廷頓雖標榜行為主義，突出工具理性，實際上是有其價值判斷的，這就是否定「傳統」而肯定「現代化」。在他的著作中，凡與「傳統」相聯繫的東西，無論是「傳統分散體系」還是「傳統集權官僚制」，「傳統多元主義」還是「傳統一元主義」，都是需要排斥的；反之，與「現代化」相聯繫的東西，無論是「現代民主」「現代化的君主專制」還是「現代化政黨制度」，都受到了肯定。所以，我們可以說亨廷頓是個「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儘管他並非激進的民主論者。

然而今天的「新保守主義」者卻都是「反西化、保傳統」論者（這裡且不談他們當年的反傳統姿態），他們很認真地抨擊「激進的反傳統主義」。並把「傳統」視為抵禦「外來風沙」的「民族的自然防護林帶」，另一方面卻持「激進的反西化」立場，他們不僅斥責「全盤西化」論，甚至連「中體西用」論也認為不可接受。因此，如果說亨廷頓鼓吹新權威是想用「現代化的專制主義」去克服「傳統的多元主義」的話，那麼「假亨廷頓」便是用「傳統作為一種鎮制力量」來抵禦現代化的「歐風美雨」。

五、亨廷頓在改良與革命之間偏愛前者。但他認為兩者只是變革的幅度與速度不同，然而都須具同樣的「變化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對先前特權團體的權勢有所抑制」而對平民的地位有所改善。因此，改良（與革命一樣）應「指向更大的社會、經濟或政治平等，指向更大的社會政治參與」。如果變化方向相反，則在亨廷頓看來就不叫改良而叫「鞏固」（consolidations，即維護舊制）。

而此岸的「新保守主義」者也主張改良，但他們嚮往的改良卻正是與革命方向相反的：不是指向更大的社會政治參與，而是要「抑制過量（？）政治參與」；不是抑制特權者的權勢，而是要人民克制、多為特權者著想！這與其說是改良主義，不如說是「鞏固」主義——無怪乎他們對像戊戌維新那樣的歷史上的改良運動頗有非議了。

六、與上點相聯繫，正是因為亨廷頓認為改良與革命方向相同而只有緩急快慢之差，所以他雖偏愛改良，卻並未否定革命——如果說他否定了某些廣義上被稱為「革命」的事件，那就是第三點所指出的那些反現代化的「反動民主」，除此外，甚至對法國大革命這樣導致了嚴重「脫序」的激進革命，亨廷頓亦未以為非。相反地，他指出：一個真正悲慘的社會「不是一個為革命所威脅的、而是一個根本無力從事革命的社會」，他認為在某幾種情況下，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就有中國式的「傳統集權官僚帝國」一項，如前所述，他認為這種類型的社會幾乎不可能改良而只有用革命來解決）；他還看到改良與革命並不都是互相排斥的，兩者有時相間互補，共同構成現代化變革的全過程。

然而今天的「假亨廷頓」卻是完全否定革命的，他們已經把反對「革命崇拜」的合理命題推向了革命有罪、革命恐怖的荒謬的極端，甚至發展為「革命過敏」症：把某些改良也當作革命或准革命來反對——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走到了「光緒帝不如西太后」！

然而這種「革命有罪」論又似乎不夠徹底——他們極力擁護的「鎮制力量」與「禁忌體系」本身不都是一場激進革命的成果嗎？這一「力量」與「體系」，長期以來不是經常發起「革命」，其中包括那次「史無前例」的「革命」嗎？看來這裡還用得著「只許我革命，不許你革命」的趙太爺式邏輯，或是「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傳統觀念吧。

七、類似地，亨廷頓偏愛和平改革而不主張暴力，但並不絕對排斥以暴力求改革。他認為：「在大多數社會，無改革難以維持和平，但無一些暴力又難以實現改革」。而我們的「假亨廷頓」連和平的「政治浪漫」都不允許，更不用說以暴力求改革了。當然，統治者以暴力「鎮制」要求改革的公民群則是可以的，這也是基於那種趙太爺式邏輯。

