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二》的口碑效應來談群體和個人的關係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只用了三年的時間，三年，只是普通人一眨眼的功夫，這三年，大部分人都在忙著賺錢，忙著工作，忙著結婚生子，到最終其實只是四個字：忙著去死。

《三十二》的出現讓中國慰安婦這個團體變得不那麼遙遠了，很多人認為歷史遙遠，是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去思考歷史這個題目，他不只有一個答案，對於每一個人來講，歷史所承載的重量和分量是不同的，從開國到現在，我們在尋找自己，同時也在保護自己，為了避免承擔責任，所以我們選擇了忘掉歷史——慰安婦這個團體，在以前的中國是見不得光的。

人們不會待見這種群體：從上海的慰安婦遺址拆遷事件來看，很多人認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是污點，他們把她們當做別人，把（她們的）痛苦當成消遣，把悲慘的經歷當成故事來聽，這樣造成的結果，只能讓人更加的冷漠和殘忍。

其實，關心她們就是關心我們自己。

《二十二》的票房回溫，其實也代表了人們價值觀的重塑，縱觀近幾年的電影，例如《1942》、《金陵十三釵》、《色戒》等片子，雖然口碑好，但是觀眾不待見，在那個娛樂至上的年代，個人的權益和尊嚴幾乎不值一錢，《三十二》的口碑雖好，但是很難達到觀眾的觀影目的，大部分觀眾幾乎很難去給自己定義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以及該如何去看待歷史，因為歷史在很多人的心中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故事合集。

如果沒有切身的體會和深刻的理解，怎麼能感同身受呢？

從這一點來看，很多片子的票房失利，歸根結底是觀眾不成熟的結果，而觀眾不成熟的原因，卻在於整個社會的病態傳播。

什麼是病態傳播呢？

社會價值觀的畸形和群眾的自私心理是社會病態最重要的兩點。

上海的拆遷事件只是社會價值觀畸形的縮影而已，他並不是整個事件的起因，更不是結果，他只是社會大環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現象。

如果孩子的教育和價值觀得不到正確的塑造，那麼長大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呢？這就需要理解什麼是正確的價值觀。

當流言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真相就已經不再重要，有人說：流言止於智者，流言止於真相。其實都不是，當流言什麼時候不再流行的時候，這種流言本身就不攻自破，傳播流言的「他們」需要的，只不過是一種情感上的發泄和精神上的意淫。

《戰狼2》票房的巨大成功，已經不再是其優良口碑所造成的結果，而是整個社會影響下的群眾從眾心理的展現。

偏激、主觀、缺乏獨立思考，由此也就造就了如今的高票房的現狀——很多觀眾看的已經不是一部優秀的電影，而是一種攀比和自我滿足的精神鴉片，以此來麻醉自我，從而滿足自我。

《心理罪》上映的第一天，我在微博里發了一篇關於《心理罪》的影評，客觀描述了電影的瑕疵和優點，很多李易峰的粉絲給我留言，他們並沒有帶著偏激和主觀的言論攻擊我，而是很認真的和我講道理，由此我感到了一種欣慰。

很多時候不是事情出了問題，而是看待事情的人出了問題。

我們國家從集體走向個人，才短短几十年的時間，很多事情其實並沒有做好，很多思考也沒有成型，《二十二》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社會價值觀的提升的一種側面展現，但是如果有些人為了滿足自我利益，追求成名的快感，趁勢發表偏激言論的話，這種好的東西，就很容易被扭曲甚至是抨擊，當年《1942》的票房失利，其實也是這個原因。

《二十二》里還有一點，就是個人的人權展現。

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馮小剛導演的《1942》和《我不是潘金蓮》，還有很多很多作品，都在探討著一個話題：個人。人庸庸碌碌的工作，為的不只是生存，更重要的是活著。

就像葉子從痛苦的蜷縮中要用力舒展一樣，人也要從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掙脫，這才是活著。

終於在2017年的《二十二》裡面，這些世紀老人得到了面對世人對話的機會。

也終於，世人願意聽她們的對話，靜靜坐下來，聽她們講述她們的故事，幾番哽咽，辛酸苦辣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們在為她們的過去而辛酸時，同時也是在寬容自己。

柴靜在《看見》里的一句話足以概述這種感受：寬容的基礎是理解，你理解嗎？寬容不是道德，而是認識。唯有深刻地認識事物，才能對人和世界的複雜性了解和體諒，才有不輕易責難和讚美的思維習慣。

希望這次《二十二》的出現，是真正的出現，而不只是曇花一現。

最後，致敬歷史，勿忘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