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團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解謎篇 上）

上野光雄 與 神田正行 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68年。那一年，上野21歲，神田30歲。

60年代末的日本，是一個憤怒的年輕人與政府抗衡對立的年代。在戰後建立的「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最初雖然接受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在1950年日本共產黨大分裂之後，倡導社會革命的一派出走北京，殘留下來的「國際派」為了維持勢力，選擇了放棄「武裝鬥爭路線」，倡導和平過渡。這一變化招致了「全學聯」的激烈反對，在1955年，全學聯宣布脫離日共領導。

進入50年代末期，由於缺乏統一的鬥爭綱領，全學聯內部也開始出現了分裂。一部分學生認為應當首先阻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應當將日本從對美從屬的關係中脫離出來。與此同時，以「自國革命」為思想的斯大林主義，也招致了大量青年學生的反感 —— 作為革命者的浪漫，托洛斯基主義所倡導的全球革命，使這些成長於戰後的日本年輕人認為，帝國主義列強，與蘇聯「只顧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於是在「反帝反斯大林」的旗號之下，一大批青年學生和學生領袖從全學聯中宣布分裂，成立了「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

1963年，革共同採取的「群眾路線」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將許多其他黨派中的左翼團體都吸引到了它的旗下。然而，在革共同內部中的一些精英分子，認為這樣廣泛的群眾路線導致的是組織的龐大，以及實際革命行動的遲緩。鑒於革共同在武裝鬥爭上採取的「聯合各黨、發動群眾」的方針，這些精英分子提出了「鑽研理論、重視黨組建設」的相反意見。1963年，由於與革共同的方針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些精英分子宣布獨立，成立了「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

而留在革共同中的其他成員，堅持了「發動群眾，等到時機進行武裝鬥爭」的思想，他們在之後被稱為「中核派」。儘管革馬派是他們曾經的同志，但因為對方採取的組織建設、精英路線的方針，中核派將革馬派稱為「法西斯主義者」。

儘管同屬於一個托派思想團體，但「中核派」和「革馬派」在之後的鬥爭道路上，彼此都視對方為自己的死敵。而這，也是我們這個故事的開端。

1968年11月下旬，以早稻田大學為根據地的「解放派」學生團體，被革馬派所組織的突襲隊所襲擊。帶著鋼管、匕首、頭盔的革馬派突襲隊，搗毀了解放派設置在早稻田大學的總部，並打傷多人。為了復仇，解放派糾集了50多名學生，將革馬派設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的總部包圍，並揚言要用燃燒瓶燒死被圍困在裡面的革馬派成員。

（頭盔上大大的 Z 字，是革馬派的特徵）。

儘管此事後來在警方和其他學生團體的調停下，解放派選擇了撤退。但自此解放派與革馬派就進入了戰爭狀態。

解放派並非源自於學生運動，而是從勞動階層誕生的左翼力量。他們信仰的是「純粹馬克思主義」，而對於之後誕生的斯大林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等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儘管如此，在中核派的努力之下，他們還是成為了左翼學生運動中的左翼盟友。而革馬派的這次挑釁，使得解放派與中核派更加加強了聯繫，他們與「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共同派）」一起，成立了統一戰線。

由於統一戰線的建立，也使中核派與革馬派的對立更加激化。

（中核派的頭盔上，寫有鮮明的「中核」二字）

在1968年12月，革馬派的突襲行動結束之後，解放派與革馬派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先後發生了5次內鬥，動員人數達到了800人以上，總共有近100人受傷。

（解放派的特徵是藍盔藍衣）

上野光雄於1947年出生於名古屋，是戰後成長起來的第一批年輕人，也是60年代學生運動的主力軍之一。從中學時代起，收到身為退伍軍人的哥哥的反戰思維的影響，他便開始接觸左翼運動。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里，「軍國主義化的日本政府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這一思想，使他對提出了反日反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充滿了興趣。在剛剛考上東大後不久，他便積极參加了學生組織。由於他出色的頭腦和理論分析基礎，在1966年，他也被吸收成為革馬派的一員。

