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鳴西周（六）——國人暴動：革命與共和

國人暴動，是西周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一般寫普史作品，在描述完穆王西征後，就會直接跳到國人暴動，然後就是共和政治了。無論對穆王西征的評價幾何、對共和政治如何解釋，國人暴動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周厲王姬胡咎由自取，和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傳說是一個基調。

毫無疑問，這有《史記》敘史的影子。

史學家似乎懶得給厲王平反，也沒有什麼必要。最令人同情，或可憐的是，《竹書紀年》狠辣地用本應該寫厲王的篇幅來寫一個諸侯國（家族）的歷史。可見，黑厲王在著史這個圈子裡是一種政治正確——只有少數人看不慣的國民認同——就連讀史的人看到這樣一個歷史人物被黑都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一貫錚錚鐵骨、特立獨行的史官們，這時候都不太想當一個少數派。

厲王為何如此遭人恨呢？

我們先來看看國人暴動是怎麼回事兒。

所謂國人，指住在城邑里的人。

國人郊人從其有司。 ——《周禮·地官·泉府》

可見，在那個時代國人從某種程度上講屬於既得利益者，而卻還不是諸侯。這類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人最容易產生一種情緒——不滿。

自古對付動不動就不滿的群體，要麼直接打壓、要麼邊哄邊打。最忌縱容，更忌打壓手段綿軟無力。厲王在這些方面做得都不太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歷史安插給厲王的罪狀：

第一條：壟斷資源。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厲王承載了太多貶義詞，《史記》對其暴行的描述首當其衝是寵幸榮夷公。榮夷公是榮國諸侯，其主要事迹基本與厲王綁定，見於《史記》當中。所以在這裡我把他做的事情和厲王由於寵幸他而做的錯事全部歸到一類。這個人物就像是作為譴責厲王的論據而專門誕生的一樣，其他史料並無記載。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史記·周本紀》

厲王與國人的矛盾，在於「利」的爭奪。矛盾的導火索是榮夷公的壟斷，也可以看作是厲王本人的壟斷。壟斷的是農業社會比較核心的資源，「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當時普遍的論調是什麼呢？「何可專也」，那個時代如果有互聯網，那輿論可是一浪高過一浪啊！這種情況下厲王是最揪心的，矛盾在什麼時候爆發他完全沒有概念。

在這裡我們先為後面的結論埋下一個伏筆。自古以來，周人說他們的祖先是「后稷」就沒幾個人信，認為其早期生長方式以游牧為主的論點也不是沒有。西周時期井田製得到了比較成熟的發展，很多人認為這是周族屬於比較純粹的農耕民族的證據。但農業是與氣候息息相關的，像井田制這麼跨時代的土地制度（其實嚴格的講，應該成型於夏朝，《左傳》有相關記載「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說明井田制最早可能成型於有虞氏部落）是否能夠嚴格地執行，我個人表示懷疑。井田制很可能是周人從商族繼承過來的，而周族本身只是套用了被商族系統化的井田制度，或者是完全嫁接於周族禮樂等級制度中的一種模式。《周禮》中的井田制，與理想化的「井田制」就不是很一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周禮·地官·小司徒 》

所以，無論早期周族的生產模式是怎樣的，想西周時期所呈現出來的這種農耕經濟是一種比較新的模式。新的生產關係的誕生使得一些獨特的思潮開始萌芽。這一點在後世可能只是幾十年的過程，但在西周時期長達數百年的積少成多中，這種社會現象會導致類似的結果。我們後面再提。

第二條：封鎖言論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道路以目」就是從這裡來的。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出處，也是在這裡。雖然更早的《國語》也有相應的記載。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

出處在哪兒並不重要。古代的著史者們無一例外講這個故事當作反例，論證了一個問題：堵住民眾的嘴是非常錯誤的。

說實話，古今中外歷史干這兩件事兒的君王大有人在，但像厲王下場這樣慘的不太多。特別是後者：當「別亂說話」已經成為一種入門級的政治制度時，史家列舉的這個例子還能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現實意義當然是有的，只不過我們沒有找到厲王時期政治的結症所在。換言之，我們對「國人」這一群體的定位出現了錯誤。我們只是通過史籍、考古來分析當時的社會制度賦予了國人怎樣的權利，卻沒有考慮國人自己究竟有怎樣的自我認知。我們不否認厲王把自己孤立為了一個獨特的個體，卻沒有考慮他的行為是否也把「國人」給圈起來了？或者，這種群體的劃分使得國人對自己的認知由單純物質生活的量變，轉化為了政治生活的質變？

