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卓馬 | 為了攝影殺死自己，甚至是兩次

01-28

「你在燒什麼？」
「照片。」
「為什麼要燒照片？」
「因為我是攝影師。」
——《決鬥寫真論·插曲》

原本一片黑暗的逗子海岸燃著篝火，相片被火苗從邊緣捲起。攝影師中平卓馬正在燒毀自己現存的所有作品，包括細心收納進文件夾里的底片、沖洗完成的照片以及記錄暗房數據的筆記本。醉酒的陌生老人走過來，與他一問一答。

這幾句很有象徵性的對話很適合拿來開啟中平的故事，因為這就是一個不斷燒毀自己不斷重新開始的故事。

很多人認識中平因為森山大道那句「從事攝影的50年間，只有中平是我宿敵。」兩人共同度過了一段重要的青春時光，但後來的兩人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各自的價值觀中前進。與很多攝影師不同，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中平，原本是評論家，他是攜帶著語言的武器與攝影這一視覺媒介相遇的。這既讓他像暴徒一樣撼動即存的攝影美學，創辦了《Provoke》（挑釁）這種開啟全新風格的雜誌，刺激同代人的攝影觀；也讓他像個異鄉人一樣始終在攝影的地盤上顯得孤絕而獨特，自虐一般不斷質問自身，甚至燒毀作品、陷入失憶，在死亡和重生中嘗試掌握攝影的本質。這種極為真誠的掙扎充滿魅力，又讓人害怕。

著名評論家大竹昭子稱中平是戰後日本第一個思考攝影本身的攝影家，他帶著些許悲壯的攝影歷程，用學者飯澤耕太郎的話總結最為準確：「中平卓馬，已經體驗過攝影的一切，是攝影這個領域的守護神」。

如果不去認識這位難以描述又無法跳過的攝影師，對日本攝影的了解恐怕總是缺漏的。n

一.時代太糟糕啦，我去當攝影師了

1938年，中平卓馬出生在東京，父親是著名書法家中平南谿。

家裡的祖屋在他幼年時因二戰空襲被燒毀，母親又在他高中時去世，導致中平對子宮式的「根源性場所」興趣缺缺，高中畢業進入東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就讀後，他就成了東京這座巨大都市的流浪者。極有語言天賦又充滿時代敏感度的中平熱衷文學、電影和社會運動，甚至寫信給卡斯特羅想參與古巴革命，以犀利的觀點和張揚的作風成為同學中的領袖型人物。

1962年畢業後，中平意氣風發地進入左翼雜誌《現代之眼》擔任編輯。在這份帶著激進立場的人文雜誌中，他的第一份重要工作，是策劃詩人寺山修司描寫新宿邊緣青年的長篇小說《啊，荒野》。但在編輯工作中與攝影師東松照明的相識，卻撼動了他原本由文字搭建起的認知體系。東松當時以強烈的鏡頭語言記錄著戰後日本頹敗與希望共生的風景。寺山與東松——文字與攝影，就像一對結構性的矛盾，貫穿他的前半生，追問著他「做一個詩人，還是做一個攝影師」。n

在東松的影響下，中平開始在雜誌中刊登森山大道的攝影作品作為小說配圖，也為高梨豐這樣的新生攝影師提供展示作品的版面。1964年，東松送給中平一台相機作為新婚禮物，從此，他便再也無法與攝影分開了。n

當時的東京籠罩在瘋狂的經濟狂熱和文化爆炸中，中平和自己的新朋友森山則留戀於新宿里巷的酒吧和咖啡館與同好們唇槍舌戰，「所有的攝影家都成了俎上魚肉，中平的舌鋒銳利得不饒人，把所有人都批了個遍。」兩人還在神奈川縣的逗子海岸潛水抓魚，用克萊因的方式拍攝下晃動的海面和冰冷的堤壩。初嘗攝影之妙的中平快速地墜入了與影像的戀愛中，像海綿一般瘋狂地吸收著這個新媒介帶給自己的快感。就連森山都能感覺到對方成長帶來的威脅，在日記中寫道：「中平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我用很久才完成的事，直接站在了攝影的最前沿。」

最終，1964年12月，中平向眾人宣布「時代太糟糕啦，我去當攝影師了」，以「柚木明」為筆名在《現代之眼》刊登了自己的攝影作品後辭職。這也是他第一次公開發表照片，像一個告別的象徵，也像一個新生的符號。n