神田正行是大阪人，出生於1938年，在孩童時期經歷了二戰中日本從侵略到戰敗的大部分階段。他出身的家庭里，父母都是當時日本為數不多的共產主義分子。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他對資本主義剝削民眾的行為深惡痛絕，並且立志要改變日本的面貌。然而，在他成長的環境里，戰敗後的日本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都嚴重依靠著美國的支援。日共在戰後稍稍受到了民眾的支持，便招致了採取反共政策的美國的壓制。1956年，考入了法政大學的他，在對日共採取的「投降主義」徹底失望後，積極地參加了「全學聯」，並且成為了之後「革共同」的基層幹部之一。在革馬派分裂之後，他留在中核派中，負責各個組織之間協調行動的溝通工作。

在1968年11月底的革馬派與解放派的內鬥中，神田正行目睹了人多勢眾的解放派，對以學生為主的革馬派的圍攻。上野光雄當時正是被圍困在東大駒場校區中的一名革馬派分子。在調停中，上野看到神田在革馬派據點內外不停地勸說著各派儘早收手，以避免這樣的武裝對峙給警方以借口，對同屬於左翼勢力的各方進行打擊。

果不其然，隨著革馬派與解放派衝突的逐漸頻繁，日本警方開始了對左翼各派別的搜索取締工作。在搜查中，各個左翼組織派別的領導人，大多遭到了警方的拘捕。面對左翼學生運動遭遇了如此重大的損失，革馬派的領導人們卻在為自己的計策成功沾沾自喜。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當時在左翼運動中處於主導地位，人數浩大的就要數中核派和解放派兩股力量了，革馬派只是眾多左翼組織中非常不起眼的一個小組織。但是，自認為精英階層的他們，一直認為那些缺乏理論支持，組織鬆散的「統一戰線」，是無法領導日本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於是為了奪取左翼運動的領導權，革馬派不惜用「驚動警方」的戰術，促使警方對所有左翼組織進行了清繳，從而使中核派和解放派遭受了巨大的打擊。

在革馬派的心中，有權利去領導日本無產階級革命的，必須是他們這樣的精英共產主義者。

在得知了警方的此次清繳行動，其實是由革馬派一手促成的消息之後，各大左翼組織都紛紛站出來指責革馬派的「叛徒行徑」。同時，一些後期建立的年輕左翼團體，卻在此次事件後意識到了「打倒當權派，才能讓自己奪權」。於是，年輕的學生團體中有很多開始向革馬派接近，視他們為左翼新革命的旗手。

1969年9月18日，在東京的芝浦工業大學校內的一次中核派集會上，十幾名不明身份的學生襲擊了會場，並將一名中核派的學生打死。這是在左翼組織內鬥中，出現的第一名犧牲者。事後證明，襲擊者們來自一個叫做「反戰聯合」的小派別，在組織上受到革馬派的領導。

作為報復，1969年11月28日，包括中核派、解放派在內的八個左翼組織，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的左翼集會上，與革馬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由於自知在人數上革馬派處於絕對劣勢，所以革馬派的成員們都經常攜帶各種兇器，以備不時之需。儘管其他組織對革馬派充滿恨意，但在打鬥中卻往往對有備而來、出手兇狠的革馬派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同時，也是在這樣的逆境之下，革馬派的核心凝聚力反而與日俱增，原本是以研究理論為主的革馬派總部，也日漸軍隊武裝化。在革馬派內部的「突擊隊」，更是成為了一支專門進行破壞活動、暗殺敵對組織成員的恐怖行動隊伍。

1971年12月4日，革馬派在大阪的關西大學千里山校區散發傳單，遭到了校內的中核派成員的阻止。早已埋伏在一旁的革馬派突擊隊一擁而上，用鐵棍將兩名中核派學生當場打死。

1972年11月8日，控制了早稻田大學的革馬派，將一名學生強行拉到學生自治會辦公室，要求他承認自己與中核派的關係。事實上，這名學生曾經是革馬派的成員之一，但對革馬派的頻繁武裝內鬥感到反感，於是退出了革馬派後轉向了早稻田大學內部的右翼組織。經過8小時的拷打之後，這名學生被生生打死。革馬派將他的遺體丟棄在東京大學校園之內，企圖嫁禍於當時控制了東京大學的中核派。

