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房，就有了一切？｜繆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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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uses繆斯夫人專欄

今年，我們經歷了一個格外嚴酷的寒冬。繁華喧囂的城市，承載著萬千普通人的希望，卻在這個冬天給了我們失望、漂泊、憤怒與不安。12月的繆斯夫人就將聚焦於城市生活對個人生活，特別是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影響，並進一步討論它對於加劇社會不平等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具體而言，我們的討論將分為宏觀和微觀的視角。在宏觀視角下，李駿老師將細緻探討中國住房分層對於財富、經濟地位以及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谷小容博士將以深圳的城市化為案例，深度討論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態；馬麟老師則討論了中國人口流動對於各城市本地和流動人口實際收入的影響。在微觀視角下，姚曼關注了流動兒童常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即如何從他們在學校、家庭和社區從事的遊戲中洞察這些孩子們對於城市生活的體驗與融入；趙端怡博士則將基於十五位中港婚姻中受到家庭虐待的婦女個例，探討婚姻移民制度如何與性別、階級、文化機制相互交織，加劇區域與性別不平等；最後，基於一項混合方法研究，我將討論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在時間使用模式上的差別，並探討差別背後的不平等機制。我們希望，這一個月的繆斯夫人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思考的空間，對於城市生活，對於社會不平等，更對於個人和家庭在此背景之下的境況和希望。

——穆崢

撰文 | 李駿（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責編 | 穆崢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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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有云：年底不買房，一年又白忙。住房問題似乎是老生常談了。十多年前，它就和教育、醫療一起被列為「新三座大山」。近年來，相關的流行語和熱搜詞更是層出不窮，從被平均到拖後腿，從蝸居到蟻族，從房奴到房叔房嬸，從種樓到拆違，從城中村到地下室，不一而足。那麼，住房與分層這個事兒，社會學家怎麼說呢？

先來看看住房在分層上的經驗重要性，也就是說，住房分層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財富分層或經濟地位不平等？

李實教授等人對「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數據的系列研究表明，房產解釋了全國家庭間三分之二的財富不平等，並且這種住房財富的不平等隨時間在擴大。例如，以基尼係數來衡量，2002年時，全國住房擁有者中的基尼係數（戶均）為0.59，所有家庭（戶均）為0.63，所有人口（人均）為0.67；到2007年時，三個數字均有上升，分別為0.63、0.67和0.69。他們還發現，來自於房產以及金融資產的家庭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以及它們對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都出現了增加，並且這種情況在城市中更加突出。

謝宇教授主持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更有一系列重要發現。在財產結構上（2012年），房產在全國家庭平均財產中佔到了四分之三，與其他國家相比嚴重偏高。同時，對財產基尼係數進行分解後發現，房產對財產不平等的貢獻也佔據主導地位，全國為74.6%，城鎮為78.3%，上海更高達86.8%。在財產變動上（2010-2012年），房產在全國家庭財產增長中同樣起著主導作用，全國增加的財產中有54.5%來自房產，而金融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和耐用消費品以及土地增加比例都比較小。同時，底端25%的家庭和頂端25%的家庭保持相對位置不變的比例更高，反映出窮人階層和富人階層的流動性更小，尤其是在城鎮地區。

再來聊聊住房在分層上的理論重要性，也就是說，住房分層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社會分層體系？

李強教授率先提出了「住房地位群體」的概念，並以住房分層為中心闡述了一系列重要觀點。比如說，住房地位雖然只是人們的多種社會地位之一，但其意義可能是第一位的。後來，李強、王美琴和李斌、王凱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中國城市住房體制的轉變對不平等的影響，不僅僅是維繫並強化了原有的住房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基於財產或住房權利的分層秩序。

孫立平教授很早就提出中國社會結構存在定型化的風險，但並未指出定型化的基本載體是什麼。對此，蘆恆在介紹韓國學者孫洛龜的《房地產階級社會》一書時談到，答案可能就在於「房地產」。孫洛龜的核心觀點是，韓國「房地產階級社會」的形成，不僅使「房地產資源」逐漸取代「職業」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因素，而且對生活方式、消費模式、教育資源和醫療健康資源分配等都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造成人們一旦在「房地產資源」上處於弱勢就會在社會的各方面都處於弱勢，也就是「社會定型化」格局。

