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編譯｜「500年後，現在的國家還會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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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40篇文章

導言

本文（Return of the city-state）原載於萬古雜誌2017年9月5日刊，由英國《電訊報》知名記者和科技博主傑米·巴特萊（Jamie Bartlett）撰寫。

萬古雜誌（Aeon Magazin）是由澳大利亞夫婦Paul Hains與Brigid2012年於英國倫敦創立的，目前在倫敦、墨爾本和紐約設有辦公室。作為一份關注思想與文化的新型網路出版物，萬古雜誌秉承了某種「慢文化」的理念，拒絕任何形式的廣告，在當下日益喧囂聒噪的世界潮流中尋找一種嚴肅和深刻的態度。萬古雜誌每個工作日都會更新文章，從哲學到宗教，從生物學到社會研究，內容廣泛，並始終堅持著對作者和讀者的雙重尊重。

文章從互聯網的發展與城市的崛起兩大方面探討了現代民族國家走向衰落的可能性，作者通過對歐洲歷史上漢薩同盟的追溯和對新加坡繁榮的反思循序漸進，帶領我們了解了上西加利伯蘭共和國的「鬧劇」和海洋家園研究所的「鴻志」，同時發人深思：現代民族國家如何應對數字時代的巨大變遷？去中心化的世界是否終成現實？

△Radicals Chasing Utopia 書籍封面

作者傑米·巴特萊（Jamie Bartlett）現任倫敦德莫斯智庫（think-tank Demos）社交媒體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主任，曾發表眾多有關互聯網文化和網路隱私話題的文章與書籍。2017年6月，他推出最新力作Radicals Chasing Utopia，以追逐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為全書主線，討論了當下七個不同組織的理論與實踐，見解犀利，意味深刻。

——「民族國家是晚近才登上歷史舞台的，而照目前的許多證據來看，它撐不到這個世紀末。」

如果你出生在1500年前的歐洲南部，你一定相信羅馬帝國會永遠持續下去。

畢竟，它已經存在了約1000年。然而，隨著一段時期的經濟和軍事衰退，西羅馬帝國最終於公元476年解體了。對於當時生活在那個強大帝國庇佑之下的人們而言，這件事一定是不可思議的，正如那些歷經了法老、基督世界、法國封建舊制度統治而又親眼見證其崩潰的人們那樣。

時至今日，我們也相信當下的「國家」生活（countries)是無處不在且永恆的。誠然，存在著獨裁政權和民主政權，但整個世界仍然是由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構成的。這意味著民族（nation, 擁有共同特徵的人的集合體）與國家（state, 擁有明確領土疆域界限並為其他民族國家所認同的有組織的政治實體）的結合。試著想像一個沒有國家（countries)的世界－－你無法想像。我們對自我身份、忠誠度、權利與義務的種種認知都與國家（countries）緊密聯繫在一起。

這一點聽起來很奇怪吧，畢竟，民族國家的歷史並不是很悠久——直到19世紀中葉，世界上仍然混雜著帝國、無主土地、城邦以及出入自由的公國。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社會形態也愈發複雜，於是龐大的中心化的官僚體制不斷成長，最終管理社會。那些能夠最有力地團結地區、記錄歷史並協調行動（尤其是戰爭）的政府在與鄰國的對比中發展得越發強大。幾場革命——特別是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塑造並定義了「民族/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概念，與此同時，更為密切的國內交往也培育了統一的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更是將民族國家模式推廣至全世界。到了20世紀中葉，這一模式已蔚為大觀，幾乎無處不在。目前全球共有193個民族國家。

但是有著邊界、中央政府、公民和主權的民族國家正日益落後於世界步伐。正如卡爾·馬克思指出的，如果你改變了作為社會基礎的生產方式，社會和政治結構也會隨之改變。

唱衰民族國家的聲音並不新鮮，20年以前，就已經有許多人預言它將在短期內消亡——未來主義者們認為全球化侵蝕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並迫使它們作出改變。令人興奮且新穎的互聯網發展渲染出了一個沒有領土疆界且無身份認同的未來。此外，氣候變化、互聯網治理和全球犯罪的問題看似都已超出了民族國家力所能及的範圍。於民族國家，一方面，它看上去是如此渺小，不足以應對全球性挑戰；另一方面，它又如此臃腫龐大，無法處理地方性難題。與此相應的，是迅速覺醒並不再勞心投票的選民們……一切似乎陷入了惡性循環。1995年，有兩本名為《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的書籍問世——一本是前法國外交官讓·馬里·蓋埃諾（Jean-Marie Guéhenno）的作品，另一本則由日本結構主義理論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撰寫——兩本書預言了民族國家要麼會朝著跨國組織的方向發展，有如歐盟或聯合國；要麼會崩解為地區和城市。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與經濟學家大前研一

