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社會學思考11——我始終在尋找和製造清晰的解釋,來滿足自己對於藝術世界的認知饑渴
其實說白了,我是上了這樣一個癮:發現「原來事情果不其然永遠都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遠遠超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認識,來,看分析,看論證。」,是的,這種好奇心和孩子似的。但在我小的時候,我竟然一絲絲好奇心都沒有,現在我快博士畢業了,但卻開始此樂此不疲。學了那麼多年,自己也實踐了那麼多年,現在才找到了做學問的感覺,一種非常踏實的感覺。
今天的這篇筆記估計會挺長。因為最近的收穫可以說是很大的。
首先這是一篇別人的博士論文。而他在導論里拋出的一句話正是我一直以來的困惑所在:
他拒絕與我談論藝術品商人們是怎樣為當代藝術作品定價的,而這正是我費勁心思要弄懂的問題。
這種尷尬不但也出現在我的訪談中,更重要的是,讀書那麼多年,竟然未曾有過一個老師可以推心置腹以及邏輯清楚地理清楚「藝術史」和「美學理想」後面的溝溝壑壑。我認為,他們並非完全不誠實,而在於自己未必有能力弄清楚這個問題,甚至,他們都未必是一個真正在這個圈子裡摸爬滾打的人。
而難道,這一點不正是藝術界最有趣的地方嗎。
這本書顯而易見它一定會被我書寫入我的博士論文里,因為它滿足了我的認知饑渴。久已饑渴,但始終不得其法。這本書就是《藝術品如何定價》。
早就瞄到這本書,一上市就迅速收入囊中。
英文版:
到了讀博的最後階段才發現了一個自己確定無疑真正喜歡的研究領域,而且這個領域在最後三個月的時間才被我一點點挖開。這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管他。無論如何,我不想不明不白地活。但我發現不懂經濟學真是我的一大敗筆,雖則如此,我還是可以培養自己的經濟學思維。讀完Talking Prices以後,感覺之前很多掰扯不清楚的問題突然找到了分析的多個路徑。於是又發現了Olav Velthuis的另外三本書。當然這次又敗在英文不夠好這個問題上了,但看看人家的大致研究思路也已經learn much。(這段是不是可以拿來做結尾感謝語了,是的我要用)
毫無疑問Olav Velthuis肯定是社會學研究者。今天剛好和洪楓也討論了為何我國國內的藝術社會學研究如此凋敝的原因(其實人人心裡有數)。但看到劉東在這本書的導言里寫道「中國本土擁有的美學從業者,其人數大概超過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區的總和」——嚇一跳,沒想到。劉東十分有道理地繼續寫道:在當今的知識生產場域中,只要什麼東西尚未被列入上峰的「學科代碼,那麼,人們就寧可或只好對它視而不見。
無法用邏輯證偽的知識在我看來恐怕都是瞎掰。必須提出有意思的新見解,哪怕結果是被人證偽——但至少推動了學術的進步(據說是我們學校的黃厚明教授在課堂上談到的)。
劉東提到自己編纂的兩套大書,應該就是鳳凰文庫的那些系列,中國研究和社會思想兩類,的確幫助極大。
How do dealers price contemporary art in a world where objective criteria seem absent? Talking Prices is the first book to examine this question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wide range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including interviews with art dealers in New York and Amsterdam, Olav Velthuis shows how contemporary art galleries juggle the contradictory logics of art and economics. In doing so, they rely on a highly ritualized business repertoire. For instance,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a gallerys museumlike front space and its businesslike back space safeguards the separation of art from commerce.
Velthuis shows that prices, far from being abstract numbers, convey rich meanings to trading partners that extend well beyond the works of art. A high price may indicate not only the quality of a work but also the identity of collectors who bought it before the artists reputation was established. Such meanings are far from unequivocal. For some, a high price may be a symbol of status; for others, it is a symbol of fraud.
Whereas sociological thought has long viewed prices as reducing qualities to quantities, this pathbreaking and engagingly written book reveals the rich world behind these numerical values. Art dealers distinguish different types of prices and attach moral significance to them. Thus the price mechanism constitutes a symbolic system akin to language.
