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理論？
亨廷頓就是太聰明了，16歲上耶魯了，23歲在哈佛任教。名氣大、能力強，1950年就是高級研究員，比他大6歲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這個時候博士還沒畢業。由於正是謝林開始把現代經濟學模型，引入到分析核軍控之類國際關係問題，所以亨廷頓在著述時不怎麼用新工具。
如果亨廷頓晚生幾年，或者稍微笨點兒，本科、碩士多學幾年，像後來的曼瑟爾·奧爾森一樣在謝林的手底下學經濟學，然後用經濟學工具描述政治現象，那麼現在知乎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信你搜知乎，看看有幾個人回答「該如何評論曼瑟爾·奧爾森的理論」。要知道奧爾森描述理論時就是用了簡單的需求曲線，如此便沒幾個外行會評頭論足了。再搜吳思的「血酬定律」，立馬就是一派熱鬧景象，一群人說什麼吳思發明「血酬定律」，還聯繫黃仁宇、張五常侃大山，我眼睛都瞎了好么，啊哈哈哈。可憐的 @寒鴉與渡鴉 提到吳思不過是通俗化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卻只獲得27個贊。給人濃濃的一股討論任賢齊音樂能力，有提中島美雪然卻被無視的感覺，啊哈哈哈。。。
說來亨廷頓的理論假設，實際上比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複雜度高一截。看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懂點經濟學，就知道這套理論應該借用壟斷市場定價和社會選擇（公共選擇）理論描述問題，其中社會選擇理論中的價值排序描述文明，單寡頭市場模型可以借用描述伊斯蘭文明和其他文明間的互動，而雙寡頭模型（博弈論）可以描述其他文明間的互動。
亨廷頓是把世界文明抽象為數個群體，其中由於伊斯蘭文明沒有超級大國，所以伊斯蘭文明和其他文明接觸時，是一群小國和其他文明的一個帶頭大哥談話，經濟學例子類似於一群消費者到中國電信買商品，被宰的概率比較高，現實例子就是以色列復國問題。在其他文明間經濟學例子類似於寶鋼代表中國和力拓集團談判鐵礦石價格一樣了，是雙壟斷談價，被宰的概率低，國際關係現實例子就是朝核問題。在文明內部，大國明白小國的價值觀排序，這樣可以更好的處理小國間的矛盾，類似於經濟學上本國企業更了解本國人偏好，奧迪加長版賣的好，國際關係現實例子比如越南和寮國之間的戰爭問題中國插手後就不再動蕩，而巴爾幹半島、庫爾德地區、耶路撒冷問題，西方國家插手後根本沒用。
你以為理解亨廷頓那麼簡單？所以有時候數學和圖表起到了智商隔離的作用。比如在知乎上搜「民主」，關於民主回答頭頭是道者太多，然而有人問「該如何評價阿西莫格魯的《專制與民主的經濟起源》一書么」？沒有啊，因為看此書而不睡覺的人太少了。如姚洋所說，阿西莫格魯的書就是用博弈論的承諾可置信性把馬克思的理論嚴謹化了，也就是說這套理論其實大家很了解，就是多了一個邏輯環節，結果在知乎的表現就是沒人討論這個議題，顯然這個話題被很好的智商隔離了。
我想如果亨廷頓用博弈論描述其文明衝突論，也立馬就智商隔離了，至少這個問題下某個寫可笑答案的人，再看此書時肯定睡著。。。亨廷頓是我非常佩服的學者。他的文明的衝突，我看過多遍。亨廷頓是一個不拘於教條，高度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大家知道亨廷頓在政治傾向上是典型的右派，但是可有人知道他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說過，對於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對於這些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有益。
亨廷頓這本文明的衝突是從一篇論文擴展而來，最早是發表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不久就遭到了學界圍攻。亨廷頓將其擴展為一本書，就是為了應對這些批評。如果讀過亨廷頓其他著作的人，應該很容易發現，亨廷頓的這本書寫得非常雜亂、不成系統，拼湊的痕迹非常明顯。裡面自我矛盾的地方也不少，尤其是把中華文明當做西方文明的威脅來描寫的時候，先是認為強大起來的獨裁中國因為不受民主制約會像蘇聯一樣威脅西方，後面又說如果中國民主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受抑制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那麼中國無論如何都會對世界構成威脅，除非他不發展。
這本書在中國出版的時候，給他做序的是李慎之，李慎之的序文對於我們理解亨廷頓的用意非常有幫助。李慎之認為亨廷頓最大的擔心是其實是美國國內，隨著拉美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口大幅度增長，以wasp為核心的白人將來在美國會處於邊緣化的境地，這對美國文明構成了威脅。後來亨廷頓出版了《我們是誰》，直截了當的提出了這個問題。不過這本書中由於提到了中國、印度，讓李慎之產生了一個誤解，以為亨廷頓擔憂其他文化文明的現代化會超越西方文明。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很明確的說，亨廷頓寫這本書其實是繞了一個大彎，他非常想說的是國內wasp邊緣化將導致美國文明的特性受到挑戰，但這樣政治不正確的說辭必然會遭到激烈的圍攻。70年代反戰運動高潮的時候，亨廷頓作為反動教授的代表曾經受到過學生的圍攻。亨廷頓不願再受攻擊，於是這本書就寫得遮遮掩掩，重複啰嗦。但我們現在來看，西歐受到穆斯林的大規模滲透，像英法、比利時的一些地區成為了純穆斯林人的地盤，警察都不敢入內，沒有歸化的穆斯林的人口佔比越來越高，白人在將來有成為少數民族的危險；同樣，在美國，如今講西班牙語的拉美裔人口大增，再過幾年白人就將從多數成為少數，而這些拉美裔同樣沒有歸化，未來美國政府將會由這些沒有歸化美國文明的人選舉出來，那麼未來美國文明的那些核心價值和制度還能維持么？
從社群主義的角度來說，文明文化或者意識形態的延續，有賴於持有這樣意識形態的共同體，如果這個共同體在未來邊緣化了，那麼支撐西方現代文明那套價值觀、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還能繼續閃耀嗎？這本書，這個理論好不好。關鍵是要看療效。286教導大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最開始，看這本書的時候。看到前10頁的時候，覺得這個作者比較會扯淡。但是看到後面，越看越服。感覺，看的不是一本寫於20年前的書，感覺看的是時事新聞評論。
總感覺作者是穿越回去的。 他在書裡面，預言的幾件事情，大方向上來說，全部正確/
首先，穆斯林會集體覺醒，然後挑戰西方世界。中國會在提出南海的主權問題，然後強勢的收回南海。俄羅斯會和中國「均勢」（我並沒有完全搞明白這個詞的意思），來減輕西方世界的壓力。中國的東方問文明，會與穆斯林結成某種形式的同盟，共同對抗西方世界。韓國和日本，會更多的脫離美國，靠近中國。俄羅斯的東正教文明，會與西方在烏克蘭等地方，強勢撕逼。美國會出現危機，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不能合眾為一（United as one)。各個不同的文化背景，會獨立的存在美國，以穆斯林為主。西方發達國家，出現道德危機。西方國家的實力，會漸漸衰退。他沒說中的
中國會對蒙古的主權提出訴求。（他在那個時候，估計想不到俄羅斯會出現一個普金這樣的強人）不過，反過來，如果沒有出現普金這個強人，那外蒙古 自古以來。。。。）日本會在中美之間，導向中國。
台灣問腿，朝韓問題，他以為很快就可以解決。
他預測的大多數東西，都是全部正確。 少數沒有成為現實的也是由於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所以可以認為，這個理論是成功的。特別是穆斯林的問題。他說 柯林頓 認為，穆斯林的問題，是一部分壞的穆斯林的問題。今天，這個打臉，實在是太酸爽了。
我看到最後，才真是擔心。他是這樣預測的。
