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之父」張樂平所經歷的中國近代史

張樂平（1910-1992），浙江海鹽人，1935年開始創作兒童漫畫人物「三毛」，先後創作出版了解放前的《三毛從軍記》、《三毛流浪記》，解放後、文革前的《三毛翻身記》、《三毛的控訴》、《三毛日記》、《三毛今昔》、《三毛新事》、《三毛迎解放》，還有文革之後的《三毛學雷鋒》《三毛愛科學》、《三毛與體育》、《三毛旅遊記》、《三毛學法》、《三毛迎解放》、《三毛學雷鋒》等10多部三毛形象漫畫集，深受幾代讀者喜愛，被譽為「三毛之父」。

三毛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漫畫本身。早在1949年，《三毛流浪記》被搬上電影屏幕，為三毛充當配角的有趙丹、孫道臨、上官雲珠等當時上海灘的一線演員。

從此三毛形象便一直被搬上銀屏與舞台。

1949年4月4日，宋慶齡倡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在上海舉辦「三毛生活展覽會」，希望可以此幫助流浪兒，展覽效果十分轟動，張樂平特意繪製的 30餘幅「三毛」原作參加義賣，當場即被一搶而空，展覽所籌款項當時為數千流浪兒童提供一個月的生活之資，宋慶齡親自書信向張樂平表示謝意。

1949年之後，以三毛為主題的電影、電視劇，甚至火柴火花……更是不勝枚舉，三毛的形象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人們的生活，傳遞著他開朗、單純的笑容，用他勇敢、樂觀的心感染著國人。

張樂平先生的漫畫頭像

「三毛之父」既是三毛的漫畫人物的創造者，又是台灣作家三毛於1989年所認的義父，當時被傳為一段佳話。

少時清苦學畫、做學徒，青年便以諷刺漫畫見長，成為上海兩個最著名的職業漫畫家之一。

抗日戰爭期間跟隨軍隊流亡的經歷更是使其轉變與成熟，戰後更是創作了《三毛從軍記》、《三毛流浪記》這兩部巔峰之作，轟動一時。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黨的領導下被迫放棄政治內容而轉為兒童繪畫，「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迫停止了十年的創作，被其本人與後世視為珍寶的漫畫手稿被當面撕成碎片。

文革後開始復出作畫，但是1983年開始患上帕金森綜合征，創作力有所下降，再也沒創作出如《從軍記》、《流浪記》一般使他本人滿意的作品，

一直到1992年去世。

張先生一生待人寬厚、富有同情心又幽默風趣，始終愛國而敬業，在年輕時積極投身於救亡圖存與愛國事業中，晚年時又把很多作品捐贈給社會。

在前面幾期解讀了《三毛流浪記》中一些很有意思的細節之後，這次就讓我們跟隨張樂平先生四子張慰軍的回憶去間接感受一下這位民國時年少成名的漫畫家張樂平先生所經歷的中國近代史吧，側面印證三毛一路走來的足跡。

更多關於三毛的細節解讀與相關電影漫畫的資源鏈接請看往期回顧

1關於《三毛流浪記》細思起來極有意思的一些事……

2關於《三毛流浪記》細思起來極有意思的一些事②

3關於《三毛流浪記》細思起來極有意思的一些事③

4關於電影《三毛從軍記》

抗戰之前

繪畫學徒與廣告漫畫實習生

早在1935年，張樂平就在《小晨報》等上海小報發表三毛漫畫，與後來人們熟知的「三毛」很不同，早期的三毛形象不是孤兒，也沒有流浪或從軍。他就是個普通弄堂人家的小孩，有父母，生活還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調，調皮、喜歡惡作劇。

早期的三毛形象

張慰軍：開始這個形象沒有明確的原型，但後來家喻戶曉的《三毛流浪記》有我父親做學徒時候的影子。我父親很早就來上海做工，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先是做木工，後來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這一段在三毛漫畫里有所表現，

所以我父親也曾經說過，他畫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三毛從軍記》也有他參加抗戰的感受在裡面。

張樂平作品中的平民視角和底層關懷，與他清苦的童年不無關係。但張慰軍認為，抗戰八年的顛沛流離，才是父親創作走向成熟的關鍵。

張慰軍說，「它諷刺的社會現象，有些到今天仍然存在。」

抗戰時期

人生理念與創作生涯的轉折

我覺得抗戰是他創作生涯最大的轉折。那八年我父親一直在前線宣傳抗日，甚至宣傳隊因種種原因星散後，他仍在孤軍作戰，是堅持戰鬥崗位最久的一個。顛沛流離的生活更堅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來看待社會、來畫畫，這對他是一個洗禮，他看到的東西和抗戰前就很不一樣了。不僅為『三毛』的創作積累了素材，而且對他後來一生愛幫助人的品質都有影響。

