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士大夫收藏與中國收藏文化

上周五,亞洲藝術品金融商學院邀請著名文化學者、收藏家劉錫榮先生與大家一起深入探討了士大夫的文化投資,今天《藝術市場通訊》將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士大夫收藏與中國收藏文化。

丨文人收藏的背景丨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於社會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与者,同時又是社會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在中國,文人收藏有著悠久的歷史,每個時代的士大夫對藝術品有不同的收藏觀念和審美趨向。收藏傳統形成金石、文玩、錢幣、書畫、書法等等,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們的收藏也有所不同。

在藝術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間,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除了器物考古學領域出了《宣和博古圖》之外,繪畫藝術領域則有《宣和畫譜》,書法藝術有《宣和書譜》,茶藝有《宣和北苑貢茶錄》,棋牌藝術有《宣和牙牌譜》,玩賞石類收藏有《宣和石譜》。宋代是中國士大夫收藏熱是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其表現有三。

▲ 宣和畫譜

宋人說收藏,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鑒賞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義。作為收藏熱的體現,宋代開始出現了大量的「博古圖」。宋朝博古圖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金石學著作中摹繪古器形制的插圖;另一種是描繪收藏者鑒賞文物古玩情景的捲軸畫。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不妨將前者叫做「博古圖譜」,將後者叫做「博古圖軸(卷)」,博古圖譜是宋代金石學非常發達的副產品。除了宋代之外,在之後的晚明社會中的收藏熱上也多有博古圖軸問世,如仇英畫有《竹院品古圖》,崔子忠畫有《桐蔭博古圖》,張翀畫有《育鑒圖》,杜堇畫有《玩古圖》,尤求畫有《品古圖》。有意思的是,明代畫家筆下的博古圖軸,多為臨摹、模仿宋人作品(一些學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圖軸當為明人仿作),或者乾脆以宋人鑒賞古器為題材,彷彿宋朝就是明人描繪繁華世象的一面鏡子。

▲ 劉松年《博古圖》

宋代收藏熱的另一個表現,是出現了熱鬧的古玩市場,古器成為價值不菲的商品。據葉夢得《避署錄話》,宋徽宗宣和年間,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競獻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蔡絛《鐵圍山叢談》也載,「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為了發掘到古器,賣個好價錢,民間甚至颳起盜墓之風。

▲ 仇英《竹院品古圖》

宋代收藏熱的第三個表徵,是湧現了一大批收藏家。名單我們能夠列出一長串:劉敞、歐陽修、夏竦、李建中、呂大臨、王晉卿、李公麟、蘇軾、米芾、趙明誠、賈似道、洪邁、趙孟堅、單煒等等。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樣,劉敞藏有「先秦鼎彝數十」;歐陽修「喜集往古石刻」;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於前,偃卧牙床,瞻視終日而罷」;李建中「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王晉卿「藏古今法書名畫,常以古人所畫山水置於几案屋壁間,以為勝玩」;李公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米芾「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賈似道「廣收奇玩珍寶」;洪邁「家蓄古彝器百種」;趙孟堅「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跡,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單煒「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於辨別,平生俸入,盡費於此」。

宋代之所以會產生收藏熱的是由於這裡有時代思潮在推動的因素,並且社會的安定、商業的發展、生活的富足、文化的進步,也從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位置。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與其經濟發展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丨政治與經濟決定收藏市場的繁榮丨

除了文化,經濟與政治也是影響收藏市場的重要因素。知名書畫收藏家劉文傑先生曾經提出:「從中國書畫鑒藏史上講,中國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間,第四次是清末民國時期,「以1993年中國成立收藏家協會為標誌,中國進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無獨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也認為,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五次「收藏熱」,第一次是北宋時期,第二次是晚明時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國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個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帶來的愉悅」。

也有學者說,縱觀歷史,收藏熱潮出現過三次,分別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間與清末民初。但不管是多少次,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宋代」和「清代」是收藏史上發展最繁盛的兩個時期,同時也是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的朝代。

▲《宋人博古圖》

宋代是我國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個高峰,重視收藏的庶民化、藝術化和商品化。當時汴京頗有名氣的潘樓下面熱鬧非凡,大相國寺更是商賈雲集的中心市場,也就是古玩書畫文物的專業市場。民間流行金石書畫的賞鑒收藏,已有骨董行。士大夫競尚收藏,歐陽修收藏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銅器,並對夏商以來的鐘鼎尊彝進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別款識。並且,在宋朝對於物權歸屬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發現地下「宿藏物」,可自動獲得其所有權:「諸官地內得宿藏物者,聽收」;如果在他人土地發現「宿藏物」,則需與業主平分所得物的價值:「凡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者,依令合與地主中分」;如果發掘到國家保護性文物,則要求送官,官府再給予相應的報酬:「得古器鍾鼎之類形制異於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這些立法規定,構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礎。根據法條,「形制異於常」的保護性文物是不准許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顯然可以自由流通於市場。這樣的法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收藏熱。

