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似「民族虛無主義」的民族理論｜城與邦

作者｜ @Simon Luo

簡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在讀博士生

興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

本文原載於作者知乎專欄黃色箭頭，原出處：近似「民族虛無主義」的民族理論。

前言

　　把目光放到民族理論的理論史上的話，我們會發現「民族虛無主義」並不是一個常見的學術名詞。我們也會發現民族虛無主義這個概念在學術討論中雖然也許有其近似，卻明顯地不是以一種矮化自身文化的形式出現的。

正文

　　對於接受過當代中國教育的人們而言，「民族虛無主義」這一辭彙自出現之始，就不是一種成型的理論，而是一種帶有負面色彩的價值判斷——在民族國家的大語境下，這種負面色彩倒也並不奇怪。在《高中政治三?文化生活》中， 民族虛無主義通常是和歷史虛無主義一起登場的。例如，在回答「文化創新」相關的題目時，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一段話：

那種一味推崇外來文化，根本否定傳統文化的傾向，被稱為「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都是不利於文化創新的錯誤傾向，必須加以克服。[1]

今日，在各種場合的日常論戰中，「民族虛無主義」一詞同樣時常露面。在2010年一篇落款為聞平的人民日報文章中[2]，作者將民族虛無主義與「中華民族的一切都是應該否定的」聯繫在一起，批評劉對中華文化的貶低：

總之，在劉看來，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一無是處。如此徹底的民族虛無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少有人能與他相比！

然而，如果我們認真觀察這一論斷，也許會發現這其中有一種奇妙的邏輯矛盾：一種「一味推崇外來文化，根本否定傳統文化」的傾向，顯然不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民族虛無主義。這種傾向首先是一種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判斷，承接了一種「文化有高低」的前提假設。如果我們徹底地從文化角度上來理解民族的話，那麼對於中華民族/中華文化[3] 而言，這種態度或許更應該被標籤為一種自我矮化，或者一種王小東所理解的逆向種族主義[4]。另外，當一個人徹底地從文化角度上來理解民族的時候，那他所遵循的道路恰恰是一種原生論（primordialism）的民族理論，而不是對民族本身的虛無化。這樣來看，民族虛無主義如果要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理論，而不是一個局限在中文語境里的詞語，那它就不能僅僅是針對中華民族的，或者是僅僅針對任何一個具體民族的——相反，它應該是一種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理論。

　　把目光放到民族理論的理論史上的話，我們會發現「民族虛無主義」並不是一個常見的學術名詞。我們也會發現民族虛無主義這個概念在學術討論中雖然也許有其近似，卻明顯地不是以一種矮化自身文化的形式出現的。在Hale (2004)的綜述中[5]，關於民族/種族的理論被分成了兩條道路：一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原生論，另一者則是建構論（constructivism）。在起源上，原生論經常被追溯到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和費希特——前者將民族和共同語言群體聯繫在一起，被視為一種經典的原生論理論。然而，在世界各地各種文明的理論體系中，原生論毫不罕見；除了語言之外，血統、習俗、信仰、地域等特徵，都曾被視為民族的核心概念（中國的「炎黃子孫」傳統通常被視為一種血統的原生論） 。相較之下，建構論的興盛則發生在第二次世紀大戰之後。在這段時間裡，原生論在學術界中遭到了激烈的批評，不少學者認為原生論根本無法捕捉到民族這一概念的本質。同時期法國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知識社會學等歐陸哲學流派的發展，顯然也給民族理論提供了理論原料。一批建構論的支持者不再主張民族起源於任何一種原生的屬性，而是關心各種人類社會因素對民族的塑造，包括社會、政治、科技、現代性等等等等。

　　Hale(2004)對原生論和建構論給出了一個比喻。他認為，如果人類社會可以被比作一堵牆，原生論者會認為這堵牆是被一塊一塊石磚壘起來的，這些石磚之間界限分明，且這種界限是漫長持久的；建構論者則會認為這堵「石磚壘成的牆」僅僅是表面現象，其背後隱藏的結構遠沒有這麼界限分明。石磚與石磚之間的界限則僅僅是被感知的，而不是確實存在的。

　　從今日的視角來看，作為挑戰者的建構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今天的民族理論爭辯中，堅持一種徹底的原生論立場是困難的。當然也有學者試圖做一些中間性的工作，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相對平衡的立足點。本文反覆引用的Hale (2004)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個例子則是A. D. Smith (1983)，他希望通過綜述性地回顧民族理論的發展史，來尋找建構論者（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理論中的空隙[6]。這種嘗試本來也反應了兩種流派之間在多年爭辯之後共享的討論基礎：建構論者並不主張民族的身份認同是任意塑造的；原生論者則更開始更強調民族身份認同的持續性，而不再強調其先天屬性。

