繻葛之戰
也是以前的坑（四年又兩個月前的坑），遷移過來。
作為周平王的擁立者和王室東遷的保護者，鄭武公不僅使鄭國免於和西周王室一起滅亡的命運，而且藉助王室的威望和實力，執行其父鄭桓公與太史伯的既定方針，「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史記·鄭世家第十二》），使得鄭國獲得了河、洛、穎、濟之間的土地，土地肥沃，農業發達，遠離尚未興起的強權，因而一躍成為了春秋初期的強者。加之輔佐有功，鄭武公成功成為了王室卿士，在「國際」政治號召力和地緣政治上處於有利的位置，為後續的鄭莊公奠定了小霸的基礎。
但僅僅是國家富庶，權傾朝野仍然只是春秋亂世中稱霸的兩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國家富庶，鄰國環伺，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權傾朝野仍然只是周王室的一句話而已，也不保靠。換句話說，鄭武公時期鄭國的興旺，是靠對周王室的服從乃至順從獲得的，如果要真正強大起來，仍然需要具有決定性的戰役和周王室對鄭國的「世代恩澤」，而這兩點，都需要高超的軍事和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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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的外交戰
第一選擇當然是外交手腕。子曾經曰過：「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第一》）。周王室興旺之時，大規模攻打他國需要得到天子的批准，如果未經批准，輕者自己面臨失道寡助的局面，重者天子可能因為威嚴受到冒犯而發兵討伐起兵的國家。因此，作為高超的政治家，鄭莊公需要先確保政治優勢，力圖達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孫子·謀攻第三》）的境界，利用天子的威嚴和實力為自己獲得好處。
但在春秋初期，雖然《史記·周本紀第四》中記載「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天子仍然具有很高的威望，比如，在魯隱公五年，「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對於鄭國公室而言，王室威望高意味著為所欲為，為了讓自己駕馭周天子，鄭伯需要削弱這種威望。然而，既然他不敢選擇以武力壓服周天子（當然他一開始也沒有這個膽量，你要知道，一開始讓他欺負天子他是拒絕的啊，因為你不能讓他欺負就馬上欺負，第一她要試一下，因為她不願意欺負完了之後再被人群起而攻之，國家「咣」一下，很光，很慘.....），那麼在崇尚「信」的周禮中，與王室交換質子，以對方的人質和人質所代表的諾言來確保自己的政治優勢能夠傳承下去，就成為一個可行的選擇。而周王室居然能夠將自己的王子派出去做人質，這反過來無異於使周天子的權威大打折扣，可謂是一石二鳥，誠如《左氏傅議》中呂祖謙所說：「為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後，周與鄭等諸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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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都是寶，大夥學習要趁早。」鄭莊公利用周平王企圖分鄭權於虢的機會發難，基父親之威望，氣勢洶洶的強迫周平王承諾「下一代也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左傳·隱公三年》記載：「鄭武公、庄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這個「怨王」和「無之」說明，王權在鄭莊公的嚴正抗議面前做出了讓步。除此之外，面對周桓王仍然要分權與虢的舉動，鄭莊公選擇將事態升級，進一步地蠶食王室的威望：「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左傳·隱公三年》)。
當然，如果周天子這面大旗就這麼倒下了，對鄭莊公而言是得不償失的。這不僅僅是自己的實力不夠，還在於自己要利用王權這面大旗和周禮這個鎖鏈去擴大自己的領地，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中原宋、衛兩國。兩國距離鄭國最近，而且一為公，一為候，均為中等以上的諸侯國，其中宋國實力最為突出，具有一定的號召力。
面對這種情況，鄭莊公有兩個舉動：一是利用物質上的援助來表忠心，博得周桓王的好感。《左傳·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飢。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在周王室出現饑荒的時候，向王室輸送糧食，填飽周王室的肚子；第二就是在精神上維護周王的權威，討伐不服王命的國家（實際上他鄭莊公才是最處心積慮的），進而提高自己的影響力。