當我關掉錄音機結束訪談之後,這位藝術品商人遞給我一杯白葡萄酒,帶我去參觀坐落在他的畫廊後面的大宅。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私家珍藏,其中包括不少我以前只有在博物館裡才能看到的現代藝術大師之作。然後他講述了這些藏品的背景,以及他是怎樣積年累月地孜孜搜求才集此大成的。這時他的措辭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剛才還在刻意迴避著世俗利益,表示不關心價格,現在卻對當時購買這些作品的準確價格如數家珍,甚至連它們最新的市場價位都了如指掌。(p2)
他們說他們決不會允許自己藝術至上的宗旨向商業目的妥協,也不會讓財務事項影響他們與藝術家和收藏者的交往方式。然而與此同時,當他們隨意地談論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社會交往時,價格就開始經常地出現在他們的話語中。(p3)
在本書中,我要提出一種不同以往的觀點,即認為市場是一種文化群落(constellation)。它包含著種類繁多的文化符號,在相互進行商品交易的人群之間傳遞著豐富的文化含義。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資源分配製度,也是一種符號系統。價格這種被看成是客觀的、帶著商業色彩的數字,藝術家、收藏夾和藝術品傷人都有賴於它而生存。(p4)
我將論證文化是如何對藝術品市場中人的行動同時起到框限(restrain)和賦能(enable)作用的。(p5)
Zelizer Circuits 交談、交換、交往和相互塑造(p6)
Olav Velthuis談「經濟學理論的空洞核心」時提及了Zelizer Viviana,感覺澤利澤反對的就是a dollar is a dollar的世界觀。這四本書都是不得了,因為她處理的一個非常模稜兩可的問題。十九世紀的人壽保險銷售,家庭中的金錢使用,甚至於孩子的經濟價值的歷史變遷等。文化與經濟互相形塑。先Mark一下。
我的民族志材料暗示,價格不僅僅與藝術品本身有關,也與藝術品的作者和收藏者的身份有關。價格對於藝術家來說起到了分級機制的作用。儘管藝術品商人們可以很好地運用這種分級機制,例如當藝術品的天價被認為是一位藝術家具有藝術天才的信號時,價格的意義也可能會將藝術品市場引向一個符號化的雷區:並不是所有的藝術品市場參與者,也不是整個藝術界,更不是藝術界所嵌入其中的整個社會,都會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藝術品的價格;在藝術界之外,人們可能不是把藝術品的天價看成是藝術家天才的象徵,而是把它看成是藝術界虛華作偽的象徵。在一個交易圈中被認為是保守或適中的價格,在另一個圈子中可能被看成是漫天要價。一些藝術家也可能將自己作品的價格視為自尊的來源,這導致他們開出在畫廊老闆看來根本不"現實"的價格。簡而言之,價格永遠是多義的。(p10)
在肅穆、簡約的畫廊空間中,幾乎看不到任何商業的元素,這種氛圍將人們帶入一種及其不同的環境,在那裡,價值的功利主義觀念暫時消失了,而且,當人們開始談論價格的時候,另一套價值法則已經開始運作。(p28)
一方面,藝術品商人的世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但是與此同時,藝術品商人也是文化體制的一部分。(p29)
在梵高的例子上,Olav Velthuis也給出了極有意思的見解,這些是我之前都有感受到,但從未去悉心梳理過的:
梵高生前並未成功賣畫,他的弟弟在Goupil畫廊做助理給哥哥的繪畫事業無償贈與(梵高也曾在那裡工作)。金錢資助實際上是兄弟倆經常激烈爭論的一個話題。這使得梵高在不少時候一再地想要改變他對資助關係的定位,他不願意這種關係是一種人情債,更願意這是一場交易:他建議提奧購買他的作品,將這種資助從贈與變為補償。他給提奧寫信說"我希望我能讓你真正明白,當你資助藝術家的時候,你自己也就參與了藝術家的創作,而我只希望我的畫的品質能讓你不至於太失望,因為那也是你的作品。"他開始使用"我們"一詞。梵高從這種關係里得到靈感,他夢想去改革藝術行業,以便讓"藝術品商人做藝術家的大家長,提供畫室、食物、顏料和其他所需的一切以供藝術家去創造"。
