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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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一書中，羅志田先生從清季以來，諸如君主立憲、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種種思潮的背後找到民族主義這股潛流。他把這股潛流劃分出對外與對內兩個層面，前者是因抵禦外辱而起的救國觀念及衛國運動，其中帶有深深的非理性排外主義色彩，後者則是民族國家的建構，也就是國家統一問題。如何運用民族主義，特別是排外型的民族主義，成為民國時期各種政治勢力處心積慮考慮的問題，運用得是否得當，也就決定了此種政治勢力的最終成敗與否。所以某一股政治力量對民族情緒的利用是否到位就決定了成敗。如果得到民族主義的支持，這種政治力量就會成功。

國民黨在20世紀20年代比較成功的利用了民族主義情緒，所以取得了北伐的勝利。但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和遊民階層組成的共產黨將民族主義運用得更好，雖然依靠著蘇聯，但是同時不斷宣傳排外主義，最終成為勝利者。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分子與精英階層在愛國問題上與普通民眾出現脫節。胡適、陳獨秀等人的世界觀在今天看來應該是所謂的「普世主義」，他們在民族救亡的同時更重視啟迪民智，他們不願附和群氓的非理性情緒，也不會想著去利用民眾的愛國熱情實現自己的政治圖謀。最終把青年學生和普通民眾推給了由邊緣知識分子和遊民階層組成的某黨，精英知識分子日漸邊緣化。

當時在閱讀這本書期間，我還看了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他從一個不同於傳統線性歷史觀的角度對中國近現代史進行了解讀，或者說作者本身作為一個「他者」站在中國歷史之外揭示了中國歷史。與此同時，他與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不同的是，他又是一個來自曾作為殖民地的印度而具有後殖民主義思想的學者，這使他能夠作為一個類似的「內部人」體會到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興起的複雜背景和思想淵源。從本書的副標題——「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不難看出，作者關心的是前現代國家邁向現代化國家歷程的問題。不同的是，他開始反思為了現代化而改造歷史的種種努力是否真的是合理的。這本書一共分七章，共分為理論和實例研究兩個部分。第一二章是理論，論述民族作為啟蒙歷史主體的過程，並提出了「複線歷史」的概念。第二部分寫了反宗教運動，會黨，「封建」，聯省自治運動和中國與印度的現代化批評共五章。作者開篇即提出，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歷史是非民族國家轉入民族國家的主要模式，也即是說，一個民族，必須仰賴於共同的歷史，才能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一點上，作者和安德森、蓋爾納的觀點相類似，都認為這種從屬於同一群體的意識來自於頭腦中的想像和建構，即安德森所謂「想像的共同體」。

從以上兩本分析中國近現代史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激進民族主義者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果他們被要求必須與過往歷史決裂，那麼如何能保持一個存在於時間中的前後一致的民族？五四運動是此種情況最好的一個例子，民族主義者在此有兩種對策，一是極力誇大與過去的決裂的感染力，使之獲得某種再生能力，從而使新的象徵合法化。另一種策略是強調與「他者」的迥異之處，得以把本民族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對立起來。例如，反對帝國主義正是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這裡帝國主義正是民族主義者所建立的「他者」形象。

出於同一目的，在中國歷史內部尋找替代儒家傳統的做法，也是在危機中重新建立主體的民族主義的一項舉措。例如把白話文樹立為現代中文，將秘密會黨塑造為最原始的民族文化，真正的中國價值觀念寶庫，以取代正統的儒家地位。都是為了在古老傳統衰落之後，力圖尋找新的具有凝聚力的象徵。而兩本書中都提到的例子更可以清楚看出歷史被塑造的過程，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在最開始曾被頌揚為民主的象徵，但隨著1922年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分裂，之後國共合作，聯省自治運動逐漸讓位於反帝反軍閥的需要，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也使得聯省自治運動受到嚴厲譴責。中國民族主義抵禦外侮的一面與實際政治運作關係密切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