他在前線畫過不少士兵速寫，創作時事漫畫作品，曾經組織三十多位畫家在武昌的黃鶴樓頭繪製題為《抗戰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畫，日本人都感到震驚。現在留存下來的壁畫照片就是日本人拍的。

1938年武漢淪陷後，日軍行經武漢黃鶴樓大壁畫《抗戰必勝》，隨軍記者拍下這一照片，隨後日軍將壁畫損壞。

張樂平在畫壁畫

「抗戰時期，周總理救過我父親的命」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張樂平不得不暫時放下「三毛」，以手中的畫筆作武器，走進了抗戰一線的宣傳隊伍，「三毛」就此也從讀者的視野里「消失」了。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當月，上海的漫畫家們迅速組成了救亡漫畫宣傳隊，葉淺予任領隊，張樂平任副領隊。張樂平和漫畫隊成員一時間創作了200多幅抗戰漫畫，先後到南京、鎮江等地進行宣傳展出。1938年2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周恩來任副部長，4月，政治部第三廳成立，郭沫若任廳長，第三廳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活動的一個重要陣地，救亡漫畫宣傳隊成為第三廳的附屬團體，主要任務就是配合形勢創作大量抗日宣傳畫和參加各種大型抗日活動。

　　張慰軍這樣講起周總理與張樂平的「奇緣」：「那是1938年，長沙的局勢異常緊張。有一天，我父親正蹬在梯子上專心致志地畫宣傳畫，不料空襲警報突然拉響，但他還在認真地創作，此時，跑過來一個人在下面大聲喊道，『敵機來了，上面的同志趕快下來隱蔽！』就在父親下來後不久，那個地方就被敵機掃射得千瘡百孔了。後來父親聽隊友們說，喊他下來的人是周恩來。是周總理救了我父親一命！1957年，周總理在滬期間，接見了上海文藝工作者，會上，經電影導演桑弧介紹，父親才第一次握住了『恩人』的手。」

隨軍作品《流亡》

戰地速寫「我會寫字了」

戰地速寫「打草鞋」

漫畫《幻想中的無敵空軍》

張慰軍：我跟我父親相處了三十多年。小孩最初的偶像一般都是自己的父親，但是我就比較慘。我們家有七個孩子，我是老七。小孩子反正都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自己父親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真正有記憶大概是12歲的時候，1966年，正好「文化大革命」。我父親被打倒，因為名氣很大，畫畫很好，家家戶戶幾乎都知道。我對他的藝術創作印象不是很深，他話很少，尤其是經過幾次政治運動，話更少了，從來沒講起過有關的東西，包括我拿相關的書給他看，他都一言不發。

　　1980年代末,我看到親戚寄給我一本書，這本書是日本人寫的，研究上海為主的中國民國時期的漫畫，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把這本書給我的表舅魏紹昌看，他對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史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後說，你父親在那個時候畫了好多東西，但是我們都沒看到。因為抗日戰爭的時候我父親把好多東西託付給了一個朋友，後來朋友也找不到了，東西也找不到了。所以那些原作我們都沒有，即使有也是很少數的東西。到了「文化大革命」，抄家，家裡好多東西，特別是一些書、我父親收藏的古玩，都沒有了，好多漫畫的原稿也都沒了。

我們找到的資料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報》上發表的報刊刊頭，當時他19歲。據說還有更早的，但是沒找到。因為圖書館有很多報刊雜誌也在「文革」中遺失了。

我們去上海圖書館找過資料，後來又找到好多那個時候的漫畫，有一個畫的是《大飯店》，從上面畫下去，把當時的新聞和市井百態選了一些放在裡面，最下面是大堂，舉辦婚禮。好多人看來都覺得非常有趣，現在看也非常有趣。原稿找不到了，只有報刊上這一幅，但是放大之後其實細節還是能看得很清楚。（張樂平漫畫中豐富的細節我們在前幾期的解讀中已經有所領略了）

這大概是他1930年代初的發表作品。當時簡介裡面寫的是練習生。後來他不斷有作品發表，就辭職了，開始專職畫漫畫。雖然上海畫漫畫的很多，但很多人是業餘畫的，專職畫漫畫的只有兩個人，我父親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2、1933年的時候，已經有報紙把他列為海內一流畫家，那個時候他已經很出名了。

問：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成立了一個救亡漫畫宣傳，你父親也是其中成員，他在其中充當什麼角色？