1973年9月15日，革馬派突擊隊突襲了神奈川大學的解放派據點，但是行動遭到失敗，兩名革馬派突擊隊成員反被打死。

1973年9月17日，革馬派在得知了中核派在東京鶯谷站的聚會後，出動了80名攜帶鐵棍、角鐵的突擊隊，雙方在車站內外展開了激戰，最終導致中核派6人重傷入院。

1973年10月20日，革馬派糾集了200人的隊伍，對大阪市內總共12處中核派的據點進行了輪番襲擊，導致中核派7人輕傷，4人重傷。革馬派有一人受重傷。

1974年1月24日，作為一連串列動的報復，中核派襲擊了革馬派一名成員的家，將該革馬派成員和兩名朋友一同殺害。同日，中核派成員在神奈川大學的食堂里，將一名革馬派學生殺害。

1974年2月8日，中核派在琉球大學裡，將一名被懷疑是革馬派成員的學生殺害。

1974年5月13日，革馬派為了報復中核派，發動了一次「斬首行動」。參加行動的8名革馬派突擊隊成員，在法政大學外將一名37歲男性殺害。這名被害男性是中核派東京東部地區委員長。這是在左翼團體內鬥中，被殺害的第一名組織內高級成員。

1974年9月10日，革馬派將一名中核派的郵遞員在其東京的家中殺害。

1974年9月24日，革馬派在大阪府守口市的一個巴士站旁，將一名中核派學生打死。

1974年10月3日，中核派同樣在東京，殺害了一名革馬派的郵遞員。這名被害者是之前被革馬派打死的郵遞員的同事，據稱是他向革馬派舉報了自己同事屬於中核派的事情。

1974年10月15日，革馬派在東京代代木公園外，用鐵棍打死了一名中核派的普通工人。

1974年12月1日，中核派闖入了大阪一名高中老師的家中，用棍棒將這名教師打死。該名教師屬於革馬派。

1975年3月6日，中核派在品川附近的路上，人為製造了一起追尾事故，並藉此刺殺了革馬派的一名幹部。

1975年3月14日，20名左右革馬派成員趁夜間潛入了埼玉縣川口市的一間公寓，用棍棒將睡眠中的本多延嘉打死。本多延嘉是中核派的總書記，中核派的最高領導。

1975年4月1日，中核派在東京本鄉的一家咖啡館內，襲擊了革馬派的中央執行委員，將其用鐵棍打死。

1975年4月26日，中核派在東京高田馬場的咖啡館內，將兩名革馬派政治局委員打死。

1977年2月11日，革馬派突擊隊在茨城縣取手市，將「革勞協」的總書記刺死。

1977年4月15日，革勞協對革馬派進行報復。四名革馬派成員乘坐著麵包車駛出印刷工廠後，突然被一輛大卡車攔住去路，之後車輛後方又遭到另一輛卡車的撞擊。卡車上跳下總共10名革勞協成員，用棍棒和鋼管將麵包車的車門別死後，向車內潑灑汽油並點燃，將車內的4名革馬派成員燒死。

......

圍繞在革馬派與其他左翼各派之間的鬥爭，逐漸升級到「革命一定要有犧牲，行動一定要打死人」的階段。可想而知，最初為了改變日本、反對帝國主義的這批熱血青年們，在看到各自所屬的組織紛紛陷入了這種毫無意義的內鬥，心中會是一種怎樣的感覺：手中持有的鋼管、匕首等等武器，砸向的不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卻是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喊著打倒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同志們...