八、在政治制度化（秩序化）與擴大政治參與（民主化）方面，亨廷頓顯然主張前者先行，但他同樣沒有把這一原則絕對化。他曾以拉丁美洲諸國的改革與土耳其基馬爾運動作比較，認為基馬爾不擴大政治參與是可取的，但拉美的情況不同，「這些國家的政治一向為保守的寡頭所控制，因此，欲有效推行社會經濟改革，非同時擴大政治參與層面不可」，這就使得「擴大政治參與不是社會變遷的緩衝，而是先決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就應民主先行。然而，我們的「新保守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又採取了異常絕對的態度；只講強化秩序（並且，正如他們明言的，這還是「傳統」秩序，而不是亨廷頓所主張的「現代化」秩序），絕對否定擴大政治參與。他們左一個「政治參與爆炸」，右一個「過量政治參與」，彷彿從來不存在專制權威爆炸、政治參與不足的問題似的！他們對那種萬馬齊喑的政治冷漠大為高興，認為這就是進入了一個健康的「第二思潮時代」——那是個只許我「參與」、不許你「參與」的趙太爺式壟斷「參與」的時代！

九、最後，亨廷頓理論著眼於社會現代化中的政治問題，並不是僅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立論的，因此他把政黨制度視為政治現代化之核心，而不顧那種認為政黨紛爭影響行政管理效率的官僚立場。亨廷頓曾批評持有後一立場的行政主義者：「他們堅持一個官僚模式：崇拜效率，消滅衝突」。

而今天的「新保守主義」者恰好持有類似立場：管理至上，以「衝突」為「脫序」而亟欲消滅之，而以一個既無「浪漫」又無「參與」的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式社會為理想！顯然，這兩者體現了一種價值觀的根本差異。

十、亨廷頓「秩序」理論還有一個明顯特徵：重製度，輕文化。他把現代化看作一個普通的制度進化過程而抽象掉了各民族的文化差異，如他對政治腐敗問題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無論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得最激烈的階段為嚴重。今天歐美已發達國家與亞非拉國家所呈現的不同腐化程度，與其說是基於文化上的差異，毋寧說是反映了它們的政治現代化與政治發達的不同程度」。

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是制度化過程中的操作問題，而與種族特徵或「國民性」之類的概念無關。而我們的「新保守主義」恰恰相反。它與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討論關係密切，無論何新還是蕭功秦，都力圖以「文化至上主義」來排斥「制度決定論」，只是其「文化」立場與80年代的主流翻了個個：那時「反傳統」，如今「反西化」。

總之，從價值基礎、歷史觀、現實政治態度，到關於改良與革命、和平與暴力、漸進與突進、秩序與民主、制度與文化等關係的具體看法，蕭功秦式的「新保守主義」都與亨廷頓式的行為主義（在西方也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大相徑庭。這不是說中國今日就沒有亨廷頓式的新保守主義者，也不是說筆者就認可亨廷頓的那一套（亨廷頓理論的缺陷是另一個問題），更不是說指出蕭功秦異於亨廷頓就完成了對前者的批判（理論的對錯不是以是否吻合於其他的什麼理論為標準的）。但上述比較確實使人想起蕭功秦本人也曾用以批評別人的一句成語：淮橘為枳。

到了90年代中期,亨廷頓又以《文明衝突》一文在此岸激起了軒然大波。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這是不難理解的,但從學理上講,《文明衝突》與《政治秩序》並不是一個層面的作品,否則我們便無法理解:何以在《政治秩序》一書中極力貶低文化差異之意義並宣傳跨文化的制度建構理論的亨氏,到了《文明衝突》中就變成了一個「文化(文明)不相容」的狂熱鼓吹者而把制度問題扔到了九霄雲外。其實,關鍵在於《政治秩序》講的是政治學,而《文明衝突》卻是一份關於「國際政治」問題上呈美國當局的「奏摺」。政治學是一門嚴謹的學問,而所謂「國際政治」則猶如社會上的「人際政治」(人際關係)一樣，只是一種謀取的「知識」,兩者全不是一回事。於是在「政治學」越不發達的地方,「國際政治」卻越有可能被炒成一個熱門話題。誠如一位讀者致某雜誌之投書所云:「與經濟文章相比,政治文章稀缺,非僅本期之病,細心檢索,此當屬貴刊一貫作風,若非有意使然,則實為纏綿老疾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政治學( politics)一如經濟學,同樣深具學理意味,亦同樣為應對嚴峻之現實而發,其學理思考空間之宏闊不僅使其成為一種『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甚而旁立一支『政治哲學』( political philosoply),實不讓繁複龐雜的『經濟學』。然而,此恰為貴刊最欠功力之處。不公平的是,貴刊卻對所謂的『國際政治』(亦可稱『國際關係』,其實質與瑣碎的人際關係』無甚分野)津津樂道。依筆者成見,如若『國際政治』也算得上『政治科學』之一支,那麼這應是一種引導學生走向淺薄無知的江湖權術一路的偽知識了。筆者認為,『國際政治』本身是否具有知識的原初特性是值得懷疑的,其學理的辨析空間亦是極其狹小几至於零。

