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的義人,缺席的正義:轉型後的「除垢」為何艱難
長期的威權統治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投下了漫長的陰影。裹挾在這陰影中的,可能是你的家人親戚,老師同學。一旦血淋淋的傷疤被揭開,隨之而來的仇恨、猜忌和報復,頃刻間就會將民主運轉賴以維繫的理性和共識,沖刷得不見蹤影。
政見觀察員/王也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
——《聖經·創世紀》
在電影《計程車司機》的結尾,時間來到2003年,韓國民主化之後的第十六個年頭。記者辛茲彼得在首爾的聚光燈下接受了嘉獎,而司機金四福正載著客人,沿著大路向光化門奔去。看起來,他們的故事都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點。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154位普通的光州市民,其中包括學生、工人和計程車司機,他們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980年。誰來為他們的犧牲負責?如何給他們的故事畫上句點?對於民主化之後的韓國政府來說,這是必須直面的重大挑戰之一。一旦處理不當,不僅會失去民心,還會為舊勢力復辟留下空間。
在政治學中,政治轉型完成之後,如何清算舊政權的歷史責任,彌補受害者的損失,並為他們討回公道,防止悲劇重演,被學者們稱為「轉型正義」問題。
正義並不總是在轉型後來到
令人欣慰的是,韓國在實踐「轉型正義」方面,堪稱亞洲國家的典範。首任民選總統盧泰愚甫一上台,即承認光州事件是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隨後在金泳三和金大中政府的努力下,當年的受害者得到了國家賠償,事件發生的5月18日也被定為「國家紀念日」。1996年,下令鎮壓的軍政府首腦全斗煥被送上了被告席,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
然而,正義並非總能在轉型之後來到。在很多國家,軍政府的領導人知道自己下台之後必將遭到新政權的審判,因此會把得到特赦作為交出權力的先決條件。典型的例子就是皮諾切特將軍治下的智利。為了確保人身安全,皮將軍甚至修改憲法,給自己設置了一個終身參議員的職位,以防新政府臨時變卦。最終,他也得以在監獄之外壽終正寢。
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中,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Monika Nalepa回顧了蘇東各國在推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經歷的各種波折。蘇聯解體之後,其成員國和衛星國先後實施了「除垢法案」,一方面建立調查委員會,公開歷史真相,另一方面禁止當年為秘密警察工作的線人擔任公職。
隱藏在反對派隊伍中的當局合作者
但奇怪的是,儘管要求正義的呼聲在新政權建立伊始最為高漲,大部分蘇東國家通過「除垢法案」的時間,卻都是在轉型完成近十年之後。其中,斯洛伐克更是一直拖到了2003年。Nalepa教授在書中提出的觀點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昔日的反對派,也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秘密警察的滲透。比如著名的波蘭團結工會,在1981年組織的大規模罷工被鎮壓之後,就成了秘密警察竭力拉攏的對象。鎮壓中被捕的大量中層幹部,都被迫選擇跟當局合作以換取自由。
剛開始,團結工會的領導者們可能還未必知情。但在1989年舉行的圓桌會議(當局和反對派就政治轉型展開的協商)期間,秘密警察的代表明確地道出了這一事實,並以此要挾團結工會做出讓步,不再追究舊政權的歷史責任。Nalepa教授認為,這就如同是經典的綁架者博弈:綁架犯無意中得知了受害者的不堪過去,從而手中有了足夠的籌碼,來防止重見天日的受害者選擇報警。她把這些隱藏在反對派隊伍中的當局合作者,稱為「Skeletons in the Closet」。
這些「Skeletons」的存在,卻無意之間幫助波蘭解決了一個轉型期間的老大難問題:博弈各方都難以做出可信的承諾,談判的結果也毫無約束力。而在波蘭,舊官僚們相信,新政府不敢對他們問責,否則不但會傷及自己人,也會削弱其執政的道德基礎。因此,舊官僚們才放心大膽地開啟了轉型進程。
事實上,團結工會在掌權之後,也確實在「除垢法案」的議題上畏首畏尾,猶猶豫豫。1992年,一些未參與圓桌會議的小黨派代表聯名提出,應該對秘密警察檔案加以公開。因為並非所有議員都相信舊政權的威脅,這項議案得到了國會的批准。結果在400多名國會議員中,有61人被查出跟秘密警察有關聯,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前反對派成員。一個月之後,波蘭憲法法庭緊急叫停了這項議案。但醜聞已經無法掩蓋,在媒體和輿論的壓力下, 國會通過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內閣,並擱置了轉型正義的相關事項。
匈牙利的情況跟波蘭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該國的反對派始終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鬆散的架構給秘密警察提供了大量可滲透的空間。1989年後的執政黨匈牙利民主論壇由於成立時間較久,所受影響也最大。在該黨的阻撓下,匈牙利的「除垢法案」長期未能獲得批准。
