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照耀尼泊爾：「作為革命者，我們開端啟新」

尼泊爾工農黨辦公室前張貼的切·格瓦拉宣傳板 圖像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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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從未真正踏入尼泊爾，但他的革命思想，如同一道光亮貫穿了整個國家的激進傳統。尼泊爾許多革命領袖與格瓦拉共享了同一信念——「籌劃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堅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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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Seddon

翻譯：黃蕙昭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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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為反叛者的長久歲月里，切·格瓦拉從未真正踏入尼泊爾，但這個國家已被他的遺產烙印。一些尼泊爾革命領袖聲言，他們直接受到了格瓦拉事迹的鼓舞，其中之一，拉姆·拉賈·普拉薩德·辛格（Ram Raja Prasad Singh）在回憶錄中追憶了他與格瓦拉在緬甸的相遇。對今天的活動家來說，格瓦拉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他的革命思想，如同一道光亮貫穿了整個國家的激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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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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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拉賈·普拉薩德·辛格於1936年出生在薩普塔里地區（尼泊爾南部與印度交界處），是一位被C.K.拉爾（C. K. Lal）描述為「戰士革命者」的尼泊爾政治活動家。彼時，尼泊爾和印度比哈爾邦之間的邊界事實上幾乎不存在。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政治動亂中成長，那時聖雄甘地的支持者在非暴力抗議活動中常常面對無情而有時甚至是血腥的鎮壓。

拉姆·拉賈回憶起他童年時一次特殊事件：在「退出印度」運動（註：1942年8月，英國殖民下聖雄甘地發起的讓印度急速獨立的一次行動）組織的一次邊境集會上，居住在附近地區的他目睹了一場射擊。當抗議者犧牲時，一些同為異見者的同伴將他的獻血抹上自己額頭，大喊：「他已經殉難了，他是殉道者！」多年過去，這次事件依然在拉姆·拉賈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寫道：「那時我意識到，革命者的血液是多麼神聖不可侵犯啊！」

記述中，拉姆·拉賈同樣提及了他的父親，傑伊·曼加爾·普拉薩德·辛格（Jay Mangal Prasad Singh）——因力大無比，性情火爆而英勇無畏以賈加利·巴布（Jangali Babu）著稱——在襲擊薩普塔里地區漢紐曼那加監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印度社會主義領袖拉姆·馬諾哈爾·洛伊亞和（Ram Manohar Lohiya）和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 Prakash Narayan）曾在進行骨幹戰鬥訓練期間在辛格家中避難。但尼泊爾當局囚禁了他們，考慮是否將他們遣回印度。一群他們在尼泊爾的支持者襲擊了監獄，釋放了所有囚犯，並幫助洛西亞和納拉揚逃跑。拉姆·拉賈回憶道，他的父親被捕並遭到酷刑，但依然拒絕泄露任何細節，死守那些他視之為友的印度革命家的信息。

賈加利·巴布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央監獄服刑近兩年。隨著印度民族主義領袖不斷施加壓力，且尼泊爾統治者逐漸意識到印度獨立不可避免，他最終被釋放。當父親仍在監獄時，拉姆·拉賈和他的兄弟均未成年，但卻仍然被拘留，儘管他們未受到任何正式的逮捕或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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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拉賈·普拉薩德·辛格，尼泊爾著名政治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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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釋放後，拉姆·拉賈入讀了印度達爾班加的寄宿學校。在那裡，拉姆·拉賈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極端團體「民族志工組織」（RSS）的吸引，儘管他堅稱自己從未加入該組織。當民族志工組織骨幹納圖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刺殺甘地時，所有已知的該組織支持者都遭到了圍捕。拉姆·拉賈因尼泊爾公民身份幸而躲過牢獄之災，那時的他還是一位少年。

拉姆·拉賈的父親緊接著將他送往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BHU），在那裡，他接受了四年的英文學習和博雅教育。但在加入一次印度大罷工後，拉姆·拉賈被開除學籍。他嘗試申請其它學校——包括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但最終進入了印度德里大學。在那裡，他與其它形形色色的激進分子接觸，開始了自己的革命事業。