「學理的辨析空間」雖小,而「江湖權術」的用處卻不可謂不大,實際上這種用處也是跨文化或跨「文明」的。亨廷頓大講「文明衝突」其實是在替美國的國家利益打掩護,而這種「利益」固然常常與美國外交所標榜的價值理想相悖(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違反「自由民主理念」去支持一個外國獨裁政權,這在美國外交史上不乏其例,正如我國以前在中蘇交惡時支持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對抗「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樣)，但更與基督教教文明」的旗號有違。正如過去的西方列為自身利益與儒教的清廷聯手打擊皈依「基督教文明」的太平天國一樣，當代方國家支持政教合一的海灣保守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拉克薩達姆世俗政權、支持原教旨主義的阿富汗聖戰者對抗前蘇聯扶植的喀布爾政權,都是基於世俗利益的行為。這樣的「利益外交」如同做生意,把「外交商人」當作虔誠的傳教士,未免太滑稽了。

然而赤裸裸的「言利」未免不雅,而且也缺乏凝聚力。過去美國外交是以意識形態與價值理想來凝聚國民的。「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凝聚力下降,亨廷頓適逢其會,於此時奏上一本,要求以「文明」認同取代意識形態,認同充當美國新的外交旗號,其「術」是否「有用」尚未可知(如今已非十字軍時代,高度世俗化了的美國人能否像過去團結在自由神像下那樣凝聚在十字架的周圍,實可存疑),而其「學」之無聊則不難判定。然而如此無聊的文字竟然在大洋此岸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而且是一片斥責之聲與當年的《政治秩序》形成鮮明對比。這是什麼緣故呢?莫非此岸之人真是如此珍視「儒家文化」,以致真的以為耶穌要與孔子決鬥,並急起而為捍衛「文化」與對手叫陣?看看「儒家文化」近百年來(而不僅在「冷戰」之後)在此岸的實際境遇,就知道並非如此。其實,兩邊誇張「文明衝突」的動機倒是十分類似的。而且此岸對此的需要更勝於彼岸:這裡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但未必是「國家利益」)過去是以意識形態的理由來維護的,如今「不爭論姓社姓資」了,當然就要尋找新的理由。正好亨廷頓先生送來了這一理由,這豈非雪中送炭乎!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淮枳為橘」的一幕:與過去言必稱亨廷頓的「新保守主義」者實際上與亨氏政治學理論格格不入相反,今日言必斥亨廷頓的「東方救世論」者在「國際政治」之術上倒的確得了亨氏的真傳:這些人揮舞「東方文化」之大旗而誇張「西方威脅」,與亨氏揮舞「西方文化」之大旗而誇張「東方威脅」其術原出一轍,其醉翁之意亦皆在內而不在外,而其所循之文化不相容、文明必衝突之邏輯也別無二致。如果說在《政治秩序》問題上有必要辨析「真假亨廷頓」的話,那麼在「文明衝突」問題上「東西亨廷頓」之分就不宜當真了。昔日「真假亨廷頓」的「偽唱和」與今日「東西亨廷頓」之「偽爭論」,倒可以作為轉型期的文化現象本身而加以研究的。

亨廷頓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文明之間的衝突比文明內部衝突的頻率要高（統計現實是相反的）。認為儒家文明會和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明。

倪世雄認為「儘管亨廷頓對建構世界秩序的現實主義原則不以為然，但他卻一直無法否定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範式的持久相關性。」

格雷斯認為，亨廷頓不是「只對武器，權利規則和戰略聯盟感興趣的冷戰之鷹」，而是「通過警戒普遍意識到的危險，為人們提出了一個獨創性、現實主義的後冷戰國際關係範式。」

基辛格稱亨廷頓為「理解下個世紀全球政治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

沃爾特認為「在一定意義上，文明範式提供的是一個危險的，能夠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悲劇往往是自我實現的。

美國由於民主價值觀念深入人心，推行「普世價值」，亨廷頓的這一理論正好迎合了美國的這一特點。但中國不少學者是對其嗤之以鼻的，因為文明衝突論認為，儒家文明不可避免的與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西方文明。這有點天方夜譚，不能把自己以外的文明都視為「異類」吧。

