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美日等國根本沒把中國放眼裡，中國甚至還得為這個殫精竭慮，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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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全球金融體系變遷過程中釋放的最大紅利是什麼？

文 |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章玉貴來源 | 瞭望智庫，ID：zhczyj 編輯 | 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國人曾預測，21世紀上半葉，全球金融體系變遷過程中可能釋放的最大紅利當屬人民幣國際化。

英國人這句話背後的邏輯大概是：隨著中國不斷提升製造業競爭力，擴充貿易邊界，提升貿易價值鏈，代表著中國工業化和金融開放與發展成就的人民幣，不僅在既有的國際貨幣秩序中獲得了體系性的承認，而且將逐步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紅利，且這些紅利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

一、歷史賦予中國獨特使命

世人注意到，當世界需要中國承擔與其國力相稱的國際責任時，中國不僅不會缺席，而且主動而為，展現出作為負責任的獨特新興大國應有的國際擔當。

今年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次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時就指出，要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不能一遇到風浪就退回到港灣中去，那是永遠不能到達彼岸的。

其時，作為全球首席經濟與金融強國的美國，由於國內權力交接而註定不可能成為論壇主角，西方輿論普遍認為這標誌著北京方面正在擁抱「負責任的領導角色」，而這是美國和其他國家長期鼓勵的。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由於特朗普公開宣揚的保護主義攻擊了達沃斯的核心前提——國際貿易和投資，因此，達沃斯論壇所代表的世界觀可能正遭受強烈的衝擊。而各國領袖與有實力參與主體究竟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裡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經濟增長、改革資本主義以及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至少到目前為止都還在探索之中。

9月22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共同出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表明「一帶一路」作為正在建設中的全球性公共產品，正在獲得體系性的國際承認。

環顧今日世界，除中國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願意拿出如何應對21世紀人類發展的負責任行動方案，而中國客觀上還是不折不扣的發展中國家，本身也面臨著相當吃重的發展任務。與人均GDP高達5.59萬美元的美國相比，人均GDP僅0.82萬美元的中國根本談不上富裕。這與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在全球財富版圖上一家獨大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中國在關乎21世紀人類共贏發展的關鍵問題上，展現出負責任新興大國高度的國際責任感與實際行動能力。

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十年，在過去這十年里，全球實際經濟增長指標低得可憐，有效經濟增長更是乏善可陳。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儘管為促進經濟增長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內外政策，但除了美國在這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外，其他發達國家的相關政策改革並沒有將本國經濟引領到可持續增長軌道上。

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使得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後勁不足；另一方面，隨著地區乃至全球經濟協調機制的缺位，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卻在不斷上升，這又使得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對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而言，儘管具有美國範式特徵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過去70年余年間在促進全球金融秩序穩定和發展援助方面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本質上服務於發達國家利益的上述國際組織在其角色空間上卻離真正意義的全球公共產品相去甚遠。

二、新興經濟體提供轉型樣本

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過去30年里的經濟崛起正在改變世界經濟版圖。回望30年前，當中國經濟總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時，美日等國在經濟領域裡根本沒把中國放在眼裡，中國甚至要每年為了獲得美國的最惠國貿易待遇而殫精竭慮。但是，在過去30年里，中國以現代經濟史上所僅見的改革開放力度，釋放發展動力，加快融入世界，並在人口紅利、「入世」紅利以及國際產業轉移紅利的驅動下，以年均超過8%的經濟增速將本國經濟規模從不足4千億美元做大到超過10萬億美元，如今中國的名義GDP已相當於日本的2倍，而在2009年，中日經濟規模還大體相當。

應當承認，中國近年來取得的經濟進步，大都表現在體量上的擴張，「效費比」相對較低。就進一步的指標而言，中國去年超過10萬億美元的GDP中，完全由國人自己運營且佔據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產業，筆者估計尚不足3萬億美元。眾所周知，中國GDP取得的較高增長速度，仍主要依靠天量投資。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在2011-2014這四年間，投資（或曰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

而2014年，投資佔GDP的比重，美國和德國均為19%，日本為21%，韓國為29%；同為新興經濟體的俄羅斯和巴西為20%，印度較高，為32%。以上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仍然很大。整體而言，今日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複雜難題，是經濟遲遲未能完成戰略轉型付出的邊際成本。唯有以知識為基礎，以技術創新抑或技術革命為源動力的經濟增長才是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

全球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史上，只有美國和中國能將經濟規模做到10萬億美元以上。在中美兩國都面臨各自經濟深刻轉型的背景下，代表新興經濟體的中國，既要穩住中速以上增長預期，更要通過換血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面創新驅動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道路。毋庸置疑，這將是21世紀上半葉全球經濟最具指標意義的發展範式轉換，亦將為廣大新興經濟體提供高質增長轉型樣本。

三、融入世界體系並成為公共品提供者

從時間軸來看，中國以加入WTO為標誌全面融入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以來，大概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是在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過渡期內，中國主要從適應國際規則開始，通過全面嵌入到全球產業與貿易價值鏈中，充分發揮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聯動作用，迅速做大貿易蛋糕，並利用2003年至2006年的全球經濟發展黃金期所釋放的諸多紅利，顯著提升了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縮小了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實體經濟領域的差距。

二是在2007年至2012年的全球經濟動蕩期內，中國對內整固經濟，對外切實維護在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利益，並通過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加快資本市場的改革和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等等，為搭建中國產業與金融資本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做好相應準備。這段時期既是中國經濟從過去高速增長周期向中速周期切換的過渡期，亦是擁有相當資本積累的中國，致力於激活民間營商稟賦，有效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著力提升技術進步，進而對外釋放經濟發展紅利的關鍵五年。