張慰軍：「八一三淞滬抗戰」發生當月，成立了救亡漫畫宣傳隊,葉淺予為領隊，張樂平為副領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抗日漫畫宣傳隊被正式收編了，改稱抗敵漫畫宣傳隊，原領隊、副領隊葉淺予、張樂平改稱為隊長、副隊長。葉淺予除擔任漫畫宣傳隊隊長外，還要分管第三廳美術科的事，平時漫畫宣傳隊的隊務實際上由我父親負責的。很多稿子都是我父親起的，因為他美術功底好，他起了稿子之後，大家一起加工。

後來參加漫畫宣傳隊的人多起來了，隊伍也壯大了。漫畫宣傳隊的隊員後來個個都有很精彩的故事。比如葉淺予，他原來是畫漫畫的，後來改畫水墨人物了，是近現代中國水墨人物畫很重要的一個代表人物，獨創了一種風格，很多人都是他的學生。特偉是新中國美術電影的開創者，我們看的《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他都有參與。還有張仃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的設計者之一，後來到延安去了。梁白波是「七君子」中唯一一個女性，她當時是葉淺予的女朋友，也是中國女漫畫家中最出名的一個。到了武漢以後，她和葉淺予分手了，後來去了台灣。

　　後來加入的還有廖冰兄，廣東的漫畫家，很敢說話。他有一幅漫畫名字叫《自嘲》，我父親對這幅畫很有同感，他說解放之後，感覺自己頭上像套了緊箍，這個箍去掉之後，也不能恢復到原來了。他們這一代都是這個樣子的。

　　包括巴金，後來寫《隨想錄》，說要對自己有一些反省，我父親也差不多。解放以後，我父親就很少畫出像之前一樣的畫，他對自己後來的創作其實也很不滿意。

附廖冰兄漫畫作品「自嘲」

　　1979年，政治上剛剛獲得解放的廖冰兄有感於知識分子圈裡，或者由於心有餘悸而裹足不前或者由於「久經考驗」形成的思維慣性，而普遍存在的思想禁錮狀態，創作出驚世之作《自嘲》，與「相類者」共勉，爭取思想和精神上的自我解放。這個作品當年就產生了轟動效應，知識圈裡大家奔走相告，熱議紛紛。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效應，就在於這個「瓮中人」雖然是廖冰兄以自己為原型創作的漫畫形像，但大家卻從中看到了自己，於是得出屬於自己的感悟，因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炸開的罈子表現今天，身體的外廓記錄著昨天，驚惶的目光卻探問著明天。昨天的壓抑固然殘酷，但更殘酷的是這種壓抑已經內化為自我壓迫的性格——這是超時間的，而且，對明天的憂慮難道僅僅是庸人自擾？」

《自嘲》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作品所包涵的深刻內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發人深省的藝術力量。作者在畫面上寫道：「四凶覆滅後寫此自嘲並嘲我相類者」，點明了創作背景。而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作者自己的形象。廖冰兄把自己畫成軀體蜷曲萎縮，手腳麻痹僵化，神態獃滯木然的一幅畸形樣子。他早先被強行塞進一隻瓮里，只能不由自主地蜷縮著身體手腳；被長期禁錮擠壓在這樣一個沒有任何活動余隙的空間之中，已經變成一個畸形的怪物了。後來，陶瓮終於打破，但佝僂變形的身軀卻沒有恢復正常人的形狀，而仍像在瓮內一樣。這一作品的構思是很獨特的，手法十分簡括，可謂達到了去盡蕪雜，不能再增刪一筆的地步。

更為難得的，是作者以如此精鍊的藝術語言表達了如此深刻的思想，凡有頭腦的觀者，莫不因此而嗟嘆再三，感慨系之——該詛咒這種禁閉活人「罈子」，還是應該嘲諷自己的遲鈍麻木，縮手縮腳呢？當然，在這幅畫前面，很多人還會從禁錮之害中進而想到如何醫治這樣的後遺症。它的深刻社會意義，在於極大地概括了一個特效歷史時代所造成的人性的畸形。這一作品在1983年獲廣東首屆魯迅文藝基金獎，1985年第六屆全國美展銅獎。廖冰兄的漫畫以深沉嚴峻、潑辣尖銳見長，時時表現出畫家「為民請命」的精神。看他的作品難得輕鬆地發笑，即便在幽默的笑容背後也隱藏著對世事與人生的思考。他是一位嚴肅的漫畫家。

問：他們宣傳抗日的漫畫都有哪些題材呢？

張慰軍：各種各樣題材的都有，有諷刺當時政府腐敗的，最主要的還是宣傳畫，比如宣傳日本人的暴行，中國人怎麼反抗。我後來收集了有幾十幅吧，但那個時候他們每天要畫好多，總量應該是很大的，我現在能找到的，只是當時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過的，可能連當時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1938年5月19日這天對他們漫畫宣傳隊來說，包括中國抗戰史來說都很重要，因為中國成立了空軍，成立以後第一次越過海洋，飛到日本上空，他們在日本上空撒了好多傳單，那天晚上，因為日文來不及翻譯，所以就把抗戰漫畫印刷之後發出去，這批傳單起碼有一半是漫畫宣傳隊的畫。在日本上空我們沒有投炸彈，只是投了抗戰宣傳單，日文的標語和漫畫，給日本帶來很大的震驚。（這就是大家所津津樂道的民國空軍不扔炸彈只扔傳單的故事了）