客觀來講，文明衝突論是有謬誤的。檢驗一個範式的效用，最關鍵的是看由該範式導出的預見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現實，亦即該範式的預見精確度。但是，1990年以來國家行為的歷史記錄並沒有給亨廷頓的論點多少支持。不管是文明內部與文明之間衝突頻率的統計，亦或是局部熱點問題，還是當前經濟發展相互依存的現實，文明衝突論都表現出了無力感和單薄性。對民族主義的忽略是文明範式的致命弱點之一，任何凡事都不可能永遠說明問題。例子，1991波斯灣戰爭中文明認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亨廷頓本人也承認。

所以回答區不要再說什麼，他的預言有多神，文明衝突論有驗證事實的地方但也被現實啪啪打臉的好嘛。因為該理論是極其單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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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怎麼解釋現在的恐怖主義、極端組織，伊斯蘭極端分子興起。這不是靠文明衝突論能解釋的。

離譜賽特命題：市場經濟與民主體制（主要指大選）相輔相成是正向的因果關係。加上民主和平論：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於是美國到處推行民主制度市場經濟。但是出現了不少問題。

這時蔡美兒根據一些問題提出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暴力正是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後果。市場將財富集中在少數族群手中，而民主增強了貧窮落後的多數人（本土族群）的政治權力。結果甚至導致種族仇視。

現在並沒有有效的方案，艾美爾的折中方案極其軟弱。前幾天看林毅夫（經濟學家）強調自生能力，即發展目標與自身的匹配度，在一些地方也取得了成績，或許能成為一個解決方案，也不知道他們互相認識不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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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來一篇文章吧，我抽空也慢慢看。

同意一樓所說的三大主流範式，在秦亞青的《權力制度文化》一書中，也是這麼認為的。

王緝思：亨廷頓理論的啟迪與謬誤

我們不必在政治上過多介入「諸神的爭吵」，但是無論怎樣界定「文明」的概念，它都離不開道德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探究，因而構成人類歷史上除了「和平與發展」之外的另一個永恆主題。

　　作者系中國國際政治學家，著名美國問題學者。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從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戰爭回溯——9·11的震蕩，阿富汗戰爭的硝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島慘案……所有這些把伊斯蘭激進勢力同美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勢力的尖銳矛盾，活生生地展現在這個世界上，不由得讓人們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十年前提出的一個理論：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成為冷戰後全球政治鬥爭的主線。這就是不斷引起激烈爭論和強烈抨擊的「文明衝突論」。此處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實際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維的有限性

　　人們不斷提起「文明衝突」的話題，顯然不能證明亨廷頓理論的淺薄和荒謬。至少，亨廷頓獨樹一幟，判斷並預見到了冷戰後世界上的主要衝突形式，指出了病症，找到了病灶。至於病根，即文明之間衝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頓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專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見解。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冊政論，擴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轟動的論文中提出的基本觀點。

　　為了論證冷戰後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頓近年來還做了不少學術調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學主持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從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各邀請一位學者，就冷戰結束後對本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國際政治格局撰寫一篇論文。亨廷頓特彆強調，論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國家和地區的官方觀點或主流觀點，而不是作者的個人觀點。我給會議提交的論文指出，中國主流觀點認為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主要威脅是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國內政治穩定的主要外部威脅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要促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會議上沒有多少懸念的是，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西方。

　　9·11以後的亨廷頓，以他一貫的冷峻，對於各種針對他的評論不做出任何直接回應，也很少發表言論。他曾經以一種「擺事實而不講道理」的方式，在報刊上低調講述了多年來「伊斯蘭同其他文明的斷層地帶到處流淌著鮮血」的悲劇。

　　中國一些評論家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他們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才是人類衝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只不過是利益的載體。但是，這種「利益決定論」似乎很難解釋，為什麼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宗教的影響不但沒有下降，而且在許多社會中，傳統宗教信仰呈上升趨勢，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決定論」也很難解釋恐怖主義的非理性行為。

