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中國大學——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之路

2017-10-13 萌德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1927年，昆明湖。那不平常的「咚」的一聲之後，一切歸於平靜。

那是一位大師無言的遺言。他閱遍人間詞，他解開祖賢卦，他的身後世事時局風雲變幻，他的身前前朝遺園滄桑落寞。前塵舊夢，他追隨而去。從此，「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那一年，蔣介石和汪精衛踩著無數理想主義者的屍體登上權利頂峰；那一年，有幾個年輕人在南昌嶄露頭角，在湘西點燃星星之火；那一年，田中義一內閣在緊鑼密鼓的制定《對華政策綱領》；那一年，王國維的逝世引得無數文人追思，陳寅恪將會為他寫下「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那些年那些學者最真實的寫照，也是那些年那些大學最崇高的理想。往事隨風，那些學者們或奔走呼號，或遺世獨立，都早已沉寂在歷史的風沙之中，而他們的精神血脈所依託的大學，歷經百年坎坷，又會向我們訴說什麼呢？

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春風又綠江南岸，轉眼又是4月舉人應試的時候。然而，與千年前大明宮裡一片春風得意不同，此刻的紫禁城籠罩著陰鬱和壓抑。幾天前，也就是1895年4月17日，當朝大老爺李鴻章剛簽了《馬關條約》，割台灣和遼東舉以予人。在北京應試的舉人，也就是未來的國士們群情激憤，力爭主權。康有為作「上今上皇帝書」，以求變法自強，千人連署，萬民請奏，史稱「公車上書」，有識之士救亡圖存的一系列鬥爭就此拉開大幕。

苦心人，天不負。2年後，光緒帝接見康有為，次年6月即頒布「明定國是」詔書，除舊布新，師夷變法。

或許，一切超越時代的先行者註定要在理想和悲劇的交織中走過一生，商鞅是這樣，王安石是這樣，張居正是這樣，主導戊戌變法的仁人志士們也是這樣。既得利益者得意洋洋的笑著，那些英雄們卻在與整個世界為敵。「百日維新」，不過106天。

一切都歸於平靜。刑場上的血腥味早已沖淡，再也沒有人在街頭巷口慷慨激昂，曾經躊躇滿志的光緒帝深居宮中前途未卜。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也未曾改變。如果不是景山東街上那座衙門式的建築，人們或許會忘記，這個民族曾經有過一次如此轟轟烈烈卻又迅速夭折的復興運動。

1898年的冬天，這個名為「京師大學堂」的建築里傳出來幾聲稀稀拉拉的念書聲，讓人聽起來了無生趣。然而，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個戊戌變法留存下來的唯一成果，正孕育著決定這個國家未來的力量。

雖然京師大學堂深遠的影響了歷史進程，但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啟蒙階段，它並不孤獨。

1893年，洋務派代表人物，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奏請設自強學堂於武昌，光緒帝准，第一所高等中西學堂在這個迷茫而又滄桑的國家誕生。

1895年，時任直隸津海關監督的盛宣懷上書朝廷請設北洋大學堂，是為中國近代真正意義上「大學」的肇始。

1896年，時為朝廷重臣的維新派李端棻上《推廣學校》一折，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同年盛宣懷於設南洋公學於滬，四川布政使鹿傳霖設四川中西學堂於蓉。

1901年，內憂外患之下，清廷頒布新政，大力開設新式學堂，第二所國立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在歷城設立。次年，浙江大學堂，三江師範學堂，陝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堂，貴州大學堂開設，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這些清末新政的遺產，將成為日後聲名赫赫的國立大學的起源。

二、教會大學的起與終

實際上，作為封建王朝最後的代表者，大清王朝新式學堂改革是在外界壓迫下進行的，它只是起到了促進中國高等教育成長的作用，而第一個播下中國高等教育的那顆彌足珍貴的種子的，是一個至今我們都很陌生的機構——教會。