有關民族國家消亡的理論曾一度被極力誇張，但新千禧年的來臨卻使得此理論銷聲匿跡了。可如今它又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之中，而這一次，可能是正確的。

1995年民族國家被宣告死亡時，全球只有幾千萬網民。到了2015年，全球網民數量已經增長到近30億；2020年時，預計將超40億（以及超過20億的聯網設備）。然而，數碼科技對民族國家並無真正的親睞。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其1996年發表的《電腦網路空間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中總結得很清楚：互聯網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原則基礎之上的技術，要求去審查制度、去中心化和無國界。到了今天，這些論斷更為清晰。

民族國家正在許多方面經歷著巨大的痛苦。譬如在當今社會中，英國衛生部（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隨時可能被朝鮮發出的勒索軟體定位打擊，而很難找到有效的方式將罪犯繩之以法。一些諸如Uber和Deliveroo(源於英國的歐洲知名外賣公司)的應用程序還催生了零工經濟的崛起（gig economy）。據預計，到了2020年，政府將會每年投入35億英鎊用於支持零工經濟。此外，目前已經有數百萬人口在使用比特幣和區塊鏈技術，此二者都旨在擺脫中央銀行和政府對於貨幣發行的控制，而用戶數量還將進一步增加。這一切現象都在為我們注入新的、本質上不具民族性的價值觀：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視作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

——如果民族國家不能捍衛其邊境，它也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意義。

上述現象還不是最糟的，2016年10月17日，當時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其推文中寫道：「沒有邊境的國家根本就不叫國家。我們要讓美國再次安全！（A nation without borders is not a nation at all.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不管當時民眾反應如何，特朗普在這一點上其實是正確的（至少前半句是對的）。邊境區分了內外之別與公民身份，區分了誰能夠從這口大鍋里分得一杯羹而誰不能。如果民族國家不能捍衛其邊境，它也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意義，無論是正常運轉還是作為一個建立在共識之上的神話（agreed-upon myths)。

一年以前（2015），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特朗普的推文與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的提議相矛盾。之後歐洲境內的人口流動——歐盟成員國於2015年接受了120萬難民的首次避難申請——引發了一場政治和人道主義危機，且餘威不減。這勢必是造成英國脫歐的重要因素。但是120萬難民與後續更多湧入的難民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雖然我們尚無法獲得準確的數據，但據部分統計顯示，到了本世紀中葉，會有接近2億的氣候難民。如果歐盟在面對120萬流動人口時就已封閉了其邊境，那麼，要如何面對可能的2億難民？若我們透過真實的長焦鏡頭來觀照人類歷史進程，我們會發現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人口處於不斷的流動之中，而一旦他們開始流動，就很難停止下來。

這其實就是問題的關鍵：民族國家的存在依賴於各種控制。如果它們無法控制信息、犯罪、商業、邊境或貨幣發行，它們也就無法再滿足公民的需求。說到底，民族國家只不過是建立在共識之上的神話（agreed-upon myths): 我們放棄了部分自由以保障他人安全。但如果這契約失去了效力，我們也將不再認同這奇蹟，國家將失去對公民的權力。

那麼，什麼能取代民族國家呢？

城邦（city-state)正日益成為我們的最佳選擇。這些城邦就是一些和國家一樣擁有獨立主權的城市，例如摩納哥和新加坡。近來，這些城邦國家備受各類傳媒的讚譽——包括福布斯雜誌《城邦的新紀元？》（A New Era ForThe City-State? ,2010）；Quartz《國家不再驅動全球化進程－城市取而代之》（Nations Are No Longer Driving Globalization – Cities Are, 2013）;波士頓環球報《城邦的回歸》（The City-State Returns ,2015）; 蓋茨基金會資助的How We Get to Next網站《城邦的復興》（The Rebirth of the City-State, 2016）。