　　作為政治學大家的亨廷頓，對於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的方式來解釋世界歷史和政治行為，一直是抱懷疑態度的。如果說國家和政黨作為一個政治機器有時還會失去理性的話，個人和非政府的團體更容易做出9·11那種喪失理智和違反人性的事情，從而災難性地改變歷史進程。亨廷頓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雖然他在著述中並沒有清楚地表達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對宗教有切身體會，他才能夠解釋某些宗教極端主義行為的非理性思維。在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里，無神論佔據主導地位，因此「經濟決定論」、「利益決定論」、「權力決定論」容易深入人心，而對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認識。但是，只有理解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論人群如何思維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國際政治的真諦。就此而言，亨廷頓的見解有助於我們全面理解當今世界形勢，理解9·11的發生、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結。

　　國內對亨廷頓的另一種批評，是說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對各種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間的對話。事實上，如果真正認真讀過他的著述，就會發現亨廷頓始終強調的是西方文明並不具備普世性，不要以為西方文明能夠改變或整合其他傳統文明。有意思的是，9·11之後亨廷頓再三強調，在美國的切身利益沒有受到損害的時候，美國絕不應當去干預其他文明的內部事務。他同樣反對其他文明去影響和侵蝕美國的傳統文化，對美國社會的種族、文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元化而深感憂慮。他在專著中寫道：「美國國內的文化多元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

　　亨廷頓在1998年同我有過一次長談。他坦誠地承認他對美國國內「文明衝突」的擔憂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希望美國到處插手他國事務的擴張主義者。至於說到自己論述文明衝突的動機，他在1996年專著的中文版序言里說得很清楚：「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亨廷頓提倡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共處、寬容、互不干涉，以及各個文明內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反對威脅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非理性」眼光的錯覺

　　那麼，近十年來的歷史是否證明亨廷頓的預言是正確的呢?人們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在十年前就能夠力排眾議，提出觀察世界政治的一個新視角、新範式，指出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極端勢力，而不是任何大國，應當說是相當高明的。但是，亨廷頓關於中國將同伊斯蘭教國家結成反西方聯盟的斷言，已經而且還將繼續被證明是錯誤的，不高明的。

　　亨廷頓論證中國將會同穆斯林世界聯合反西方的論據有四點。一是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價值觀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二是冷戰結束後中國領導人和官方文件中有關國際政治的基調，是美國霸權主義威脅世界和平和中國安全、美國對華政策目標是「西化」、「分化」中國、中國應當支持第三世界反霸鬥爭;三是一些激進的伊斯蘭教國家期待中國同它們聯手反美;四是中國和朝鮮都向伊斯蘭教國家輸出了後者從西方得不到的先進武器、核技術和導彈技術。

　　從形式邏輯上說，亨廷頓的推理不能說很武斷。我在1997年給他的會議提交的論文中(至今那篇論文還是他在哈佛講授的「冷戰後的全球政治」課程中的閱讀材料)，著重闡述的「中方立場」，確實是以反霸為基調的(而誰都知道霸權主義就是美國的代名詞)。如果我們說亨廷頓所言不確，他會說：既然中國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激進勢力都以美國為主要對手，它們為什麼不會聯合起來呢?我們可以解釋說：中國還不發達，因此需要韜光養晦，集中精力搞國內建設，不在國際上當頭，等我們真正強大起來，事情就好辦了。聽到這個話，亨廷頓們的結論就出來了：中國並不是不想領導一個反美聯盟，而只是出於韜略的考慮，只是暫時避免同美國對抗;所以，美國決不能讓中國坐大，否則後患無窮。

　　從實際情況來說，我們難以否認，許多中國人對於9·11事件和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失事的即時反應，同伊斯蘭教國家一些民眾的幸災樂禍沒有多大差別;今天許多中國「網民」，是把薩達姆當作敢於反霸的民族英雄來稱頌的。但是，為什麼中國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同伊斯蘭教國家結成反美統一戰線，加入一場「文明的衝突」呢?亨廷頓的推理究竟錯在哪裡呢?

　　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不久，我有機會出訪中東，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出訪中又向中國的中東問題專家請教，使我對上述問題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答案。力量對比的現實政治考慮，當然是中國不會構築所謂「儒教—伊斯蘭教軸心」的一個原因，但更大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同中東伊斯蘭教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的不同選擇和文化觀念上的差異，這是構成雙方結成「反西方聯盟」的深層障礙。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在這種意義上也是現存國際秩序的受益者。通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突飛猛進地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佼佼者，老百姓過上了小康日子。大多數中東國家則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下徘徊不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沒有明顯進步(在一些國家甚至有退步)，產油國依舊靠產油，農業國仍然搞農業。在伊斯蘭社會，對民族復興前景的失望，同西方經濟水平差距的擴大，國內改革的滯後，所有這些使人們的情感很容易轉化為對西方的憤怒甚至暴力。在中國，天天講與時俱進，人人想拼搏致富，市場經濟、民主和法治成為明確的奮鬥目標。而在那些國家裡，天天講真主保佑，教義不容褻瀆，傳統重於變革，政權延續基本上靠子承父業，芸芸眾生沉浸在宗教世界裡，祈求真主賜福。兩廂對比，是多麼不同。