南海爭端，中國強勢，美國也強勢介入。但是由於海軍實力的相對衰落。中國取得一定程度的軍事勝利。日本中立，但是積極的偏向中國。中國取得軍事勝利後，日本在中國的幫助下，把美國駐軍驅逐。中國的軍事勝利，讓俄羅斯非常擔心，於是俄羅斯偏向西方，來抑制中國。這個時候，中國的主力被牽制，印度出兵，迅速拿下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等穆斯林國家出兵巴基斯坦，抵抗印度侵略。美國開始尋求與歐洲聯合，在軍事上壓制中國。中國在東歐，部署核武器，震懾歐洲。
這個，南海問題，要引起世界大戰啊。這個都是作者在20年前做出的預測。如今，主角全部已經登場，好戲就要開始了。
陷入當代的價值觀和社會成俗是難以預測未來的。
講真，我雖然對福音教派並無惡感（更多的是激賞），但中國大多數並未接觸過以福音教派為首的基督教的人，但卻直覺上對其充滿好感。
這種偏見大多是西方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強大和優勢地位導致的，是當代的敘述背景，是看不到未來的。而亨廷頓所預言或以此恐嚇世人的，本就是以西方的衰落為背景的。因此他的意見是西方的收縮。蛤，亨廷頓真是續命學大師。自我實現的預言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極具爭議但也為當今國際政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書中的核心觀點「文明衝突論」為我們理解當今國際政治提供了另一種相當可信的解釋。未來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也成為了他最著名的預言。
第一部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
冷戰後時代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影響了國家間的利益、對抗和聯合、、、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和多文明的。[1]他認為冷戰後國家作為國際關係中基本行為體的屬性受到削弱，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定義的自己的利益，而當今世界存在的幾大不同文明和居於文明中心地位的國家構成了當今複雜和多層次的國際秩序。
(全球宗教分布圖)
在以全球多文明博弈的前提下，作者在書中用文明的範式預測了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走向。國家主義範式的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預測烏克蘭語俄羅斯之間會爆發安全競爭；而亨廷頓所主張的文明範式則強調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密切的文化、人員和歷史聯繫以及兩國內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混合，把注意的焦點放在分裂東正教的東烏克蘭和東儀天主教的西烏克蘭的文明斷層上、、、對戰爭的可能性做了最低的估計，它突出了烏克蘭分裂為二的可能性。[2]而發生在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及其之後的烏克蘭國內武裝衝突，東部地區紛紛反叛，證明了亨廷頓基於文明範式預言的正確。要知道此書寫於1996年，而作者本人也於2008年便離開人世。
作者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相對與其它文明強勢地位的終結，認為全球政治地理在從1920年的一個世界（西方文明主導的單極）走向20世紀60年代的三個世界（60年代系美蘇兩極和第三世界），然後走向20世紀90年代的6個以上的世界（多文明）[3]。但是卻又認為西方文明與許多文明不同，西方有兩個主要的力量中心。[4]分別為大西洋東岸的歐洲與西岸的北美。我們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依照歐美意志規劃運行的，西方文明仍舊佔據主導地位。
西方的相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東亞的迅速崛起[5]，但是相對與其它文明來說西方的優勢地位並沒縮小反而有拉大的風險。僅就西方文明與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核心的美國與蘇聯（俄羅斯）對比而言，1975年美蘇兩國財富對比為63：37，1990年為68：32，[6]2000年的91：9，到2011年的89：11（基於GDP），2013年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中，西方文明佔據了其中的5個[7]。可見西方文明相對並未喪失其主導地位，只是相對衰落而已。而作者在書中以西方衰落作為未來文明衝突前提，與其說是現實存在的危機不如說是對於未來深深的憂患意識。
第三章：普世文明？現代化與西方化
作者認為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化並沒有使得西方主張的普世價值觀、民主體制、英語和大眾文化得到廣泛認同和接受。並且作者否認現代社會的同質性，也沒有將現代文明等同於西方文明。相反他認為，現代化加強了別的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力量。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較多的現代化和較少的西方化。[8]如此可以看出亨廷頓並非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把西方模式的現代化當做世界其他文明現代化的藍本。
相反他是一名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認為隨著其他文明尤其是對西方抱有敵意的伊斯蘭文明人口的大爆炸和全球性的宗教復興，使得非西方社會權力的相對增長，進而對西方文明構成了挑戰和威脅。而詭異的是，這種現象的原因恰恰是西方主導下全球化和現代化。
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使得非西方文明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人口大量增加，而現在龐大數量的兒童在未來便可能是強國之基的工人和士兵。曾經引起宗教消亡的東西被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導致的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勢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人們意義感和目的感，使得宗教得以復興[9]。而非西方的宗教復興運動往往是反世俗、反普世價值觀念和反西方的。而自2011年開始的中東動蕩的政治局勢似乎印證了這眾宗教復興和人口增長給中東各個世俗政權帶來的巨大壓力。突尼西亞（2011年）、埃及政府（2011）相繼垮台，利比亞（2011年）、葉門（2015年）開始了內戰，巴林、約旦、阿爾及利亞、沙特、伊朗等國也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社會震蕩，中東北非地區似乎進入了三十多年來罕見的政治動蕩期。世俗政權紛紛被推翻，各國宗教政黨紛紛奪取權力，敵視西方的極端宗教組織坐大（ISIS），中東各國人民對西方的敵意日益劇增。這種現象也不幸被作者言中。
由於歷史原因和地理上的鄰近（歷史上阿拉伯帝國對西歐的入侵，奧斯曼帝國兩次進攻維也納），作者在此書中對伊斯蘭文明給予了極大關注，認為伊斯蘭的飛速增加的人口、宗教復興帶來的敵視西方的宗教政權將會在未來給西方文明帶來重大威脅。但是事實上伊斯蘭文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並不可能對西方文明構成太大的威脅，正如書中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中，作者認為伊斯蘭是一種沒有凝聚力的意識，並沒有像其它文明一般有一個文明核心國家來整合統率文明圈內所有國家的力量。