在回憶錄中，拉姆·拉賈回憶起他與一位名為克拉拉的南美姑娘的友誼。他說道，1961年，是克拉拉安排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在緬甸海岸的一座島嶼上會見了格瓦拉。

就像C.K.拉爾所說，「我們無法確認這次會面的真假。但如果辛格真像他所說的那樣見到了格瓦拉，他將是唯一一個親眼目睹格瓦拉的尼泊爾人」。無論如何，拉爾補充道，「從那次會面後，即使過了快半個世紀，辛格依然為記憶中格瓦拉的個人魅力激昂振奮」。儘管細節有所不同，其它資料同樣提到了拉姆·拉賈與切·格瓦拉的會面。如「尼泊爾革命後的印度自由戰士」報道稱，兩人在拉姆·拉賈就讀德里大學期間相見，而格瓦拉鼓勵他開始革命。

格瓦拉的世界之旅

格瓦拉世界之旅的細節既不證實、也未排除他和拉姆·拉賈見面的可能。在1959年首次完成對非洲、亞洲和歐洲為期3個月的訪問後，第二年11月，格瓦拉再次踏上亞洲，和其它國際共產主義代表與中國主席毛澤東會面。兩小時的談話中，兩位革命家進行了如下交流：

毛：去年你曾去過一些亞洲國家？

格瓦拉：去過一些。比如印度、暹粒（現泰國）、印尼、緬甸、日本和巴基斯坦。

毛：除了中國，你已經去了幾乎所有主要的亞洲國家。

格瓦拉：這便是我現在身處中國的原因。

毛：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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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毛澤東接見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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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年底，格瓦拉還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北韓、匈牙利和東德。12月17日，他在東柏林簽署了貿易協議。在那裡，塔瑪拉·邦克（Tamara Bunke）（格瓦拉的女友，她以另一個名字「塔尼亞」被人知曉）擔任格瓦拉的口譯員。幾年後，她和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

拉姆·拉賈聲稱1961年和格瓦拉相遇，但我們對格瓦拉這一年的旅程細節知之甚少。可以確定的是，1961年上半年格瓦拉一直居留在古巴，因為我們知道他曾在4月份被捲入豬灣事件（註：中情局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豬灣向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格瓦拉並未參與主戰，但在1400名受到美軍訓練的流亡者登陸古巴南部海岸的第二天，一艘裝載海軍陸戰隊的戰船向西面發動偷襲，格瓦拉指揮士兵進行抗擊。無論如何，由於格瓦拉擔任武裝部隊的指導工作，歷史學家在評論古巴勝利時同樣給予了他一定讚揚。

沒有獨立的證據表明格瓦拉曾在1961年下半年訪問緬甸。即使如此，他在當時已成為古巴的國際形象代表，並在世界內廣泛遊歷，探索如何利用古巴的成功經驗幫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運動。

如果格瓦拉正如拉姆·拉賈所說的那樣在1961年到訪緬甸，他可能曾會談緬甸總理奈溫，同樣也可能與其它國家的青年革命家有過接觸和談話。我們確信，在1959訪問緬甸後，格瓦拉在此地已有了長期的影響。

諸如，許多報道稱緬甸知名的政治異見者昂山素季極為仰慕切·格瓦拉。2010年11月，當昂山素季終於擺脫軟禁時，她的政黨總部據聞曾在街巷張貼出「格瓦拉……和她的父親昂山（一位緬甸自由戰士，曾與英國展開緬甸獨立談判）的舊海報」。全緬甸學生民主陣線（ABSDF）同樣受到了格瓦拉這樣的革命家的影響，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致力於動員武裝抵抗運動。

格瓦拉的遺產一直持續到今天。邁亞·圖（Myat Thu），一名在1988年國內抗議運動被軍事鎮壓後被迫逃離緬甸的異見人士，描述了他逃到泰國邊境小城湄索後在一家餐廳看到的景象，那裡「切·格瓦拉和昂山素季的肖像畫高高掛在樓座」。

