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編譯|「帝國」與民族國家,可能是現下社科界最時髦的兩個詞(1)
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38篇文章
導言
近期,著名批評理論和歷史社會學期刊Thesis Eleven組織了一期專題,反思帝國和民族國家二分法的缺陷,從各個方面探討了帝國問題在當代的相關性。「法意讀書」已經完成了關於該系列文章的全部編譯,將不定期在本專欄推送,請大家隨時關注~
該系列文章共十篇,主題是「民族國家與帝國之間複雜而矛盾的關係」。作者們批判了傳統的將民族國家與帝國對立起來的「二分法」思維範式,認為政治組織形式是複雜的,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並非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相反,兩者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當然,即便批判的對象相同,學者們的觀點仍然有差異,但這更說明了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之多樣性。因此,我們有必要摘掉民族國家的濾鏡,更深入地探討政治實體的存在形式和運作機制,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和歷史的聯繫。
作為該系列第一篇文章的作者,錫尼薩·馬萊斯維奇(愛爾蘭語,Sini?a Male?evi?),一位都柏林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做了一個主題綜述,他認為,當代學術研究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在一個更廣闊的帝國視野中做出新的探索。
民族國家與帝國——超越二分法視角
作者/錫尼薩·馬萊斯維奇(都柏林大學)
編譯/魯昊源(北京大學法學院)
毫無疑問,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掌握政治權力並統御領土和人民的最主要的組織形式,就是「民族國家」。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WTO這樣的國際組織,還是微軟、沃爾瑪、三星這樣的跨國巨頭,即使能對政治過程發揮重要影響,也絕沒有對領土或人民宣稱權力的資格。主權,只握於國家手中。
不過,作者首先指出: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民族國家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新生物」而已。他沒有說錯,相較於人類有組織的社會和政治歷史,民族國家的確於晚近才出現。如果說民族國家擁有能和其他各種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明顯區分的特徵,那就是「人民主權」——只有這一種政治組織形式將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其全體居民的「共同意志」之上。
當然,除了民族國家,在歷史上各種政治組織模式中,影響力最廣泛,也是最持久的,就是「帝國」。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帝國已經在世界各地統治了至少5000年。這樣一比較,民族國家「佔領」全球的時間,真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何謂「帝國」
作者對帝國的典型特徵做了概括,大致有五點:
第一,帝國的秩序是圍繞著中央集權和等級制建立起來的,統治者只有一個,就是君主。
第二,帝國的身份等級由家族和血統決定,由此形成了社會和文化的階級固化。
第三,帝國內部的文化具有多樣性,因為君主不需要,也無能在整個社會領域實現文化上的同質性。
第四,對內,帝國通常沒有固定的管轄領域,而對外,則沒有清晰和永久的疆界。
第五,帝國不承認競爭者,每個帝國都認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秩序,因此都會推行普遍主義信條和社會同化政策,而藉助的則是宗教或者某種宇宙哲學的話語體系。
圖:君主便是帝國秩序的象徵——中國人非常熟悉這點
有意思的是,雖然帝國天生帶有擴張的基因,但其在統治時卻往往能保持較長時期的某種「霸權和平」。無論是公元前的亞述、羅馬,還是後來的西班牙、中華文明,乃至晚近的不列顛、蘇聯和美國,這些「帝國」都維持了一種霸權治下的穩定和秩序。
依照傳統的史學觀點,帝國的時代早已遠逝,現今唯一可行而且正當的政治組織形態是民族國家。不過,這種觀點有一個基本前提:帝國和民族國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組織形態。作者指出,傳統的敘事往往夾雜著目的論色彩,認為帝國是靠垂直方式——壓迫、等級和文化異質性——聯繫在一起的;而民族國家則被認為是靠水平的方式——公民的平等、立憲主義和文化同質性——結合而成。說得更直白一些,這種敘事將帝國和民族國家分別對應不平等和平等,後者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無疑有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作者和其他幾位學者對這種「正統的」敘事提出了挑戰。作為一篇綜述性的文章,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學者們對傳統的看待民族國家與帝國關係的二分法視角提出的批判性觀點。正如作者所說,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在於「找出新的研究途徑,以結合歷史學、歷史社會學、社會科學和社會理論的最佳見解」。
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歷史軌跡和社會現實