二.我大概不會再拍照了

為什麼攝影如此迅速地俘獲了中平呢？

如果說那時的他還是憑藉隱約的本能在行動，在後來創辦雜誌《挑釁》時，則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1968年，日本攝影師協會主辦了攝影展「寫真一百年：日本攝影表現史」。應東松的邀請，中平加入委員會，通過這份有些保守的工作，認識了大自己10歲的美術評論家多木浩二。多木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美術史專業，對操弄美學理論去談論視覺作品駕輕就熟，早早就拿了評論獎。這樣的背景讓兩人甚是投緣，多木回憶這段策展時光時說道：「那時我們總是談論很多，比如 n『寫真從根本上來說，難道不是一種不充分的表現形式嗎』、『寫真和語言究竟是什麼關係呢』。世界有很多部分是知識無法到達的，這個想法到了60年代，越發在我心中發酵了。」

遇到多木的中平像是被重新喚起了對語言的親近，傾斜向攝影的創作天平又因為語言與視覺之間的張力而重新搖擺，借著這種熱度，兩人一起創辦了攝影雜誌《挑釁》，並邀請高梨豐、森山大道、岡田隆彥（詩人）加入。雜誌的副標題是「為了觸動思想而創作的挑釁性資料」，發刊詞在日後被不斷引用，成為那個時代文化生態的一個宣言：「如今，語言已經喪失了物質的基礎，喪失了真實，成為宇宙中的漂浮物。我們攝影師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捕捉語言已經無法捕捉的現實的斷片。我們必須為語言、為思想積極地提供各種各樣的資料。」在雜誌中，主創拍攝粗糙、模糊、失焦的照片，用手中的器械捕捉時代的速度，並配以詩歌、評論討論個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借著《挑釁》的實踐，中平發展出他的「記錄寫真論」，即「寫真只有不作為藝術，作為單純的記錄而存在時，才真正可以帶來某些東西。」在他的理想狀態下，語言是調動邏輯展示出的思考結晶，是自我對世界的整理；攝影則是本能驅動的產物，一個絕對摘除了自我的純粹客體。n

《挑釁》影響深遠，但以豐沛的熱情燃燒了3期後便宣告解散。多木回到語言的世界，森山返回寫真的領域，中平則像被拋棄了一般獨自留在原地，困於如何拍攝一張「完全作為記錄的照片」而無法脫身，最終走向極端。n

1971年，中平將「挑釁時期」的作品集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寫真集《為了該有的語言》，獲得意料中的高度評價，被稱為「時代的化身」，並受邀參加當年的巴黎青年展。又在1973年，出版了評論集《為何是植物圖鑑》，完全否定了之前的創作，以坦誠的姿態自白道：「粗顆粒畫面、搖晃帶來的模糊這種偏好，與其說是因為我受克萊茵啟發而選擇的方法，不如說是我在凝視這個世界、在以赤裸裸的方式確認事物本身之前，放棄了觀察。……記錄首先要有方法，方法就是我們與世界對峙的形式。並且保持記錄精神的冷冽，這個精神與某個抵抗的精神是相通的。」冷冽是什麼？冷冽是對「我」所帶有的先入觀的否定，是對拍攝者自我意願的否定。在這兩部出版時間僅隔兩年，立場卻完全相反的作品之間，似乎能看到中平文字與攝影間無法彌合的鴻溝，但正是他對自己也亮起手術刀一般的真誠，成了他最有魅力、最感染人的地方。

也是在這一系列探索後，矛盾中不堪重負的中平宣布與攝影決裂，將所有作品搬到自己開啟攝影之旅的逗子，燃起篝火，燒了個精光，之後在家中荒蕪度日，靠父親每天3000元的零花錢過活，整日留戀撞球室和賭場。文章開頭那段對話，就摘自對這起儀式性事件的記錄文章，在文中他直言道：「我只知道我大概不會再拍照了。就抵抗現實而言，知識不可能產生任何幫助，只會綁手綁腳罷了。」

我想，這堆篝火所做的事，是一場謀殺，一場為了重新認識攝影而必須經歷的對過去的否定，是不斷深入思考後導致的能量的枯竭和停滯。

三.最終將被再次導回攝影

如今，人們還會假設，如果1976年，《朝日相機》沒有向中平發出邀請，是不是他的攝影生涯真的會在那個燃燒的海岸畫上句號。

但現實畢竟是，因為一項合作計劃，中平復活了。當年，戰後另一位重要攝影師筱山紀信出版了攝影集《晴天》。《朝日相機》以《決鬥寫真論》的名稱打造專欄，讓筱山提供照片，中平撰寫文字，圍繞13個主題展開自己對攝影的理解。

在風格上處於極與極的兩人實踐著完全不同的攝影：中平壓抑而昏暗，筱山紀信則明快健康；中平糾纏於對攝影本質的疑問，筱山則幾乎不做任何觀念性的思考；甚至與中平瘦小而衰弱的身體相比，筱山都顯得強壯而充滿活力。如果對方不是筱山紀性，中平未必會受邀。正因筱山與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攝影師，以完全不同的姿態使用相機，才讓當時放棄攝影的中平意識到「原來攝影還可以這樣」，意識到他所追求的排除自我意識的攝影如何可能，他甚至說是「筱山紀信把自己重新導回了攝影」。n