內戰時期

《三毛從軍記》、《流浪記》成為漫畫創作最高峰

問：1946年，張樂平在上海《申報》發表了《三毛從軍記》，次年在《大公報》連載《三毛流浪記》引起很大反響，這兩個作品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

張慰軍：抗日戰爭結束後，他開始了新的漫畫創作。他的《三毛從軍記》最先開始在《申報》連載，因為大家都是從戰爭年代走出來的，感到很親切，所以《三毛從軍記》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三毛從軍記》這本書是中國第一部沒有文字的長篇漫畫，以前很多漫畫都還是有文字的。

　　1947年年初，我父親在上海畫畫，住在黃浦區一個親戚家。他每個星期回嘉興一兩次，在一次回家的時候看到路上有三個流浪的小孩子。那時候在上海的流浪孤兒很多，多是戰爭孤兒，都到上海來了。這三個小孩子圍著一個小爐子烤火，我父親很有感觸，因為他也有三個孩子，相比之下覺得自己的孩子還是很幸福的。

所以他有表達流浪兒童生活的願望，第二天早上他再看到這三個孩子的時候，兩個孩子已經被凍死了。因為很有感觸，他後來創作了《三毛流浪記》。當時兒童文學在全國範圍推廣，陳伯吹來找我父親，問我父親能不能幫《大公報》來畫一畫三毛？《申報》當時是公立的，《大公報》是有點偏左的。我父親說我正好在畫一套，但是題材有些敏感，當時國民政府有新聞審查的法律，不知道他們能不能登。陳伯吹他們就說「你敢畫我們就敢登」，針砭時弊，當然會敏感一些。

　　《三毛流浪記》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來反響就很大。後來《大公報》銷量一下子上升，有一陣上海市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買報紙，看看三毛的命運到底怎麼樣了。《三毛流浪記》也是沒有文字的漫畫，但是每一幅都有一個標題。

《大公報》還收到許多熱心讀者寄給「三毛」的捐助，和給我父親的信。常有小孩寄來零花錢，說我幾天沒吃早飯，把錢省下來給三毛買個大餅……

可以說，當時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流浪記》，不論識字與否。過去閱報欄沒有玻璃，是用鐵絲做成相框的樣子，把報紙夾在中間，擺在街上給人看，而《大公報》三毛連載的那一塊總是被人整整齊齊地挖走，據說很多就是流浪兒挖走的。

此外，物價飛漲、黑道橫行這些社會現象在《流浪記》中都有反映。

問：《三毛流浪記》連載了多久？

張慰軍：一共是兩百多幅，斷斷續續連載了一年多。中間我父親還收到了帶子彈的恐嚇信，不知道是什麼人寄來的，可能是黑幫，也可能是其他勢力。

問：《三毛流浪記》戳中了誰的痛點？

張慰軍：肯定是當權者。當時社會很腐敗，政府完全可以出錢來救助這些孩子，但是他們只顧自己發財。物價也在不斷地上漲，可以說上午和下午的價格差別就很大。原來一個教授一百塊的收入一家人能過得非常好，後來只能買一根油條，我父親也有這方面的畫作。

　　我母親當時在嘉興，因為抗戰時窮得不得了，到上海一看房價這麼高，很難生活。後來又出了恐嚇信的事，父親後來又得了肺結核，就回到嘉興去了，在嘉興繼續畫，通過火車的乘務員把畫作帶到上海，報社再派人到火車站去接稿子。

　　因為它的影響非常大，所以宋慶齡就和我父親一起聯合辦了三毛樂園的義賣展覽，在第一百貨公司（當時叫大興公司），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記》的原稿。排隊的人從大興公司繞到六合路，每天都好多人。

　　《三毛流浪記》後來還被拍成電影。真正開拍是在1948年，直到解放後才放映。電影的主角到1980年代戛納電影節還被稱為「東方小查理」。當時好多一流明星，像趙丹、黃宗英、上官雲珠都出於對三毛的熱愛，自己化裝，不計報酬，在裡面客串跑龍套。後來還出過《三毛流浪記》的選集，我們小時候幾乎每個人都看過。相較《三毛流浪記》，《三毛從軍記》的命運悲慘很多，直到1992年我父親去世那一年才拍成電影。