JohnBreuilly、John A. Hall、GeorgeSteinmetz和Julian Go四位學者關注的重點都是民族國家和帝國的制度和組織問題。其中:
JohnBreuilly在《現代帝國和民族國家》(Modern Empires and Nation-States)一文中提出,在比較民族國家和帝國之前,首先得區分古代的和現代的帝國。換句話說,帝國本身已經變了,現代化的帝國和民族國家有很多共同點。尤其是,現代帝國和民族國家一樣,有很明確的民族內核,這和文化、民族多樣性的古代帝國有很大區別。
JohnA. Hall在《認真對待自大狂:草記》(Taking Megalomanias Seriously:Rough Notes)一文中也關注現代帝國的歷史成因。他認為古老的帝國秩序是被帝國自己的行為摧毀的,也就是說,現代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興起,實際上是因為帝國自己的行動或者不作為造成的。其中,在政治上排斥少數群體,對民族國家的崛起和帝國的崩潰最為關鍵。
GeorgeSteinmetz在《啟動帝國的三把鑰匙:在1896年柏林貿易展覽會上構想帝國圖景》(Empire in Three Keys: Forgingthe Imperial Imaginary at the 1896 Berlin Industrial Exhibition)一文中也探討了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張力。他以德國為核心,借1896年柏林貿易展覽會分析了德國是如何建構帝國型國家的。
和上面三位一樣,Julian Go同樣質疑用二分法視角看待民族國家和帝國的傳統觀點。他在《民族和帝國的神話:美國的自由帝國——國家的邏輯》(Myths of Nation and Empire: The Logic of America』s Liberal Empire-State)一文中重點分析的是民族國家和帝國在統治策略上的相同之處。他認為兩者都有等級制;不平等、壓榨和征服不僅僅屬於帝國,也同樣屬於民族國家,美國就是一個典型。
圖:布熱津斯基在《戰略遠見》中就流露出很強的「羅馬情節」,美國也不止一次被稱為「新羅馬帝國」了
前述的四位學者都是從制度、組織和戰略角度論述民族國家和帝國的聯繫,而Partha Chatterjee有所不同,他關注的是「人民」的角色。在《帝國、國家和人民:帝國特權和殖民地特例》(Empires, Nationsand Peoples: The Imperial Prerogative and Colonial Exceptions)一文中,他特別對「人民主權」進行了精細剖析,認為當代世界實際上對以前的帝國有很多繼承,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那些後殖民地社會中,所謂的完整的人民主權一直都沒有實現。
而另一位學者,Sandra Halperin,則提出了「帝國城邦」的概念。在《帝國城邦與民族國家形式:對當代秩序史的反思》(The Imperial City-State and the National State Form: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Order)一文中,Halperin批判了民族國家是帝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的觀點,認為兩者都衍生於帝國城邦。她認為民族國家只是二戰之後才真正發展起來的事物,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國家政策的沒落,很多前國家的組織結構又會重新出現,而其圍繞的核心就是帝國城邦。
KrishanKumar則是一位關注「時間」的學者。他在《帝國的時代:歐洲帝國發展中的瞬時與系譜》(The Timeof Empire: Temporality and Genea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Empires)一文中指出,帝國強調傳承。因此,雖然被時間隔開,古代和現代的帝國卻被語言和共同的榮光聯繫在一起。特別是,歐洲所有的帝國都以羅馬為典範,或者說,是羅馬帝國給予了歐洲人關於帝國的所有想像。
與Kumar關注歐洲不同,Peter Perdue將眼光投向了亞洲。在《對亞洲跨國和比較帝國歷史的反思:承諾、危機和前景》(Reflectionson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of Asia: Its Promises,Perils, and Prospects)一文中,Perdue探討了東亞的民族國家和帝國問題。Perdue指出,對於亞洲帝國歷史的研究,缺乏跨國界的方法。學者們總是囿於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所有的研究都是帶著民族國家的眼鏡去看待帝國的,需要找到新的分析方法。
圖:清帝國的疆域示意圖——作為亞洲帝國的典型,中華文明歷史上各帝國儘管疆域大小不一,核心的文明觀卻傳承了兩千多年
最後談的則是本文作者的作品——《建國:帝國和民族國家的綿延》(The Foundation of Statehood: Empires and Nation-States in the Longue Dure′e),主題是民族國家和帝國之間的模糊關係。作者同意前面幾位學者對簡單的二分法提出的批評,重點討論了民族國家和帝國的相似性。在他看來,政治實體的轉換,有三點至關重要的因素:高壓政治的科層化、離心的意識形態化和對瑣碎生活的無所不包,而文章的目的正是試圖解釋這三種因素是如何使帝國演化為民族國家的。
「國」,給人以延續和永恆的感覺,因此人們會將自己所在的「國」——無論稱其為什麼——視為自然的、理所當然的,很少會產生變更政體的想法。
儘管如此,帝國、城邦、民族國家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實體還是會消亡,而這些罕見的時刻,則告訴了人們:政治制度是偶然的、不穩定的、多變的。民族國家和帝國,並非是如磁鐵兩極那樣的對立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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