例如《左傳·隱公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這一點上不僅僅能看出鄭莊公利用王名討伐宋國的圖謀，還可以看出，為了牽制宋國，鄭國與魯國交好，以及宋國和魯國之間的惡感甚濃。《左傳·隱公十年》，「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癸丑，盟於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甚至在鄭國不行動的時候，魯國還和齊國會盟，在隱公九年時「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需要說的是，針對自己的宿敵宋國，這種聯合不僅僅限於魯國和齊國，還有其它很多國家。在對宋作戰獲勝後，鄭莊公又回手幾乎滅掉了許國，這種輿論戰+聯合戰線+懲戒的三管齊下，果然在外交上收到了極好的效果，使得後來與周天子作戰前虢公無奈的說：「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東周列國志·第九回》）。
在這個時期，鄭莊公還通過遵從周禮等舉動，人望進一步提高，例如《左傳·隱公八年》中記載：「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左傳·隱公十一年》讚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第二個舉動就是不斷的去朝見周天子，擺出一副非常崇敬周天子的架勢。就是隱公六年送糧食的那次，《左傳》記載：「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艸既》，況不禮焉？鄭不來矣！」」隱公八年，鄭伯在自己權利被分的情況下，依然「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這說明，鄭莊公的權力依然來源於周王室，他需要這個權利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作為周桓王，在王室東遷後對自己的戰略形勢所發生的變化充耳不聞，拒絕與鄭國合作。而是不講究策略地要蠻幹、硬幹，急於與鄭莊公攤牌，在隱公十一年奪了鄭國的土田，在桓公五年又「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左傳·桓公五年》）。雖然作為王，周桓王有權處置鄭莊公，但在這種鄭莊公處處搶佔先機的情況下，周王可謂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左傳中對鄭莊公代替周桓王討伐宋國的行為進行了讚揚，曰：「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總而言之，如同鄭莊公在國內對弟弟段的做法一樣，示形以弱，通過示弱而逼迫對方亮出底牌，進而採取後發制人的策略。然而，在春秋初期乃至整個春秋時期，宗法制度仍然是國內外的「正統」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諸侯按照血統或之前的貴族賞賜為天子的小宗，諸侯本人在國內又是大宗，自己的庶出兄弟為小宗，所以，諸侯的政治合法性就來自於這個宗法制度，在國外爭霸也需要遵循這種宗法制度，否則將和州吁一樣國內不穩導致國外干涉而身死名裂。
而這也決定了鄭莊公的外交手腕不可能採用推到一個建立自己權威的做法，他只能在王權和自己的霸權目標之間走鋼絲，尋求平衡，以王權為靠山而號令諸侯。而這個平衡又取決於周王室和鄭國實力之間的對比。因此，春秋初年的鄭莊公所面臨的局面要比後續的齊、晉、楚等大國複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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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桓王的魯莽舉措打破了這個岌岌可危的平衡，不僅僅葬送了周王室的威望，也葬送了鄭莊公名符其實地稱霸的夢想。戰端一開，鄭國無論是嬴是輸，都要背負與王作對的罵名，失去這個稱霸的資本。春秋時期，楚莊王也只是問鼎而已，齊國、晉國都未曾與周王室發生戰爭。這不僅僅是國際局勢的問題，恐怕也是吸取鄭莊公的教訓吧。從這個角度講，庄公雖然沒能稱霸，但是周天子自此不振，也算是為後世霸主鋪路了。
要戰便戰
既然與周王室的外交和政治關係出現了不可逆轉的破裂，鄭莊公就要頂著壓力迎接王室氣勢洶洶的討伐了。雖然之前利用王權在小國中獲得了極大的威望和不少的利益，但在這場戰役中，大多數小國仍然採取了觀望態度。這場戰役活脫脫地符合了孫武在《孫子兵法·謀攻第三》中的描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既然伐謀、伐交阻擋不了周桓王的怒火，那麼就要兵來將擋了。如果勝利了，只能落得個事實上的霸主；但如果失敗或者不抵抗，可能將面臨著被懲罰、瓜分，老冤家宋國趁虛而入的下場，因此，勝利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即使後果仍不是最佳的。