一些人相信拉姆·拉賈的描述是準確的。R. D. U.拉爾（R. D. U. Lal）寫道，拉姆·拉賈「是尼泊爾唯一一位曾與革命領袖切·格瓦拉會面的人，而他從這次會面中獲得了革命的啟示」。

堅定的革命者

儘管格瓦拉先前不願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在1960年9月第一屆拉美代表大會上，他如此解釋古巴的意識形態：「我會以馬克思主義來定義它。我們的革命用自己的方法發現了馬克思曾指出的路徑。」

在隨後的發言中，格瓦拉回應了美國《獨立宣言》，他認為，「這些在人們認知中的真理是如此重要又如此理所當然，以至於如今再討論它們是沒有意義的。出於相同的『理所當然』，一個人應該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就像我們在物理學中自然地成為『牛頓人』，在生物學中自然地成為『巴斯德人』那樣」。

在格瓦拉看來，古巴「實踐革命家」的所作所為清晰而簡明地旨在「實現馬克思這位科學家預見的規律」，但他同樣重視個體的道德承擔，用C. K.卡爾的話來說：

在格瓦拉的構想中，籌劃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堅定的革命者。有了革命者，便有了組織起足以推翻現任政府的民眾游擊隊的力量。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格瓦拉相信人民的態度更為重要，而發起革命並不需要「特殊的戰爭條件」。最後，作為弱國游擊隊戰鬥的「根據地」，農村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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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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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爾記得，拉姆·拉賈對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註：該黨為現在尼泊爾共產黨中最大的派別，由普拉昌達（Prachanda）領導，也是尼泊爾的一個左翼武裝組織）及其人民戰爭主要的思想理論家巴布·拉姆·巴哈特拉伊（Babu Ram Bhattarai）說道，「每一場革命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創造。沒有任何革命者可以複製他人的經驗——作為革命者，我們開端啟新」。

毫無疑問，巴哈特拉伊和其它毛主義的領袖在1996年發動人民戰爭時將這一建議銘記於心。但拉姆·拉賈自己的革命事業卻走向了不同道路。

為了民主

在德里大學完成學業後，拉姆·拉賈進入比哈爾大學學習法律，並在1964年返回尼泊爾。3年後，他投身尼泊爾國民議會選舉，力圖在該選舉為全國畢業生保留的4個席位中爭奪一席之地。

他在競選小冊子中將自己的觀點概述如下：「尼泊爾的政治轉型必須經歷代表異議，信仰傳播，社會激蕩，革命爆發的過程」，革命者應為「摧毀舊秩序」做好準備。由於如此反叛的言論，拉姆·拉賈被當局逮捕，逐出選舉，並被指控煽動叛亂。

法庭上，拉姆·拉賈力爭自己僅僅在做革命的理論階段討論而拒不認罪，加之他與印度高層的家族聯繫，拉姆·拉賈最終獲得釋放。

他的辯護與1963到1964年間納爾遜·曼德拉在瑞弗尼亞審判中所做的3小時演講頗為相似。在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為非國大）發起反抗活動並訓練軍事部隊的決議辯護時，曼德拉解釋道，由於政治活動日益受到限制，非國大決定放棄原先遵循的憲法手段和非暴力抗爭。

到了20世紀70年代，拉姆·拉賈和他的政黨，尼泊爾大會黨（NCP），已經開始懷疑尼泊爾建立民主的「最佳戰略」。當時，執政黨領袖早已喪失武裝鬥爭的信念，將武器拱手讓與東巴基斯坦的叛亂者。與此相對，拉姆·拉賈，在尼泊爾大會黨內其它同志和尼泊爾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終於看清從內部實現改革已毫無希望。他們考慮拿起武器。

1971年，拉姆·拉賈再次在議會選舉中成為畢業生選舉候選人。他在國內展開旋風之旅，呼籲結束尼泊爾不民主的評議會制度。C.K.拉爾寫道，他那極具煽動性的宣傳小冊「讓幾乎不了解其意義的青少年捲入革命的狂暴激情之中」。1971年10月22日，尼泊爾周報報道了拉姆·拉賈在比拉特納加爾的一則演講，報道寫道，候選人告訴聽眾：「如果評議會制度無法和平廢除……子彈將取代金黃的稻穀，炮火將淹沒一簇簇綠葉。」