問：您父親曾經說，《三毛流浪記》比《從軍記》影響大，但他更喜歡《從軍記》。為什麼？

張慰軍：《從軍記》的藝術性確實更強。還有一個原因是，《從軍記》在大陸和台灣銷聲匿跡了30多年，有些人從來不知道他有這個作品。就像父母對待孩子一樣，總會偏愛那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從這一點來看，我感覺他是更愛《從軍記》。

《從軍記》諷刺了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的一面，所以在台灣曾經被禁，但又描寫了國軍積極抗日的一面，所以1949年後在大陸也難覓蹤影，直到1980年代才解凍，後來還拍成了電影、動畫片。（摸摸《從軍記》的頭，這孩真可憐）

台版《從軍記》則是經作家三毛牽線，也在八十年代出版。這也是一段緣分。早期大陸和海外聯繫還不順暢，但三毛在國外遇到作家姚雪垠的時候告訴他，她的筆名就是來自《三毛流浪記》，請他代為向我父親問好。後來黃苗子（畫家）叔叔在新加坡碰到三毛，他也特地來我家轉達問候。大約1987年、1988年左右三毛就和我父親通上信了，我從香港往返時幫他們轉（信）。他們通過信件談出版事宜，後來三毛來了一趟大陸，我去接她。她那時就認我父親為義父。

問：那出版的時候中間內容有刪減嗎？

張慰軍：出第一版的時候，我父親又加了一幅，第一幅原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改成了三毛是被抓壯丁抓去的，等於說原稿是三毛自願參軍的，現在改成是被國民黨抓過去的，才得以解禁。第二版出的時候已經改革開放了，就完全按照原稿來了。

說來也奇怪，《三毛從軍記》的原稿經過各種折騰，倒保留下來了，《三毛流浪記》原稿在「文革」中被毀了一部分，因為《三毛流浪記》是當我父親的面被毀的，他非常心痛。後來我父親把《三毛從軍記》捐給了上海美術館，《三毛流浪記》捐給了中國美術館。

　　我父親膽子比較小，但他有自己的原則，對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有自己的看法，除非領導要他畫。後來一些續編有領導的意思在，也有他自己畫的，其實好多是集體創作的，因為我父親後來脫離了戰爭的生活。

　　創作《三毛從軍記》的時候，他在最前線，可以直接去畫戰士，那時候他所見所聞都是真實的生活。創作《三毛流浪記》的時候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在，自己小時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的經歷，和流浪兒做朋友。抗日戰爭對我父親的世界觀是一個大改觀，後來他所做的事情，所交的朋友都和這個關係很大。後來再畫的東西，有感而發的就比較少了，特別是1957年，差點被打成「右派」。

問：您父親一直是比較左傾的，為什麼也會被批判呢？

張慰軍：因為江青當時批評了《三毛流浪記》，說它是小「武訓」。還有是因為我父親抗日戰爭的時候在國統區工作，這一段經歷對我父親有影響。此外，三毛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看來這意思是說三毛里的壞人全是真壞，好人只是假好？資產階級就沒有資格講人性？怪不得電視劇版要把收養三毛的善良中產家庭塑造成作威作福的土地主楊白勞形象了）

中國人說「槍打出頭鳥」，所以上海美術界第一個被打倒的就是我父親。「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之後，其實我父親這時候已經不能再畫畫了，到了6月15日，我父親正式被打倒，一個文件下來，要求父親停職反省。1957年我父親差點被劃成「右派」，是三毛救了他，當時有國家領導人說把張樂平打倒，國際上影響很壞。（如此對待曾經作為其輿論宣傳旗手的漫畫家，這也是夠荒誕的了）

　　1957年之後，我父親就再也沒畫敏感題材的畫了，他把重點轉向畫小孩，叫兒童漫畫，離政治遠一點。

問：1992年《從軍記》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導演張建亞在不久前的香港書展上回憶向您父親提出改編請求的事，說他當時就像捨不得把孩子送給別人一樣，對於授權電影拍攝非常猶豫。為什麼？

張慰軍：我父親確實有顧慮。他覺得沒有經歷過戰爭、不了解當時情況的話未必能改好、拍好。最後張建亞導演增加了一些情節內容，這部電影很成功，在中國的幽默電影中很有代表性。看過這部片子以後能對戰爭更了解。