伊斯蘭世界權力中心太多（印度尼西亞、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10]，但卻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實力和意志成為核心國家。伊斯蘭世界分裂為世俗國家與宗教國家、親西方與反西方、遜尼派和什葉派，一個破碎分裂的文明根本不可能對西方文明構成重大威脅。但由於伊斯蘭極端組織對西方國家的恐怖襲擊帶來的巨大恐懼和仇恨以及伊斯蘭世界對西方國家大量移民帶來的社會反感情緒使得這種威脅被放大，進而使得兩種文明之間的敵對加深，我想這也是作者對伊斯蘭文明著墨過多的原因。
第四部分：文明的衝突
這一部分本應為本書的核心，但是讀後卻乏善可陳。第八章中作者分析了西方與非西方圍繞普世主義、武器擴散、人權民主、移民所導致的衝突。第九章作者認為伊斯蘭與西方、中國與美國正在形成衝突的局面，而雙方則為未來可能爆發的對抗尋找盟友。在之後三章，作者提出了「斷層線戰爭」，文明意識成為了戰爭的動力，文明的集結則可能導致戰爭的升級。斷層線戰爭自下而上地爆發，斷層線上的和平卻要自上而下的慢慢推動[11]。作者試圖運用文明衝突的方法來分析全球正在發生或可能爆發的衝突，但是從章節題目中便可發現，所有的衝突幾乎都是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和伊斯蘭與周邊地區的衝突。西方與伊斯蘭、西方與俄羅斯，中國與美國的衝突，而伊斯蘭與周邊地區的衝突與其說是文明的衝突不如說是伊斯蘭內部分裂動蕩的外延。所以嚴格意義上的文明衝突僅是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衝突，而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則被作者用一幅很難具有說服力的圖表所代替[12]，如果文明衝突的理論應用僅局限於西方與非西方，那麼這個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便應受質疑，而作者是否想利用文明衝突來掩蓋西方霸權與非西方反霸權衝突的實質更值得深思了。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來
作者為解決未來文明的衝突給出的答案可以說是含糊其辭，並無新意。作者在面對西方文明相對衰落的前提下認為保護西方文明應該採取一些措施比如：鼓勵拉丁美洲的「西方化」；抑制伊斯蘭和華人國家的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的發展；延緩日本脫離西方而順應中國；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相對與其他文明的優勢[13]。
而在作者預想的發生在2010年的世界大戰中，中國、日本和伊斯蘭國家與美國、歐洲、俄羅斯、印度兩方展開了一場真正的全球文明戰爭。作者認為避免這種文明間的大戰，各核心國家就應該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14]承認核心國家在文明中的主導地位，但是這是否又會塑造出一種基於文明勢力範圍和文明核心國家的帝國主義？這是否會倒退至古典時代[15]和19世紀末的帝國秩序？這很值得懷疑。
而之前提到的所謂為「保護」西方文明的措施很顯然與後面的「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和「承認核心國在文明中的主導地位」自相矛盾。而最後作者作者認為聯合國席位分配應為8位，分別為中、俄、伊斯蘭國家、非洲國家、美洲國家、美國、日本、歐洲。而這八個席位中屬於或從屬與西方文明的同樣佔據了一半（美、歐、日、美洲）。這或許便是作者的最終目的了，即維持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
總而言之此書認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之前依照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的時代已經過去，冷戰後各國將會依照文明的歸屬來確立陣營，進行對抗。並將世界劃分為幾個主要文明和文明核心國家，但同時作者也承認這些文明只有西方文明出現了一個成熟文明才有的特徵，即同樣的民主政體、一體化的防務安全（北約）、共同的歐洲文化遺產（繼承於古希臘羅馬）、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共同價值觀、信仰和文明[16]。與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其他文明相對與西方文明來說並不成熟、完善。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尚未完全形成，伊斯蘭文明一盤散沙、東正教文明虛弱無力相互敵視（烏克蘭與俄羅斯）、中華文明內部的核心國家（中國）與其它國家（越南等）並未形成統一體反而矛盾重重，而源於中華文明的日本文明(日本)反而與中華文明核心國家中國幾近敵對關係。可見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受困於歷史、宗教、民族、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仍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有序的成熟文明體，傳統的基於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的國際關係仍舊佔據主導地位。文明的衝突雖然初現端倪，但並未成為普遍的衝突模式。
這本書一經問世便爭議不斷，在書中序言部分作者坦率的說承認這本書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17]。《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人類如今面對的難題在於尋找一個「倫理邏輯」來引導技術的發展。人類面對歷史的無數次的挑戰要求人從聰明的靈長類轉化為明智的人類——即從聰明轉化為明智。[18]未來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否會發生我們不得而知，但做出這種預言讓人深思的地方便是在於抓住了歷史潛藏的脈絡，為未來的歷史提出了一種可能，讓人類在面對這種未來存在很大可能性的文明衝突時能夠更謹慎、明智，這便是這本書最大的價值了。
（之前寫的讀書報告）
[1]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7頁。
[2]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16頁。
[3]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33頁。
[4]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63頁。
[5]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67頁。
[6] 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頁。
[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歷年世界十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列表。
[8]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57頁。
[9]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77頁。
[10]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156頁。
[11]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220頁。
[12]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274頁。
[13]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187頁。
[14]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292頁。