拉姆·拉賈贏得了席位，這對尼泊爾政權構成了一次重大打擊，後者千方百計阻止他宣誓就職，並對他加以逮捕。但在特別法庭宣判他有罪後，馬亨德拉國王將拉姆·拉賈邀請到宮殿——這是君主政體爭取異見者的方式。馬亨德拉給予拉姆·拉賈皇室赦免，允許他在議會中保有席位。

1975年，拉姆·拉賈以大會黨活動者和議員的身份再次遊歷尼泊爾。在激動人心的演講中，他譴責了政權對整個國家不民主的控制。再一次，他被逐出國民議會並受到逮捕。事實上，未來幾年大部分時間內，拉姆·拉賈都在監獄進出。

1976年，他建立了支持左翼政治運動的尼泊爾民主陣線。而當1980年比蘭德拉國王召開全民公投以決定評議會制度的未來時，拉姆·拉賈將該黨改名為多黨民主陣線。

投票準備過程中，其它著名的大會黨活動家從監獄中釋放。在整個尼泊爾共產黨圖譜中，諸如M.B.辛格領導下的尼共（四大）和尼共（火炬）拒絕認可全民公投，但仍決定參與投票。拉姆·拉賈自己則開始倡導多黨民主並呼籲組建立法議會。同時，他開始動員支持游擊鬥爭。

拉姆·拉賈的游擊戰爭

拉姆·拉賈開始從尼泊爾大會黨左翼中招募戰鬥人員，同時尋求武器供應和戰力支持。他試圖在故地比哈爾邦設立戰士訓練營，同時向泰米爾自由戰士和泰格爾·西迪奎（Tiger Siddiqu）（被刺殺的孟加拉國總理穆吉布·拉赫曼之侄）伸出橄欖枝。但這一切努力最終付諸東流。

因此，拉姆·拉賈去了昌巴爾，向當地土匪購買槍支。有人建議他用炸藥替代槍彈，拉姆·拉賈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同時招募了一批尼泊爾軍隊退役軍人來訓練年輕的游擊隊員。

C.K.拉爾寫道，「我們缺乏有關1980到1985年間辛格和他的游擊隊伍行動的詳細信息，據拉姆·拉賈本人聲稱，這支隊伍在印度北部不同地區接受火器和炸藥訓練。」

無論如何，到了1985年夏天，他們已經自覺為革命行動做好了充分準備。當年5月，尼泊爾大會黨倡議展開公民不服從運動，其得到了包括大部分共產主義黨派的左翼活動者的支持。媒體將這一事件描繪為暴風雨的前兆。到了1985年6月20日，首都加德滿都和其他地區相繼出現的爆炸事件震動了整個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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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士兵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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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議員。在加德滿都，爆炸接連在皇宮附近、安納普爾納酒店、總理府和國民大會附近發生，一名政治家身亡，安納普爾納酒店一名工作人員同樣喪命。

在博卡拉負責炸彈的一名人員和另一名比爾甘傑的女性身亡。爆炸同樣在派勒瓦機場，西部的尼泊爾根傑和馬亨德拉那加，東部的賈納克布爾、比拉德訥格爾和賈帕發生。

辛格和他的游擊隊員承認對傷亡負責，但仍試圖維護他們的行動。他們解釋道，自己特意選定假期時間在國民議會施行爆炸。不幸的是，當時正值雨天，一些人到那兒躲雨，因而出現了意料之外的受害者。

同樣，游擊隊員將爆炸裝置放在安納普爾納酒店的草坪上，但有人無意將其挪放到酒店大堂。我們再一次看到這種行動與非國大行動的相似之處：曼德拉解釋道，他們只想對實行種族隔離的國家發動戰爭，但不打算殺死任何人。

爆炸後，數百人被捕。拉姆·拉賈·辛格在缺席的情況下被指控有罪。他的兄弟拉克斯曼、比舍希瓦爾·曼達爾和普雷姆·巴哈杜爾·維什瓦爾瑪被判處死刑，其他人受到終身監禁，許多人被沒收財產。被當局指明搜捕的領導人被迫轉入地下，但另有無人在監禁期間失蹤。