電影《三毛從軍記》（1992）

問：趙明、嚴恭1949年導演的電影《三毛流浪記》眾星雲集，是上海解放後放映的第一部電影。這是在什麼背景下創作的？它的結尾有兩個版本，是後來重新拍的嗎？

張慰軍：漫畫在社會上反響很大，但電影劇本的創作幾經波折，最後是陽翰笙、陳白塵、李天濟幾位作家接力完成的，由崑崙影業有限公司拍攝。

1948年電影開拍，扮演三毛的王龍基先生只有9歲，而上海的明星大腕幾乎全部出動，上官雲珠、趙丹、黃宗英他們都自發來幫忙，不僅不要報酬，還自己帶著衣服、化好妝，去演配角，可見三毛的號召力。和電影上映差不多同步的是，宋慶齡在兒童節當天（1949年4月4日）舉辦了一個「三毛原作展覽會」，就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為流浪兒童募捐，也有很大影響。

1949年5月28日上海正式解放，當時電影基本上完成了，結尾和漫畫一樣，就是一個迷茫、混亂的社會。但解放後幾位導演又想把悲劇改成喜劇，就加拍了三毛迎接解放、扭秧歌的畫面。這是一種自發的情緒，當時人們心情確實是這樣，一個腐敗的舊政府垮台，新的希望來了，許多科學家從國外回來也是這樣。

所以電影有兩個結尾，現在我們都能看到。

新中國時期

迎解放的三毛和學法律的三毛（命題作文）

問：新中國成立後有一系列風格很不一樣的三毛漫畫，包括《三毛迎解放》等等，您能不能介紹一下？

張慰軍：1951年有《三毛的控訴》，發表在《大公報》上，同年《三毛翻身記》發表在《解放日報》。1956—1957年有《三毛日記》，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後來還有《三毛今昔》、《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裡》，都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這個時期的三毛是笑著的，圓臉，胖了，不像原來那麼苦。

我父親後來回憶，對這段時期的作品不滿意，覺得是在政治任務下創作，無所適從。另一方面這些作品也是應景的，那時大家的確有一種翻身感。

「文革」期間我父親受到衝擊，基本上就很少再創作。造反派當著他的面把畫撕了，我記得他回家後從包里拿出破碎的手稿，流了眼淚。當時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畫三毛時用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來腐蝕小孩子。

問：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又有一批新作品，包括《三毛學雷鋒》、《三毛愛科學》這些，這個形象被賦予了教育兒童的意義。

張慰軍：《三毛學雷鋒》（1977—1978）、《三毛愛科學》（1978—1989）（均發表於《兒童時代》）都是作為兒童漫畫來創作的。戴敦邦先生他們曾為我父親打抱不平，說以他的技巧、想法，不能只把他的定位限制在兒童漫畫上，但我父親也看得淡。

《三毛學法》（1985—1986）則是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畫報》上。

「文革」後他身體比較差，年紀大了，就出去得少了。過去他常去幼兒園、少年宮，他一直認為創作源泉是生活。那時他畫三毛比較少，畫些其他的連環漫畫，比如《我們的朋友》、《小蘿蔔頭》。《兒童時代》、《小朋友》的封三常常是他畫的。

問：三毛漫畫的稿酬怎麼樣？

張慰軍：抗戰時期父親帶著家人過得很艱苦，後來靠稿酬才過上比較穩定的生活。1950年代是最好的時候，一幅畫的稿酬大約20—25塊，過得還可以。

不過我父親的開支也大。家裡人多，那時還接濟了好些親戚朋友的小孩。他很願意幫助別人，特別是「反右」以後，許多家庭都去了甘肅、寧夏，他們如果能回到上海來，他總是幫助人家，十塊錢、五塊錢塞到他們手裡。有位畫家叫任微音，「反右」期間突然有一天就被帶到甘肅去了，好不容易回來以後就找了個地方修皮鞋。我父親就一直去看他。後來我父親去世的時候，他總是哭，說如果沒有樂平先生幫我，我早就走上絕路了。

文革時期

「有一次，父親挨完批鬥回來，手裡拿著一個灰色的包，他從包里掏出很多碎紙片，那是《三毛流浪記》手稿的碎片，一邊掏著他自己的眼淚都流出來了，家裡人看了都很痛心……」張樂平之子張慰軍回憶道。

張樂平晚期作品《東郭先生》

「三毛之父」張樂平之子張慰軍展示的幾幅張樂平遺作中，已不見「三毛」身影，而是幾乎從未面世的速寫、國畫和插畫作品，比如線條流暢如行雲流水的舞台速寫《波洛乃茲舞》；栩栩如生的民間寓言插畫《東郭先生》、白描帶有一點素描關係的中國畫《南京街頭》……這些作品多半創作於反「右」之後，他避開敏感題材的漫畫，遠離政治……

1992年張樂平去世時，因為他很好的人緣，很多鄰居都熱心過來幫忙料理後事。他們回憶起張樂平，總會說張慰軍的父親生前送過他們什麼畫。但張慰軍卻不無遺憾地說，「我手中都沒有我父親的畫。」