上野光雄於1971年從東大畢業，之後他進入了一家銀行工作。儘管在畢業之後，他仍然積极參加著革馬派的活動，但是由於他對逐漸升級的內鬥行為的反感逐漸加劇，在1975年初他正式退出了革馬派。此時他對於日本的左翼運動充滿了失望，在他的心中始終認為革馬派與其他派別的對立和內鬥，不僅僅是源自於革馬派高層對於權力的貪念，同時也是國家權力在暗中參與的結果。

而神田正行，早在1968年早大事件之後，就對左翼運動萌生退意。在1969年年初，由於他在之前學生運動中所表現出的領導和協調能力，日本的幾個右翼團體開始逐漸關注他，並且向他提議加入組織。

此時的右翼團體，大致上可以分為從政派和經商派兩類。

從政派右翼繼承了日本戰前右翼的衣缽，以兒玉譽士夫、赤尾敏、川島正次郎、高橋岩太郎等人為首的右翼團體們，一方面受到戰後日本保守派政府的扶植，另一方面也在為政府的右傾路線鋪平道路。當有罷工、民眾遊行、學生運動發生的時候，政府不便於出動警察部隊進行打壓，於是便依靠著這些右翼團體對這些活動進行破壞。久而久之，政府對於右翼力量的依靠性越來越強，能夠得到這些右翼組織支持的政客們，便可以在政界里如魚得水；而左翼政客們卻會被這些組織向要挾、打壓。

從政派右翼之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他們的「實用性」之外，還有更深的一層原因。這就是所謂的「右翼思想」。

日本的右翼思想提出的是反共、反美，使日本儘早擺脫蘇聯和美國的壓力，實現民族自立，國家自治。由於在戰後的官僚階層中，遭受了佔領美軍的欺壓的人數非常之多，所以當佔領軍撤出日本之後，這些宣揚右翼思想的右翼人物們，立刻受到了政界的承認和支持。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戰後的階層意識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界、商界的頭面人物大多倒向右翼，而勞動者、學生普遍傾向左翼。

而經商派的右翼團體，大部分則出自於戰後的經濟混亂時期。在1945-1951年之間，日本由於戰後物資缺乏，無論是食品還是工業用品，都大量仰仗著美軍提供的物資支援。而為了控制物資流向，操縱市場價格，一些組織便開始嘗試壟斷美軍物資的調配，偷運、走私海外物資，並且在各地開辦黑市，將不法物資用於流通。

從事這些行業的團體，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戰後滯留日本的朝鮮人、華人團體 —— 因為他們具有「戰勝國國民」的身份，同時具有海外關係，做起走私和黑市的買賣來說輕車熟路；但為了將這些利益掌握在本國人手中，日本政府也暗中支持了一批日本人的團體來進行競爭。萬年東一、小佐野賢治，都是這一時期通過倒賣美軍物資，控制黑市等等積攢下了第一筆財富。

在經商派的右翼團體中，之後又分化出了一類被稱為「總會屋」的組織。簡單來說，他們通過暗中購買某企業股票的形式，積攢起在這家企業中的持股比例。當自己成為大股東之一後，就會通過強行召開全體股東大會（總會）的形式，用各種手段對企業進行施壓，迫使其他大股東向他們出讓股份，最終達到完全控制這家企業的目的。

總會屋在操作股權的過程中，必然會用到一些威嚇性的手段；同時，為了保證自己的資金安全，他們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警備力量。在這樣的需求下，黑社會團體與總會屋一拍即合，由這些暴力組織出面為總會屋服務。由此一來，總會屋便成為了日本黑社會最大的金主，而政商兩屆的右翼團體聯合，便構成了從背後操縱著日本政治和經濟命脈的背後力量。

神田正行雖然從心中對右翼勢力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感到不滿，但已經對沉迷於內鬥的左翼組織徹底失望的他，還是選擇了藉助右翼群體的力量，使他在1972年成為了一名京都府的公安警察。

從學生運動領袖搖身一變，竟成為了警察隊伍中的精英，這在70年代的日本並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在日本當時的警察系統中，有著左翼思想，或是對左翼組織持同情態度的警員也不是少數。當以「知性美」而著稱的日本赤軍領導人重信房子成為全國通緝犯的時候，很多警察都私下承認自己是重信房子的粉絲。

（策划了劫機、佔領大使館、爆炸等等恐怖活動，導致超過一百名平民死傷的日本赤軍最高領導人，重信房子）

原本是想通過成為公安警察後，對警方在處理學生運動時提供一些幫助和指導，減少流血衝突事件發生的神田，在加入警察系統後卻漸漸發現，原來在日本的警察系統高層，其實是有意在促成這一起起內鬥殺害事件的出現。警方通過對一些左翼組織成員的審問，獲得了某一派的活動計劃後，會同樣通過警方在其他組織的線人，將這些信息故意泄露給與之敵對的其他左翼組織。這其中，革馬派刺殺中核派總書記一事，就是由警方向革馬派提供的情報。