在我的訪談中,當藝術品商人描述他們與藝術家、收藏家和同行的關係時,最多的比喻是婚姻、家庭和社區,一種多重交易關係,以及其產生的伴生意義。藝術品商人努力將一位新的藝術家拉到自己旗下的方式非常類似於動物界的求偶儀式,而不像是商業談判。接觸的方式是介紹、引見和推薦。他們小心翼翼地和一位藝術家開始交談,拜訪他的畫室,將他的作品納入群展,關注他,只有雙方都對發展這段關係感到有信心的時候,他們才會進入正題,開始討論條款。這些條款通常都是排他的,藝術家與畫廊之間被設想為一種一夫一妻制。然而這完全不代表抱怨不存在,而雙方的種種抱怨背後依然潛藏著友誼邏輯。這裡面藏著無盡的八卦故事。此外,收藏家也並不是簡單的商業顧客。在看似"錢貨兩清"的交易中,價格的多義性彰顯無疑。(p66)
在法律上將脆弱的信任關係用合約約束起來一般並不能解決問題。比如,實際上,雖然存在標準的寄售合同,藝術界的各種寄售關係卻很少採用它。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投資的資產專用性,不對稱信息和高昂的交易成本都滲雜其間。以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藝術品商人和藝術家會將他們之間的關係比喻為具有強烈社會性的家庭和婚姻關係。按照Richard Caves的觀點:顯性合約的不可行導致交易各方運用道德義務的語言,以聲譽來保證在沒有法定義務的情況下,各方也會採取適當的行為。
不僅經濟交易的脆弱性要求親密的社會關係,而且親密的社會關係也就也決定了藝術家和藝術品商人之間那種非正式的交易形式。
津貼制非常有約束力,非常牢固。從心理上說也很難終止一項津貼……最終,你希望與藝術家親密無間,但也希望保持一定的距離。貨幣支付的能動性質:支付結構不僅符號化或標記了特定的社會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創造和塑造了社會關係。(p83)
畫廊老闆對拍賣行的這些抗議觸及了新自由主義市場敘事的核心,這種思想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進入市場,商品在市場上是自由分配給支付意願最高者的,沒有哪個買家和賣家會因為其社會或文化的背景而獲得特權或處於劣勢。藝術品市場的邏輯與此不同。為了尋求對作品入藏生涯的控制,畫廊老闆希望能決定誰將擁有一件藝術品,因而試圖取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將其與資本主義市場聯繫在一起的那種交易自由。藝術品在拍賣會上以均衡價格出售,在畫廊中,這種價格機制的機能則被有意地限制住了。為了抑制供給與需求的力量,畫廊老闆傾向於通過制定低於與需求相符的價格來控制藝術品的銷量,以維持供不應求的局面。也就是說,他們並不通過將作品出售給出價最高者來達到市場出清價格,而是依賴於另一種配給機制進行銷售。
這種配給機制就是制定一份等候名單,並據此將作品出售給畫廊中意的收藏家。在這種情況下,博物館總是排在第一位的,因為它對於藝術家的職業發展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博物館之外,畫廊將按照收藏家對畫廊的忠誠度、他的社會地位,以及他藏品的重要性決定出售作品的優先順序。
一位阿姆斯特丹的畫廊老闆評論他所代理的一位最成功的藝術家的最新展覽時說:"說這位藝術家的作品在展覽開幕前已經全部售出是言過其實了,但我確實總是忙於比較不同收藏家藏品在收藏界的地位。我只是想知道這些作品最終應該花落誰家……這不是一個民主的事情;我不保證先到者就能先得,也不保證把最多的錢扔到桌子上的人就能得到作品。這件事情跟金錢沒有關係,也跟藝術家沒有關係,只與藝術本身有關係。"
簡而言之,基於社會原則而不僅僅是經濟原則的配給機制,藝術品市場完全不是一種民主的市場制度(p115)
藝術市場並不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也是一個definitional struggle的戰場:藝術品商人有意促進藝術家的職業生涯發展,而不僅僅銷售一幅幅的作品;而且他們試圖抑制藝術品的商品屬性,希望在首次出售後避免它跟金錢再次接觸。然而,這種市場模式與拍賣行的模式是衝突的,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將藝術品視為商品,並且試圖從銷售單個作品中獲取利潤。price dispersion equilibria是藝術市場的一種結構性特徵。畫廊老闆對他們自己的畫廊價格做了不同於拍賣價格的解釋,並且賦予這種價格以更多的的道德內涵,此種內涵產生於畫廊關懷、保護藝術家的角色。與此相反,拍賣價格是一種牟利者的價格。畫廊認為藝術家需要在這種"不真實"的拍賣價格中受到保護。畫廊使自己能控制藝術家全部作品的長期價格發展趨勢。由此價格差異,畫廊為藏家創造了套利的機會,這個問題是通過在畫廊圈子和拍賣圈子之間樹立界限來解決的。畫廊通過君子協定來避免買家套利行為的發生,甚至他們會通過法律的約束給予自己在收藏家希望再次出售作品時的優先取捨權。(p123)