[15] 這段時期是指公元1-2世紀文明世界絕大多數區域被羅馬帝國、漢帝國、貴霜帝國和安息帝國所統治。
[16]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第283頁。
[17]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家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
[18]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頁。
很多人反對他的理論，只不過是被他描述的前景給嚇壞了。可現實偏偏打臉…
首先要明白，他選擇的這個話題，必然會用到很簡化的模型，因為沒有人可以詳細了解每一種文明的細節。
但是，簡單的模型不一定就是沒用的。
所以，很多反對的論點，其實不在一個層面上。最近正好在讀這方面的內容，過來發表點看法。
我覺得亨廷頓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一種非常簡單的模型。加上充斥媒體的關於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負面報道，讓他的模型也符合人們的直觀印象，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洞察世事的錯覺。而且亨廷頓在文中構築的西方文明衰敗，其他文明崛起的意象，一是符合當今世界多極化的大勢，二是與20世紀90年代西方受眾對西方文明衰敗的擔憂相吻合，三是迎合了其他文明受眾自己正在崛起的自豪感。有了上述條件，亨廷頓的理論很快流行起來。
至於「文明衝突論」自身，其實缺陷還是不少的，簡單說幾點：
一、傳統國際政治的主體—國家，在「文明衝突論」里消失了，似乎文明已經成為國際政治新的主體。但事實並非如此，當今世界政治依然是圍繞國家運行的。可以說，國家控制著文明，而非文明控制著國家。國家政策的出發點依然是利益，而非是宗教信仰（雖然很多時候打著宗教的幌子）。
二、如果「文明衝突論」成立，那為什麼二十世紀最為慘烈的戰爭（一戰、二戰）是發生在同一文明內的國家之間？為什麼伊斯蘭文明內部的衝突同樣激烈？
三、亨廷頓列出的七加一個文明（西方、伊斯蘭、儒教、日本、印度、拉美、斯拉夫—東正教。非洲文明是否能算文明還有疑問。）大有可商榷之處。拉美文明難道不也是西方殖民者帶去的西方文明一部分？如果從西歐的角度來看，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是一個單獨的文明，但如果放到世界範圍來看，不也屬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個分支？亨廷頓認為非洲文明不算文明，這符合事實嗎？是不是有種族歧視的嫌疑？
四、亨廷頓提出的所謂「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相結合」，提出的事例是朝鮮、中國向伊朗出售武器。那美國同樣向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出售武器，是否也意味著「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相結合」？
當然，對錯不論，亨廷頓的學說為百家爭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這大概也是「文明衝突論」的另一種價值所在吧。
去年是亨廷頓此文發表20周年，Foreign
Affairs雜誌專門出版了一期特輯，叫做Clash at 20,集合了十餘篇對「文明衝突論」的評論，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看。
關於亨庭頓經典的文明的衝突論，我的觀點是理論有可取之處，但是總體上我是不贊成的。 以下，我就來簡單的總結我對文明衝突論的理解，回顧亨庭頓根據這一理論作出的預測，提出自己對理論的贊同和反對的地方，最後談談這一理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意義
1. 總結
文明的衝突理論有兩個核心觀點：
首先，冷戰後的世界格局不是西方成為一統的勢力，所有其他國家逐漸皈依，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相反，以文明為核心的勢力集團成為新的國際間衝突的主體。作者給出了八個文明， 包括西方，日本，儒教，伊斯蘭，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
其次，文明間的矛盾會持續，或者說很難調和，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下，西方應該聯合和自己最相容的文明，包括日本，拉美，抑制和自己最不相容的文明，包括伊斯蘭和儒教。
基於這兩點，可以說文明衝突理論有創新之處，但同時也是美國冷戰的國際關係思維的延續。他的創新處在於，預測了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從意識形態變為文明（文化）。他的延續之處在於，把文明間的矛盾類比冷戰時的意識形態的矛盾，持有悲觀的矛盾不可調和的觀點，提議西方應該繼續遏制政策(containment)，只是對象從共產主義變為不相容的文明。
對於文明的衝突理論屬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哪一派系，我覺得他屬於現實主義(realism)一派。對於不同的文明，作者避免了道德評價，認為西方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體系放在道德制高點，試圖推廣到其他文明。雖然作者沒有像其他傳統現實主義的提倡者那樣，建議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完全從自身的經濟，安全形度出發，但是如果文明間的衝突決定了今後國家間經濟，軍事互動的走向，那按照文明的劃分來決定誰是盟友，誰是壓制對象，也是完全符合了經濟，安全利益最大化這一標準。
2. 回顧作者的預測
在1993年發布的最先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文章中，作者作出了多個預測。我們來看看哪些預測是正確的，哪些不是：
正確的預測：
a. 俄羅斯重返國家主義，和西方的衝突升級
b. 土耳其被世俗化和伊斯蘭兩股力量分裂
c. 西方和伊斯蘭的矛盾將成為主要矛盾之一
錯誤的預測：
a. 俄羅斯和烏克蘭不會起衝突
b. 日本和美國的經濟衝突會升級
c. 緬甸和美國的關係會持續惡化
必須得承認，在西方和伊斯蘭關係以及西方和俄羅斯關係這兩個重要的國際關係上，亨庭頓的預測是對的。所以在9/11之後， 文明衝突論有很多支持者。他們認為亨庭頓早在好多年前就預測到了西方和伊斯蘭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
但是我認為，預測正確不代表理論的邏輯是正確的。而且，對於反恐帶來的西方和伊斯蘭之間的衝突，能否完全用文明（文化）間的衝突來解釋，也是值得商榷的。接下來，我就從邏輯上談談自己對文明衝突論的贊同和反對的地方
3. 贊同：文明的衝突是存在的
在冷戰後的世界，文明間的矛盾和對抗要比冷戰時強烈，或者在表面上明顯的多。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在冷戰中，意識形態的對抗是主導，無論是政府還是媒體都在：a.淡化其他類型的對抗， 或者b.把所有的對抗用意識形態的框架來解釋。
舉幾個例子，冷戰時，促使西德和法國淡化他們國家間矛盾，不顧前仇（特別是法國一方），邁出歐盟第一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致對抗社會主義蘇聯，歐盟創始人普遍引用的一句話是歐盟是為了」keep America in , keep Russia out」 (留住美國，排斥蘇聯) 。前南斯拉夫，鐵托用強硬的手段壓制國內種族間矛盾，把在蘇聯和美國這兩大陣營間隙中求生存放在第一要務。 蘇聯入侵阿富汗，本質也是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結果，阿富汗對抗蘇聯時的口號也是聖戰，和今天對抗美國的口號很相近。但是西方的媒體當時的報道沒有從文化/文明的角度來解析對抗，而是披上了厚厚的意識形態的外衣，把事件描繪成嚮往自由的伊斯蘭戰士對待一個集權的入侵者，英勇反抗。