儘管神田對此非常不滿，但用句他上司的話來說：「與其讓我們一次次出動去搜查這些學生那臟髒兮兮的宿舍，不如讓他們彼此殘殺，反正無論誰贏，死的都是那些滿腦子推翻日本政府的思想的人。我們只要負責收屍就好。」

1976年4月，神田正行從京都府警辭職，他已經對日本的政治徹底失望。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在他看來都在將日本拖入一個泥潭。辭職之後，他來到大阪，在一家警備公司里任職。

同一年，他在大阪的一家咖啡店裡，與上野光雄偶遇了。而這，就成為了《森永格力高投毒案》一切的起點。

1976年9月，上野光雄在這家銀行工作的第6年。由於頭腦清晰，辦事周到，他被調任到負責企業信貸的部門。儘管資格尚淺，但他已經掌握了業內的大部分業務，也成為了業務骨幹之一。他主要的工作，便是走訪大阪地區的一些大中型企業，了解它們的業務擴張需求，並給出相應的貸款方案。由於日本處於經濟上升期，貸款的業務相當繁忙。這天上午，剛剛結束了2家客戶訪問的他，來到了天滿橋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休息。

店面坐落於一幢公寓樓的底商，店裡放著時下流行的Bossa Nova，上野光雄走進店中，在靠窗向陽的座位上，他突然看到了一個人似乎有些眼熟。儘管一時想不起來，他還是挑了個與那人斜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一邊喝著咖啡，他還忍不住時不時地用眼去瞟那個男人。

那個人正是8年前，他在東大駒場校園裡見過的前中核派幹部，神田正行。曾經從事過公安工作的神田，從上野一進門就意識到了他投來的不一樣的目光。於是他假意麵向窗外，裝作在眺望大川的河水，一面透過窗邊玻璃的反光，仔細地打量著來人的一舉一動。神田腦中的記憶在飛快地翻動著，他也在嘗試努力回憶眼前這個人的來歷。終於，他想起了8年前在東京大學裡的那個下午，坐在革馬派據點的教室一角，那個膚色偏白，面容消瘦，眼睛細長，戴著一副大框眼鏡的年輕人。

神田猛地站起身來，向著店門口走去。看到神田突然的動作，上野嚇得把頭埋在了咖啡杯前，用小勺不斷地攪動著杯中的液體。當他聽到身後的店門上的鈴鐺一響，意識到了他一直在盯著看的男人已經走出了店外，於是他趕忙回過頭，想看看那個人去了什麼地方。然而，當他剛剛轉過頭，卻發現一個身影就站在他的身後。

神田正行正不動聲色地近距離看著他。他的目光讓上野定在原地，抬起的臉上嘴巴驚訝地半張著。神田用右手重重地按在上野的左肩上，對他低聲說：

「有話要說的話，跟我到二樓來。」

二樓的空間更加寂靜，中午的店裡幾乎沒有客人。上野心神不安地跟著神田走上了二樓，挑了一個不臨窗的座位坐下。神田對上野擠出了一絲苦笑，對他說：

「還記得我，是嗎？」

上野此時的思緒也恢復了許多，他點點頭，對神田說：「你是中核的幹部，神田桑，對吧？」

神田又苦笑了一聲，搖搖頭回答道：「早就不是了。我是公安。你呢？想要替革馬派除掉我，是嗎？」

上野鬆了一口氣，扶了扶眼鏡對神田說：「我也早就脫離了那幫人了。我現在只是個普通的銀行職員而已。」說完，上野打開了隨身攜帶的皮包，給神田看了看他準備的厚厚一沓客戶拜訪資料。

神田儘管仍沒有完全放下戒備，但他剛才虛張聲勢地說自己是公安，想必也能嚇住眼前這個對手 —— 就算是再囂張的左翼分子，也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對公安下手。他要過了對方的名片，細細地讀到：「上野光雄，企業融資專員」。之後，他把那張名片塞到了衣兜里，說：