張慰軍說，父親生平也喜好收藏，藏品頗豐，從瓷器、字畫、傢具到文房雅玩均有一些。他數十年下來所創作的漫畫手稿數量也很可觀，不過「文革」中毀掉了一些，遺失了一些，留下來的很多都捐掉了，所以留在子女手中的畫作不多，都集中存放。

比如家喻戶曉的《三毛流浪記》，其手稿在「文革」中歷經磨難差點毀於一旦。據張慰軍回憶，「有一次，父親挨完批鬥回來，手裡拿著一個灰色的包，他從包里掏出很多碎紙片，那是《三毛流浪記》手稿的碎片，一邊掏著他自己的眼淚都流出來了，家裡人看了都很痛心……」原來《三毛流浪記》手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一部分，張樂平挨批鬥的時候跪在地上，胸口掛著牌子，造反派當著他的面將漫畫手稿撕掉了，撕完扔在地上。挨完批鬥，張樂平還要監督衛生勞動，他在掃地的時候把這些碎片撿回來。

類似的幾次政治運動，對張樂平的打擊和影響是很大的。「我父親話很少，尤其是經歷過幾次政治運動，話更少了，他從來沒有講起過有關藝術創作的事情，包括我拿相關的書給他看，他都一言不發。」

看到父親挨批鬥，哥哥姐姐遭下放，工資又發不出來，家不像家的樣子，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張慰軍非常想不通，他對父親說，「如果你那個時候（抗日戰爭時期）離開漫畫宣傳隊去了延安，或者你跟隨飛虎隊去美國，那咱們家在『文革』中也不至於那麼慘了。」父親聽了竟然發很大的火，「話不能這麼說，我如果去了美國，就沒有後來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了。」當時這兩部作品是挨批鬥的，張慰軍不理解父親為什麼要發火，直到父親過世之後他才想明白，父親之所以這麼生氣，足見這兩部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1982年，中國美術館提出想要收藏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但手稿在「文革」中已經被毀掉了一部分，好在該書此前曾出版過選集，版樣在印刷廠還保留著，張樂平花了數個月時間把被撕掉的部分重新畫了一遍，張慰軍及其三哥則在一旁打下手，畫稿補充完整之後悉數捐給了中國美術館。

1990年代，上海美術館為《三毛流浪記》原稿已經被中國美術館收藏而感到遺憾，因為《三毛流浪記》是很明顯的上海題材。於是張樂平把他心愛的《三毛從軍記》原稿捐給了上海美術館。「捐獻《三毛從軍記》時，我父親已經重病，一直昏迷來不及辦捐贈儀式，他去世後，由我母親繼續這個工作，把畫落實給上海美術館。」

「父親解放之後創作的一些三毛系列作品捐獻給了家鄉浙江海鹽的三毛紀念館，生前用過的部分遺物則捐給了宋慶齡陵園。」「現在家裡還留有一些畫稿和他收藏的古玩、石頭、傢具等，登記在冊，作為家族共同的藏品。」

談及古玩收藏，張慰軍說，「我父親尤其喜歡刻石頭。『文革』期間，他已經淪落到要去牛棚，照理說很慘了，但他也不失這個雅興，有一次在回來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塊小石頭，形似甲魚，他就撿來在上邊畫了幾筆，讓我在上邊刻，刻了幾刀就成了很好玩的小甲魚，類似的玩意還有小野豬、小壽星。」刻完之後他還喜歡送給年輕的朋友玩，以至於後來很多人都說，「張老先生那個時候身陷囹圄，還是那麼有雅興去撿一塊石頭來刻。」

張樂平把玩的石頭中有一塊據紅學家周汝昌考證，可能為曹雪芹遺物。張慰軍小時候常見這塊石頭被父親擺放於博古架內，黑黑的石頭上用篆體刻著「二如居士」幾個字。「我父親這塊石頭得來時，就有人告訴他這塊石頭是曹雪芹用過的，他不知道真假，就請戴敦邦先生引薦去見周汝昌，周汝昌看後特意寫了一篇文章。」

　　周汝昌文中提及這塊石頭時說：「所說的遺物，是一件石刻水壺狀案頭小文玩，既非精美珍品，也無明顯標誌——只刻有『二如居士』一個名款。憑這四個字，就能判斷是雪芹嗎？我回信說：雖未見原物，不宜妄言，但聽見『二如』之銘記，我卻傾向於是相傳不虛的。理由有三：一，如無來由，只憑二如之字，造不出這種傳聞。二，如是作偽欺人的，那必然就大刻特刻與紅樓或雪芹相關的文詞，以為證明。三，二如者何？這是戲仿大明才子唐寅的故事：唐伯虎自號六如居士，故有意又承又翻，此雪芹慣用手法。」

