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現象的邏輯

如果說特朗普的崛起是一種超乎想像、史無前例的事件，那麼一定代表著美國政治走向了關鍵的拐點。

在特朗普崛起之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特朗普其人喜歡用不現實的空頭鈔票來吸引他的支持者，作為億萬富翁反而被一群被認為是「失敗者」的人所支持，實在是詭異的現象。如果一個事情，你認為是無法理解的，那麼一定要回歸到歷史之中，因為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不斷的重複。

美國作為第一個現代共和國本身沒有太多可以參考價值，其締造者考察了歷史經驗和賢人的著作制定了一個機巧的共和國框架，後來者用了一百年以上去填充充滿活力的物質，這是共和國的建立史。在此之前，僅僅有羅馬共和國一個超大的、突破城邦限制的共和國存在過，那麼美國只能從羅馬中去學習經驗，為此最近我一直試圖重新學習羅馬史。

有趣的是，共和國的國父們喜歡布魯圖斯、卡西烏斯這種共和國捍衛者，但是美國的民眾顯然更加喜歡凱撒大帝這種孔武有力的實幹家。如果一個美國人創造了奇蹟，他們會稱讚為他是一個「凱撒大帝」（而不是一個亞歷山大），就像是Facebook的扎克伯格。這是因為人們相信凱撒這種人這種從無到有、飛黃騰達的人往往能解決問題，至少比出身富裕的騎士階層的元老要好多了，這似乎隱喻了一種美國夢的意味。

在最開始，希臘世界想不到西方的蠻族崛起是如此之快，羅馬共和國用了一個多世紀才征服了迦太基，而征服希臘化王國還不到兩年。而對美國來說，他的財富積累用了一個世紀以上，但是歐洲的幾個大國在二戰後突然就發現他們成了小矮子了。這就說明了一個國家的興起要幾代人甚至是十幾代人的努力奮鬥，其衰落往往卻只用一代人的時間。

即使如此，之後，羅馬共和國的體制到了公元前1世紀已經明顯出現了運轉失靈的情況。首先，我要先簡單敘述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之後我會專門寫一篇羅馬共和國政治體制運行的文章，本文簡單概述基本概念，不會深究諸多細節。在羅馬共和國，為了分權避免國王復辟，權力分給了元老院、行政長官和公民大會等機構。

行政職務，例如2名執政官官職有一年任期，經由選舉產生，可以申請延長一年，卸任後10年以後才可以重新連任。在選舉中，參選人需要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評論去吸引選民，他還可以誇耀自己的祖先的成就（羅馬人相信英雄血脈的說法）。如果執政官在任期內取得了巨大的突破，那麼他就會贏得巨大的「政治威望」（auctoritas），一個政治家如果他的「政治威望」越能獲得政治影響力，一旦他總是做出錯事，那麼他的「政治威望」也會逐漸消退。「政治威望」往往會形成有形和無形的權力，例如元老和平民都會頻繁的徵詢他的觀點，同時公眾會更傾向於選舉他擔任要職，或者提供一些豁免權。舉個栗子，如果川普有所謂的「政治威望」，那麼如果有人質問他你是不是和俄羅斯私通了，他可以說「你們難道不相信我嗎？」，如此，川普就可以立刻避免司法審判（有興趣的可以參考 馬爾庫斯 埃米利烏斯 斯考盧斯的故事），一句話就可以避免其他人的攻擊，這就是「auctoritas」。由於政治職位有限，所以政治競爭非常激烈。自古流傳的貴族家族都要去競爭這些官職，不免有逐漸強大的也有沒落的，例如凱撒的尤里烏斯 凱撒家族，本是高級貴族，反而墮落到了住在市井之中。

而元老院是另一個重要的機構，成員都來自騎士階層。會有監察官從行政長官中選出元老，但是由於行政長官數量過少，有進半的元老沒有實際行政經驗。而元老院辯論由擔任過行政長官的人主持，並往往徵求各級別的前任行政長官們的意見。所以，為什麼元老院擁有集體影響力，原因在於他吸納了整個共和國的政治精英，將優秀人才吸納入體制是成功的關鍵，而凱撒的例子則完全是反面。

由於一個人的「政治威望」決定了其政治地位，那麼取悅民眾就是成功的關鍵，這塑造了一種競爭的氛圍。在羅馬共和國，這種競爭的正面影響是他使得執政官們繼續競爭，他們往往被與其他執政官相比，看他們能不能去的巨大的成就，如果能取得巨大的軍事勝利，甚至是凱旋儀式那麼他們的「政治威望」會有巨大的提升（例如，龐培的政治威望衰落，就是凱撒的巨大勝利所導致的）。這種競爭的負面影響是元老和行政長官互相妒忌，都不願意讓其他人獲得巨大的「政治威望」，在共和國後期，元老們往往寧願什麼都不做也不願意讓別人做出改革，因為其他行政長官一旦做出驚人的改革修正了體制的混亂，那麼就會成為偉大的英雄，會成為超越他們的存在，甚至有能力復辟王權。

在2世紀以後，羅馬的征服戰爭逐漸擴大和頻繁，元老的焦點變成了誰能取得更大的勝利，讓人民歡呼。戰爭勝利帶來了巨大的戰利品，行省可以用來謀取私利，富人變得更加富裕。而當時新征服的行省往往由行省長官分給收稅人，這導致橫徵暴斂，暴富階層領導的土地兼并和過於長期的戰爭，導致大量失去土地的貧民出現，貧者也越來越貧窮。

