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牆上的許知遠

如果還能偶爾出現這樣一個人，能夠持續關注內心不那麼安逸的那部分，關注彆扭，記錄彆扭，縱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夠誠實，好像也不是一件壞事。

文 | 謝安石

編輯 | 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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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曾經參與過一本商業雜誌的創刊，那地方我去過。進門的走廊是一整面的玻璃牆，上面貼著出刊進度、績效考核標準，還有不斷更換的WIFI密碼。我花了好久才注意到，玻璃牆的盡頭有人洋洋洒洒地寫了一大段話，開頭就叫「座右銘」，是錢穆關於時代的一番論述：

「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就應該在今天的時代中來做人、做學問、做事業。大部分的人不能認識時代，只能追隨時代，跟著這個時代跑。這一種追隨時代，跟著時代往前跑的，這是一般的群眾。依照中國人的話來講，即是一種流俗。每一個時代應該有它一個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來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學術，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業，來領導此社會，此社會才能有進步。」

自從發現了玻璃牆上的話，辦公室有時看上去有點怪。忙著研究用戶需求的人們經常坐在玻璃牆前面開會，談論經營、資本、商業模式，苦苦琢磨中產階級是怎麼賺錢花錢的，然而牆壁上的訓話卻默默立在身後，用大字寫著理想、時代、不要流俗。

仔細想想，牆上的話沒錯，如果它出現在學校里；辦公室里的一切也沒錯，畢竟它還要經營。唯一的問題是，它們碰撞在了一起，在那面牆下留下這個衝突，而讓這種彆扭不斷發生的人，就是許知遠。

許知遠早已出名，是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而在商業世界，你也很難忘記他的存在。有他出現的會議，現場總有一種奇妙的彆扭感，像是寒帶地區突然冒出頭的熱帶植物。

在即將宣布人事調動和財務狀況的會議前，只有許知遠會穿著牛仔褲和緊身襯衣，發表「商業時代多反思」的即興演講，號召大家多讀書、常思考。我沒記住他最後推薦的書，在場大部分人都沒記住，可能是因為這一幕實在是太奇特了——至少我從沒想過，在例行公事的會議上，會有人突然跳出來，讓我們想一想時代，想一想理想，而且他非常認真，絲毫沒在開玩笑。

就像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作家。最近，更多人意識到了他的這種特質，而且這似乎讓他們很不舒服。

有人形容他是「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因為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里，一次次試圖發起討論，最終卻變成「尬聊」。他欣賞《喜福會》里的俞飛鴻，於是直面告訴她，「你真是很好看啊」，「跟你坦白件事啊，我還夢見過你兩次」，但轉過頭又問她，你在我心中這麼聰明的一個姑娘，怎麼居然去演那麼庸俗的電視劇，你怎麼面對這種遺憾？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俞飛鴻回答他，「我不覺得這些劇庸俗。」

俞飛鴻接受許知遠的採訪 圖 / 《十三邀》截圖

到了節目的第二季，他還是一樣。他堅持認為大眾文化中有「粗鄙化」傾向，並為此困擾。「稍微長遠一點的歷史時空，我們的貢獻可能是非常低的。對更普遍的思想和情感的追求上，（我們）是留不下什麼東西的。」

他反問馬東，你喜歡這個新時代嗎？一點抵觸的情緒都沒有？為什麼？

在接連給出「喜歡現在」的肯定答覆後，馬東回答他，「我沒那麼自戀。」

馬東接受許知遠的採訪 圖 / 《十三邀》截圖

這個不合時宜的許知遠源源不斷製造彆扭，甚至一度取代了票房超過50億的電影、快過生日的馬雲、出新專輯的霉霉，成了朋友圈刷屏關鍵詞。

如果真的打開視頻就會發現，許知遠對這些彆扭非常清楚，甚至這些都是他揪出來的自我批評。「我今天看這段的時候，我是不是不該做第二季了？我就回到我的寫作狀態裡面了，我都開始講很多陳詞濫調了……」

2

對很多更熟識他的人來說，這個尷尬知識分子的莫名「走紅」也令人困惑：這不就是許知遠嗎？難道你們第一天認識他？

對很多人而言，可能還真是第一次認識他。許知遠，男，出生於1976年，曾經在許多優秀的媒體工作，後來跟在這些媒體中「比較談得來」的朋友一起創辦了單向街書店。他不是人們熟悉的那種八面玲瓏的場面高手。他會彬彬有禮地告訴上司，他要離職去哈佛遊學，同時一腳把鞋踩在上司的茶几上系鞋帶。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報紙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不是僱傭與被僱傭關係」，而且鞋帶鬆了啊，放著不系嗎？

他25歲的時候出的書叫作《那些憂傷的年輕人》，34歲的時候仍是《祖國的陌生人》。

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辦了一場中國青年領袖評選，他們選中了許知遠，與他一同領獎的大多是演員、歌手、導演等。連番的感謝、榮幸、寒暄、恭維話結束後，輪到許知遠上台領獎，他的獲獎感言是這樣的：

「活動太冗長了，我好幾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對娛樂、對明星那種發自內心的追求，對世界完全沒有個體精神和審美，沉迷在膚淺的大眾狂歡里。坦白說我剛才聽那個對話，包括你們對那些問題的反應，我覺得是很可悲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和父親和解？在西方是殺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無需改變，它就是伴隨你一生，不能假裝微笑。要對這個世界保持憤怒啊。我們已經陷入了一種假裝點贊的習慣，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迅速問台下觀眾，你們對世界憤怒嗎？觀眾回答，不憤怒。