其實在讀《史記》的時候我就察覺到一點，「國人」是一個非常有生命力和自我認同感的群體。其程度不亞於一個獨立的民族。

也就是說，「國人暴動」的本質是當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覺醒時，對政治權力的革命性訴求。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一旦民族主義覺醒，民主就會誕生，就會迎來對當權者的瘋狂的反抗！

這是一場沒有任何人引導的啟蒙運動，發生於遙遠的周朝。厲王對「天子」的理解應該是比較深刻的。他清楚周禮使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因此他渴望一種更深程度的神聖、神秘，進而鞏固權力。殊不知，他的自閉反而使得國人從一個階層異變成一個族群，進而產生更加奇怪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帶來的戾氣是非常可怕的，甚至直接推翻了他的統治！

厲王出奔於彘。——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司馬遷在寫下這一句時，或許並不認為厲王錯了。厲王的行為更多的應該是一種「不妥」，足夠致命。厲王壟斷資源，是因為控制住生產資料才能從源頭鞏固經濟與政治；封鎖言論是避免輿論綁架行政；任用榮夷公也無非是設立一個「財團」來更好的干預經濟。只不過厲王低估了一點：當怨念凝聚為思潮，積累到足夠的破壞力，就可能顛覆政權。

司馬遷其實也忽略了一點，一場大革命的爆發是需要導火索的。這個導火索大多是獨立的事件，大多與戰爭有關。《竹書紀年》里是有答案的：

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克戎，不克。——《竹書紀年》

戰爭失敗作為導火索導致一個政權的覆滅，實在是太平常不過了。《竹書紀年》寫得很理所當然，進而就只去敘述這個「秦仲」是怎麼回事。

根據《竹書紀年》的說法，秦族是周王室的陪臣，既無王位繼承的次第，又無具體先輩的記載。這一點很是神秘，單看《竹書紀年》也基本無從得知這個「秦族」與後世橫掃六國的「秦」到底是什麼關係。不過《史記》倒是有種說法：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司馬遷，《史記·秦本紀》

關於秦仲與戎狄作戰的記錄，也絕非孤證。後世史書都提到了這點：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司馬遷，《史記·秦本紀》

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范曄，《後漢書》

時間、地點、人物基本一致：秦仲一族應該是長駐犬丘（今甘肅省隴南市禮縣）的，由於兵敗遭到了滅頂之災。這場災難是有倖存者的。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為西垂大夫。 ——司馬遷，《史記·秦本紀》

如此看來，犬丘的災難更像是小插曲。秦族的倖存者重拾家業，而周王朝卻已經更迭了天下。從《竹書紀年》來看，秦庄公繼承諸侯位並擊敗戎狄是宣王在位時期的事情了。

有人說歷史是有生命的，只不過活得比我們大多數人都要長，使我們看不到她的終結。她每一次呼吸吐納，都伴隨著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僅其中一二能留名汗青。其實權力也是有生命的，只不過，如果說歷史像是一個生命個體，那麼權力、政治、亦或其他讓我們並不舒服的字眼，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族群。它們爭鬥著，搏殺著，進化著。想要角逐出一個強者，出一本教材，剩下的都可以洗洗睡了。東西方都在進行著這種孵化，期間，西方有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東方有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這場生存權的爭奪，東方比西方做得要早、要精、要更加的執著——千古聖賢、諸子百家，都將其看作是自己的本行。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奇怪的是，這些處心積慮為我們留下來的「財富」似乎是永遠不夠用的。有的人學了還想學，學完了就想去整死幾個人「玩玩」；有的事明明在教材里說得很清楚，卻還是有無數人執迷不悟，飛蛾撲火；有的話，信則靈,不信則泯。

可憐厲王，成為探索者們的殉葬品。

革命成功了，如何給這個天下注入新鮮血液成了一個非常大的難題。歷史在這裡比較尷尬：答案有一個，「共和」。解釋卻又兩個：以《史記》為代表的召公和周公共同執政的說法，以及以《竹書紀年》為代表的共伯和攝政的記載。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我們先看一個人，厲王之子——宣王姬靜。

