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字辨

本文為半年前舊作，今天看到漢語裡面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外來語？問題下有對「歹」的來源的討論，又引起我對「歹」的思考。於是今日復訂舊文，以饗學友。

2017年10月22日記。

手機端無法顯示的「列」所從之字為

2017年10月23日記。

《徐復語言文字叢稿》收錄了徐復先生的《歹字源出藏文說》、《歹字形聲義及其製作年代》以及李思純先生的《說「歹」》（原載於《江村十論》）三篇文章，其核心內容就是指出了，現代漢語中使用的「好歹」、「歹毒」之字形「歹」來源於藏文第九個字母「?」；其音來源於蒙語之[tain]（蒙語爲「歹亦真」），其本義爲{反逆}。

宋末元興之際，蒙古與漢人交流頻繁，其表{反逆}義的「歹亦真」一詞混入漢語，最初以多改切之「?」字記之（南宋末理宗紹定間《黑韃事略》（1229）），後蒙古於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即南宋末理宗景定元年，採用八思巴新字。而藏文之「?」[ta]來記錄蒙語之[tai]音。是時，蒙人方以「?」形記錄其[tai]詞。紹定至南宋滅亡（1276），數十年間（1260—1276）用來記錄原來[tai]詞的藏文字母「?」開始逐漸混入漢語，並被傳寫爲「歹」字，同時讀爲「多改切」，與漢語原有的「歺」之隸變後的省寫「歹」成爲一對同形字。

從字形上看，這一說法是比較有可能的。如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南村綴耕錄》卷一著錄了蒙古族人的部分族名或世襲，其中「歹」字多用作人名的音譯。從元刊本的《綴耕錄》就可以看出，「歹」字還沒有寫成現在的「歹」（記作○）。

這說明在當時表示{反逆}的「○」與「殘」字所從之「歹」可能還是有區別的。如從「??」聲的「列」字，與「○」就是有區別的。段註以爲「?? 」從「歺」省，後世「??」、「歺」混同作「歹」（還有學者認爲「??」、「歺」本同，是一對異體字）。其後，便漸漸混淆了。再補正以日本早稻田大學藏1652年《綴耕錄》之「○」已經與「歹」混同了。

但是，這一說法並不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比如方齡貴先生（《古曲戲曲外來詞語考釋詞典》）就認爲「蒙古語中另有dain一語，對音或同『歹』字相近；但此語通常訓爲敵人，或也訓爲戰事，爭論，憎惡，跟好歹的『歹』，非同一事。」，又說「『歹』字的來源須另考，但目前諸家指爲蒙古語，論證還不能令人滿意。」此外，楊琳先生在《古漢語外來詞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了兩個個反駁的論點以及對「歹」字來源的一些猜測。他的理由是：

一、他說：「《黑韃事略》對『?』的直接解釋是『饑寒艱苦謂之「?」』，這跟南宋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篇》中『?者，至微至賤之謂』的說法是一致的，饑寒微賤當然不好，故又有『不好之謂』的說明。可見『不好』並不是『?』的直接意義。而蒙語中的{不好、壞}一詞有專門的表達，《黑韃事略》已有記載，為「ma』u」，在漢語中寫作「卯兀」或是「冒烏」，不可能用「歹」去對譯表示{不好}義的「mau」。

二、他認爲，敦煌變文S.4571卷《維摩詰經講經文》之「且希居士好調和，不得因循縱病歹」之「歹」以及P.2418卷《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之「若是長形五逆歹人，這身萬計應難覓」之「歹」字都應該隸定作好歹之「歹」，並且認爲唐末五代的敦煌文獻中已經有「歹」字。

這兩條論點我認爲都是有問題的，正如裘錫圭先生說的：「徐、李之說究竟能否成立，可以進一步研究，但楊文尚不足以推翻此說。」下面略陳己意，分條反駁。

針對第一點，我認爲這是楊琳先生對文本的誤讀，而這種誤讀徐、李二位先生似乎也存在。如李文說：「（?的意思）《黑韃事略》作『饑寒艱苦』」。但實際上「饑寒艱苦」並不是對「?」的解釋。先看《黑韃事略》的記載：