下面我們引用《左傳·桓公五年》對繻葛之戰的描述，來考察戰役的得失：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祭、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雙方的統帥。
《孫子兵法·地形第十》中，子曾經這樣曰過：「凡兵有走者、有馳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馳；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也就是說，將帥在統領軍隊時，要避免以上六種吃敗仗的情況的發生，而在鄭莊公與周桓王之間的對決中，周桓王在作戰之前就已經違背了兵法中對將帥的勸誡。
由於王軍和鄭軍之間並不是「勢均」，那麼我們顯要考察「馳」。
鄭莊公的作戰記錄良好，按照《左傳》記載，鄭莊公可謂是勝多敗少。如魯隱公五年，伐燕大敗之；伐宋，攻進了宋的外城。六年，「鄭伯侵陳，大獲」；⑨年，大敗北戎；十年，大敗宋師；十一年伐許，齊、魯、鄭聯合用兵，也是鄭兵率先登城是同年，「鄭、息有違言（口舌之爭），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競，息師大敗而還」；魯桓公五年又大敗王師。如此等等。如此統帥與他手下所訓練的兵馬，算是吏強卒強。
反觀周桓王，雖然有天子身份，但在處理國內外軍務方面經驗並不多，之前又被鄭莊公、魯桓公（此公殺兄即位，還不請求冊封）所破壞，王師戰鬥力雖強，但主帥缺少經驗且容易衝動，不僅是「馳」而且是「崩」。
再考察一下雙方的軍隊構成。
周桓王方面是多國聯軍，鄭國方面是鄭國單一構成的軍隊。
周桓王的聯軍部署如下：「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也就是說，王軍按照上古時期的戰法，將兵車排列嚴整，左、中、右三軍，其作戰意圖也是在秋天天高氣爽的情況下進兵，選擇有利地形，擺開架勢，擊鼓衝鋒，一戰而勝，這種作戰方式在僖公二十二年的泓水之戰中也有體現：宋襄公失敗回國後，「寡人隨之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可以說這種作戰方式代表著上古時代作戰的禮儀，周王的作戰部署，是合乎傳統的。
然而，《六韜·犬韜》云：「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就是說，兵車數量少，步兵又配合不當的，那是兵車的敗地。王軍兵車多少且不必考慮，但是步兵配合不當卻是可能發生的，這裡主要就在於陳軍和蔡軍、衛軍。例如隱公六年，陳國就被鄭國大破♂，鄭國耀武揚威而去「大獲」；而衛國從《左傳·隱公元年》開始起就和鄭國結下了梁子，除了隱公四年春天五國伐鄭之外，幾乎都未能勝過鄭國，而蔡國亦然。這樣的左右兩軍，未戰先在士氣上降了一層。所謂「三軍可以奪氣，將軍可以奪心」也。加之「陳亂，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這一段是有根據的。「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左傳·桓公五年》。在周王出兵討伐鄭國之前，陳國先國君桓侯的弟弟，也就是文公的兒子把自己的侄子候子免給殺了，國家紛亂。
針對這種局面，鄭國方面可謂洞若觀火。鄭莊公選擇的策略是：「「陳亂，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祭、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也就是說，在對方發起衝鋒的時刻，自己的左右翼對王軍的左右翼發動強大打擊，王軍向左向右企圖救火的時候，形成包圍，最後圍殲王軍。
這一招數也可算作連環計了。
首先，子曾經曰過：「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孫子兵法·虛實第六》避實擊虛，避開實力強大的中軍而對虛弱的左右軍展開進攻；
其次，進攻之後，敵軍左右混亂，造成「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敵軍處於混亂之中，戰車步兵脫節，就可造成《六韜·犬韜》中的「八勝」條件，曰：「十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當敵軍陣型凌亂，士卒驚恐，我軍戰車部隊就可在驚恐的敵軍中馳騁縱橫，進一步加大敵軍的混亂，獲得勝利。
鄭軍這麼安排，其弱點在於結合部。如果中軍被王軍衝散，那麼這個遠古時期的「鉗形攻勢」就可能如同麥克阿瑟一樣一朝散架。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也就是說鄭莊公本人沒有避戰，以自己承擔敵軍的攻擊箭頭，冒著被抓的風險來抵禦王軍的「全軍偷雞！」。拿破崙對部隊指揮官的堅強領導也曾經發表過感慨：「和將部隊交給一位壞的將領，其效果遠比交給二位優秀的將領要好。」
既然戰役（其實叫做戰鬥更合適）計劃已經確定，那麼就要看諸位現場的表演了。
春秋時期，是我國戰鬥陣型的發展時期，本次戰役之所以影響深遠，不僅僅在於周王室和諸侯國之間關係的逆轉性變化，還在於「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這個魚麗之陣打破了左右中一波衝鋒流的作戰陣型，開創了新的戰陣時代。