在冷戰中被淡化，或者抑制的文明/文化的衝突，還表現在對文明/文化的身份（identity）的淡化，和意識形態身份的強調。這點在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明顯。在中國，」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身份是年青人被灌輸最多的主導身份，儒家思想被批判，文化的傳承被當成是次要的。在東歐，」歐洲人」這一文化上的身份被蘇聯壓制，被西歐忽略，以至於米蘭，昆德拉在80年代時悲傷的指出」中歐的悲劇」是其」歐洲人」這一身份的喪失。
所以當冷戰結束後，原來被壓制或者以另一種方式解釋的文明/文化間的衝突，自然會浮出水面，所以有了南斯拉夫內戰，有了東歐脫離蘇聯，加入歐盟。
但是，為什麼文明/文化間的衝突就會是冷戰後的主導衝突？對待文明間的衝突，是否應該悲觀的認為，其矛盾好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不可調和？這兩點是我和亨庭頓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4. 反對1：冷戰後，國家愈發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單位和主體，文明的相容/相排斥只是國際關係的影響因素之一，而不是主導因素
亨庭頓提出國際關係範式的變化，發展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王子之間的衝突，國家之間的衝突，意識形態間的衝突，以及文明間的衝突。冷戰階段，意識形態的衝突是主要衝突，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同意。但是冷戰後，為什麼不回到之前的國家之間的衝突為主導衝突的範式呢？ 在這點的論證上，我覺得亨庭頓是缺失的。而我恰恰認為，當今國際間衝突的確回到了國家間衝突為主導的範式。
在冷戰時期，被淡化的不只是文化上的衝突，還有經濟利益，所以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不會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進行貿易，投資，金融往來。在冷戰後，浮出水面的不只是文化身份，還有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以國家為單位的，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國際關係的形成，是這幾十年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之一。所以在WTO談判的時候，國家不會以文明為分界線來站隊，而是以自己的經濟利益為分界線，農業出口國結盟，支持農業補貼，發展中國家結盟，印度，中國雖然屬於不同文明，但都反對減少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
正是這種以經濟利益為主，形成的貿易，投資的往來關係，抑制了文明間的衝突。任何西方和中國的文明間的衝突，都會被他們之間的巨大的貿易往來沖淡。儘管沙特是伊斯蘭文化中非常極端，和反西方的國家，由於存在著石油美元體系，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制約，這兩個文明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盟友。
再以歐盟為例，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讓文明衝突論彰顯其驚人的預測能力的除了9/11，還有歐盟的近一步擴大和深化。但是，好日子的時候，希臘和德國可以互相恭維對方，高談他們作為歐洲文明有多少值得驕傲。可是，一旦經濟危機來了，涉及到德國對希臘經濟援助了，互相的關係就急轉直下。德國罵希臘人懶，希臘人罵德國又開始表現的像納粹。有趣的是，希臘曾經一度向俄羅斯示好，來向德國施壓，要求更多的救援。如果，希臘不通過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要求的體制改革，德國會出於國家安全，一致對抗俄羅斯的考慮，把希臘留在歐盟，還是出於經濟利益考慮，把希臘踢出歐盟，我覺得結論不會像文明衝突論範式給出的那麼簡單。最後，再提關於歐盟的有趣的一點，如果你問一個歐洲人，你從哪來，回答歐洲的一定是德國人。其他的會說，義大利，法國… 最近很多民意調查都表明，」歐洲人」這一文化/文明身份作為自我辨認的主導身份的比例在降低，雖然之前也不高。
5. 反對2：文明之間的衝突，合理解決，可以被調和
關於這點，我不想展開闡述。反對和贊成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這更像是對」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的爭論，幾乎是一個信仰的問題，而不是政治或者國際關係的問題。
6.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儘管在學術界，在民間，文明衝突論有很多支持者。但是其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響卻是很小。在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後，美國經歷了三屆總統，他們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都是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認為自由，民主，人權這些西方社會看重的應該是普世的價值觀，並且應該推廣到全球，只是在怎麼推廣上有不同的政策主張。這和文明衝突論中提倡的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和遏制（containment）完全不同。在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對抗上，柯林頓政府完全沒有把和伊斯蘭的對抗提上議程。布希對伊斯蘭的態度則更多的是通過強制的政權變更來使伊斯蘭國家西方化。奧巴馬則拒絕把反恐看成是西方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堅持恐怖分子不能代表伊斯蘭大眾。
至於即將新上任的總統，不管是川普還是希拉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不會在他/她的外交政策有一席之地。川普是典型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為了美國的利益，他可以以不履行NATO的協議為要挾，向同一文化圈的盟友要求經濟補償。希拉里很大程度繼承了他丈夫比爾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有趣的是，如果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順利通過的話，文明衝突論的支持者可高興的指出，這個美國，日本，拉美組織的旨在排斥中國這個儒教文明的協議，正符合亨廷頓提出的，以文明為分界結盟和遏制的政策主張。可惜，由於選民對自由貿易的反對，現在兩個總統競選人也都反對TPP。
7. 對於中國的意義
中國的外交重點應該在於建立地區性霸主的地位。在這條路上，以國家為單位的衝突應該還是主要衝突。如果接受文明衝突論的，以文明為單位的衝突是主要衝突的思想指導，去聯合什麼儒教區的相同文明的國家，來對抗西方文明，那是愚蠢的。並且儒教傳統的國家不代表不能接受西方文明中現代化的部分，比如法治，民主，人權。現在中印在洞朗的衝突仍然是個熱門話題。這時把亨廷頓的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放一起讀挺應景。拋開書中的其他方面，亨廷頓和平克作為專家在衝突和暴力上也具有極強的見解。兩本書都以紮實的數據作為論據。選擇文明的衝突是選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也許他們有答案。