相比之下,捷克反對派就沒有那麼多歷史負擔。他們人數較少,也更加精英(多為哈維爾這樣的知識分子),很難被當局收買,而捷克的舊政權在蘇東各國中也相對脆弱——歷史學家Timothy Garton Ash有句名言:「政治轉型在波蘭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個月,在捷克只花了十天」——他們幾乎是被逼到了談判桌前。所以,哈維爾領導的新政府在兩年之內就實施了徹底的「除垢法案」,對舊政權的成員進行了嚴厲打擊,9000多人被剝奪了參選公職的資格。
年輕一代政治家的選擇
隨著時間推移,民間對轉型正義的渴望不再那麼強烈。然而在波蘭和匈牙利兩國,曾被束之高閣的「除垢法案」卻又在九十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政治議程之中。Nalepa教授指出,這一波新立法背後的推動者,是剛踏入舞台中心不久的年輕政治家們。他們跟過去的黑暗歷史牽扯較少,所以不憚於跟舊政權做徹底的切割。
這其中的代表,就是波蘭的卡欽斯基兄弟和匈牙利的奧爾班。他們在圓桌會議期間還是邊緣人物。之後在組建自己的黨派時,他們非常小心地跟舊政治精英們保持了距離,著意吸納那些背景乾淨的年輕血液。通過迎合右翼選民的訴求,卡欽斯基兄弟的法律與正義黨,和奧爾班的青年民主黨,很快成為了各自國家政壇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的核心政綱之一,就是立即實行「除垢法案」。
眼見右翼勢力不斷增長,「除垢法案」的到來已然不可避免,代表著舊政權利益的政治家們決定壯士斷腕,趁自己在國會中還有影響力,先出台一個溫和版的法案敲打一下自己人。這樣右翼上台之後也無話可說。於是一時間東歐政壇上出現的奇景是,跟舊政權關係越密切的黨派,叫嚷不忘歷史,伸張正義的聲音也越響亮。只是我們都知道,哪裡有什麼正義,有的不過是政客之間的勾心鬥角罷了。
但無論怎樣,「除垢法案」還是分別於1997年和1998年分別于波蘭和匈牙利被國會批准。經此一役,卡欽斯基兄弟和奧爾班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弔詭的是,靠攻擊舊威權政體起家的他們,今天卻成了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之一。在他們的領導下,波匈兩國正在有條不紊地將民主制度的基石一塊塊移除:修改憲法、控制媒體、削減法院權力……奧爾班更是公開表示,更欣賞俄羅斯和其南方鄰國的政治體制。
漫長的陰影
如果當年波蘭和匈牙利能像捷克一樣,儘快「除垢」,及時止損,那麼,兩國如今的境遇會不會好得多?至少卡欽斯基和奧爾班們的崛起之路,似乎不會再這般順利。但是,Nalepa教授忽視的一點是,曾經的反對派領袖們之所以猶豫不決,也未必全是出自一己私利。那時的蘇東各國,正經歷著痛苦的「休克療法」。在民生凋敝,物價飛漲的大環境下,還要騰出一隻手去處理秘密警察檔案這顆定時炸彈,對於新生的民主政府來說,確實有些強人所難。萬一觸怒了太多的舊政府官員,無路可退的他們會不會索性魚死網破,把整個國家拉進血與火的深淵?即使像韓國這樣反對派相對清白,轉型過程也比較順利的國家,金泳三政府一開始還是選擇跟來自舊政權內部的盧泰愚等人合作,以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穩定。
更何況,數十年的威權統治,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投下了漫長的陰影:紐約大學的Tucker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Pop-Eleches教授在他們的新書中發現,蘇東國家的公民普遍更反感民主和自由市場。而且,轉型時期的經歷無法解釋這種差別。裹挾在這陰影中的,可能是你的家人親戚,老師同學,甚至兒時玩伴,身邊摯愛。一旦血淋淋的傷疤被揭開,隨之而來的仇恨、猜忌和報復,頃刻間就會將民主運轉賴以維繫的理性和共識,沖刷得不見蹤影。
幾年前波蘭的秘密警察頭子去世之後,人們在他留下的檔案里找到一份文件,顯示團結工會的最高領袖,波蘭首任民選總統萊赫·瓦文薩在年輕時,可能也曾為當局效力(當然瓦文薩自己聲稱這是誣衊)。一時間,輿論嘩然。不是所有國家都如東德那麼幸運,有一個文明富有的兄弟願意陪在身邊,等待傷口慢慢癒合,從而有條件去直面歷史。哪怕在捷克,真正為舊政權時期的罪行付出了代價的,也不過是極少的一部分人。對於一個普通市民來說,經歷了天翻地覆,再次走進市政廳時,見到的大概還是同一張熟悉而漠然的面孔。
從某種程度上說,威權統治的經歷不啻於一種詛咒,讓人們沐浴在希望的曙光下時,也要時刻擔心被過往的噩夢吞沒。昔日的流奶與蜜之地,悄然已變成了充斥著罪惡的所多瑪。《聖經》里,上帝對亞伯拉罕說,只要還有五十個義人,所多瑪就不致被毀滅。然而,威權之下,又何嘗有義人的容身之所?即便有過,最後也連骨灰都隨著大海,漂去世界的盡頭了吧。
參考文獻
Nalepa, Monika.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op-Eleches, Grigore, and J. Tucker. "Communism』s shadow: The effect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attitud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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