下面我們就考察一下這個魚麗之陣究竟是怎樣的，重點就在於「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因為左右兩邊都是方陣陣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這個拒，就是矩，就是矩陣（不是MATRIX!），所謂方陣是也。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魚麗」。那麼什麼叫做魚麗？
《詩經》的《小雅·魚麗》中說：
魚麗於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於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於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所謂「麗」在《荀子·正名》和《小爾雅·廣言》都有解釋，前者說：「累而成文，名之麗也。」後者說：「麗，兩也。」也就是說成群結隊的意思。那麼「魚麗」就是魚群的意思。「罶」的意思是打漁的竹簍子。那麼這個陣型究竟是採用「魚麗」還是「魚麗於罶」的解釋呢？考慮到鄭軍的戰場布置，兩側方陣兵力雄厚，是進攻的突出箭頭，中央是防守反擊陣型，那麼筆者推測，應該是後一種。也就是說「魚麗之陣」是一種如同魚簍子，在對方發起氣勢洶洶的進攻時，能如同竹簍子一樣困住對方。這就是魚麗之陣的目的。
那麼魚麗之陣是怎麼布置的呢？後八個字有所解釋：「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註：「《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也就是說，戰車在前，步兵分布戰車側後，具體布置就是：
戰車 戰車 戰車....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但是杜預的這個《注》中有一個需要琢磨的問題，所謂25輛車算是一個偏，一個車上有3個人，然後5人算作一個伍，就是說25輛車的側後只有5個人，這樣看來似乎與他所下注的《司馬法》有所區別，因而後者規定一輛戰車要配備7名甲士和15名步卒，雖然這個規定是春秋之前定下的，但在春秋初期這個人數配備不會立即變化，至少5個人和22個人之間的差額有點大。因此，這個「伍」可能是代表步卒的意思，這裡存疑。
這個戰陣在抵擋敵軍突擊時能夠有效的發揮步兵的作用，當敵軍兵車突入的時候，車上人員要考慮到敵軍步兵長兵器的刺擊，還要考慮到對方車兵在車上的襲擊，如同一個竹簍子，敵軍車兵進來就被黏住了一樣，能夠確保中軍長時間的抵抗，左右兩軍在接到通知「旝動而鼓」後向聯軍薄弱的兩翼發動進攻，戰勝後立即「萃於王卒」，發動向心突擊，利用王軍組織混亂的實際，將王軍包圍、分割、殲滅。所謂「紛紛紜紜，斗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孫子兵法·兵勢第五》。有良好的組織才能確保良好的進攻和高昂的士氣；反之將軍心渙散，各自逃命。
這場戰役中，出現了一個突發事件---「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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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後，有一個人在cosplay鄭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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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軍狼狽逃竄的一片混亂中，祝聃這小子一箭射到了周桓王的肩膀上（幸虧不是心臟上--鄭莊公與失敗之神：「你和我的距離只差零點幾毫米?」。）這一箭差點將庄公推到萬劫不復的地步。如果真的把王射死了，那麼估計第一個被滅的諸侯國可能真的是鄭國了。具體原因請參考《三國演義·五十回》。
為了進一步地消除這一影響，鄭莊公只好借著這個由頭說：「俺是自衛反擊，國家沒事就中了，恁還想咋滴？」。明朝人馮夢龍在《東周列國志》中就是這麼說的：「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這名闖了禍的大將也因此憤懣而死。但是鄭莊公畢竟是一個梟雄，他之後暗賞祝聃一家並且厚葬他，算是彌補這個過失。論君王之道，用人最為要緊。鄭莊公手下的祭足、公子元、潁考叔等臣子無一不得到他的敬重和獎勵，對待國外他更是以物質獎勵來刺激對方與其結盟。拿破崙在文明4（pia！(⊙o⊙)…吐血）中說：「:A man doesnt have himself killed for half penny a day. You must speak to his soul in order to electrify him.」--叮！你發明了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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