如果有人說中國是近現代全世界最好戰的大國，你肯定會覺得很扯。我們的直覺是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的溫和儒教國家，比經常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游牧民族或商業社會國家和平多了。但亨廷頓在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卻給出了不一樣的數據。亨廷頓認為穆斯林在諸文明中是好戰的，20世紀穆斯林國家在其53.5％的國家衝突危機中訴諸了暴力，同時期歐洲大國只有百分之十幾的危機訴諸了暴力（他把每次世界大戰都算作單次暴力衝突）。而中國的暴力傾向甚至超過了以好戰著稱的穆斯林國家，中國在76.9％的國家間衝突危機中使用了暴力。從數據上看中國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是最傾向用暴力解決國家間衝突危機的好戰國家。是不是大跌眼鏡？
從歷史上看，面對國家間的衝突，中國就一直不善於妥協協商或利益交換，最終往往被迫或主動選擇戰爭。在近現代，無論是領土糾紛還是貿易權利糾紛，中國對於其他國家訴求的回應，基本上就是一個字：打。不管是民國政府還是人民共和國，不管國力比對方弱還是強，不管最後勝利還失敗，中國都沒有直接妥協或屈服的，因為中國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是中央帝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妥協談判的傳統，面對侵略和邊境衝突都自然會使用，或被迫使用暴力，一路對戰帝國主義、鬼子、美帝、蘇聯、印度、越南等等幾乎沒怎麼停過。一直到現在，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和好戰傾向仍然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很多。
亨廷頓認為在暴力衝突上，亞洲的現在就是歐洲的過去。在18、19世紀現代國家制度建立初期，歐洲的國民有了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認同後，歐洲國家之間的摩擦就開始升級，那時歐洲也是這樣打成一片。直到20世紀歐洲各國形成均勢，國家間的衝突才更多的以相互協商妥協和利益交換來解決（中間的世界大戰被認為是均勢被打破的結果），暴力衝突的比例降了下來。而亞洲大部分國家在20世紀初才開始建設現代國家制度。現代國家制度經常主動促進民族主義，以強調國民對共同的象徵和民族的認同。在這之前國家或政府極少直接管理人民，絕大部分國民只對宗主、部落或領主等有認同，對於國家認同度是很低的，只有官僚階級對國家和政府有深刻的認同。比如鬼子來了裡面的馬大三在開始接觸鬼子時，對於國家和民族主義完全沒有概念。現代國家制度對全民的民族主義認同宣傳教育強化，以及對領土和國民的全面控制加強，會導致國家間的邊境暴力衝突上升。所以亨廷頓說亞洲的現在就是歐洲的過去。但在1990年後，亞洲國家間的均勢似乎在慢慢的形成，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爭議邊界更多的以相互協商妥協和交換的方式得到了永久性的解決，而不是通過暴力衝突解決。
同樣當我們現在面對印度在洞朗的挑釁時，我們是否應該想一想還有沒有更好的，不訴諸暴力的解決方案。在印度沒有使用武器或訴諸實質性的暴力之前，和平解決危機都是有機會的。當今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斯蒂芬·平克在近年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中就認為人類群體和國家相互協商妥協和利益交換來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暴力，將是未來的趨勢。他認為相對於暴力，妥協是一種更可貴的精神。平克在書中以大量的數據資料，量化了人類歷史記載以來的暴力減少趨勢。現代人暴力程度遠低於古人，古代戰爭死亡率比現在高近10倍；兇殺率比今天要高30倍；奴役，囚禁、死刑曾經是人們生活中的常態。
另外平克認為具體的戰爭發生時間以及戰爭的規模是具有隨機性的一個泊松分布。戰爭與戰爭之間沒有關聯，剛打完並不預示著再打的概率降低。而亨廷頓則認為戰爭或大的變革與這個國家的青年人口比率是直接相關的：「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長，是導致20世紀末許多文明間衝突的原因。」一個國家或文明的青年人口比例上升，或佔比相對較高的階段，一般也是這個國家或文明最為有生氣、社會活動最活躍、有大變革、甚至動蕩或傾向暴力的時期。比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之後的動蕩、台灣的政治開放等，都發生在人口中位數在20多歲，青年人口佔主導的時期。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人口目前都仍處於爆炸上升期，似乎預示著這些社會的最大衝突和變革仍然沒有到來。以這個比率來衡量的話中國目前已經處於三四十歲壯年穩定期，而印度仍然處於10歲以下的兒童期。
關於社會環境與暴力的關係，平克認為民主程度低、人民整體受教育程度低等會增加暴力程度。多項統計發現近代大多數暴力衝突都發生在非民主國家。在這點上他和亨廷頓的想法一致。但實際上傳統的民主國家就是歐美西方。亨廷頓已經說明西方國家間暴力減少是因為西方國家間已經建立了均勢。相反，大部分非民主國家由於20世紀初才開始建設現代國家制度，他們尚處於現代國家制度下確認邊界和勢力範圍的新的摩擦和衝突中，國家間均勢尚未形成。所以民主和暴力到底只是相關性，還是確實有因果性？統計和數據可以自己說話，也可能欺騙你。另外亨廷頓和平克都說現在民主國家間已經幾乎沒有暴力了，但他們都出奇一致的有意省略了下一句: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暴力仍然在繼續。說明數據是可以選擇性的使用的。
其實暴力減少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在全球化浪潮下，人們對於有異於自己的其他群體、國家、種族或信仰的開放和包容的思想逐漸成為主流。種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意識形態、各種歧視等等都在慢慢降低。開放促進了相互了解和理解，以解除對對方的恐懼；包容才能促進平等、和平，減少衝突。而在開放和包容的前提下，衝突才有可能更多的採用協商、妥協、利益交換等非暴力方法解決，同時減少相互仇恨以及施加不以解決衝突為目標的全面暴力的念頭（比如我們在釣魚島衝突危機中，有可能在民族主義的鼓動下，有超越解決釣魚島衝突本身，而有把鬼子滅光才痛快的念頭）。
對於未來亨廷頓似乎沒有那麼樂觀，他的書名就強調了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大部分學者都持有中國崩潰論的時候，就站在更高的高度提出了未來西方將持續衰落，中國將崛起，以及世界將形成多極化等主要觀點，現在看來這些觀點無疑是具有無比的洞察力和預見性的。亨廷頓認為未來涉及到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概率極低，但也不是不可能發生。他甚至想像了幾十年後的現在，中國崛起後，中美在南海發生衝突，最終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亨廷頓想像一場戰爭站隊的時候，很自然的按文明的衝突把美國、歐洲、俄羅斯這些泛基督教文明分為一組，而中華文明、日本和伊斯蘭文明站另一隊。但實際上現在俄羅斯在中國組站隊，而日本仍然在歐美那邊。這點上，他錯誤的以為文明會很快壓倒意識形態成為國家間行為的新範式。
對於未來，平克顯然是更樂觀的，從他的書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就可以看出來，他認為人類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將越來越能控制「心魔」，無論中間暴力如何隨機反覆，總的趨勢是暴力最終會減少。
最近聽來的一個事情：