宣王姬靜沒死。這是句廢話，否則共和之後的歷史哪兒來的。問題是，他是如何活下來的。就之前幾篇文章提到，西戎的實力很強，特別是在政治上。在穆王時期就已經構建出了基本的國家形式，並非沒有取代周族天下的可能。

《史記》當中記載，召穆公用自己的兒子換下了姬靜，讓那些國人暴徒殺害了自己的孩子進而保下厲王的血脈。革命沒有不流血的，無論是革命的一方還是被革命的一方。

有好事者猜測召穆公交出去的到底是誰，國人會連自己當朝太子都認不出來？還是召穆公的兒子跟姬靜長得很像？這一點我們不得而知，也沒有意義。把歷史變成演義小說是不明智的，因為君王就像是個酒杯，不過是承載權力的容器而已，誰都一樣。

那麼，共和呢？天子年幼，無論誰站在了歷史的前台，其實也都一樣。

我們把兩種不同的說法整理一下。

第一種，以《史記》為代表，認為是召公和周公共同執政。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後世正史多以此說法為準。召公，即召穆公，名姬虎。周公名諱不詳。有「周定公」說法，出自《今本竹書紀年》，基本被主流史學界視為偽書，不足採信。

第二種，以《竹書紀年》為代表，認為是共伯和攝政。

共伯和干王位。——《竹書紀年》

所謂「共伯和」，姬姓，名「和」，共國諸侯。這些都是解釋得過去的。其他文獻中也有對共伯和的記載，證明此人的存在絕不可能是《竹書紀年》的杜撰。

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莊子》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呂氏春秋》

這個共國肯定是存在的，《史記》裡面提到過。

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司馬遷，《史記·燕召公世家》

另，先秦文獻《世本》也有很明確的記載。

共氏，國名，周有共伯和。——《世本·氏族篇》

《清華簡·系年》則幾乎直接為這種說法一錘定音了。

很有意思的是，《竹書紀年》說共伯和「干」政。這個字帶有篡權奪位的味道。那麼既然是篡權，為何後來又還政了呢？這一場政變其實很有禪讓的味道，因為共伯和是被諸侯擁立攝政的。

另外還有第三種說法，「共伯」與「和」是兩個人。這種說法出自孔穎達的《史記正義》。這種說法當然首先否定了一個叫「姬和」的人的存在。這種說法，在《史記》中是有著比較完整的記載的：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餎於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司馬遷，《史記·衛康叔世家》

這段記載，很有意思。

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史記》是不否認歷史上有個「共伯和」的，只不過不一定是誰、不一定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史記》中的「共伯和」或「共伯、和」存在於宣王掌權之後，而非《竹書紀年》的宣王之前。二者差了一輩兒。衛釐侯存在於厲王與共和政治時期，宣王登位之後，衛共伯才登位，直到被他弟弟衛武公「和」登位。

而且，這裡共伯、和都是衛國人，而非共國。共伯在這裡是謚號，而非國家與官職。

或許《史記》的說法不是孤證？我們看到《史記》與《竹書紀年》在某些地方有種錯位的重合，真相如何，我們可能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們不容忽視，我們可能一直低估了國人暴動的激烈程度。

厲王奔彘，比較狼狽。但也僅僅是比較狼狽而已。當時暴動者對天子血脈是想下殺手的，否則召公之子就不會替死了。一群對天子已經起了殺心的人，為何會擁立宣王——一個厲王的孩子登位？

也難怪我之前會做那個荒誕的猜測——死的到底是召公之子，還是什麼其他人了。

歷史上衛釐侯是沒有名諱的，很奇怪，之前衛國諸侯大多沒有名諱，偏偏到了共伯這裡有了記載。衛國諸侯之間的傳承，我們現在的史料只是司馬遷一廂情願的敘述而已。不排除衛釐侯與共伯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當然，猜測歷史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雖然我有種越來越強烈的不安感：

國人暴動的真相，是一場有策劃的政變。我們不妨稱之為「勢力X」，《竹書紀年》的編撰者們、司馬遷以及後世的史家在撰寫這段歷史的時候都因竹簡間的黑洞而戰慄，不得不以自己的理解將這個人、或這幾個人描繪出來。

之後，一個代理人宣王姬靜登場了。他帶著撲朔迷離的身份登上了歷史舞台，在西周王朝夕陽西沉之時依然窮兵黷武，或許也是一種心虛吧。

可憐那群追殺厲王族群的暴動者，他們在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或許跟我們一樣迷茫吧。

被野心家利用，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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