種種阻礙民族國家的趨勢反而是有利於城邦國家的。在一個高度聯繫而幾乎無邊界的世界裡，城市已成為商業、經濟增長、創新、科技和金融的中心。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百年學者（Centennial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 DC）、《新地方主義：民粹主義時代的城市繁榮之路》（ The New Localism: How Cities Can Thrive in the Age of Populism）一書的合著者布魯斯·卡茲(Bruce Katz)稱，大城市的孵化園特質在現代經濟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創新源於合作，合作需要密切聯繫。你需要一個密度極大的生態系統來完成創新，而超連接性（hyper-connectivity ）則在加強這種集中化。」此外，城市還具有人口方面的優勢，2014年統計顯示，大多數人口已居住在城市中。

—— 21世紀的權力屬於那些解決問題的人。國家政府辯論不休又躊躇不前，城市卻積極行動著。

這些因素都給了城市前所未有的活力與生機，使得它們更能靈活舒展筋骨。例如，就氣候變化而言,民族國家在此問題上可謂非常失敗，城市卻在努力解決。自2006年以來，C40的首創城市們已經號召了60多個城市共同推進合作、採用各種技術減少碳排放，甚至超越了國際協議的規定義務範圍。在美國，聯邦政府似乎已經放棄了對氣候變化的治理，領導權彷彿已落入了城市手裡。

這種權力的轉移是可見的。譬如，許多主要城市的市長都是地方政治領袖，具有極強的影響力——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倫敦市長薩達齊·科恩（Sadiq Khan）；羅馬女市長弗吉尼亞·拉吉（Virginia Raggi）；巴塞羅那女市長艾達·克拉烏（Ada Colau）等等。像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納州首府）和哥本哈根這樣的多元化城市，也有著各自的管理實驗，它們正運用其物質、經濟和社會資產以求完成對城市項目的自我投資。

根據卡茲的說法，整個世界正在超越民族國家世界。他告訴我說：「我們正進入一個由城市掌握新型權力的新時期。它們有巨大的機遇，能夠利用其經濟和金融優勢以提升其地位並帶來改變」。過去，我往往以二分法思考權力：你要麼擁有權力，要麼什麼都沒有。但正如卡茲所言，我們或許需要反思了，因為在有無之間著實存在一個中間地帶——城市並未完全獨立於其民族國家，但也絕非向其搖尾乞憐的角色。卡茲說：「城市地位並不比民族國家低，它們構成了各種制度匯合的有力網路，它們促使了經濟的不斷發展。21世紀的權力屬於那些解決問題的人，國家政府辯論不休又躊躇不前，城市卻積極行動著。權力愈發自下而上地由城市匯聚起來，而不是由民族國家自上而下地賦予。」

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內，權力都停留在城市一級。千百年來，城市裡有自治政府作為基本機構,有城牆提供保護，有什一稅和其他稅收與相應的城市服務,還有一系列居住與貿易的制度規則。

例如漢薩同盟城市（The Hanseatic cities）——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法律——在19世紀早期，將其經濟影響力提升為和其他國家談判的資本，執波羅的海貿易路線之牛耳。該同盟的城市成員們——包括伯明翰和漢堡——意識到自身有許多共同點，它們必須共同協作才能使各自利益最大化。今日也是如此，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大城市們彼此之間總是比其與各自國家之間更為相似。它們都是金融、科技創新、文化的孵化園，都有著高度的多樣性和移民流入。當英聯邦以52%比48%的投票結果脫歐時，倫敦市市民卻以60%比40%的投票結果決定繼續留在歐盟（此次投票之後，曾有短時期的主張倫敦獨立於英聯邦其他部分的運動）。正如許多參觀者看來，倫敦，完全不像英國。這種現象也同樣適用於美國東西海岸的超級城市。