儒學學者安樂哲（Roger T．Ames）有一次應邀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某項關於世界文化的研討會，與會學者有著名儒家學者杜維明、李澤厚，伊斯蘭學者Roy Mottahedeh等。研討會上亨廷頓也做了演講。有趣的是到後來提問階段杜、李、安向亨廷頓提了一些儒學的基本問題，Roy等人也像亨廷頓提了伊斯蘭教的基本問題。而亨廷頓對兩者都表現出一無所知的含糊其辭，再後來就在專業學者們的追問聲中逃遁了……所以，你明白亨廷頓所謂文化衝突的觀點的價值了？謝邀
以現代來說，國家之間的衝突原因，除了國家利益，確實也有民族和文化的原因。比如穆斯林和美國之間的衝突，中國民族主義和反華勢力之間的衝突等，但這只是表象，其本質還是國家利益。讓我們透過現象看一下本質：
中東穆斯林反美反西方，表面上是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穆斯林與異教徒（猶太和基督徒）衝突，而本質上還是因為猶太人佔領了他們的土地，美國認（基督徒）幫助了猶太人，以及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中東的經濟掠奪和其他利益衝突。比如塔利班和本拉登，在冷戰期間就是美國和西方堅固的盟友，冷戰結束後立馬被棄如敝履，並因為戰略不符合美國利益而被美國打壓，從而導致本拉登極端反美。要說冷戰時期的本拉登和冷戰後的本拉登有什麼文化文明上的不同嗎？並沒有，一直都是穆斯林，西方也一直都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代表，他們之間的聯盟和衝突，都和宗教，文化沒有太大關係。當然他們在做戰爭動員的時候，文化宗教則是相當好用的宣傳理由，這點和一千年前的十字軍東征的本質是一樣的，明明其實是要爭奪土地和財富，但宣傳起來就要說是去為上帝/安拉殺異教徒。而薩繆爾明顯沒有重視或者看到這點。
既然文明，宗教，文化的不同並不是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那麼薩繆爾的理論也就會有預測失敗的案例。以上總結的是，衝突的本質是國家或集體利益，受文化宗教影響不大，文化宗教也許會當做戰爭動員的借口，使得衝突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文明之間的衝突，然而本質上它還是土地，資源和財富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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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我想說的是，薩繆爾分類的文明本身就太籠統，文明內部也有詳細的分類和勢力，很多時候文明內部勢力之間因為個別觀點不同，也是水火不容的，根本無法團結起來去對抗其他文明，因為在他們彼此看來，對方也是不同的文明。比如基督教里的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互相之間視為異端，比如穆斯林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也互相視為異端文明，比如同是漢族，語言文化完全相同的大陸和台灣，互相之間也視其為異端，再細分，即使意識形態，語言，文化完全相同的台灣藍綠營之間，也互相視為異端。總之雷區到處都是，而不僅限於薩繆爾分類的那幾個大文明之間，如果大文明之間的雷區被引爆了，於是薩繆爾粉們就會山呼薩繆爾神算啊，但事實上更多的還是文明內部的勢力之間發生的衝突，這些衝突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可能比大文明之間的衝突都要大得多，並且這些內部衝突會牽制這些大文明的團結一致對外，從而削弱大文明之間的衝突。比如美國肯特大學慘案這一內部衝突，就促進了美國從越南撤軍，大陸與台灣的內部衝突，就影響了釣魚島問題的一致對外，也就是削弱了中華文明與日本文明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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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文明忠誠的，往往都是炮灰，而指揮炮灰的，往往都是實用主義者，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堅信是去殺異教徒的往往都是士兵和底層軍官，而國王們則天天想著打下土地和財富該如何分配和花銷。拉回到現代，堅信去伊拉克打仗是為了推翻獨裁政權的往往也都是士兵和底層屁民，而美國高層則天天想著佔領伊拉克後如何下一步包抄伊朗和給同樣其實是獨裁製度的阿拉伯國家如何的增援。文化文明，宗教信仰，意識形態，這些都是成天想著佔地奪土的高層們用來戰爭動員的借口，這些借口太好用了，一扇呼就群起響應，要兵有兵，要民意支持有民意支持，但爭奪利益就是爭奪利益，你作為底層屁民，明知道那是去爭奪利益而去響應號召也不算蠢，別真的以為那是去殺異教徒或者推翻獨裁政權了，像薩繆爾這樣的人肯定就是被忽悠的那個，天真的以為那是因為互相文明不同而打仗的。亨氏此書是明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書中他將中國描述為西方文明的最大敵人，假設雙方爆發衝突的情景。但事實上，西方文明衰落和其最大的隱憂並非來自外部文明的壓力，而是自身內部問題。 西方文明的核心在美國，而美國如今面臨的最大隱憂就是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只不過錮於政治正確而難以言表罷了。
剛剛看完這本書，寫一點對於這本書和一帶一路的看法用以評價亨廷頓。個人認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一帶一路中其實是有比較大的借鑒意義，評價亨廷頓還是要更加客觀、全面，參考那個時代的背景：為何我們現在發展對外政經關係時，要優先考慮的是文明？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普遍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原本兩極化的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遭到打破。在冷戰後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他們的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而如何回答這一本源問題，人民想到的是提到對於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務，即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於部落、種族集團、宗教集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於文明。儘管民族國家仍然是現實中世界事務中的主要因素，但是文明的因子日益在這些國家對外的政治和經濟行動中起到重大影響，對國家最為重要的分類不再是冷戰中的三個集團（西方、蘇聯、第三世界）而是世界上七八個主要文明。在這樣的新世界下，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原本超級大國的競爭。如果我們來看一下前南斯拉夫的衝突，可能更加能佐證這一邏輯。在南斯拉夫的衝突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而伊斯蘭國家沙特、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則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則全力支持克羅埃西亞人，但他們這樣做顯然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由於文化親緣關係。同屬於東正教的俄羅斯和塞爾維亞，一脈相承的歐洲基督教和克羅埃西亞天主教以及廣泛的穆斯林國家同波斯尼亞人，三個斷層線戰爭中的群體因為文化的因素而自然而然站在一起。