除此之外，在當時有羅馬公民的身份僅僅是羅馬人和一部分義大利人，選票平等，任何公民都可以投票。而實際上有兩種情況會出現：（1）富人先投票，往往富人投票完了就決定了選舉結果了。 （2）每個部落根據在場的成員的多數意見投票，而鄉村部落只有富人能去羅馬城中投票，而城市部落中窮人也能投票所以投票公民往往更多（羅馬有4個城市部落，31個鄉村部落）。所以羅馬共和國的發聲機制被富人把持了，問題也就成了貧富之別了。

當時羅馬的政治家也想要改革這些明顯的問題。要解決貧富分化、貧民失去土地問題就要分配被元老和其他權貴搶佔的「公共土地」，也就是政府調節貧富差距。同時，隨著共和國擴大到如此地步，由於上述的地域差別已經成了決定性問題，政治地位問題必須進行改革。所以最終的問題實際上，「誰從共和國的擴張中獲得利益？」，而現在美國的問題也很相似，問題是「誰從共和國的發展中獲得利益？」，於是很快有人發現這一機會，於是就有人以一種新的方式對逐漸覺醒的群體進行了回應，瞬間這些群體賦予他們巨大的政治權力，在美國這個人是特朗普，在古羅馬便是格拉古兄弟等人。

既然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那麼就會採用新的方式。特朗普許多行為讓人嘲笑，反正說明是他們落後了這個時代，沒意識到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

當時的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採取了一個巨大的變革手段，要逼迫富裕的元老和騎士階層放棄鯨吞的公共土地，分配給貧民。元老院不願意損失利益，否決了這項決議，提比略立刻違反傳統採取了一個新策略，使得提案進入了公民大會。有保民官使用了否決權，他又採用了一個新的策略，組織了投票罷免了自己同級的官員。此時提比略已經挑戰了傳統的觀念，打破了傳統政治規則，這就意味著變革。不管提比略是不是一個冒險家，有沒有狼子野心，一旦他改革成功，一定會成為偉大的英雄，這讓權貴害怕他，尤其是他之後讓自己的岳父和弟弟主導改革進程，有人控訴他權力過大、有君主野心，之後元老們和執政官用私刑處死了提比略。他弟弟蓋烏斯之後主宰了另一場巨大的改革，讓人民可以獲得羅馬發展的成果、分享戰利品；並且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法庭聲討元老的罪責，授予更多公民權，元老院之後動用了「最終勸告」，於是執政官殺死了蓋烏斯。

除此之外，薩圖爾尼努斯也試圖推行過改革，不過薩圖爾尼努斯和克勞基亞聲望太差，而且過分使用暴力手段，結果元老院再次動用了「最終勸告」，血腥鎮壓兩人的改革運動。德魯蘇斯試圖向所有的義大利同盟者授予公民權，最後被被人刺死在門前。

人總是擁有私心的，無論格拉古兄弟是不是冒險家、投機者、野心家，我相信他們是兩方面都有的——當時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可以看到共和國巨大的問題，也可以看到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帶來巨大的「政治威望」，也就是政治權力。川普也是如此，他很明顯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投機取巧試探了一下，結果卻發現他的支持者洶湧如潮。但是這也說明他對社會的看法是深入的，贏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

雖然格拉古兄弟之死沒有立刻影響到羅馬的政治秩序的崩壞，但是這種影響是深遠的，因為許多原則被粉碎了，也就是創造了自由行動的真空。這讓後來人意識到了，只要以一種新型的方式向一群意識逐漸崛起的群體發動宣告，就會贏得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即使這種政治影響力可能轉瞬即逝，擁有者立刻身首異處，也足以號召起冒險家效仿前人的行動。

現在美國和古羅馬有以下幾點不同：

（1）美國政壇依舊可以吸納新生力量，將異議者留在體制內部，如特朗普。羅馬共和國元老院的威望來於他吸納了最優秀的行政長官，這塑造了他的威信，不是因為他的存在本身有威信，而是其中優秀的成員賦予了他的威信。當元老院要求凱撒要麼自殺，要麼退出政壇的時候，他實際上就失去了自己的威信，因為他要求最優秀的人才不得進入體制之中。而現在美國政壇的通俄調查事件與此沒有區別，試圖將異議者打出體制，這會導致內部自我僵化、墮落、崩潰（蘇聯），或者是被異議者推翻（古羅馬）。

（2）貧富分化依舊沒有到致命的地步。美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在於上一次里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富者的稅率，而完全沒有降低一般人的稅率，所以解決貧富問題是關鍵的，而且這必須損害富有者的利益。（參考為什麼新一代美國人不再恐懼「社會主義"）

（3）失業現象沒有那麼嚴重。在古羅馬，失業、貧窮、失去土地是相伴的，在美國並非如此，失業率現在並沒有太高，經濟形勢在逐漸轉好，美國的失業問題並沒有太嚴重（與加拿大、歐洲等國比），遠遠沒有到自我崩壞的地步。

（4）軍隊的控制更強。古羅馬的崩潰歸根結底在於軍隊決定推翻元老院的指揮權，在美國，文官控制軍隊更徹底。但是這點並不是絕對的，因為軍隊可以保持「中立」，例如蘇聯出現的情況。

參考：Velleius Paterculus, History of Rome

A.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

F.Millar, 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1998)

D.Stockton, The Gracchi(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