自4世紀狄奧多西大帝確定基督教為國教以來，教會作為基督教基本單位在宗教擴張中是最重要的力量。從持續2個世紀，付出巨大犧牲的十字軍東征，到利瑪竇歷經千辛萬險來華傳教，可以說，傳教這一宗教行為，已經成為教會和基督徒天然秉持的使命。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泱泱華夏國門大開，大批基督教徒湧入這片陌生之地，為「愚昧之民」傳之以「光與真理」。不久，北美與歐洲教會認識到，建設教會大學並設立神學院，培養本土神學人才是實施文化侵略更高效的方法。

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在滬設立聖約翰書院，學生學習西學，國學，神學三門課程，1881年開始全英文授課。聖約翰書院的課程設置在當時的教會學校中很具有代表性，而且通過教會的教育方式，我們也很容易看出這些學校的設計目的——培養本土化的，具有西方科學背景的神學人才。

1906年，聖約翰書院在美國註冊成立，並更名為聖約翰大學，到30年代發展為包含文理工農醫五學院十六系科的綜合性大學。而教會大學由於其起點高，國際化的特點，為諸多政客豪門子女青睞，因此教會大學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聖約翰大學存世僅半個世紀，卻培養出林語堂，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張愛玲，貝律銘等一大批影響中國歷史的傑出人物。

在19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中，聖約翰大學被撤銷，校舍由華東政法大學繼承。

自聖約翰大學之後，越來越多的教會來華舉辦高等學校。雖然這些大學最初的目的是實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但在近代西方科技與思想大幅領先於中國的客觀事實以及眾多民族志士努力這兩個雙重因素的影響下，教會大學作為一定時期內的教育高地，為培養本土人才，促進西方先進科技與思想的傳播，提供教育範式與探索中國教育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

說到教會大學，或許人們會不自覺的腦補出金髮碧眼的歪果仁身著修士服宣揚著封建迷信的唯心主義。但在19世紀末的上海灘，卻出現了一個教會大學的「異類」——那是一所由中國神父創辦的，風氣無比開明自由的震旦大學。

1852年，時年12歲，出身天主教世家的馬相伯追隨自己的信仰，孤身來到上海，就讀於法國耶穌會辦聖依納爵公學，此後獲神學博士，加入耶穌會，曾譯著《數理大全》等數百卷。1876年，因自籌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因此脫會還俗，但仍保留天主教信仰。

1902年，為反抗校方對學生強制的封建束縛和無理蠻橫，南洋公學爆發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罷課潮（詳見「墨水瓶事件」）。時任南洋公學特班班主任的蔡元培建議學生們向馬相伯求學，自己亦離職。次年，馬相伯創立震旦大學，是為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即肄業於此。然而，1905年春，法國耶穌會擬將震旦大學更改為教會大學並加入神學課程，並強制馬相伯「退休」，以法國神父Perrin為校長，學生嘩然，決定集體退學。出於愛國情懷，馬相伯決定站在學生一邊，並於9月創立復旦公學，意在「復興震旦」。8月，震旦大學復校。1912年，震旦大學改弦更張為法國大學院體系，並於羅馬教廷備案，正式成為天主教大學。震旦大學撤銷後，校舍由現上海交大醫學院繼承。

一百年前的上海灘，有一群年輕人為了自由逃了朝廷開的南洋公學的學，罷了洋人辦的震旦大學的課，輾轉來到了復旦。一百年後，他們的繼承者們不屑的瞅了瞅旁邊的交大，自嘲是「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有些東西，是一直傳承著的。

馬相伯的辦學故事仍未結束，只不過他已不再是主角。1912年，他與一位好友兼教友上書教廷請設一所天主教大學（除了上文的震旦大學，下文的輔仁大學和津沽大學外，其餘在華教會大學均為新教所屬），這位好友兼教友就是滿清遺貴，《大公報》的創辦者英斂之。次年英斂之於北平創立輔仁社，「輔仁」二字取自《論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1925年，在馬相伯和英斂之的努力下，北平公教大學成立，輔仁社為其附屬。次年公教大學更名為輔仁大學，鼎盛時與北大，清華，燕大並稱「北平四校」。1952年輔仁大學撤銷後校舍由現北京師範大學繼承。1960年，輔仁大學於台灣新北復校。