「（韃人）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爲當然，而不敢以爲功，其相與告誡，每曰：其主譴我火裡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飢寒艱苦者謂之?。」自註：「?者，不好之謂」

楊文說：「《黑韃事略》對『?』的直接解釋是『飢寒艱苦者謂之「?」』。」這就是斷章取義了，直接沒有說前面那段話便掐頭去尾地說什麼「直接解釋」，其實並沒有弄清楚文義。文義實際上應該大致是這樣的：

• 至於蒙古人的賞罰制度，（情況是這樣的：）普通的漢人覺得給蒙古人辦事情是理所當然的，哪裏敢以之爲功，討要什麼賞賜（就跟草民給官老爺辦事情是一個道理）。平民之間相互告誡，經常說：主子讓我到火裏去或者到水裏去，我就只能乖乖地去。（如果敢）說到「好苦啊、好累啊、餓死了、不行了」這樣的話的人，就會被稱為「?」——即會被認爲是在反抗主子，是要掉腦袋的。

這麼一理解，才顯得文義通暢。「言及飢寒艱苦者謂之?」實際上並不是對「?」下的定義，「言及飢寒艱苦者」才是「?」的解釋對象。後面的這一段話都是「每曰」的內容，都是老百姓之間「相互告誡」的內容。「飢寒艱苦」是百姓說的，所以要說「言及」，就等於「（如果敢）說到什麼飢寒艱苦」。倘若「?」只是「飢寒艱苦」的意思，那還「告誡」什麼？還有什麼可告誡的呢？正是因爲如果不這麼做，找些藉口，就會被認爲是「?」，再結合著當時南宋名存實亡，百姓人心惶惶，蒙古人囂張跋扈的社會現實，所以才需要「相互告誡」，以保住自己的小命。這纔是這段話的真正意旨。

這樣一來，「?」的意思也與「歹」聯繫上了。譬如文天祥《指南錄》曰：「歹者，北以是爲反側奸細之稱」、《集要》曰：「悖德逆行曰歹 」，都是指的與{忤逆、反叛，反對}有關的意思。這也與蒙古語中dain訓爲「敵人、爭論」等對上號了，其中蘊含的核心意思都是{反逆}。而且，從蒙文本《元朝祕史》與漢文本對照也可以看出，「歹/?」在最初借用進來的時候，用的都是{反逆}的意思：

《元朝祕史》卷八：「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此處「反」字，蒙語爲「歹亦真」

同書卷六：「同帖木真反出的達達。」此處「反」字，蒙語爲「歹亦只周」

但是，彭大雅的自註「?者，不好之謂」又讓人感到迷惑了，「?」不是叛逆之稱嗎？怎麼又變成不好之謂了？這就要結合到彭大雅的另一句話來看了。《黑韃事略》後文又說到：「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語不好也。」後面這段話表示，該書的作者彭大雅是肯定知道表示{不好}一詞，蒙語用的是「冒烏」，可是前面又說「?者，不好之謂」豈不是自相矛盾了？其實沒有。彭大雅當然知道「冒烏」與「?」是兩個詞，用「不好之謂 」來解釋「?」的表層原因最有可能就是：「?」字用來解釋{反逆}就此一處，很有可能彭大雅是第一個用此字來翻譯蒙語的，所以要註明一下。如果「?」字其實已經通行，那就很難解釋爲何比較忠實地反映口語的宋代材料從來沒提過這個意思。如果說真的只是單純的通行而沒有記錄的話，那原因或許還有兩個：