　　一位常駐北京的美國大報記者講述過他在阿富汗和在中國採訪的不同感受。他說，在1999年北約飛機「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後，許多中國人對他圓睜怒目，義憤填膺，但總還是理性的，動口不動手，有人還說要把美國人民同他們的政府區別開來。可是在阿富汗沒有人來同你論理，卻不知道哪天會在哪裡遭到暗算而一命嗚呼。另一位美國學者在9·11後感慨萬千地說，中國同美國的價值觀也許差著十萬八千里，可是中國同塔利班的價值觀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一個伊斯蘭國家裡如何共處，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個國家裡華人和當地穆斯林的關係，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

　　如此看來，亨廷頓有關中國同伊斯蘭國家關係的誤判，根子在於他是用一種宗教非理性的眼光去觀察日新月異、利益驅動、技術至上、無神論為主流的另一種現代文明國家。亨廷頓等人大概很難理解，在中國反霸口號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學理性，全力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追逐奧斯卡獎、諾貝爾獎，還有經久不衰的西方留學熱和移民熱……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也存在著憤怒青年一邊焚燒美國星條旗一邊喝著可口可樂、晚上還欣賞好萊塢電影的強烈反差，但是他們那種反西方的極端主義的非理性行為，不會為當代中國青年所效仿。中國的「反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反西方，在靈魂深處是截然不同的。

　　在「諸神的爭吵」中多幾分超脫

　　9·11對美國的震撼，決不止於國內安全和國際戰略方面的大調整，而是深入觸及了美國人的靈魂——宗教信仰。主流思想界關於伊斯蘭教「狹隘」、「排他」、「不寬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現代性」、「落後」、「歧視婦女」的種種指摘，還有保守派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批評，已經相當激烈。美國基督教右翼的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開攻擊伊斯蘭教是「邪教」。雖然出於國內外的政治考慮，美國領導人一直極力避免把恐怖主義同伊斯蘭教聯繫起來，但是政界關於能否「改革伊斯蘭教」的議論，說明不少美國人確實在內心深處相信伊斯蘭教的信仰同美國主流價值觀是格格不入的。我在文章一開頭就說，亨廷頓的所謂「文明」，主要是指宗教而言。他在9·11後的一次訪談中說，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論的宗教，都相信自己掌握著絕對真理，都在自己的某個發展階段不能寬容別的宗教。基督教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就是不寬容的。但是經過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西方社會走向多元和寬容。在今天，伊斯蘭教成了一神論宗教中最不寬容的一種文明。亨廷頓還在專著中論證了「穆斯林偏好暴力衝突的傾向」及其原因。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中誰更寬容，是足以引起一場政治大辯論的話題，我們暫且不去涉及。應當引起深思的是，從不尊崇一神論的中華文明，可否成為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寬容大度的一種?當然，這個設想的前提是把「有容乃大」作為一種美德，而且首先在本國的社會治理中體現出這種美德。一個只講利益驅動的社會，無論它如何迅速地積累財富，都不會在一個有神論者居多數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尊重。

　　西方侵略中國，產生中國同西方的衝突，迄今總共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然而如果從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把阿拉伯人團結在伊斯蘭教大旗之下開始算起，伊斯蘭教同猶太教、基督教的爭鬥已經有1400多年。當代中國同西方的矛盾基本上是世俗的利害關係，而穆斯林同猶太人、基督徒的瓜葛，是宗教、種族、經濟利益、領土爭端、自然資源等方面糾纏不清的多重矛盾。美國和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互視為「邪惡國家」、「魔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為耶路撒冷聖地的歸屬鬧得國無寧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為爭奪幾座神廟結成世代冤讎，塔利班不顧一切抗議堅決要炸毀一座佛像，從中國人的世俗眼光看來，簡直都是匪夷所思。我們應當慶幸祖先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的宗教非理性遺產。同時，在判斷「文明衝突」里的是非曲直的時候，一方面要堅持和平、人道、保護文化遺產這些舉世公認的道德準則，維護中國在那些地區的權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多幾份超脫、「棄權」，多講究些中庸之道，也不失為一個良策。