「名片我收下了，過幾天我會聯絡你的。」

說罷，神田將上野一個人丟在了咖啡館的二樓，走下了樓梯，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家咖啡館。

兩天後，神田借著申請貸款的名義，給上野留下的名片上的座機打了兩次電話。他有意在撥打總機後，將分機號碼加上一或者二 —— 這樣電話就會轉到上野在公司工位附近的同事座位上。他號稱自己是一家在堺市的印刷廠的負責人，想要諮詢商業抵押貸款的事情 —— 神田的父母就開著一家小印刷廠，業務方面的事情他可是信手拈來。借著跟電話那端的銀行職員談天說地的機會，他在電話中假意聲稱自己是上野在老家時的高中同學，旁敲側擊地打聽到了上野在公司中的職位，以及他人對他的評價。通過這兩次的電話，以及連續一周對上野的跟蹤，神田對上野那天在咖啡館中說「已經脫離了革馬派」，才算真正地確信了。

而上野光雄這一邊，心中卻不平靜。學生時代時的那次遭遇，讓他心中產生了對神田充滿了崇拜感。儘管之後在革馬派中也參與過各種行動，但他一直認為，能夠團結起各種左翼力量的人，才是真正能夠帶領日本進行革命的人選。因此，他對革馬派處心積慮想要奪取左翼陣營的領導權，甚至不惜殺害其他組織成員的行為感到相當不齒。在退出革馬派之後，他有意地與左翼活動劃清了界限。但是，與神田的再次偶遇，使他心中再次燃起了那股革命的熱情。

「原來革命從未遠去，它只是在等待合適的人而已啊...」

等待神田的來電，成為了上野這幾天以來迫不及待的一件事情。然而，在他的留言信箱里，從未有過名叫「神田」的來電，這讓他不免有些失望。隨著等待的心態越來越焦急，他心中的那個想法越來越清晰：他想要豁出去，說服神田跟自己把革命的想法延續下去。而這次的革命，是他心目中長久以來夢想的革命：以非暴力形式進行的，針對政府和暴力機構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

此時的日本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徹底分裂成為了兩大種類：一種是以爭奪左翼陣營統治權的「內鬥」，另一種是以聯合赤軍、日本赤軍為主的過激派，所主導的恐怖襲擊。在政府有針對性地對左翼過激組織進行打壓之後，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的首腦們出逃海外，國內的紅色革命已經幾乎變成了一場鬧劇。而上野相信，和他一樣對革命尚未喪失希望，只是在等待時機的同志們仍然有大批存在於日常的各個角落裡。只要時機成熟，人民群眾們就會響應號召蜂起來反抗政府。

然而，時機不巧，就在上野決心要放棄眼前的一切重新投身革命的時候，公司卻因為一筆重要的業務，需要他臨時調派東京一年時間。他正在猶豫不決是否應該就此提出辭職的時候，下班路上，神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在確認了上野如今的身份之後，神田也決心對上野和盤托出自己的計劃：已經與中核派絕緣了的他，從那段遊走於右翼和左翼之間的日子裡，看出了一個絕妙的機會。

在千日前的路邊小攤旁，神田壓低了聲量，對上野訴說著自己的想法：

「現今的日本，政治家們已經與右翼勢力深度勾結，意識上形成了「用經濟打敗美國」的想法；為了使國內的企業們為己所用，日本政府希望用促使各大企業擴大貸款的方式，利用銀行系統來加強對傳統的家族式企業的滲透，並逐步將這些企業納入到政府宏觀的「經濟戰」計劃中來。

作為經濟戰的最前沿，生產製造型企業的海外擴張是必不可少的。1973年之後，日本政府採取了兌美元的自由浮動匯率制，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急劇下降。這樣一來，日本生產的產品就可以以極低的價格大量傾銷給美國，並使美國背上了每年350億美元以上的貿易逆差。長此以往的話，美國的經濟被日本拖垮，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美國是不可能坐視這樣的事情不管的。所以從72年起，美國就逐漸對日本出口的纖維、鋼鐵、汽車配件等等進行了抵制，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自主管制，限制企業將產品出口美國。現在的國內形勢是，在部分受到貿易管制的行業中，產業工人有著反美的強烈情緒，同時對軟弱的日本政府表示出不滿；而在沒有收到管制的行業里，這些企業都躍躍欲試想要成為日本產品出口的新窗口，在國外市場上打敗美國產品。