▲安德森

　　在這個爭論的譜系中，如果有一個人能被不太準確地稱為民族虛無主義者的話，那這個人也許會是Rogers Brubaker——無疑，這種「不太準確的虛無主義」並不是政治書上所描述的那種「貶低某種文化」的虛無主義。Brubaker (2002) 對於建構論和原生論這場辯論的結果並不感到十足的滿意[7]。他認為，在種種社會研究中，我們都存在著一種群體主義（groupism）的傾向，亦即任意地把某一個給定的群體視為社會生活、社會衝突等各種研究的基本單位。儘管原生論-建構論的辯論在一些領域裡挑戰了群體主義的傾向，在所有和民族相關的領域裡，不管是學者還是普通人，都還是習以為常的認為「民族群體」就是這些問題中需要研究的基本單位。建構論者在獲得了辯論的基本勝利之後顯得太過自滿，忽視了真正的問題還有待解決。

　　Brubaker進而提出，關心民族問題的學者應該做出一種明確的區分：民族的常識（ethnic common sense）和民族的分析（ethnic analysis）。比如，在某個具體的民族衝突中，如果學者採訪捲入其中的某個人，那這個人很可能會直觀的回答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者解釋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如何與對立的民族身份產生衝突的，這就是一種民族的常識。然而學者作為分析問題的人，不應該直接將民族的常識等同於研究的對象。學者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所謂的「民族衝突」就是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所引發的。這種想當然蒙蔽了學者的思路，使他們忽視了在民族身份背後，一系列的因素才是「民族衝突」真正的動因或者參與者：廣義上的組織、政治計劃、甚至是偶然的事件，等等等等。換言之，承擔著研究者身份的學者，在制定研究的框架時，要保持足夠的敏感性，不能輕易的跟從民族的常識，從而在研究的一開始就抱持了錯誤的切入點。

　　在Brubaker看來，這種敏感性的潛在益處是明顯的：

第一，這種敏感性無需讓學者認為一切所謂的「民族衝突」都是精英的操縱，但的確可以讓學者意識到，大部分民族衝突所涉及的問題遠遠超過民族本身；

第二，意識到組織在民族衝突和民族暴力中的核心作用，學者可以不再錯誤地認為「關於民族的常識」就是社群的本質。相反，學者可以看到，在「民族群體」這個詞里，更需要受到關注的並不是民族，而是「群體性」（groupness）；

第三，這種敏感性可以讓學者意識到不能簡單地把民族運動的領袖所表露出來的信仰和追求想當然地全盤接受。政治領袖生養於政治，服務於政治，他們所表露出來的信仰和追求可能只是一種表象；

第四，意識到「群體性」的重要性，以及群體性可能是民族衝突的結果而非起因，學者可以更關心群體性的起落曲線，尤其是不太常被研究的群體性的衰退；

第五，這種敏感性可以讓學者意識到他們需要關心「種族」內部的機制，觀察這種機制是怎麼發展處群體性，並製造出所謂的「民族衝突」的。

如果我們不把「民族虛無主義」理解成對某個國家傳統文化的貶損，而是理解成「對民族的原生性的取消」，那麼建構論者的理論立場無疑更「虛無」一點。而Rogers Brubaker的理論，則是在建構論譜系中態度非常強硬的一支。然而如我們在文章開頭處所談的，如果「民族虛無主義」真的可以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理論，那它無疑針對的是抽象的「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對於Brubaker及其支持者來說，我們之所以不能正確地理解民族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把民族和某種先天的屬性（血統、宗教、語言……）畫上了等號，更是因為我們天真地認為「民族問題」是關於民族的。只有拋掉民族常識、民族身份、民族敘述的一葉障目，研究者才能一窺背後的「民族問題」的真身。

▲如何準確定義一群給定人群

注釋

1. 因條件所限，已無法找到《高中政治三》原教材。本段摘抄於北京師範大學程光泉的教材介紹：http://zz.dgzx.net/UploadFiles/200621822416158.doc
2. 參見聞平：從民族虛無主義到賣國主義
3. 一個概括性的中華民族或者中華文化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關於這個概念的辯論在中國研究領域裡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但這超出了本文的篇幅範疇和討論中心，故而不在此處進行討論。
4. 參見王小東：我為什麼堅持反對逆向種族主義的立場？。此處指出「王小東所理解的」，是為了與另一種定義上的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進行區分。
5. Hale, Henry E. "Explaining ethnic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4
   (2004): 458-485.
6. Smith, Anthony D.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Holmes & Meier Pub, 1983.
7. Brubaker, Rogers.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3.02 (2002): 163-189. 此後該論文以專著的形式出版：Brubaker, Rogers.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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