19世紀末，大清王朝暗流涌動，各路人物風雲際會。為了確保學堂安全同時追求辦學效益最大化，教會開辦的相關學校陸續合併改制，並由此誕生了一批世界級大學。

1888年，北美長老會在廣州設立格致書院，1912年更名為嶺南學堂，1918年升級為實際意義上的大學。1927年成立了以華人為主的校董會，更名為嶺南大學，並在很長時間裡為華南第一學府。校舍及主體現由中山大學繼承。1999年，在校友的努力下，嶺南大學於香港復校正名。

1900年，美國監理會合併了幾所江南的學堂並在蘇州設立東吳大學，中國牧師孫樂文為校長。1901年于田納西州註冊，1905年招收大學生，1917年頒布中國第一個碩士學位，1928年培養了中國第一個法學碩士。1949年師生隨國民政府遷台，校舍為現蘇州大學繼承。1969年於台北復校。

1883年，北美長老會傳教士聶會東（James Boyd Neal）在登州設立醫館，並招收學徒。1885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士武城獻和巴德順分別於青州和鄒平設醫學堂。西醫學堂在山東大地的遍地開花成為日後齊魯大學醫科傲視群雄的基礎。1902年，各教派組建聯合校董會，將開設的高等學堂整合為「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1917年學校將所有師生遷匯到濟南新校舍，啟用「齊魯大學」的校名，並在加拿大註冊立案。自併入北京協和醫學校，金陵大學醫科，武漢大同醫學校的相關資源後，1917年的齊魯大學醫科在北方首屈一指，與耶魯大學教士創辦的長沙雅禮大學之嫡系湘雅醫校稱雄，校董會裡有12個教會鼎力支持。齊魯大學校舍及主體現由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繼承。

上世紀初，齊魯大學鼎盛時號稱「華北第一學府」，那繼齊大之後，這個帽子歸誰呢？燕京大學。1919年，在庚子事變中被銷毀的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準備合校重建，由於各校所屬教會的利益爭執，決案遲遲不下。這年，記者司徒雷登來京，主持重建並遷校址，集京內新教教會大學於一體的燕京大學在其開明，自由之辦學思想指導下日益鼎盛，到30年代已然為在華教會大學最高水平，並與哈佛大學建立聯合學社。1952年，北京大學在合併燕大文理系科後整體遷入燕京大學校址，是為北大「燕園」。

在燕大鼎盛的同時，作為康奈爾大學姊妹學校的金陵大學亦獲得了美國人的認可，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對外人在華所辦大學編類中，金陵大學是中國教會大學中唯一的A類，持有金大學位的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1888年，美國衛斯理會於江寧設匯文書院。1910年，部分教會所屬書院合併為金陵大學並遷新校址，到30年代達到鼎盛，與燕大稱雄。1951年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合併為公立金陵大學，1952年其主體併入南京大學後南京大學遷入老金大校址，繼承了其校史及校友。

自19世紀60年代的從無到有，到上世紀50年代的集體消失，教會大學在華的一生無疑是短暫而又輝煌的。除了上文所記敘的種種，還有一些我們不該遺忘的名字：津系高校前身之一津沽大學，滬系高校前身之一滬江大學，閩系高校前身之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福建協和大學，參與締造了浙大工科神話的之江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華中大學，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部的前身之一華西協和大學，衛計委的獨苗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前身北京協和醫校……

三、結語

歲月滄桑，時光輪轉。他們名稱更迭，容顏幾易。唯一不變的，是他們的後輩們繼承了他們曾經對新世界的渴望與熱情，恪守了「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一他們曾經許下的約定。

實際上，那時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清王朝，還有一部分外國殖民當局辦的大學，比如同濟大學前身之一，德國強佔膠州灣後辦的德華大學，如哈工大的前身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但由於此類學校數量少，資料匱乏，這裡就不展開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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