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煙火星期三》到《推銷員》——法爾哈迪和他的「魔鏡」

一份約稿，發的時候編輯略刪減了一些「敏感」的內容，還好這裡可以貼一下。

原標題起的幾乎沒有吸引力，被編輯稍加改進一下子提升了不少——《法爾哈迪的「魔鏡」和伊朗社會的「脈動」》

曾幾何時，小眾的伊朗電影在影迷心中的地位頗為不一般。時間倒回十幾年前，阿巴斯的作品或是《小鞋子》等兒童電影曾為影迷們津津樂道；如今的伊朗電影更顯多元化，《一次別離》等作品早已成為深入影迷心中的最佳代表。

然而眾多優秀的電影人和作品並不足以支撐起伊朗電影業的整體發達，嚴苛的審查制度依然存在，不少蜚聲國際的影片在伊朗國內屢屢遭禁——如自詡擅長表現「社會局限」的名導帕納希（Jafar Panahi）2006年的柏林銀熊獎作品《越位》，甚至導演本人也因為拍攝敏感題材曾被捕入獄並被行業禁足。

伊朗電影的這種「二元化」特質伴隨著行業發展始終存在。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中使伊朗電影保持旺盛的藝術活力的，在於伊朗深邃的文化底蘊和電影人的不斷探索。這其中《一次別離》的導演阿斯卡·法爾哈迪（Asghar Farhadi）功不可沒。他憑藉《一次別離》、《推銷員》兩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作品貼近社會現實，手法細膩純熟，不落窠臼。除了獲得無數讚譽的《一次別離》，法爾哈迪的多部作品都頗具看點，不妨以他的作品為例，順著時間線探尋一下伊朗電影帶給我們印象的變遷。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煙火星期三》（Fireworks Wednesday）

2006年的情感倫理劇作品，以一個「局外人」的視角展現了一場家庭風波：時值伊朗傳統佳節「煙火星期三」，即將成婚的鄉村女孩露茜（Rouhi）來到德黑蘭做鐘點工貼補家用。僱主家的女主人懷疑丈夫出軌，對象正是對門剛搬來不久開美容室的獨身女鄰居。心事重重的女主人一度想打發露茜離開，轉念一想似乎可以利用她陌生人的身份打探對門的虛實，於是正想試試新娘妝的露茜成了「線人」，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一場一點即燃的矛盾之中……

影片故事格局雖小但戲劇衝突豐富，人物關係交錯，這種剖析都市中產階級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的劇情路線，正是法爾哈迪擅長的題材。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窺見伊朗人婚姻和家庭觀念的幾分特點。

受文化傳統、宗教等因素的影響，伊朗社會歷來男尊女卑，但在婚姻中女性也有著與外界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尊嚴。女方並非完全被動或被迫順從，往往會像影片中急於探明真相的女主人那樣攤牌，維護自身和家庭的利益。隨著女性獨立自主意識的加強，伊朗的離婚率亦呈逐年上升之勢，這一點同樣在《一次別離》中得到體現。

（可參見本專欄文章：這部作品，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導演躋身一線的標誌）

逃婚女性的秘密——《關於伊麗》（About Elly）

2009年的柏林最佳導演銀熊獎作品，《關於伊麗》延續了法爾哈迪在《煙火星期三》中展現出的強大編導能力：一群都市男女赴海邊度假，除三對夫妻還有他們共同的朋友艾赫邁德以及孩子的幼兒園教師伊麗。組織者是其中一家的女主人，她有意撮合已離婚的艾赫邁德和伊麗，在入住海邊別墅時對房東謊稱他倆是夫妻。伊麗在帶孩子在海邊玩耍時意外失蹤，遍尋不著後大家回想起來對伊麗幾乎沒有了解。直到伊麗的未婚夫找上門來，眾人發現她竟是逃婚而來……