而清代,無論是收藏還是對藏品研究,均超過前代,成為中國收藏發展史中又一個重要時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對文物搜藏最廣,歷代珍品無不囊括,包括各種古代銅器、捲軸書畫、寶石玉器、緙絲、拓本等,不勝枚舉,成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並奠定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基礎。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宮遺存的古代玉器,多數是乾隆時期收集的。乾隆皇帝還親自進行古玉器的鑒別、定級,倡導對古玉的考證和仿古玉的製造。清代的民間收藏也很興盛,從貴族官僚到殷實富戶,都以收藏古物為時尚。不僅古董器物書畫為人珍愛賞鑒,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製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滿足時人之需,也大有市場。

▲ 展子虔款《游春圖》上有乾隆題款

▲ 清乾隆款青玉刻詩大碗

在經濟上,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而清乾隆至晚清年間則同樣是公認的中國歷史上經濟富裕,文教旺盛,文物購藏活動十分活躍的朝代。

丨士大夫的收藏文化丨

伴隨著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影響,收藏熱潮不斷升溫,有別於帝王收藏,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學術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調展示。他們在休閑、舉辦雅集與音樂會的時候,往往都會陳列古董,以供清玩。而從劉松年《博古圖》、《圍爐博古圖》又可看出,宋人在鑒賞古玩的時候,又會擺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但也因為如此,當宋人說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時,常常要極力撇清玩物喪志的嫌疑:「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我們收藏古器)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製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孜焉。」實際上,這正是後人設立博物館之意旨所在。

清朝梁清標是歷史中最重要的鑒藏家之一,同時也是清朝四部尚書,任職長達四十餘年。作為士大夫,梁清標的收藏可謂是「大咖中的大咖」。大咖到什麼程度?比如,晉代陸機《平復帖》,王羲之《蘭亭序》(張金界奴本),唐代杜牧《張好好詩》,顏真卿《自書告身》和《竹山堂聯句》,宋代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歸去來兮辭》,黃庭堅《陰長生詩》,米芾七言詩,蔡襄《自書詩》,元代趙孟頫《洛神賦》《常清靜經》《黃庭經》等,這裡每一件放在今天都是震爍古今的珍品,而這些,全部都是梁清標的藏品!而且,朋友和門生滿天下的「梁相國」,為了「益街坊」,讓同好看到自己的秘藏,還請金陵名工把上述寶貝精心摹刻成《秋碧堂法書》八卷。

▲ 《虞世南摹蘭亭序》卷 唐 虞世南摹 紙本 行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歷代名家法帖,梁清標收藏的繪畫作品也有極多重量級的稀世珍寶:晉代顧愷之三種版本的《洛神賦圖》、隋代展子虔《游春圖》、唐代閻立本《步輦圖》、周昉《簪花仕女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後梁荊浩《匡廬圖》、宋代范寬《溪山行旅圖》、李唐《萬壑松風圖》、元代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還有明代仇英《赤壁圖》、清代王時敏《仿古山水冊》等。由他所鑒藏過的晉唐、宋元書畫既是清朝內府的主要藏品來源,又是今天各大博物館中國書畫藏品中的上等藏品。可以說,他一個人的收藏,成就了好幾個博物館。

▲ 宋 宮素然《明妃出塞圖》

那士大夫是怎麼做到把這麼多稀世珍寶都納入囊中的?

首先,動蕩時期一向都是「撿漏」的吉時,很多藏品飄零聚散。明末時,不管是宮廷由上至下的賞賜(內府的大量書畫收藏被作為「折奉」分散到官宦手中)或者平級和民間的流動,都使得藏品易主。

第二,清朝的新皇帝們喜歡發點「年終獎」「績效獎」。順治、康熙等皇帝動輒拿宮中收藏過的書畫來賞賜臣子。「明內府和清初宮中的書畫收藏遠遠不及主要收藏書畫的大臣們,如孫承澤、梁清標、宋犖等。」

