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自由與歷史，必然性與現實

作者王樹人｜節選自《思辨哲學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年

黑格爾對於古希臘有特殊的愛好，也有很深的研究。在探討古希臘文明興起的原因時，他對於吸收先進思想文化與民族混合兩個問題特別注意。在黑格爾看來，這正是古希臘文明其所以繁榮的兩個重要條件。

首先，黑格爾認為，古希臘文明的興起及其對整個社會發展的促進，並不是自身孤立進行的，而是同廣泛吸收別的民族的先進思想文化聯繫在一起的。他指出，在古希臘跨入文明繁榮的歷史門坎之前，它與周圍時一些國家相比，還是落後的。當時，埃及、印度、敘利亞、波斯等在思想文化發展上都比希臘處於先進的地位。但是，希臘後來居上，它繁榮起來，並在許多方面超過當時各先進的國家，以致成為今天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的揺籃。

從黑格爾的探討中可以看到，古希臘的發展，在思想文化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就是廣泛吸收外來的先進思想文化；其二，就是在這種廣泛吸收中，不僅沒有失掉自己民族的個性，而且發展了自己民族的個性。黑格爾指出，「希臘人從印度、敘利亞、埃及取得了各種觀念，同時希臘觀念是希臘人自己所專有」。這表明當時的希臘，不僅敢於吸收外來的文化，而且對這些文化具有很強的消化能力（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282頁）。

黑格爾還轉引希羅多德的話說，「荷馬和希西阿特給希臘人發明了一個神的世系，並且給各位神衹訂了相稱的別號」；可是黑格爾指出，希羅多德在另一個地方又說，「希臘許多神祇的名字是從埃及取來的，還說，希臘人在多度那占問過他們應該不應該採用這些名字」（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282頁）。黑格爾在評述希羅多德這種前後不一致的情形時指出，「前後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實在非常一貫，因為希臘人從他們所得到的各種東西里作成了『精神的』東西」（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282頁）。就是說，希臘人並沒有把外來的思想文化奉若神明，對之頂禮膜拜，而是經過自己的消化，把它們化為自己特有東西的一種成分。這種消化，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就象在藝術方面，希臘人或者從其他民族——特別是從埃及人——取得了技術的嫻熱；在宗教方面，或者也來自外邊，但是靠他們的獨立精神，他們改造了藝術，又改造了宗教」（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 1956年版，第282頁）。

其次，古希臘其所以能廣泛吸收外來的先進思想文化，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它是開放型的社會，而不是閉關鎖國。而其開放的特殊表現形式，就是「吸收和融合外來的移民」。黑格爾指出，古希臘在繁榮昌盛之前，因其落後和處於先進國家環抱之中，所以，它很早就成為一處殖民地，在它的居民中，除了原有的居民，相繼有來自腓尼基［是希臘人對迦南人（Canaan）的稱呼］、印度、埃及等許多先進國家的居民，隨之也帶來了先進國家的先進思想文化。

所不同的是，這些殖民者不象近代英國殖民者在北美洲那樣——所到之處把原地居民部「擠掉了」，相反，它們與希臘原來的居民「水乳交融成了豐富和發展古希臘民族個性的積極成分。在這裡，黑格爾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即歷史上的許多盛世(慧田哲學註：黑格爾以古希臘和羅馬為例）對先進思想文化的引進和吸收，往往是與民族的混合和融合併行的。其實，中國歷史的一些盛世，例如秦、漢、唐等，也有類似的現象（以盛唐為例，當時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藝術、西域各國的音樂舞蹈，都相繼大量傳入中國。與此同時，在中國的西北部，民族混合與融合的觀象也很突出），黑格爾這裡所揭示的，很可能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它是否也是現代或未來某些民族發展的條件？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黑格爾特別推崇古希臘文明，把它稱為「美的個性」，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到，這種「美的個性」，當然首先是在古希臘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拙上形成的。但是，如果不是從公式出發，而是合理地從實際出發，那麼就不難看到，這種生產基礎正是在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其所以能有先進的思想文化進來，則正是古希臘作為開放型社會（包括民族混合與融合）所帶來的積極成效。這種社會開放和文化的反作用，難道不是歷史發展的槓桿之一嗎？

黑格爾把古希臘文明興起的這種槓桿視為歷史上許多先進文明興起的條件，說明他對於「文化的反作用的規律性」和歷史發展的複雜性有深刻的洞察。同時，他的這種論述也啟迪我們，在明確了生產方式作為歷史發展的物質基礎以後，還必須從歷史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甩中研究歷史，只有這樣才能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具體經驗教訓。