三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冷靜分析國內外經濟與金融形勢，洞悉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趨勢的基礎上，做出了對內全面深化改革，清理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沉痾，推動經濟戰略轉型，對外啟動區域互聯互通，促進貿易便利化，打造多邊合作共贏平台等重大決策。在致力於加快推動中國由貿易與製造業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轉變的同時，以「一帶一路」倡議與建設為抓手，將中國的發展優勢與周邊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鍛造立體化的區域與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

可以說，這是自全球工業化以來，發展中國家第一次作為公共產品的新供給者，承擔起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任。

中國作為超級新興經濟體，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為區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中國牽頭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以及在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中陸續拿出具有可執行的經濟金融產品與服務清單，並非為了主導構建什麼新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是基於全球使命，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謀求共贏發展。

近來，包括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重量級多邊金融機構與亞投行的頻頻接觸，展現出與亞投行之間的項目對接與深度合作意願。其中歐洲投資銀行對氣候應對與環境治理項目合作尤感興趣，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明確表示將與亞投行在中亞地區合作推動數個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亞洲開發銀行也順應形勢，積極尋求與亞投行的項目合作。

可以說，定位清晰、目標明確的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其卓有成效的籌備工作以及開業以來在項目開展與對接國際機構方面的高效表現，已在全球金融公共產品體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聲望機制，凸顯中國在機制設計與組織運營中的勤勉努力與後發優勢。

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來看，任何一個新興大國，要將本國綜合國力的一部分轉化成國際經濟體系重要擔保人的角色支撐，必須通過參與尤其是積極主導建立相關的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來實現，美國在1944年主導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即是明證。直到今天，美國依然視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美國在全球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

四、發育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

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坐標能否獲得實質性提升，取決於中國作為主要發起國的行動力與協調力，有賴於各成員國的互助合作，當然，也離不開中美在國際金融產品供給體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擺在中國面前的重要議題也是重要難題是，既然中國積極主導的新公共產品的大門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開放，那麼美國等國一旦決定加入該組織，其權益份額和行為空間與中國的既有權益份額和行為空間如何有效安排，是一個高難度命題。中美兩國無論展現何種智慧，雙方的合作性博弈是最基本的政策邏輯。

實力成長決定國家行為空間，中國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從這個角度來說，以亞投行為代表的跨區域制度安排，標誌著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決策者們為了擺脫既有國際經濟體系的戰略鎖定，通過主動創設並拓展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台，以國際共識、對話機制和多邊協議消除分歧，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從共享中獲取利益，在積極提升既有全球經濟分工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在嘗試參與承擔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擔保人的角色。

眾所周知，今日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最後擔保人依然是美國，而其保持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顯而易見的機制化霸權體系之外，其背後蘊藏的則是美國直到今天依然獨有的一項特殊優勢，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與打擊體系、柔性商業干預和無形的金融控制體系。換言之，美國自1944年以來所扮演的全球經濟體系最後擔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兩個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

前者蘊含的是對高科技領先優勢的長期把持，後者則是強大製造業、全球貿易高邊疆和金融定價權的有效整合。因此，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的體系化存在，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綜合競爭領域存在某些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的成立與運用，其背後所蘊藏的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優質產能全球化配置、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設計、金融服務的區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關國際協調力和動員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如若上述國際公共產品發展取得預期成功，則新興經濟體完全可以也應該向國際公共產品體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務與範式設計，最終目標是發育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擔保人。

五、帶領全球化走出「公地悲劇」困局

如果從全球經濟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視角觀察，最近幾年，全球化退潮，蓋因過去扮演著經濟全球化最重要動力的發達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實力成長以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意願與能力的增強，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性。而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期傲視全球的歐美產業與金融資本，當其發現來自新興經濟體的跨國資本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參與主體時，同樣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性。

儘管西方主流財經媒體仍然認為美國企業是全球化的主宰，其中最優秀的美國企業早已擅長跨國界管理以及將資源配置至可產生最高收益的地區。但他們同樣承認：即便蘋果在美國建廠、向美國工人發美國水平的工資，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到其在中國與合作夥伴所能達到的製造速度、精度和靈活性。這還是在假定中國合作夥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況下。

其實，換個角度觀察，自中國加入WTO以來逐步形成的中美產業分工格局，除了有其相當合理的一面，實際上也是一種利益共享機制。而在這種利益共享機制中，中國顯然不是佔優勢的一方，在以蘋果為代表的全球產業鏈分工格局中，中國儘管獲益不少，卻仍是不折不扣的下游打工者。如果美國連組裝價值鏈都要留在國內，對美國的產業資本而言，恐怕既不現實也不經濟。

而所有理性的市場主體都應當明白：在科技仍在不斷進步的條件下，全球範圍內的市場擴張與財富分配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而基於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成本節約的全球化內生動力是很難遏制的。當今世界，沒有任何國家、任何企業可以無視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乃至價值鏈的互相連接，沒有任何資本力量和國家力量能夠通過構築各種壁壘阻擋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動。換句話說，政客們可以通過短期的政策調整來滿足某些利益團體的行為偏好，但要僅憑一己之力促使全球化發生逆轉，幾乎不可能。

作為有著全球責任感的獨特新興大國，中國完全有責任也有能力最大限度團結與引領全球化參與主體，推動資本、技術與相關要素流動，構建利益共享機制，持續釋放全球化紅利，帶領全球化走出動力結構的「公地悲劇」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