「六如」即《金剛經》的尾偈所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曹雪芹用「二如」，只取前邊的「如夢、幻」二者。而此二者，即是《紅樓》開卷（在《甲戌本》上是《凡例》中之文）所言：「作者自雲因歷過一番夢幻之後也。」《蒙古王府本》在此有一批語云：「何非夢幻，何不通靈；作者託言，原當有自。」

「雖然周汝昌先生這麼說，究竟是不是曹雪芹遺物也未可確定。不過父親生前玩古玩並不過分追求年代，造型好的他都喜歡。」張慰軍說。

反「右」以後，張樂平就再也沒有畫敏感題材的漫畫了，基本轉向兒童漫畫、民俗畫、古裝人物畫以及為民間寓言配插畫。

「他說此後感覺自己頭上像套了緊箍，這個箍去掉之後也不能恢復到原來了，他對自己後來的創作其實是不很滿意的。」 張慰軍說。

新時期

「父親就像他筆下的『三毛』一樣，一生樂觀幽默」

　　張樂平愛喝酒是出了名的。如今，張樂平紀念館的展廳里有很多著名漫畫家的作品就是反映他這個「愛好」的。

　　說起父親喝酒的事情，張慰軍笑著說道：「我父親喝酒的故事很多，他年輕時喜歡喝白酒，晚年多喝黃酒。在他晚年住院時，我每次去看他，他都會悄悄告訴我，下次來時帶個暖壺，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讓我打壺黃酒來。還有一次戴敦邦（我國著名國畫家）伯伯告訴我，父親每次有親友來訪都讓他作陪，但每次都是他們倆在朋友來之前先打一壺酒喝完，第二壺才是招待客人的。」

　　張慰軍接著說：「我父親喝酒有時對他創作可能是有益處的，因為平時受各種因素和環境的影響，他思想上會有所顧慮，喝酒後可能更有助於他打開思路。我母親和他爭吵90％都是因為他喝酒的事，有時候朋友都在場，他就憨厚一笑說，『來，大家為我戒酒，乾杯！』父親就像他筆下的『三毛』一樣，一生樂觀幽默。」

　　在結束採訪時，記者看到紀念館的一面牆上刻有我國著名劇作家、評論家柯靈的一段話，最後幾句是：「室邇人遐，藝術長壽，三毛永生，樂平不死！」

「三毛」的可能性：遨遊太空的新少年，還是老上海的代言人？

問：演繹三毛的作品至今仍層出不窮，他最新的形象是什麼樣的？反響如何？

張慰軍：除了籌備中的電影、電視劇，最新的就是2011年的音樂劇《三毛流浪記》，以及中央電視台的動畫片。

動畫片《三毛流浪記》《三毛從軍記》反響很好，後來的《三毛歷險記》、《三毛漫遊太空》，講三毛穿著名牌運動服遨遊太空，有些觀眾不買賬。我想，現在的改編和我父親的創作風格很難保持一致，這是一個原因。

好萊塢有個獨立製片人在跟我們談，要把三毛拍成電影，但目前劇本還沒敲定。如何改編而又不改變三毛原作的精神內核是一個問題。有些東西不能改，比如三毛是積極向上、聰明伶俐的，最重要的是善良、不畏強暴。

還有一個問題，現在三毛的演員太難找了！排三毛音樂劇之前三寶（音樂人）他們去藝校找，始終物色不到一個合適的演員。後來找了一個很好的女演員來演。好萊塢這部電影也有同樣的問題。

問：從影響力和藝術成就來看，《從軍記》、《流浪記》的高度似乎難以被超越。您對三毛形象的未來是如何規劃的？和過去相比，今後三毛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會有什麼不同？

張慰軍：我父親自己也說過，後期的好多作品他不滿意。

好多人提出，時代變了，你應該把三毛變成一個現代的小孩，描繪當下的生活。但我覺得沒有了幽默和諷刺的漫畫沒多大意義。我父親也畫過《三毛旅遊》、《三毛學法》，不是很能讓人引起共鳴。既然無法超越，我想還是保留原來的核心比較好，可以從周邊去擴展，而不是重新創作一個「三毛飛天」。

關於《三毛流浪記》我們正籌備一個展覽，在找合作方。展示的核心不再是「苦」，而是介紹上海。許多人了解上海是從《三毛流浪記》開始的，著名的導演陳維亞也這樣說過。我想結合《三毛流浪記》來介紹上海的市井生活，把上海的小吃圖像、叫賣聲音都立體地呈現出來，包括正在消失的老上海的東西——搓衣板、馬桶等等，做成一個展示城市歷史和文化的形象。

商業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完全的商業化，還希望三毛能成為慈善、教育、旅遊甚至中國本土文化的形象代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