• 一、這裡其實只是一個隨文訓釋。彭大雅可能擔心其他的人還不知道「?」的{反逆}義，因爲從文天祥的「歹者，北以是爲反側奸細之稱」可以知道，「?」是出自北方的，北方人可能比較熟悉。而彭大雅是江西鄱陽縣人，屬於南方，但更靠近北方一點，所以彭大雅知道不足爲怪。但是更加靠南的南方人可能還不知道這一外來詞，所以彭大雅自註說一句「不好之謂」，結合上下文，實際上就是在說：「要是敢說些什麼『好苦啊、好累啊、餓死了、不行了』這樣的話，就是很不好的」所以大家要相互告誡。
• 二、正如徐、李在文中所說，表示{不好}的「冒烏」和表示{反逆}的「?」本來是完全不同的，在蒙語中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在進入漢語之後，慢慢就泛化了，反逆也就是不好的，所以「?」也慢慢變成表示不好的通稱了。所以彭大雅註一句「不好之謂」也是理所應當的。

即使原因是前者，到後來「冒烏」與「?」也逐漸變得不分了。正如徐、李二人在其文中引用的，《元祕史》卷十曰：「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們）管，說罷哭了。」「歹」字之蒙語爲「卯溫」，二者在蒙語中實際上是不一樣的，但是漢人不加分別，遂用「歹」來翻譯蒙語的「卯溫（冒烏）」。「歹」進一步引申為凡不好之謂還有可能是受到從「歺」的一系列字的影響，從「歺」之字多與不好的狀態有關，例從略。

不僅僅是楊琳等人理解錯了，就連宋末人也逐漸摸不清二者的關係了。如鄭所南在《心史》中稱：「?者，至微至賤之謂；又歹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他因爲還在宋末元初，還知道「歹」的本義是{反逆}，但是對「?」字已經不太清楚了，加上他可能也是誤讀了彭大雅的那句話，所以用「至微至賤之謂 」來加以訓釋，給後人在理解上造成了不小的麻煩。由此看，「?」字應該還是不太通行的，因爲對「?」的解釋基本還是圍繞著彭大雅的文本。所以綜上，我認爲楊文的第一個論點不成立。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更容易反駁了。先看S.4571卷《維摩詰經講經文》：「且希居士好調和，不得因循縱病歹」一句，《敦煌變文集》釋作「歹」，黃征、張湧泉校注改爲「多」（見《敦煌變文集校注》p805）認爲「『多』爲韻腳字，『歹』字宋元之交始見應用。」

楊琳認爲「（此字）毫無疑問是『歹』字」。一個「毫無疑問」就把這個字欽點爲「歹」了，沒有任何實際證據，不得不讓人產生懷疑。他之後又說，「而且『歹』字也跟『裁、徊、催、哀、臺』押韻，若爲『多』字，則不入韻。」試圖以此反駁《敦煌變文集校注》中的「押韻」一說。這實際上又是對《校注》的誤解以及沒有對原卷細細審查而妄下定論的結果。蔣冀騁先生已經對此進行了反駁：「以詩韻言之，此字與『和、羅、鍋、跎』相押，作『歹』則失韻，作『多』則合律。」（見《敦煌文獻研究》p92）「裁、徊、催、哀、臺」皆平聲字，「歹」爲仄聲，何以相押？《校注》的「押韻」說的是與後文相押，楊誤讀也甚。

再從字形上說。楊琳並沒有給他的「毫無疑問」作出讓人信服的解釋，這就不說了。變文之字（下文引作×）蔣冀騁先生認爲，「『歹』當是『多』字之誤認。『多』變文集或寫作『鄉』，脫其起筆即爲『歹』字。」（見《敦煌文獻研究》p92）蔣先生又徵引了兩處「多」字：

同一卷下文：「日光兼與天邊月，常向天邊鄉（多）皎潔」

同卷下文：「息卻鄉（多）生無限迷」

從文義上看，這兩處都應該釋作「多」沒有問題。但是蔣先生說的「脫其起筆」就變成了「×」實在是有點牽強。這兩個「多」字實在是不太一樣，而且「×」字顯然在左上角有一個小小的起筆。這樣的字形差異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如黃征《敦煌俗字典》「多」字即有兩組寫法，即：

顯然，上面的兩個「多」字與「×」的筆勢幾乎完全一樣。而下面的「多」字則與形似「鄉」的「多」字字形相似。再看一個「哆」字 ：

最後我們再比較一下「多」的字形：

由此可見「鄉」與「×」的區別只是在於第二筆是提高還是和下一撇直接相連；最後是把點單獨寫還是和之前的一撇連在一起。所以「×」不是「脫其起筆」，而是「變其起筆」。由此可證「×」非「歹」也。