具有較高正式機構認可度,其作品被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在商業市場上的售價也較高。很明顯,博物館專家做出的藝術或美學評判決定了一位藝術家的作品是否值得被博物館收藏,這與市場上的商業判斷是一致的。
需求集中,社會網路密集,容易建立聲譽。(p142)
過去的實證研究已經支持了藝術品的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一致而非相反的觀點,以及優秀藝術家富裕而非貧困的事實。(p146)
在19世紀,對創造性的天才人物的崇拜出現了。例如,藝術評論家越來越多地在撰寫藝術作品評論時將藝術家的生活經歷納入考慮,就是這種崇拜的表現。先鋒藝術的興起和反資產階級趣味的波西米亞藝術家的誕生也對天才人物的崇拜相伴而至。在前一章的定量分析中,這種從畫布到生涯的轉變反映在藝術家層面傷得巨大價格方差上(藝術家的因素解釋了65%的總價格方差),而作品層面上的價格方差則相對有限(只解釋了24%的總價格方差);這說明藝術家特徵相比作品特徵來說是更強的價格決定因素。
這一歷史進程的結果是,當代的畫廊老闆在報價時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缺乏共享的價值標準,而收藏家的支付意願幾乎不可預測。因此,不應該感到詫異的是,定價決策經常表現得充滿偶然性。(p160)
藝術家的聲譽和作品的尺寸與技法一樣,也是一種有用的和可操作的定價規則,因為這個因素將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區分開來;然而,聲譽、尺寸和技法本身是無意義的衡量標準:一幅畫在畫紙上的作品可能比一幅畫在畫布上的作品質量更高,一位無名的藝術家可能創作出比知名藝術家更好的作品,一幅小尺寸的作品可能需要耗費比一幅大尺寸的作品更多的勞動。在一個像藝術界這樣的社會圈子中,人們每天都熱情地關注作品質量,評估藝術家的才華,區分不同作品的藝術價值,然而作品質量卻被明確地避免用作價格的直接決定因素,即使退一萬步來說,這也太弔詭了。事實上,這種定價規則在歷史上曾長期引起爭論,並使藝術家、藝術學專家和藝術市場之外的人難以理解。(p163)
當代藝術畫廊幾乎持續不斷地面對定價的決策問題,這一點不同於拍賣行。在以藝術品的經濟價值存在著根本性的不確定性為特徵的經濟環境中,挑戰在於如何去建立「定價的一致性,即確定一件作品的貨幣價值的一些基本標準」。畫廊老闆們藉助於我所謂的「定價腳本「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些定價腳本是一組默認的認知規則,使畫廊老闆能系統地確定價格。
定價腳本和參考價值的結合有效地建構了藝術市場參與者頭腦中的經濟現實,藝術品的生產者、分銷者和消費者能夠捕捉、理解這種經濟現實,並對之做出自己的反應。(p169)
藝術市場的分水嶺。1973年10月,紐約Parke Bernet拍賣行(1960年代起屬蘇富比拍賣行所有) 出售了紐約計程車大王Robert Scull和他妻子Ethel收藏的50幅當代藝術作品。在這次拍賣會上,總成交金額達到了史無前例的220萬美元,並在很多在世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和波普藝術家的作品上產生了創紀錄的價格。
一些我訪談的老一輩藝術品商人特別懷念這次分水嶺式拍賣之前的藝術界,他們將「老「藝術市場描繪為一個真正的社群,畫廊展覽開幕式就是社交聚會,還沒有像後來那樣變成社會名流的消遣活動。(p183)