片中「伊麗」是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人物，然而故事中並未完整交代她的信息。更多的篇幅聚焦在「伊麗」失蹤後的揭秘過程中，一個個真相併不能讓人釋懷，反而愈發讓人壓抑。本片劇情設置巧妙，頗有幾分《等待戈多》式的懸疑和荒誕色彩。法爾哈迪在本片中依然隱約融入了自己對伊朗人情感和婚姻，特別是女性地位的思考——在伊朗，女性要背負何等壓力才敢於對抗傳統束縛和世俗眼光？導演選擇以「逃婚」為觸發點，把觀眾對《煙火星期三》中的女性印象又拉了回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在伊朗越來越受重視，但改善現實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卡司強大的懸念作品，為Farhadi敲開了柏林電影節大門，奠定了《一次別離》的成功）

揭露社會陰暗面——《推銷員》（Salesman）

從《一次別離》到《推銷員》的五年間，法爾哈迪的故事長片作品只有一部與法國的合拍片《過往》（Le Passé），從話題性到影響力相比《一次別離》都略顯慘淡。可見在伊朗電影史上成績最佳的作品之後要鞏固甚至超越自我，在被世界電影界和觀眾熟悉之後想帶來新的驚喜，對導演本人來說難度有多大。好在法爾哈迪和他的團隊仍在辛勤創作，悉心打磨作品，於是有了奧斯卡獎梅開二度的《推銷員》。

本片比前幾部作品似乎更耐人尋味：艾默德和妻子拉娜是話劇演員，因住所成危樓搬入了好友推薦的新房。某天艾默德回到家發現拉娜身受重傷，但恢復期間始終不願吐露實情和報警，艾默德只得自己追查真相。循著罪犯留下的蛛絲馬跡，艾默德發現前租客竟是一名應召女郎，拉娜的受傷是遭到了該前租客某「主顧」的性侵。幾經輾轉，艾默德最終找到了兇手，並想當著其家人的面揭穿其罪行，不料兇手因精神壓力崩潰心臟病發不得不入院搶救，艾默德最終未能完成為妻子的復仇。

影片一方面以戲中戲的形式實現段落轉換，通過話劇排演的進展映射主線故事人物的心理變化；另一方面又涉及應召女、性侵等伊朗社會中頗為辛辣的話題，同時巧妙隱去了暴力等元素。別看伊朗的社會總體保守，但仍有種種打破外界印象的社會陰暗面——比如色情交易——的存在。法爾哈迪在作品中隱晦地揭露了社會陰暗面，同時也透露出對現實的些許無奈——儘管對罪犯的懲罰嚴苛，但暴力犯罪特別是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往往隱忍不發。這樣的困境恐怕源於保守的社會觀念，更有甚者受害人會被認為不潔身自好，所謂人言可畏不過如此。

（可參見本專欄文章：《推銷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梅開二度）

從《煙火星期三》中的家庭矛盾和情感糾葛、《關於伊麗》中的謊言與猜疑和層層揭秘、《一次別離》中社會不同階層間的疏離，到《推銷員》中隱約暴露的社會陰暗面，法爾哈迪的作品總是充滿了強烈的對比——角色地位的強勢與弱勢，人物面對壓力的隱忍和爆發，劇情矛盾的表面和真相，在處理同一事件時的法律、宗教和人情……除了會「講故事」以外，劇中人物角色形象突出，富有層次感，各自經歷的人生起伏亦牽動著觀眾的情緒，產生共鳴。法爾哈迪的作品所展現的不僅是電影藝術的感染力，還融入了社會背景、道德觀念等元素，與前輩注重人文關懷和電影語言的運用相比又多了一層現實意義。

管中窺豹，如果對比十幾年來外界對伊朗電影印象的變化，以《小鞋子》為代表的電影關注草根階層或窮苦百姓，以描繪小人物遭遇或命運見長，體現人文關懷，好比引領人們入門伊朗電影的門徑；以《一次別離》為代表的電影則聚焦都市中產階級，以剖析家庭倫理矛盾和情感衝突為要，感懷人情冷暖，更似吸引外界觀察伊朗社會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