再看P.2418卷《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若是長行五逆歹人，這身萬計應難覓。」《變文集》原釋作「歹」，潘重規釋作「吱」（見《敦煌變文集新書》），《校注》謂：「『吱』字於義無取，細審原卷，似爲「支」字。「支」通作「之」。斯三二八伍子胥變文：『遂使金牙採寶，支子遠行。』『支子』即『梔子』，又諧『支子』音，可證『支』『之』音近通用。本篇上文：『此者並是辜恩負德五逆之人。』正有『五逆之人』語。」（見《敦煌變文校注》p995）楊琳以爲，此字與「支」、「歹」、「女」等近似，定爲任何一個字都說得過去。並且認爲定爲「女」不確，文字不同，字形不似；定爲「支」亦不確，與「之」沒有通假之例。所以只能是「歹」。

首先，定爲「女」肯定是不對的，該卷別處「女」字與上一字絕不相似。從該字起筆被左邊的「量」字的一橫壓住也可以看出，此字起筆較細，也與「歹」、「女」字不相似，楊說定爲「歹」或誤。

此字丁卷（即伯2794）卷作「之」，《校注》以爲「支子」即「之子」，等同於「之子於歸」之「之子」。另外，《伍子胥變文》這一段伍子胥與其妻子的對話均以草藥、花木爲譬，「支子」又諧音「梔子」。韓愈《山石》有「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梔子」。如此，則定爲「支（之）」似乎無疑。當然如果直接把此字隸定爲「之」則是不行的，「之」字變文作此（見下），與上一字毫不相似：

但我覺得還有待考慮的餘地。理由有三：

• 一、楊琳提出的支韻的「支」與之韻的「之」未見諧聲之例是值得考慮的。如果當真在傳世文獻中，「支」、「之」未見諧聲通用之例，那此字隸定爲「支」並認爲通「之」則是可以懷疑的。
• 二、從字形上看，敦煌變文「支」字多作此形（見下），可以明顯看出「支」字的兩個特徵，一是起筆橫劃較短，二是右側多有一點。而「若是長形五逆歹人」之「歹」卻與「支」形不太相似，有疑點。

右側多有一點可能是爲了與從「攴」或「又」等字區別開，如：

• 三、從文句看。這一段講經文，除了末兩句爲上七字對下八字之外，基本都是七字對七字，四字對四字，五字對五字對仗都是比較工整的。但此一句若多一個「支」字，就變成上八字對下七字了，突然與全篇不合。而且，《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卷，但凡詩文中談到「五逆」時，均是單言「五逆」或稱「五逆人」，除「若是長形五逆歹人」一句外未有談到「五逆之人」的。如：「佛道如斯五逆人，莫覓託生好去處」、「重重地獄有何因，只為閻浮五逆人」、「佛言五逆惡眾生，業報當來實不輕」、「為人不解思恩德，返倒父娘生五逆」。《父母恩重》中談到「五逆之人」都是出現在講解的文句中而不是在詩文中的，《校注》欲以「五逆之人」證此字爲「支（之）」似乎稍顯迂曲。所以這裡如果釋作「若是長形五逆支（之）人」似乎有些違和。

所以我疑心這裡的「支」是否是一個衍文，本來應該是沒有這個字的，此字爲抄者誤寫。如果此說成立，那麼「若是長形五逆人，這身萬計應難覓」文句似乎要通暢得多，但是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測，還沒有十足的證據證明「支」字爲衍文。無論「支」是不是衍文，都不可能釋爲「歹」。按目前的材料來看，釋爲「支（之）」是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楊文中舉出的兩條駁論都不成立。