在第一次轟動性的襲擊後，拉姆·拉賈的裝備已不足以支持下一次行動。尼泊爾大會黨撤回了公民不服從的號召但將爆炸歸咎於王室。印度總理拉傑夫?甘地表示，「對爆炸事件深感悲慟和震驚」，並重申自己堅決反對恐怖主義。

辛格在印度被捕，隨後被國家秘密釋放，他被允許在巴特那隱秘地度過餘生。

不到一年，革命便幾乎不留蹤跡地結束了。2008年，拉姆·拉賈試圖解釋他領導的團隊的決定。他堅持說，組織爆炸是為了響應尼泊爾大會黨公民不服從的號召，並將自己類比為曾在「退出印度運動」期間支持抗議者的武裝革命黨人。

在G.P.柯伊拉臘（G. P. Koirala）於1990年成為新多黨派民主秩序下第一位民選總理後，國家撤銷了對拉姆·拉賈的一切指控。他甚至成為了1994年大會黨中期選舉的候選人，選舉慘敗後，他最終退休。

遺產仍在延續

由於不認可新民主秩序的進步潛力，尼泊爾各個共產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奮力尋求促進革命轉型的道路。克謝爾·忠格·雷亞瑪吉（Keshar Jung Rayamaji）的派系與王室結合，另組成了一個名為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的聯盟。該黨後來被廣泛稱為UML，通過選舉，它在1994年內短暫地執掌了政府。

1985年，毛派人士，尤其是M.B.辛格的尼共（火炬），分裂為兩個主要派系：尼共（火炬）和尼共（新火炬）。它隨後再次分裂，其中一群青年革命家（包括普拉昌達和巴布·拉姆·巴哈特拉伊）開始要求武裝鬥爭以實現革命目標，他們組成尼共（毛主義），該黨在1996年發動了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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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街頭標語：馬列毛主義和普拉昌達道路萬歲！1996年2月13日,尼共(毛主義)發動人民戰爭，試圖推翻尼泊爾王室建立人民共和國。該戰爭一直持續到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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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些領導人之所以決定發動武裝叛亂，部分是由於他們與拉姆·拉賈和格瓦拉共享了同一信念：「籌劃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堅定的革命者」。在1996年，很少有人認為當前的條件正適宜革命。即使如此，巴哈特拉伊和他的同志們依然發起了人民戰爭，並將它一直推進到21世紀。

巴哈特拉伊自己聲稱，在還是一名學生之時，他「拿到了一本從未聽聞的小冊子……而這本書震動並改變了我的生活。這是一本切·格瓦拉的傳記，在讀完之後，我發誓竭盡所能，讓我的人們生活在真正的經濟和社會自由中」。

切·格瓦拉對尼泊爾革命者的影響依然持續。2010年12月，全尼泊爾民族獨立學生聯合會革命派（ANNISU-R）邀請了阿比馬爾·古茲曼（Manuel Abimael Guzman，秘魯毛派反政府游擊隊組織「光輝道路」創始人）之子和切·格瓦拉之孫，連同來自18個國家的毛派學生一起參與會議。

2015年，蘭吉特·布尚（Ranjit Bhushan）將普拉昌達描述為「偉大的共產主義地下戰士」聯盟的一員，認為其代表著「亞洲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或切·格瓦拉」。布尚同樣提及了他和普拉昌達之間一次「難得的採訪」。談話中，普拉昌達被問及他是否將自己視為「那些領導革命的英雄共產主義領袖的一員，比如毛澤東、卡斯特羅、格瓦拉等人」時，他回答說：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我們已經確定革命不能複製。革命只能根據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具體狀況來籌劃發展。

無論是蘇聯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古巴的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們領導的革命都不會重演。換言之—— 「每一場革命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創造。沒有任何革命者可以複製他人的經驗——作為革命者，我們開端啟新」。

原文鏈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8/che-guevara-nepal-revolution-cuba-ram-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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