斯考爾Scull拍賣標誌著傳統藝術界的衰落。公開價格通常被定得很保守,並且來源於當時藝術界的一種共同認識:藝術品的價格是用來滿足藝術家和畫廊老闆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和資源的。這裡的問題不是這種敘事方式是否就是歷史的真實。事實上,它的真實成分最起碼是有待商榷的。但是,無論體現藝術聲譽的敘事方式多麼地帶有小說甚至神話的色彩,它確實使今天的藝術市場參與者理解了藝術市場發展的軌跡。(p187)
1980年代不只是一個商品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制度批判「復興的時代,它抗拒著超級明星敘事,或至少使包含著與之相反的話語。一些藝術家有意識地拒絕超級明星的職業發展道路,並且將自己的創作目標設定為批判藝術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基礎。(p194)
每一個圈子都共享了自己的定價策略所包含的意義。(p202)
以下這一段真的太重要了,我一定要用類似的思路去梳理我的論文:
我在本章中所主張的定價觀點是基於藝術社會學文獻,後者認為美學、藝術和文化價值是社會建構的:一件藝術品的價值並不存在於作品本身之中,而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由藝術家、中介者和觀眾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這一過程受制於藝術界數不清的慣例和文化規範。在這一社會建構過程中,許多因素相互作用著。首先,一件藝術品的評價依賴於藝術品是在何種物理環境中被觀看的:它是展示在家中、博物館中,還是畫廊中?這些展示空間是如何裝潢的,它們坐落於何處,藝術品是如何陳列在其中的?其次,文化體制和文化專家過去對藝術品已經做出的評價也是與價值的社會建構有關的因素。這種所謂的正式機構認可度體現在藝術品被納入展出的博物館、回顧展,藝術家所獲得的獎項,以及藝術評論家對該藝術家作品做出的讚許性討論等方面。正式機構認可度影響著更廣泛的觀眾對一件作品的感受方式:用布爾迪厄的話來說,在對藝術品的價值形成信念之前,藝術品必須得到符號資本家symboic capitalists的「開光」consecrate。這種價值建構過程是路徑依賴的,因為藝術專家不是孤立於其同行的狀態下投他的一票的。儘管,在一位藝術家的職業生涯開始時,機會和幸運在其文化價值的建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此後的評價活動仍將依賴於之前的評價。因此,正式機構認可度是在一種漸進的、社會化的和路徑依賴的過程中產生的。其三,過去的市場估價會參與價值的社會建構過程。觀眾可能會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藝術家目前所在畫廊的聲譽,他過去所在的畫廊,以前曾收藏過其作品的私人收藏家,以及當前展覽的商業成功度。其中最後一點,就像我們通常見到的那樣,往往會在畫廊展覽期間體現在作品旁邊牆上橙色圓點的多少上——它表示作品已經售出了。
我的主張是,價格機制及通過價格機制所產生的意義,也參與了藝術品價值建構的過程。充滿意義的價格的數字屬性把它與價值的社會建構過程中的其他因素區分了開來。(p206)
價格機制是如何影響觀眾對一件藝術品的評價的?
在定價的時候,畫廊老闆會考慮到,收藏家會從作品的相對價格或價格變化中推斷作品的質量。首先,畫廊老闆認為,低價的危險在於,收藏家不會認真對待低價的作品。如果一件作品的定價低於通常的或期望的價格水平,收藏家可能會高興,但這也會引起他對作品質量的不信任。
因為高價被看成是成功的標誌,藝術品商人和藝術家都有動力積極地製造稀缺性。這位下述事實提供了一個試探性的解釋: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畫廊都故意限制它們展出作品的數量;即使是非常成功的藝術家如馬克·羅斯科、弗蘭西斯·培根和畢加索,在逝世時都留下了大量作品;藝術品商人還積極地限制攝影和版畫作品的印刷數量。
價格下降影響的不只是藝術品的投資回報。事實上,在訪談中,這種直接的經濟影響甚至都沒有被提到。相反,藝術品商人關心的是這些價格下降向藝術家和收藏家傳遞的意義。無論價格下降的經濟理由有多強,通過降低作品價格,畫廊老闆傳遞出的是關於一位藝術家作品價值的信號,並因而影響該藝術家的自尊。