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在國內嘗試掀起反美的行動，這樣一方面可以獲得右翼團體的背後支持，同時符合政府的經濟利益，又能將跑偏的左翼活動拉回到正軌上來。你覺得怎麼樣？」

聽完神田的這一席話，上野深深地感到「神田先輩果然還是那個頭腦冷靜，對局勢看得透徹的人」。他贊同了神田的計劃，但稍微憂慮地說：「但是，公司要把我派駐東京一年。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就此辭職。」

「不，不要辭職。」神田堅定地對他說，「先用你的銀行職員身份作為掩護，這樣我們也方便搞到很多必要的信息。」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我會常常造訪東京，我們的行動會馬上開始的，你放心。」神田將自己的聯繫方式交給了上野，約定了下次去東京找他的時間，便拿起酒杯，開懷暢飲了起來。

上野看著眼前沉穩中不失豪放的神田，對自己能夠再次與神田的相遇，感到由衷地欣喜。兩個人在小酒攤上喝到很晚，之後各自回家。

1976年10月中旬，上野按照公司的指示，在東京的品川區一處公寓中安頓了下來。一周之後，神田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們的第一次行動內容已經確定 —— 對「可口可樂」進行投毒實驗。

聽到這個消息，上野直接表示了反對：「對平民進行投毒，這與赤軍派做的恐怖襲擊，有什麼分別？」

神田不緊不慢，開始對上野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與上野的上次見面後，神田通過在右翼團體中的關係，與「部落解放同盟」建立了關係。

「部落解放同盟」是一個旨在消除日本社會對「部落出身」的人群偏見的組織 —— 在日本的社會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大多數企業和政府機關，都會拒絕僱傭或錄用部落出身的人。由於部落自古以來就帶有著「污穢不潔」的形象，這些部落出身的人往往背負著少見而奇怪的姓氏，例如「牛屠」、「墓前」、「蛇食」、「忌部」等等。為了減少被歧視的概率，大部分部落出身的人都將姓氏改成了一般常見姓氏，但很多企業還是會通過戶口登記地，來判斷面試者是否來自部落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50年代起，部落解放同盟便與日共走得很近。然而，到了70年代之後，日共本身混亂的局面讓部落解放同盟意識到這個「盟友」相當不可靠，於是他們宣布與日共切斷聯繫，轉而開始投向在政經兩屆有著相當大發言權的右翼團體。神田在與部落解放同盟的人接觸後，作為合作條件，神田提出需要由部落解放同盟來支付自己組織的活動經費，而部落解放同盟則提出了需要他們對美國傾銷於日本的產品進行破壞 —— 不用說，這其實是轉達了右翼組織的命令。而這個命令，其實直接來自於右翼中的頭面人物，兒玉譽士郎。

按照兒玉一派的計劃，右翼勢力將協助日本政府，利用媒體來擴大化美國品牌在日本的負面形象，從而減少美國向日本輸出資本的動力。彼時的日本，在市面上很難見到從美國直接進口的日用品，大部分進口產品都集中在機械、能源行業。如果對這些產品進行破壞的話，無疑會對日本社會的生產也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樣一來，備選的目標，便縮窄到了美國資本在日本生產的產品上。而這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可口可樂。

按照計劃，神田將負責對可口可樂的產品進行投毒，而之後日本的媒體便會在右翼勢力的引導下，將投毒事件的影響擴大化，在民眾中對這一品牌的產品造成負面影響。作為投毒的原料，由部落解放同盟通過其控制的工廠，向神田提供了氰化鈉。

說完這些，神田從隨身的書包中，取出了那一袋裝滿了致命毒物的塑料袋，在上野的面前晃了晃。

見上野仍然猶豫不決，神田繼續勸告他說：「這次的行動完全由我們自主進行，所以我們正好可以藉此機會，在可口可樂的瓶中混入不同量的氰化物，以此來實驗這種毒物的致死性。今後在萬一需要使用暗殺手段的時候，我們也就可以免去了重複實驗的危險性。」