「如果他們因為我剛才的話立刻改變了，那是一種新的愚蠢。」許知遠說。

2015年，許知遠參加《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評選 圖 / 網路

這就是許知遠，直到現在，他還在堅持自己的彆扭，試圖反思眼前的世界。他依然是一個專欄作家，但文章不知道還會被多少人看。尤其在那些被工作、通勤、應酬、打王者榮耀、追美劇佔據後殘存的碎片時間裡，許知遠的專欄文章顯得異常沉重。那裡沒有太多輕鬆的主題，更沒有大量高清配圖和表情包來減輕信息量壓力。他關心抗爭者，焦慮那些消解在膚淺娛樂表達中的意義，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這個作家對於時代的愁思。

3

兩年前，許知遠再次回到自己創始的那家商業媒體，跟編輯部的記者開座談會。在那間日常評估KPI的會議室，他的提問又開始彆扭了——年輕人，你現在焦慮的是什麼？

最後，只有一個同樣來自北大、哲學系畢業的男記者回應了他。聽上去跟許知遠那種時代焦慮完全不同，他的焦慮是，昨天三里屯有人捅死了人，每天通勤都要路過這裡，我現在不敢出門啊，怎麼辦？

會議室哈哈大笑，沒人留心記錄，除了許知遠。

在不久後發表的專欄文章里，許知遠為這個生活中轉瞬即逝的細節賦予了意義。「他在教科書、書本上建立起的中國意識，似乎正遭遇挑戰。而昨天，三里屯光天化日、沒頭沒腦的兇殺，讓他陷入了極度的沮喪」，「虛幻的國家前途、個人未來、凌亂又未知的恐懼，交雜在一起。他似乎還沒想好怎麼表達自己內在的茫然。也有可能，這只是暫時的情緒，兩天過後，當血跡被沖洗乾淨，那對可憐的夫婦被徹底遺忘後，一切又恢復正常」，「那個手持武士刀、憎恨美國人、不知姓名的行兇者，是個驚悚、難以忘懷的形象，它似乎戳破了關於社會、關於生活的所有幻覺」。

這樣的記錄者是令人佩服的。他捕捉到了一個人的狀態，一種當事人自己都沒有察覺到的狀態。無論好壞，這都是他對時代的敏銳。在一個處處都是聰明人的世界，人們能用滴水不漏的聰明話化解所有提問，每一個流程、每一個表情都能做到精密算計。如果還能偶爾出現這樣一個人，能夠持續關注內心不那麼安逸的那部分，關注彆扭，記錄彆扭，縱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夠誠實，好像也不是一件壞事。

但這樣的許知遠是一個好記者嗎？恐怕不是。因為至少在那一天，他在正式刊發的文章中犯了一個事實性錯誤，寫錯了對方的年齡。更要命的是，這個錯誤是註定出現的，因為他壓根就沒去問。「應該是二十四五歲」，這是他對於眼前發現的想像估值，然而和他生命里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樣，他想錯了。真實從不來自設想，也不應該來自設想。

對他來說，尋找意義可能大於一切。這和他無休無止的拖稿習慣一樣，都是他的壞毛病。但我們似乎也無法因此責怪他，畢竟，現在的他已經不是一個記者。他是一個焦慮的記錄者。他的這次「想像」換來的是同事的調侃，「被許老師官方減齡的男青年」。一旦這種「把世界套進自己的邏輯想像」的毛病再度發作，場面就變得失控了。

不過，正是在數不清的尷尬場景里，有一個毫不打算掩飾的許知遠。許知遠挺誠實，他知道自己對世界懷有偏見，並將這一點直接寫進了節目的開頭。他也希望他所面對的人們，也能一樣誠實。你可能不喜歡這樣的做法，但這就是他，一貫如此，做記者的時候是這樣，做商人的時候也沒變。即便知道有鏡頭對著他，一切都會播放出去，他都沒變過。

俞飛鴻：「怎麼還做這麼一期節目呢？」

許知遠：「被逼的啊，因為我們開一個不掙錢的書店，然後需要別的業務，來支持這個書店。」

俞飛鴻：「怎麼一種堅持會讓你做這個，就在現在那麼快速化的快餐年代，做一個紙媒的書店？」

許知遠：「因為別的也不會幹啊！就是，哎，其實我蠻喜歡生活在過去的一個人。」

如果你曾見識過某些妙語連珠的畫面是如何誕生的，你就知道他只要藉助後期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不這麼彆扭，至少不讓外人看出來他的彆扭。他完全可以讓人聽不到他的真實想法，看不到他的尷尬，但是他沒有。我們今天之所以看到了他的尷尬而不是精明，這也是他的一種選擇，這很許知遠。

我總覺得，人們其實並不排斥這樣的一種存在。比如那面寫滿時代論的玻璃牆，雖然幾經變遷，卻完全保留了下來。這段話周圍的其他通知都消失了，但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字卻沒有人擦掉。

唯一有所變化的是，要「領導時代」的本應是「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這半句被人抹掉了。但還沒人把它填上。究竟由什麼樣的人「領導時代」，沒人知道。

或許，再也不會有人知道了。原有編輯部已經搬離了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這裡即將出租。不知道以後的租客，還願不願意保留這番話。

擦掉或是留下都很正常。只是我覺得，如果那面牆上沒了許知遠，沒了這份彆扭，只剩下績效考核，我們未見得會更舒服。那或許是一個更乏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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