如果藝術家的作品價格走了下坡路,那就意味著畫廊或收藏家已經對他失去了信心,或者他失去了他的觀眾。這些都只是暗示,而你永遠不應該允許這種暗示出現,因為如果你繼續展出這位藝術家,就表示你還是對他抱以信心。如果你還是對他抱以信心,就表示你相信這位藝術家職業生涯的進步還會繼續。對一位藝術家來說,如果他發現他的價格水平無法維持,那將會讓他備受打擊。
另一位藝術品商人以一種遺憾的語氣確認了這一事實,他說,當一位藝術家在很長時間裡都沒有賣出什麼作品的時候,「你只能放棄這位藝術家,因為你不能降低價格。」藝術品商人特別不願意降低價格,因為他們預期有關降價的信息很快會傳遍整個世界。
儘管如此,萬一價格不幸地高於市場所能「承受「的,也有一種商業策略的套路可以用來掩人耳目地降低價格。
價格和價格變化的意義還促使畫廊老闆執行他們作為藝術界守門人和藝術家保護人的角色;他們在收藏家和藝術家中間建立地位等級制度;他們在個人以上的層面上建立藝術界的結構。換言之,價格並不僅僅是信號,也是組織的屬性。用哈里森·懷特的術語來說,藝術市場可以理解為這樣一種市場,在其中,藝術品商人試圖穩定他們與上游,也就是供給者之間的關係。價格通過它的分級功能,同時建立和形構了市場空間。對價格的這一解釋層面,一直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忽視,為了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對這種解釋緯度投以關注。然而我的觀點與他們不同,因為在奧地利學派的路徑中,價格的意義被局限於經濟上的意義。
金錢支付是一種分級機制ranking device;在集體展出中,價格的分級效應尤其明顯,並可能成為藝術家之間爭吵的原因。(p207-p216)
形構藝術界(請注意形構這個詞)(以下非常重要)
經濟學的信號理論所沒有解釋的另一種現象是,價格信號不只是在單個藝術家的層面上發揮作用,也在整個藝術運動的層面上發揮作用,或對各個國家在國際藝術界的地位產生影響。通過標誌藝術運動的興起和衰落,價格體系形構了整個藝術界,為之提供了秩序。
1914年,一小群法國投資者(熊皮bearskin)的優秀藏品登上了巴黎德魯奧酒店的拍賣台。這群投資者購買了立體主義藝術的代表性新作,其作者包括當時尚未牢固確立藝術地位的畢加索。在藝術評論家看來,拍賣會的成功「確認了這種藝術的重要性,而這是其本身的審美評價所無法賦予的「。
在1990年代末,古爾斯基等當代藝術家的攝影作品的創紀錄價格同樣被解讀為,攝影這種藝術門類終於在藝術界得到認真對待。
高價格還形構了藝術界與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關係。如一位畫廊老闆聲稱的:「藝術品的高價格執行著一種非常重要的道德功能。一個社會只會去保存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市場為藝術做出的偉大道德貢獻就是,它賦予藝術品以價值,繼而促使人們保存藝術品。「(p218)
價格與其他符號別無二致。更具體地來說,因為在藝術市場中存在著不同的圈子,價格的意義總是備受爭議的。在拍賣圈子裡產生的高價,與在一間畫廊中經過長年累月審慎的推廣工作才達到的高價,將會得到藝術品商人不同的解讀。
由此我證明,價格不只是關於「物「。還關於創作、分發和獲得「物「的「人「。價格的意義從根本上是不清晰的。因此,畫廊老闆身處意義之網中,當價格開始導致誤解、混淆和爭論時,這一意義時,這一意義之網可能成為符號的雷區。以作品質量或藝術價值為一邊,以價格為另一邊,在二者之間從根本上劃清界限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價格與價值之間的關係比人文學科和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學派所能解釋的更加複雜微妙。價值與價格似乎是在一種不斷發展的辯證過程中交織在一起的,無法將其全部拆分。(p229)
很多當代藝術收藏家自身經常面臨一項艱難的任務:他們不僅要向朋友、親戚和熟人解釋他們每年在購買藝術品上花費的看上去並不理智的巨額金錢,還要向自己解釋這麼做的合理性。相反,局外人將藝術市場看作一個商業舞台,其特徵是荒謬的價格水平,快速的價格增長和巨大的價格差異,這些都讓人無法理解。價格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存在,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和道德存在。金錢的語言在根本上並非一種普適性的語言,因為市場中的不同圈子對價格的意義理解不同。價格不僅具有毀滅的作用,還有建構的作用。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它們為藝術家建立自尊提供了一種手段。(p235)