還記得陸學藝教授團隊提出的「十大階層」嗎？劉祖雲、毛小平提出了一個「三階五級式」的城市住房分層結構，認為它與「十大階層」結構一樣，都是具有顯著效度的社會分層模型。「三階」是指無產權房階層、有產權房階層、多產權房階層，「五級」是進一步把有產權房階層劃分為福利性產權房階層、商品性產權房階層、繼承性產權房階層，與無產權房階層和多產權房階層一起構成從低到高的五個等級。

所有這些討論，都可回溯至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學家提出的「住房階級」理論。Rex和Moore對英國城市的研究是先驅之作，他們敏銳地指出，社會關係的結構取決於不同的就業狀況和不同的住房狀況，就像工業階級從前一種情形產生一樣，住房階級可能從後一種情形產生。Saunders根據韋伯的財產階級概念，提出了住房階級的三分類模型：將房產用於獲益的所有者、將（別人的）房產用於居住的非所有者、將房產同時用於獲益和居住的所有者，通俗地講就是供應者、租客和自住業主。在這三個階級內部，他還區分了一些不同的亞群，例如在自住業主階級中就區分了按揭業主和全付業主。

長期以來，國內學者對改革和轉型所帶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動，都採取的是職業中心視角。從這個角度而言，從住房階級、房地產階級社會到住房地位群體、三階五級式住房分層結構，這些以住房為中心的分層理論，為我們理解當前中國城市社會的階層結構提供了一個新穎而及時的視角。

知道了經驗重要性，聊完了理論重要性，再來討論下後果重要性。2015年底，我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孫本文論壇上的講演主題，正是「住房不平等的社會後果：對主觀意識領域的分析」，涵蓋三篇工作論文。

在《城市住房階層的幸福感與公平感差異》一文中，我做了兩個對比研究。一是將幸福感與公平感對比，發現，不管是以產權凈值現狀還是以產權獲得方式來區分有房階層，只有那些真正獲益者才同時有更高的幸福感與公平感，而那些名義獲益者雖有更高的幸福感卻沒有更高的公平感。通俗點兒說，如果你是「房奴」或者「接盤俠」，雖然你會覺得更幸福，但你並不會覺得更公平。二是將職業階層與住房階層對比，發現，在對幸福感和公平感的解釋力上，住房階層均高於職業階層，這印證了社會學家對正在形成的城市住房財產分層體系的擔憂。

在《住房不平等與社會心態》一文中，我全面考察了住房分層對社會心態的影響。住房分層包括住房產權和住房條件的差異，社會心態包括住房滿意評價、住房政策評價、改革得失評價、社會公平評價、社會發展評價、中國政府評價、中國夢的信心等一系列指標。種種研究發現高度地一致：住房「得利者」會更多地持正面或積極的社會心態；反之，住房「失利者」會更多地持負面或消極的社會心態。也就是說，當前社會心態分化格局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住房分層。

在《中國的城市社會轉型與階層認同變遷》一文中，我以1991-2013年的上海為例，「全景式」呈現了中國城市居民階層認同及其決定模式的時代變遷。這項研究的特別之處，是該領域迄今為止無法在數據上達到的時間跨度，所以稱之為「全景式」研究。我的發現是，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人們的主觀階層地位經歷了從「一切向錢看」向教育、職業、收入「多元決定」的良性轉變；但近10年來，卻進入新的主要以資產（主要是住房）來決定的時代。與此同時，從平均水平來看，社會的主觀階層地位歷年來也出現了下降趨勢。

綜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乃至畸形發展，住房已經成為城市社會財富不平等的主要來源，成為一大民生問題，並且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民心所向。

延伸閱讀：

1. 李駿，2017，《城市住房階層的幸福感與公平感差異》，《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2. 李駿，2016，《城市社會分層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載楊雄、李煜主編《社會學理論前沿》，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 李駿，2015，《中國的城市社會轉型與階層認同變遷》，「社會分層與流動」冬季論壇論文集。

4. 李駿，2014，《住房不平等與社會心態》，載李煜主編《上海市民社會態度報告2014》，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5. 李駿，2013，《住房產權與政治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製版編輯： 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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