第三,當時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以及朋友之間,也常有藏品的流動。研究資料顯示,「曾在康熙身邊當御前侍衛的納蘭性德,他的一部分藏品在去世後即轉到梁清標的手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閻立本《步輦圖》卷就是其中之一。再如故宮藏宋代李嵩《貨郎圖》卷、李公麟《臨韋偃放牧圖卷》,原為孫承澤所藏,後來也陸續轉到了梁氏手裡。曹溶的部分藏品,如宋代米芾《多景樓詩冊》等也與梁清標有著遞藏關係。」

▲ 唐代閻立本《步輦圖》

第四,就是梁清標自己也很有背景,很有錢。他生於鐘鼎世家,是明代萬曆年間薊遼總督梁夢龍的重孫。梁夢龍是誰?是戚繼光的上司,嘉靖皇帝還曾特賜麒麟武官一品官服,並曾經做過太子少保——「麒麟才子」即視感有沒有?其叔祖梁志也是「收藏甲富」之人,梁清標在收藏書畫、古董方面曾受他的親炙。家族藏品是梁清標收藏的重要來源之一。到了梁清標這一代,他承繼祖業,並繼續擔任清廷要職。據研究表明,他在河北正定擁有大量土地,梁清標自己寫過《秋憶趙郡風物成雜詠三十首》說明正定家產之大,其中第七首說,「城東別墅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乾冷,綠煙猶似昔時無。」能種下一萬棵楊樹,土地之大可想而知。身家豐厚自然更容易成為大藏家。

除了清代梁清標在宋代也有愛好收藏士大夫,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志同道合,除都能詩善文外,還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收藏金石(古代銅器和石碑上鐫刻的文字書畫),這些文物既是我國古代的精湛藝術,又保存著豐富的歷史材料。趙明誠夫婦在當地收集到《東魏張烈碑》、《北齊臨淮王像碑》、唐李邕撰書《大雲寺禪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資料。益都出土的有銘古戟,昌樂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陸續成為他們的寶藏。上海博物館藏《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認為《畫像》題詞確為趙明誠手跡。

除了皇帝,從古至今的士大夫也均佔據著收藏市場的半邊天,為文化投資貢獻著不小的力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

丨文人收藏正趨於沒落丨

士大夫是收藏的半邊天,從古代到近現代的民國都是這般。民國時期,我國精英層面由官、商、仕組成的結構非常明晰,其中官員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藝術家,有167人之多。所以稱中國的高端收藏為文人收藏是有根據的。

由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實:一是文人在當時收入頗豐,買得起文物和藝術品;二是文人之間的交流頻繁,也有條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書畫家的饋贈;三是當時的文物藝術品確實便宜,不少教授、畫家可以跨過資金的門檻成為收藏家。

這麼多的文人進入收藏隊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個國家的收藏水準,文物為文化事業、為研究學問、為提升自身修養服務的特點就更為明顯。由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組成的收藏結構,則更受到社會的尊敬,誰也不會小覷。比如吳湖帆、徐悲鴻先生,因為收藏品豐富,一則為國家搶救了很多文物;二則由於他們的研究和學識,鑒定了真偽,為後代留下了重要的見解;三則也為他們成為大畫家提供了藝術涵養。1949年以後,中國內地的博物館重建,很多也是得益於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贈、轉讓和貢獻,他們每家每戶都是優質文物的蓄水池,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則匯入大江、大河,支撐起了國家的收藏事業。上世紀80年代,筆者曾隨朵雲軒總編輯黎魯先生與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洽商,準備把戚叔玉先生捐給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問有7000多件,真是驚人得很。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出版一事並未啟動,但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從一個藏家已見一斑了。

▲ 徐悲鴻藏 任伯年《女媧鍊石圖》

問題是,如今的藝術市場價格暴漲,這幾年雖有回落,但好東西價格還是不便宜。以2011年為例,拍品均價30多萬元一件,哪裡還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學教授喜歡文物,但以他們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無法涉足。

在上海,韓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於意識超前,進入市場早,還是抓住機會收藏了一些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珍品、精品。但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餘暉,不能反映整體。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遺憾的,因為它會使收藏界的結構單一,人文氣息和素養下降,逐利性上升。今天許多人跟風玩收藏,恐怕也是抱著撿漏發財的功利之心吧。

▲ 韓天衡收藏 任伯年《雙鉤雞圖》

結語

收藏分好多種,有像士大夫一樣的文人收藏,有盛世的平民收藏,也有背景雄厚的帝王收藏。而如今的藝術市場正處於一個尷尬時期,商人成了收藏的主力,藝術市場的價位被置於一個高點,文人與平民消費不起,以致商人主導的結果就是收藏變了性。所以最後呼籲,收藏應該純粹一些,利益不該是收藏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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