無怪乎瓦刺拉夫-哈維爾說：「文化的衝突正在增長，而且如今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慘痛經歷永遠是經驗，只有當這等禍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我們才稱之為教訓,因而以史為鑒來調轉我們現在的對外思路就顯得順理成章了。亞洲是一個多種文明的大雜燴。僅東亞就包含屬於六種不同文明的社會-中華文明、日本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亞還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種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日本、俄羅斯、美國是東亞舞台上的主角，南亞還要加上印度和東南亞正在興起的穆斯林國家印度尼西亞。此外，東南亞還包括幾個經濟影響日益增強的中等國家和地區，如韓國、中國台灣、馬來西亞和有巨大潛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國際關係模式的高度複雜化，在很多時候可與18-19世紀的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相提並論，充滿了標誌著多極化趨勢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在發展這類多文明實體的地緣政治經濟關係時，如何考慮未雨綢繆的預測風險、如何胸有成竹的備好腹案顯然是亟需考慮的課題。一帶一路的兩段路線中，佔據眼球最多的無疑是中西亞同東南亞的伊斯蘭文明。在亨廷頓的分類中，伊斯蘭文明在內部還可以細分出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馬來幾個內部的亞文明概念。這其中同一帶一路地圖重合的重要國家有土耳其、伊朗（波斯）同馬來西亞四國。在重合度驚人的情況下筆者覺得將其放在對外交往首要的討論位置並不為過。伊斯蘭文明的態勢事實上是前文提到的六種文明中最複雜的一種。按照亨廷頓的文化衝突論來說，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國家正取代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成為吸引和排斥其他國家的幾個基本的極。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的集團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國家、成員國、毗鄰國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數民族人口，以及較有爭議的核心國因為安全考慮而希望控制的鄰國中其他文化的民族。伊斯蘭文明並不具有一個公認的核心國家，其潛在的核心國家或多或少因為一些原因而只能作為一個地區性大國的存在，儘管伊斯蘭文明正在強化共同意識，但迄今為止只形成了一個初級的共同政治結構。文明的核心國家是文化內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國家之間的談判則是文明之間秩序的源泉。中華文明毫無疑問的核心國家是中國大陸為代表的國家實體，然而伊斯蘭文明的核心缺失則造成了一旦出現斷層線衝突缺乏一個核心國家的調停。斷層線衝突的對象可以是已經在海灣地區和中東地區同伊斯蘭文明交惡的西方，在將來亦可能蔓延到我們的身上。頻繁的衝突是基於伊斯蘭文明的特性所決定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並結合了宗教和政治，並且是一神教不容易接受其他神；伊斯蘭教是一種用二元的、非此即彼的眼光看世界；伊斯蘭教也是普世主義的，宣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並且認為自身具有的使命感有義務說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我國新疆地區多年來飽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荼毒。被稱為三股勢力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東突伊斯蘭黨」不斷興風作浪，其強調宗教的獨特性而造成分離主義的思想基礎，其試圖以廣泛加強伊斯蘭教國家和社會的國際團結來形成其所謂「突厥斯坦」的實質是不斷在用文明差異為幌子來掀起暴力衝突。總體來看，在一帶一路政策的延展過程中這種如影隨行的，同伊斯蘭文明的潛在衝突是必須考慮的。在缺失核心國家的狀態下，調停的工作可能更需要的是通過均勢平衡、調和地區性國家間的利益來減緩、終止衝突。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是個奇葩的大雜燴。將其作為案例，可以反映出美國國際政治思想的某種混亂。
首先不能不說，以該理論成書的時間，亨老無疑具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他觀察到正確的現象，但給出錯誤的解釋。
所謂文明衝突，主要是穆斯林與美國的衝突，實際上是很多歷史負債累積的總爆發，西歐殖民地與穆斯林社區高度重合，阿以衝突、阿富汗戰爭等等。這些都是現實問題，但亨廷頓將其抽象成文明衝突，實際上就迴避了美國對這些問題的責任，以及作為領導者的義務。美國自介入舊世界，一直有價值觀外交蠻幹的傳統，偶爾開竅，能理解地緣和社會。
文明衝突理論給對外干預提供了某種理由，小布希這個煞筆也說過十字軍啥的。特別有趣地是，書中認為伊斯蘭文明會和儒教文明結盟，但根據該理論的基調，這兩個文明也應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實際上這兩個地區都是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窪地」，作者又把一個地緣問題扭曲成價值觀問題。
和《我們是誰》合起來看，文明衝突理論也可以支持孤立主義。
一定程度上，這個理論反映了冷戰後美國戰略的焦慮和無所適從，通過亨廷頓的筆，曲折地表達出來。就像個人的焦慮，通過夢境曲折地表現。
——————————————————————————————考慮到亨廷頓早年還寫過《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卻沒有將這本書的框架應用於分析「文明衝突」，實在是令人驚訝和惋惜。該書提出一個模型，社會轉型/現代化激進與否，取決於民眾動員與制度化參與兩個維度的相對關係。如果動員度較高，但制度化參與較低，必然趨於激進。「文明衝突」正是如此。全球化造成了地球村。隨著現代傳播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發展中文明」動員度較高，而「發達文明」主導的國際秩序，對於前者提供的制度化參與較低，so……我們跟亨廷頓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在我們看來，所謂「中華文明圈」，中國韓國朝鮮日本越南，兩兩之間沒有一對關係好的……其他文明同理。所謂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人的視野受立場限制，縣城的孩子不知道縣下面有幾個村，但是臨近的縣總都是聽過的，到了市裡，就沒人知道有幾個縣了，只好統稱「下縣」。美國人在那個位置他能看見啥？能知道世界上大致分「伊斯蘭那幫」「中國那幫」「非洲那幫」「拉美那幫」「俄羅斯那幫」幾種，這就很不錯了好嗎！亨廷頓是為了美國稱霸全球找理由。為什麼當時有文明衝突論？因為當時蘇聯已經倒下，全世界只有羸弱的中國和穆斯林世界頑強的維持著自己的傳統，其他所有的國家全都跪倒在美英的淫威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亨廷頓沒有倡導和平共處，而是陰險地埋下伏筆，鼓吹中國威脅論、穆斯林威脅論，為將來西方對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大規模入侵播下輿論的種子。但是，今天的現實足以證明亨廷頓就是在扯談。今天地球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選擇遠離西方、走向了自己的傳統，美國要擔心的遠遠不止中國和阿拉伯人。很多情況下美國人的理論，只是為了給自己的私利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