　　其實，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正式出台的幾乎同時，中國的年輕學者辛旗就出版了《諸神的爭吵——國際衝突中的宗教根源》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而且明確提出了「文明的衝突」這一命題。書中寫道：「西方基督新教商業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與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衝突，仍然是『諸神爭吵』的主調。」辛旗還指出：「諸神爭吵難以止息，還是那個古老的主題：教義、利益、疆界。」可惜的是，中國學者對於這一主題的探討，十年來沒有足夠深入的挖掘。我們不必在政治上過多介入「諸神的爭吵」，但是無論怎樣界定「文明」的概念，它都離不開道德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探究，因而構成人類歷史上除了「和平與發展」之外的另一個永恆主題。

發佈於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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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簡單易懂的理論來吸引非專業的觀眾，有點自圓其說，其實道理論證都很弱。俄羅斯這臉打得就夠他一壺了，還有中華和伊斯蘭聯手這種奇葩的觀點都說出來了。。哎。也就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聊聊的觀點吧，管中窺天。我99.9%川普看過無數遍這本書的內容，而且肯定大加讚賞。。果然對農村白毛吸引很大啊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採取了同一種文化，即能促進生產率的文化，那種阻礙生產率進步的文化則越來越被淘汰，為此還引入了一套獎懲機制。這種獎懲機制幾乎從人類兒時就開始實行了。學習優異的人就得到更多的表揚，而學習本身是為了什麼——只是為了學得一技之長，然後在這個社會運轉的大機器中能找到一個「螺絲釘」的位置。當然也可以不學無術，在社會運轉的金字塔中當個墊腳石。

按照幸福指數的衡量，所謂的「慢生活」，遠遠要比快節奏的生活要舒服。但是按照現代觀念，慢生活是不利於生產率，因此它其實屬於落後文化的。

俗話說，「知足常樂」。問題是現代觀念並不提倡「知足常樂」，而提倡的是「永不滿足」。因為只有「永不滿足」才有人類的進步動力。大家都很滿足了，還過什麼勁兒呢。正如「世外桃源」這種地方，顯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地方，而不是一個永遠想外擴張發展的地方。

文字（音形義，特指中國字）、文明（詳見《周易》）、宗教（宗祖廟且施教化，連個《百家姓》和清明節都沒有還好意思自稱「宗教」？），皆是漢人專有名稱。

還沒看完，正在看…根據答友的劇透，我的判斷還是有啦。

整體感覺，從文明的角度來分析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他還是屬於西方文明以及現代化社會領頭羊的美國人視角出發，從預判的精準度上來說，基督教國家-東正教國家-伊斯蘭教國家-華人圈是逐級減弱的。

就中華文明而言，除掉歷史上內部的協調變化，外部世界只要沒有騷擾到正常的生產生活，我們基本上都是息事寧人，也不會兵戎相見。

橫向而言，不管東南亞華人如何掌握所在國家財富，在政治上文化上並不會產生過多的擴張性主張，同時中國不能作為一個強硬的核心以及後台可以依靠；同樣，即便大陸作為主要的中華文明區域，經濟上發展後除了宣揚自身文化的優越性（表面上而已，騙外國人安撫本國人，權貴子弟拚命往外跑），但斷然不會對外有過份的政治以及領土主張。周邊國家的不安是源於都站在西方的價值觀上進行的判斷。正是這樣，中華文明也催生不出世界領袖，負責人的大國之類的氣質。

舉個中國社會常見的例子，在稱兄道弟後，兄長輝煌騰達了，肯定只會對自己的小弟照顧有加……這個才是我們的文化… 反觀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一家親的觀念相對淡漠很多…

另一反面：從蘇聯解體後，基督教VS伊斯蘭教，東正教VS基督教，由宗教產生的衝突即使在同一國家內部，都直接產生尖銳的衝突…而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至分裂。

以此也可以看到，作者對於中華文明的分析和理解確實有很大的不足。

並不是為中華文明站台，本人對現狀也是有諸多不滿、當然希望看到深刻理論可以預判出來中國未來的景象……

文明衝突論？我個人認為作者的真正想法絕不僅於此，他的潛台詞是文明的戰爭，這種戰爭不僅限於肉體的毀滅，更會帶來精神層次的幻滅。

目前世界上的宗教與文化意識形態，基本可以分為三種，牧羊系，要飯系和天道人倫系。牧羊系又可以粗略分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兩種，也是當前文明衝突的集中體現。