如果你像我一樣地頻繁在城市之間旅行的話，你更容易感知到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而非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存在：一個由強大的商貿網路聚合起來的城市系統。當然，漢薩同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其之前就有威尼斯、弗洛倫薩、波倫亞和圖靈等於10世紀至16世紀點綴著義大利半島的獨立城邦。而這些也僅僅只是「近期」的城邦，往前推的話，還有耶路撒冷，再往前是雅典、巴比倫，以及最古老的烏爾（蘇美爾王朝一知名城邦）。今天只有些許真正意義上的城邦尚存（摩納哥，新加坡和梵蒂岡算得上是完全主權獨立的城邦國家；香港則有城邦之名而無城邦之實）。事實上，若放在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看，現代這種只有極少數人生活在城邦里的現象是不同尋常的。

很明顯的，民族國家並不會坐以待斃或自甘消亡。從一個已經存在的主權國家中再創造出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是十分困難的，常常令聯合國頭疼。2015年，義大利威尼斯有210萬居民在全民公投之中投票支持威尼斯獨立（占當時投票總人數的89%），被認為不具法律效力。居民們十分憤惱於200億美元的城市稅收，認為其遠多於中央給地方的回報。然而，義大利是堅決不可能讓威尼斯和其200億美元的城市稅收輕易溜走的。

這恰好解釋了今日為何有越來越多的試圖創造全新城市的嘗試和努力。保羅·羅默（Paul Romer），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一直支持打造更多的特許城市（chartered cities），尤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獨立運行的城市規模（city-scale)的行政區域。他認為，城市是最好的選擇，既有充分的規模以進行新鮮事物的嘗試，又不至於過於龐大而讓人承受孤注一擲的風險。「用一種規則創造許多新的規則，」羅默於2009年在TED的一次有關演講中說道。一個建立在無人定居的土地上的特許城市能夠包容許多試驗，如一系列的新規則和體制，用以吸引投資和人口定局。他還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觀點，即讓國家合作起來，像中英兩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那樣（運行了多年的經濟特區也是一個道理：在客觀環境絕對安全的地理區域內，施行不同於所在國（host country）的經濟法律法規，鼓勵境外直接投資）。

但要實現以上的構想仍然是不容易的，由於這牽涉到向其他國家租用土地，也就意味著無法達到完全自治。然而，也有一些甚至無需租用土地的自治典例。

在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交界的那塊沼澤地上，坐落著國土面積達7平方公里的上西加（Gornja Siga）。雖然該國目前處於克羅埃西亞控制之下，這一小塊土地嚴格上來講是仍然沒有主權歸屬的——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都認為那是對方的領土。由於其不尋常的法律地位——無主地（terra nullius）（拉丁語，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來自捷克共和國的32歲的自由主義論者維特·耶德利奇卡（Vít Jedlicka）正努力在這裡創造一個城市規模大小的自由、貿易、繁榮的天堂，他稱之為利伯蘭（Liberland，捷克語，意為自由土地）。

利伯蘭目前無人定居，但一旦克羅埃西亞放開了入境限制，超過10萬的利伯蘭網上公民將遷入。利伯蘭已有了城邦的雛形。貨幣、憲法、總統乃至足球隊等。在這裡，一切被設計出來的事物都將為個體自由最大化所服務。一開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利伯蘭，它將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任何強制措施的自由國家，你可以在這裡暢意欲為，只要不危害他人。當我為了我即將面世的新書<Radicals Chasing Utopia(2017)>採訪耶德利奇卡時，他告訴我,「這是一個稅收天堂而非稅收地獄」。學校、醫院、養老金、道路、排污系統、垃圾收集和其餘種種服務都能被市場提供——只要群眾有這個需要，並願意為此掏腰包。

像大多數自由主義論者，耶德利奇卡熱愛現代數碼科技，並將其視作自由主義論者的得力助手，認為其能弱化民族國家實力並有利於像利伯蘭一樣的新型國家模式。這或許看上去像是在做白日夢（pipe dream）--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了這塊沼澤地的合法地位--除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矽谷投資人分享了耶德利奇卡的自由主義論者的看法，並為利伯蘭捐錢。「一個完全創新的境況」，受人尊敬的芝加哥國際法雜誌（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於2016年在一篇對利伯蘭詳細分析的文章中提到，暗示著利伯蘭對現有的獨立主權國家狀態有一定的衝擊力（shot）。