至於對「歹」的來源的猜想，楊琳先生認爲：「《廣雅 ? 釋詁上》:『困、歹、疲、羸、券、憊，極也。』『極』是疲憊的意思。 『歹』無疲憊義，疲憊義之『歹』可能是『殆』的省體，『殆』有疲憊義。《莊子 ? 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陸德明釋文引三國魏向秀曰 ：『殆，疲睏之謂。』由此看來，『歹』可能很早就有『殆』(《廣韻 》上聲海韻）的讀音，只是在西北方言中讀作端母而已。」但是，「『歹』可能是『殆』的省體體」一句或許過於牽強，而且沒有其他的文獻例證。這只能說是一種大膽的猜想而沒有實際的證據。即使承認「歹」是「殆」的省寫，那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兩個：一是，既然「歹」字這麼早就出現了，而《廣雅》成書於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那爲何千年之間都沒有見到其他的用例呢？敦煌文書的例子已經予以批駁，說到底還是孤證不立。二是，{疲憊}義是怎麼演變到今天的{不好、壞}義的呢？楊琳對詞義演變的過程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這也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從歺字「列骨之殘」的本義來看，再從其所從字來看，引伸到{疲乏、羸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既然按照原字的詞義解釋得通，那爲什麼還要另立新說呢？

此外，鄭張尚芳先生也對「歹」字的來源提出過質疑，這裡也略帶談一下。他說：「另一例是開口的『歹』，此字本字未明，有人以為是蒙古借詞。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已有，與『調和、病歹、婁羅、玉鍋、蹉跎』相葉韻，說明『歹』字唐五代即有，原屬歌韻，音原如多。《玉篇》有一歌部字『?，醜貌』。丁可切，論古音正是 tai，好醜也即好歹，『歹』的字形也似由『多』的別體『夛』省變（《五音集韻》海韻多改切借寫了一個『?』字，注義『不俊』，說明原義確為醜貌，《老乞大》『歹』已注音 tai。」（鄭張《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按：其說尚不足以推翻外來說。第一，敦煌之字上文已經論述過不是「歹」字了。第二，「?」是否能夠滯古讀tai沒有任何證據。第三，即使像鄭張先生說的，訓「醜」的「?」與《五音集韻》訓「不俊」的「?」能夠產生認同，也不能說明「歹」能和「?」產生認同。第四，即使「歹」能和「?」產生認同，也無法解釋{醜}和{逆反、不好}義之間的引申關係。第五，《老乞大》已經是元末明初的文獻，注音為tai並不奇怪。

綜上，我認爲楊琳等人對「歹字源於藏文」說的批駁無力，並不能對徐、李二人的論述造成威脅。儘管徐、李二人也存在一些猜測的地方，但是他們分別從「形、音、義」三個角度全面論述了「歹」的來源，可信度較高，在沒有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之前，我認爲還是尊徐李二人之說爲佳。附上「歹」演變過程：

1. 宋末，「歹亦真」{反逆}與「冒烏」{不好、壞}兩詞伴隨著漢蒙交流日漸深入被漢人習知。南宋末理宗紹定間《黑韃事略》（1229）尚能分清二者之不同，記{反逆}一詞爲「?」。
2.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即南宋末理宗景定元年，採用八思巴新字。而藏文之「?」（[ta]）來記錄蒙語之音。是時，蒙人方以「?」形記錄其「歹亦真」詞。
3. 紹定至南宋滅亡（1276），數十年間（1260—1276）用來記錄原來{反逆}詞的藏文字母「?」開始逐漸混入漢語，並被撰寫爲「歹」字，同時讀爲「多改切」，與漢語原有的「歺」之隸變後的省寫「歹」成爲一對同形字。「歹」字混入當在1260年以後。
4. 宋末元初，鄭所南在《心史》中稱：「?者，至微至賤之謂；又歹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已不知「?、歹」同詞，誤讀《事略》，誤解「?」字。但還知道「歹」之本義{反逆}，說明此時{反逆}與{不好}還未完全混同。而且「?」字已不通行，說明「歹」字進入漢字已經較久了。
5. 之後，{反逆}「歹亦真」與{不好}「冒烏」便漸漸在漢人的理解中混同，共同用多改切之「歹」記錄，最後經過數百年的積澱已經融入日常了。

2017年05月11日成稿

2017年10月2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