必須承認，唯物史觀的發現，揭示了生產方式變革及其相應的階級鬥爭是以往文明史的基本規律。但是，這種發現並不意味著歷史規律性探討的終結，而勿寧說，只是為這種探討指明了方向。因此，問題在於除了上述的基本規律，歷史發展（複雜的、豐富多彩的）是否還有其他規律性？答覆應該是肯定的。可以說，在這方畫，黑格爾把自由作為歷史發展的目的性，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黑格爾作為德國資產階級時哲學代言人，他談論自由是從反封建主義開始的。早在1795年4月黑格爾寫給謝林的信中，他就明確指出，人的自由天賦得到承認，就「證明壓迫者和人間上帝們頭上的靈光消失了」（見苗力田譯《黑格爾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頁）。在黑格爾早期的神學著作里，例如在他關於基督教的「實定性」的批判中，就直接抨擊基督教的變質，從早期反映「被壓迫人民意願的宗教變成壓迫人民的宗教」（參閱薛華:《青年黑格爾對基督教的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後來，在黑格爾成名的一些著作里，他對宗教批判的銳氣似乎減弱了。這一點，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例如他在《哲學史講演錄》和《歷史哲學講演錄》中所表現的，總是力圖說明他的理性主義體系不但不同《聖經》相矛盾，而且恰好貫徹了上帝要人們有知識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的緒論中，曾對此風趣地說：「上帝不願意有窄心腸的靈魂或者空虛的頭腦做他的子女；他願意有精神雖屬貧乏、但對於他的認識卻很豐富的人……並且從上帝的啟沄而有的思維精神的發展，最後必然進展到一個階段，能是擺脫在感覺和想像的精神前面的東西，也可以用思想來理解。終久有這一天，人們會理解活動的『理性』的豐富產物，這產物就是世界歷史」。(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3頁）］。

實質上，黑格爾所作的，乃是試圖從人類如何進入自由王國這個角度探討歷史的發展規律。這個問題的提出，就表現了一種深刻的洞察力。勿庸諱言，黑格爾的探討是以唯心主義方式進行的，但是，在他那裡，這同樣應當被看作形式，而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是，在黑格爾的探討中，他始終杷握住了「自由實現的內在靈魂」，即對於備種過程的必然性的認識。

應當說，自從人類有了自我意識，無論從個體的發展看，還是從類的發展看，就有了自由的要求和行動。但是，對於自由的本質認識，卻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長期以來，人們關於自由所具有的樸素觀念，就是指人從某一種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意思。這是相對於某神不自由的自由。這種有跟的自由，就如同把鳥從籠中放飛所見的自由一樣。由此引申，人們往往把不受任何約束的思想和行為當作自由。但是，無論現在、過去、將來都不可能找出一個思想和行動完全不受任何約束的人。這種把「任性」當作自由的自由觀表明，人們還遠沒有把自由與必然聯繫起來思考。

與此相反，有人又認為，既然人的思想和行動不可能擺脫必然，那麼，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休謨的觀點就是如此。

當然，在黑格爾之前，有些哲學家和思想家，已經開始把自由與必然聯繫起來加以思考了。但是，他們由於缺乏深刻的辯證思維，所以，都還不能認識自由與必然的辯證統一。斯賓諾莎最先提出了關於「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的傑出思想。但這個思想在他那裡，還是一個遠未加以展開和論證的觀點。盧梭提出過奴役別人的人也不自由的洞見，接觸到自由與必然的關係的問題。但也未能加以論證。康德雖然非常重視自由的問題，但卻把它的實現最終推到可望不可即的「彼岸」。

黑格爾的自由觀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對前人種種自由思想的揚棄和發展。在他看來，自由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且構成人之為人的本質。如他所指出的，「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6頁）。這是他對於根本否定自由存在的揚棄。但是，自由又決不等於為所欲為的「任性」。黑格爾認為，「「任性」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一種表現，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種表現」，所以，「任性」並未達到真正的自由。同時他指出，自由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的東西。

黑格爾在自由觀方面的貢獻，表現在他繼承和發展了斯賓諾莎的思想，具體地指明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把握，「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這一種進展是我們必須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認識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7頁）。此外，黑格爾的貢獻還表現在，他認為對於必然的認識和把握，從而獲得自由，並非在「彼岸」，而就在現實之中。例如他指出，任何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都表現出某種必然性。因此，完全不顧及這種必然性的自由，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黑格爾所作的這種論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固然包含有向封建制度妥協的內容。但是，其中也包含有重要的合理內容，即在於指出了「任何時代和社會的自由都是具體的」，或者說，都不能脫離對於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可見，不顧及必然性的所謂「絕對自由」，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一種幼稚的幻想。

然而，黑格爾最傑出的貢獻還在於，他把人類的自由的實現看成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黑格爾把到他那個時代為止的人類的自由發展分為三種形態：（一）東方君主專制主義；（二)古希臘奴隸主民主制；(三)資產階級民主制。他認為，東方的君主專制主義，根本無自由可言。所謂君主一個人的自由，不過是「任性」和「放縱」，並非真正自由。古希臘的自由，也只是在少數奴隸主和自由民手裡，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根本沒有自由。只有資產階級民主制，才喚起了人們對於自由的普遍追求。黑格爾把這一點歸之於基督教的影晌，他指出，"各日爾曼族在基督教的影響下，首先取得了這個意識，知道人類之為人類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7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時代完全實現了自由。相反，在他看來，人類真正達到高度自由的境界，還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綜上所述，不管黑格爾上面關於人類自由發展幾種形態的描述有多少不科學的地方，但是，最可貴之點在於，他第一次揭示了人類的自由的實現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而且他還指明了這個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民族那裡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人類實現自由的角度探討歷史的發展規律，這個課題將會越來越突出。而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老人的深刻思想，是仍然能夠給我們以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