上野考慮到未來組織的發展，只好不很情願地答應了神田的請求。按照神田的想法，上野來負責規劃投毒實驗的設計，包括投毒方式、劑量、地點和時間。神田和上野分別在投毒地點周圍對投放的可樂進行觀測。每天早上，神田化妝成為快遞員，在品川車站西口沿線放置可樂瓶，然後在白天的時候暗中巡視這條街道，記錄可樂被路人拿走的地點和時間段，以及可能會拿走可樂的人群特徵。在最初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們所投放的可樂都是不含毒素的。而到了12月下旬，神田卻接到了右翼組織打來的電話，催促他為何遲遲不進行計劃。神田推脫說，因為時至年底，他們想要在新年期間製造這起事件，以便於更好地傳播。

掛上電話後，神田在上野下班回到公寓後，開始督促他指定具體的投毒方案。在總結了上一段時間裡的可樂投放數據後，上野提出了兩條意見：

1.投放應減少在白天進行，否則目擊到可樂瓶的行人過多，會引起懷疑。

2.投放的地點，應當在人們會停下來駐足的地點，例如自動售賣機、電話亭、有紅綠燈的路口等等。

然而，無論是神田還是上野，對於氰化鈉的投放用量都沒有太多的經驗。於是兩人商議，對將要用來投毒的可樂，進行「階梯狀投毒」，在每一瓶中逐漸增加投放劑量，爭取實現既可以達到致死劑量，又不會讓可樂看起來狀態過於奇怪的水平。

於是在1月3日深夜，神田和上野便開始了投放毒可樂的計劃。

結果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神田和上野投放的毒可樂，成功地將兩名路過時撿起可樂的市民毒死，並在東京乃至全國，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可口可樂被迫將大部分的自動售賣機撤換，並在之後不久啟用了新的瓶蓋技術，對日本全國的灌裝廠進行了徹底的灌裝線更新，才保住了可口可樂的銷量。

而同時，在右翼勢力的配合之下，投毒所使用的毒物來源無從查起。黑社會勢力也貢獻了力量：3月份他們安排了一名社團成員，製造了「騙取氰化鈉後又服毒自殺」的事件，使警方自己認識到，對於劇毒物質的管理充滿了漏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警方只得將此事不了了之。

而神田和上野，由於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個任務，獲得了兒玉譽士郎的接見。

在會面中，兒玉誇讚了神田和上野對行動的縝密計劃，並且詳細聽取了上野對於投毒方式的思考。兒玉拿出了一份從警方高層獲得的《可口可樂投毒案》的分析報告，讓上野提出意見。在看到「被投毒可樂有明顯的碳酸含量不足，並且可能出現液體分層」的內容後，上野提出對「固體食物的投毒」，想必會比投放於液體飲料中的效果更好：因為氰化鈉是固體，混在固體的食物中不會溶解，可以保證達到相對高的致死劑量，並且更加節省氰化物的用量。兒玉譽士郎對此深表贊同，並且按照約定，向神田和上野支付了活動經費4000萬日元。

神田和上野在此時的心情，無疑是複雜的：他們兩人幾乎是輕而易舉地，就獲得了堪比中核派那樣大組織的一年活動經費，但是，這樣做的代價卻是令兩個無辜的民眾被害。在回公寓的路上，神田安慰上野說：

「就把他們當做為我們的革命目標，所犧牲的同志們吧。」

上野激烈地反駁道：「並不是這樣的！他們完全是被我們害死的！」

神田也毫不示弱：「我們不應該這樣想！是革命肯定會有犧牲！」

「那麼，如果真的需要犧牲的話，下次就讓我來犧牲吧！」上野的眼裡冒著火光。

神田拍拍上野的肩頭，「你放心，如果你犧牲了，我肯定會為你報仇。」

1977年的正月，兩名內心中充滿了矛盾的革命者，低垂著頭走在東京夜晚的街頭。在未來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加崎嶇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永遠也未能抵達革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