——在由海洋家園組成的世界上，如果你不喜歡現有的政府系統，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航行到另一個你喜歡的政府那裡去。

目前利伯蘭遇到的問題是，克羅埃西亞軍方隨時可以進入此地區，就像我在編寫我的新書並試圖進入利伯蘭時他們所做的那樣。因此，未來的新城市根本就不應當建立在陸地之上，美國自由主義論積極分子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與我在矽谷聊天時流露出了這種想法。未來的城市應當漂浮在國際公海上，遠離民族國家和其軍隊的管轄範圍。

2008年，帕特里建立了海洋家園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自由主義論者、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向該組織捐款50萬美元。目前，該組織計劃在海洋中建立島嶼城市並開展生存實驗。「（海洋家園）是針對國家的市場」，帕特里告訴我，「你對舊制度的修補和斧正只能做到這個地步了。」帕特里懷著對他祖父彌爾頓·弗里德曼（著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敬意，告訴我：「當你沒有創新啟動機時（start-up sector）,現有的國家糟糕透了……它們只會給你劣質的服務，並不會做出任何改變。你需要有自己的創新啟動機來威懾它們。在由海洋家園組成的世界上，如果你不喜歡現有的政府系統，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航行到另一個你喜歡的政府那裡去。就像在網飛（Netflix）上更換選集，或用Uber訂車，或用Tinder交友一樣簡單。」

帕特里認為每一個海洋家園都會有各自特色，從而創造出擁有不同生存機制的市場，從而驅使每個人改善自己的行為。尤其當民族國家開始退縮時（「我們不在乎海平面是否上升」，帕特里告訴我）。

又一次，科技成為了關鍵：帕特里將其矽谷式思維方式運用到民族國家之上。他所做的一切正是我們現行的政府體制被創造時仍未發生的事情－－持續的網上直接民主投票、智慧城市建設、加密貨幣的使用等等。然而，我們現在還停留在１９世紀的治理模式。

谷歌搜索「海洋家園」，你會在電腦上看到許多被設計出的奇妙的漂浮大都會和宛如夢境的家園。這是一個白日夢，海洋家園研究所至今並沒有完成自己設立的「到2015年為止建設150處海洋家園」目標。

但是今年情況有所不同，帕特里和海洋家園研究所通訊部經理喬·奎爾克（Joe Quirk）合作編撰了一本有關海洋家園的內容詳盡的手冊，並與法屬波利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準備在其海岸附近的淺海區域建設第一座半自治海區，使其成為海洋城市的原型（prototype）。帕特里告訴我他們很快就將開始建設，幾年之內有望在塔希提島（Tahiti.法屬波利尼西亞最大的島嶼）海岸附近建成幾百名人口居住的漂浮城市。我問他這是否是真實的預期，他告訴我：「當然啦！看看舊金山的高昂房價，要是你能以更低的價格在一座全新的國度里買到房子，許多人都會願意的。」他告訴我說，他已經有「成千名」等候入住的客戶名單和許多支持者——大多是科技創業者們——他們把此視作投資機遇。「這些人看到了崩解的舊制度並發出疑問：『我們如果設計出更好的東西，會怎樣？』」

民族國家不可能一夜之間消亡，畢竟，外部沒有蠻族環伺，而就連羅馬也不是一天毀滅的。但民族國家是在工業化時期、中心化的「規訓與控制」（control and command）的官僚體制下、民族忠誠心態里孕育起來的。現代科技發展軌跡與此則截然相反：分散式的、去中心化的、難以控制的。如果我們的政治安排能折射出生產方式和對時間的假設的話，未來形勢對「民族國家」這一19世紀的政治遺產而言，並不樂觀。似乎那些現代化的、連接力強的、敏捷的城市有著更美好的未來，無論是在陸地上、在邊境、還是在海洋上。無論如何，為了以防萬一，某些實驗難道不值得我們繼續下去嗎？

翻譯：楊茂藝
翻譯文章：
Jamie Bartlett, Return of the city-state, Aeon, September 05, 2017.
文章來源：

https://aeon.co/essays/the-end-of-a-world-of-nation-states-may-be-upo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