至於要飯系，特指佛教，因為其本身的特質並無任何戰鬥力，雖然其有廣泛的影響，卻無法通任何宗教進行現實層面的交鋒。

天道人倫系，也就是我們的華夏文明，目前處於守勢，並且尚未找到正確輸出意識形態的方式，不過這種情況不久就會發生變化。

我一直認為，當今社會之間所謂的多元化以及普世價值這種情況並不能持續太久時間。因為單單從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們人類估計有過數以萬計的種族及其文化，但是隨著種族的相互融合及其發展最後呈現的種族及文明的種類在急劇的減少，最終能夠佔據主流價值觀的種類也急劇減少。

文明絕不包容，要不被同化，要不被消滅，比如漢族，估計一開始也不曾想到經歷過如此慘烈的種族的搏殺，依然會留下如此大的人口基數，幾千年過去了，無論這片土地曾經被誰征服，但是其主體民族以及文明卻被完整的保留下來。更可以對比曾經早已消失在時間長河的種種曾經無比輝煌的文明，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文明之間也存在無比殘酷的自然法則？

從小的層面看，國家之間的競爭終究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當現代已經可以忽視不同人種之間的身體素質的差異的時候，那麼起到決定勝負的因素是什麼呢？

我想只能是文明，這才是決定一個個體，一個個國家，甚至一個個民族之間的命運的上限與底線。

到了最後，也只能一種文明獲得決定性地位，也將會由這種文明來帶領人類，直面星際的挑戰。

這段不那麼重要，只是和我們自身國家扯上了關係。

他主要寫的還是西方面對穆斯林人口爆炸帶來化的問題。

現在看到一半，覺得確實是本很好的書籍，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格局的變化和發展，很有預見性的指出了當今世界上的一些衝突和變化趨勢。

作者從文明角度來看待世界格局的變化確實很有效並且很準確，但是感覺他有些過於強調文明而忽略國家的表現。就以書中的東亞及中華文明為例，如果國家表現的好，世界一極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國家表現的不好，沒有處理好相關矛盾，那麼可能只能淪為區域強國，甚至區域強國而不得，畢竟機會不是總有的。

正在看，先佔坑，看完再答

當個娛樂看看就好，無論是對於文明的劃分和文明之間互動模式的闡述都顯得太簡單。

當然最關鍵的是你以為打擊isis是文明衝突嗎？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文明的衝突？要是這麼想那我也沒辦法。那麼多穆斯林都哭暈在廁所里了。

文明之間是有衝突的，但演變成暴力衝突的模式已經屬於中世紀了。如今的衝突是國家利益和地區關係問題，文明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原因。

唉，其實就是為美國的國際戰略野心提供理論依據罷了，很早以前就聽說過，現在早已不問國政，它是我失落的樂園

亨廷頓的這本書，正說明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無知，稍微了解一點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變遷的人都知道我們早就不在是儒教文明，今後也不可能回到儒教文明的路上去。

而他將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最有可能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明作為衝突的根源，這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得出的錯誤結論。

他的書我看一遍就扔了

我不懂什麼經濟學，數學曲線，什麼的咯。最頂上那個大牛看不起我們這種小屌絲咯。

我就知道這個人的預言很準確，夠了，神棍級別的人物。

你這麼牛，這麼懂數學曲線，你來給我們預言預言二十年後的中國？

美帝為維護石油霸權和美元霸權在中東石油國家指手畫腳乃至發動戰爭說服國內民眾的借口罷了，美帝就是希望中東國家亂，這樣才好插一腳，IS也是美帝扶持的，不過現在只是兒大不由娘罷了，美帝為了維護國際形象才不得不出手打擊IS，其實美帝不想消滅IS，只是要IS聽話罷了，但是IS亂折騰損害了俄國敘利亞的安全利益和歐洲在中東石油利益還有我們中國石油利益和一帶一路的大戰略的利益，所以法國對IS開火俄羅斯也開火，中國做個人畜無害的熊貓默默地支持下俄羅斯罷了，IS成不了氣候，三大流氓看著呢。最後總結髮言，文明衝突就是狗屁謬論，國家利益衝突才是真理。

剛讀完前兩章，就一個感覺，帝國主義亡我中華之心不死。

先碼著，末考後留著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