超級明星圈
傳統聲譽圈
圈子裡面有圈子。「圈子「一個多麼讓人痴迷的話題。
好的論文一定會迎來一個理論的高潮,這裡這一段太為精彩,竟然想哭:
如果我們想更好地理解市場的文化構造,豐富的經濟學民族志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s)將是代替正式模型的卓有成效的方法。這樣的一種路徑無須忍受與分析性抽象對立的經驗主義;與此相反,對市場的民族志研究可以激發位於社會科學核心的那些理論問題。宏觀的社會學觀念諸如領域、層次或制度邏輯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進我們對經濟生活的理解。沒有這些術語,我們可能實際上無法理解經濟;然而與此同時,產生這些術語的社會區隔觀念使得解釋許多邏輯之間的矛盾、偶然出現的層次以及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匯等,變得很困難,而這是我們在日常市場中會遇到的。簡而言之,儘管這兩個世紀以來市場在現代生活中一直是強大的存在,但在社會科學中揭示其複雜性,才剛剛開始。
摘抄完這段,突然想起了晚上和王震宇之間的一場小微信對話:
我:所以其實我是懷著"為什麼你會被簽"以及"這對創作起到哪些影響"有興趣。
王:我覺得被簽不是太難,有了東西就各種厚著臉皮去找到畫廊主,給他們看東西啊,哈哈哈。有推薦最好,沒推薦就廣撒網咯,先踏進去再說。你只要能幫畫廊賺錢賺名聲,他們求之不得,關鍵問題就變成什麼樣的作品能又賺錢又賺名聲。一個大作品最好,怎麼拆分出變成好收藏的小作品。
我:我好奇這個,不同的機制會產生不一樣的藝術家,會有哪些不一樣,這些機制和藝術家之間會產生哪些影響。權力,機制和符號生產。
王:馬修巴尼我覺得是很好的樣本,畫好賣,裝置好賣,影像行為宣傳又很充足,還不失東西的深度。
我:馬修巴尼選擇的母題其實也都很古典啊,都是學界討論的大課題,這可以保證他的作品出來之後可以迅速被學術語言化。
王:有一部分藝術家是不和畫廊簽死的,更獨立一點,比如湯楠楠,邱志傑都沒有專門的代理畫廊。他們就是一個個項目去簽。如果能力強,其實那樣更好。藝術家還是分雙年展藝術家,和畫廊藝術家的,但不是那麼黑白分明,也有模糊的。策展人也有機構策展人,和獨立策展人啊,宋就相對算獨立的。如果你都認識,那就沒必要和一個機構簽死了,到處玩,對藝術家的發展也更好,但是得有交際花的屬性,不然比較愣的人就找個畫廊比較好。
我:我發現ta的作品重複性很高。
王:是啊,還是以點子為主的話後勁會不足的,不是很耐看。但是ta的發展不會差了,因為已經入了圈子入了行。但是國內的審美還是不太好,機構認可就有人覺得好,就有人埋單,確實還是機構主導的。勤奮是成為職業藝術家的基本品質啊,要是不勤奮,量小的,我感覺做職業藝術家想都不用想。
我:是的,連個批量存貨都沒有。但這又和藝術的自由和創作的精進呈一種矛盾狀態啊。
王:我覺得不矛盾其實,想想穿,說到底就是換位思考。為別人多考慮一點為畫廊考慮一下,為策展人、場地方、藏家多考慮一下,不要沉溺在自己的藝術理想里。我之前看他們說李白,李白家裡挺有錢的被他敗家敗完了,他們說他先是個詩人,然後才是社會人這和先是社會人,再是詩人是有本質區別的。
我: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作品不夠好你不想拿半成品出來,但是你的畫廊你的藏家迫不及待你咋辦?有些時候狀態太差你只想遁世咋辦?
王:吃飯是基本的事情,有了飯吃,要不要出名,如果想出名,那你要採取什麼樣的策略,這些東西什麼時候會觸及到自己對藝術理解的底線。
我:我贊同策略這個詞。
另外,從朱笑宇那裡知道《神堂記憶》這本書,立刻下了。認真讀了,這一篇需要放在我的論文里。希望我的作品也可以有這種行雲流水的自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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