我以「粗劣? 搖晃」派的身份，展開自己的攝影家生涯。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因為難以拒絕想讓相機更接近肉眼的衝動所致。觀看事物，就像我們平常的誤解一般，並不只根據眼睛和視網膜觀看。所謂的觀看，其實是包括行為，必須動員整個身體，才能成立的行為。但相機是一個四方形的框架，那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既定形式。
我的「粗劣?搖晃」，就是從這個既定形式的焦慮開始。是在某天，我想傳達和某事相遇的全體知覺騷動，強迫創造出的東西。我絕對不是認為「粗劣?搖晃」毫無意義，那是我的身體經過世界時，想要追逐用底片收取當時陣陣微風這般不可能的夢。但有一次我把那樣的攝影拿出，把它們和我記憶的豐富度相比較，總感覺攝影的瘦弱，攝影變成更貧乏的東西。比起一張照片，交纏著照片的記憶雖然沒有形狀，但絕對比照片更為鮮明，因為無論如何，其中有著活生生的部分。
於是我逐漸遠離攝影，即使過去我所有的軌跡，都與攝影緊密相連。我因重新觀看筱山紀信的攝影，而再次出發，然後我在他的身上，看見與我當初漠然思考攝影的各種形態時迥然不同的攝影，那是與成為寫實主義方法清楚區分的東西。
阿特熱、埃文斯、筱山紀信，是這三個人再次把我導回攝影。

連載項目在兩人你來我往的交流中進行了一年，反響強烈，中平也藉此再次與攝影恢復了親密。1977年，《決鬥寫真論》結集出版，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人們期待著中平帶來新的驚喜，徹底實踐他在書中說的那種純粹的攝影。可是單行本發行後的9月10日，中平卻發生了意外。

當天，他為法國造型藝術家Pierre-Alain Hubert踐行，家中賓朋眾多，卻誰都沒有發現飲酒後的中平在凌晨時不省人事。天亮送醫後，中平保住了性命，但卻失去了一切記憶，認不出家人和朋友了。學理上，他患上了「酒精中毒並發逆行性記憶喪失障礙」。據朋友說，當晚他並未喝太多酒，為何會嚴重到失去記憶完全無法解釋，親近的人都覺得「中平是潛意識裡，自己招致疾病的。」事實上，中平失去的不止記憶，還有語言，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無法再寫作，也無法開口說話，像是在拚命拒絕著語言天賦的惠澤。

森山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平太聰明了，一下就看透了攝影的本質。當我還在用感覺拍照時，他已經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以至於越來越無法按下快門了。」《決鬥寫真論》睿智而全面地展示了中平關於攝影的終極思考，也就象徵性地成了他更徹底的一次清算，是他語言的燃盡、記憶的燃盡。為了開啟新的攝影，他以自虐的姿態，將自己從語言的世界拉開，重重關上了那扇通往邏輯的沉重之門。他從醫院醒來時，實際上是站在離攝影最近的地方。

n這次失憶成了中平在攝影師生涯中的第二次自殺，經歷了這次「死亡」，他才擁有了完全純粹的視線。

如此曲折的攝影生涯，幾乎沖淡了他作品本身的濃度。

1978年，逐漸恢復的中平和家人來到沖繩，在海灘上，以低視角的偷拍姿態按下快門，記錄了兒子和小狗玩耍的場景，並刊登在當年12月的《朝日相機》中。他作為攝影師，復活了，並再也沒有倒下。

從那時開始，中平不再長篇累贅地討論攝影，腦中帶著片段的記憶，脖上掛著沉重的相機，從橫濱的家中出發，毫無目的，卻又以前所未有的果斷按著快門。「對於現在的他而言，拍照等同於生命。不是為了任何人，只是為了確認自己的存活而持續拍攝。攝影對於失去過去的他來說，是新遭遇的記錄，也是以眼睛書寫的生命見證的日記。」（大竹昭子《日本寫真50年》）n

1979年，中平發表了復歸後的第一部寫真集《新的凝視》之後不斷有新作問世；1999年，被岩波書店編選進「日本寫真家」系列；2003年，在橫濱舉辦個展《中平卓馬展原點復歸——橫濱》；2011年，由AOKI出版的晚期作品集堂堂地命名為「記錄」（Documentary）。直到2015年9月因病去世，他都帶著紅色的鴨舌帽，佝僂脊背穿梭於京濱之間，留下無數街景，被人們稱為「成為相機的男人」。

中平執拗地用生命體驗攝影，在語言和影像、理性與本能之間掙扎，試圖拍出徹底抹殺掉自我的照片。就是這種近乎自毀的，對「自我」的敵意，讓他的攝影生涯充滿了戲劇性。n

但耗費一生，他終於成了那個純粹的拍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