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鴻飛：搖滾圈抓紀律，奇葩說講段子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和特質，不能因為第一代大王老崔那麼牛逼，第二代大王竇唯那麼帥，就順理成章地覺得現在的大王也要那麼牛逼那麼帥，這個時代催生出了汪峰。

圖 / 臧鴻飛微博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李悅 編輯 / 金石

我已經過了40歲，當了23年搖滾樂手，跟張楚、鄭鈞、許巍、譚維維合作過，也上過《我是歌手》和春晚；寫了6年微博，攢了100多萬粉絲。到了這個階段，已經很久沒什麼事能讓我害怕了。可《奇葩說》的編導找到我的時候，我確實猶豫了，我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搖滾圈裡、小眾里有趣，還是大眾里都比較有趣。

他們找過我四五次，我都沒同意去，因為辯論對我來說太激烈了。但是最終決定去，是覺得總得干點新的沒挑戰過的事。我本來想自己做個脫口秀，講講搖滾圈從1990年到2000年之間發生的事。2000年以後的事有影像資料記錄，可90年代只留在我們這幫人的記憶里了。後來左思右想，自己做一季影響力也許還不如人家成熟節目一期，不如就試一試。

從《奇葩大會》到《奇葩說》，我都特緊張，常常覺得前路漫漫，害怕路遠馬亡。緊張的表現就是結巴，其實我平時說話不這樣，所以《奇葩大會》的時候，馬東雖然給我舉了牌，但是說我表達有問題。那時候沒人想到我能走到半決賽，連我自己都沒想到。

我在微博上開玩笑說我上節目就是想紅，想掙錢，這是為了氣那些（罵我的）人，我還是有些事情想表達，就像我在《奇葩大會》說的，現在的搖滾圈快把我逼瘋了，我沒法說服自己，我特別看不慣那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和氣勁兒，我覺得搖滾樂不應該那樣。

當年搞搖滾的這幫人現在有點錢了，身邊摟著妞，一副中年人志得意滿的樣子，這難道不是我們年輕時最討厭的樣子嗎？我們窮怕了，所以越發小心翼翼生怕砸了手裡的飯碗，別人歌頌愛情我們也歌頌愛情，遇到事別人不敢發聲我們也不敢發聲，還整天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覺得自己特牛逼，我就不明白，你到底牛逼在哪兒了？

2012年4月30日，臧鴻飛參加首屆MMAX大爬梯音樂節。圖 / 來源網路

搖滾就是對生活說我不服

因為敢在微博上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前幾年豆瓣上有人給我封了一個「搖滾圈紀委」的名號。那段時間我說過大張偉的歌俗，也說過《中國好歌曲》里不少好歌被劉歡老師精心一編排變得更差了。但我公開說話有原則，一個是對事不對人，一個是不涉及任何人的隱私。

這兩年我常拿汪峰開玩笑，我們很早就認識，他錄第一張唱片還是借我的樂器，一借借了一個多月也不還。我只是不喜歡他現在這個狀態，你不能什麼都得著。他一邊天天抨擊名利場，一邊又在選秀節目販賣成功學。每天做出俯視蒼生那樣，痛哭流涕的，然後又在春晚上唱《我愛你中國》。你哪兒哪兒都得占著，哪兒有這麼好的事兒啊？是吧！

為微博上的事他工作室也給我打過電話，說以後咱們能不能互相友好一點，我說我覺得還行吧，我也沒有誣陷你。他們最近不是弄了一個APP嘛！然後說想讓我過去簽約，但是我沒敢去，我有點懷疑是想把我騙過去然後把我給揍了（笑）。

我覺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和特質，不能因為第一代大王老崔那麼牛逼，第二代大王竇唯那麼帥，就順理成章地覺得現在的大王也要那麼牛逼那麼帥，這個時代催生出了汪峰。

在《奇葩大會》里有一個年輕女孩說她不認為搖滾樂必須憤怒，她覺得搖滾樂就是讓大家跳舞，就是高興。我不同意她說的，那不是搖滾樂。

很多歌唱比賽里看到歌手穿著皮夾克扯著嗓子說我唱搖滾風，流行歌手們比著非常六加一的手勢說「搖滾起來！」為什麼周杰倫《雙節棍》用那個大失真（電吉他的一種音效）還是流行，約翰?列儂《imagine》那麼柔情還算搖滾？個人覺得流行就是在歌中對生活說我服了，搖滾就是對生活說我不服，這樣區分，不是外在。

跳舞的音樂可以讓人快樂，但是反抗的音樂可以讓你自由。

任何一個藝術形式，它興盛都有時代的原因，從國際上看，冷戰一直到越戰是搖滾樂最興盛的時期，那個時代就是一個絕望的時代，整個世界，年輕人需要看到旗子在揮舞，你要推動歷史進程，所以搖滾樂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音樂。現在的90後，就是生在蜜罐里，就是喜歡電子樂，喜歡享受的東西，這很正常。如果沒有大的變動、經濟的低潮，搖滾樂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歷史使命，我們生長在那個年代，我們就變成這樣了，所以我們就還這樣活著。

第一次看搖滾後，沒法再像以前那樣生活了

我小時候是一個特別乖的小孩，我媽後來說，小時候越聽話，青春期叛逆起來越厲害。

我媽是鋼琴老師，我3歲就開始學琴，彈的全是古典音樂，我真的理解不了兩百多年前歐洲人的生活，但是也沒什麼別的事干，反正就學著吧，一直從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升到附中。實在無聊的時候，我把《霍元甲》編成了一個小歌彈，老師聽完就說我大逆不道，說我們這種學校，學古典樂的，你怎麼能彈這種曲子呢？但是他就沒有想到這是我自己編的。

其實我聽話不是因為不叛逆，是因為不知道有什麼可叛逆的。現在的小孩叛逆起來可以說我要玩遊戲、我要這要那。我小時候，1990年以前的北京，所有人都穿著藍綠灰，梳著一九分的頭，人和人沒什麼不一樣。我姥姥姥爺算是高幹了，最多就是國家給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別的什麼都一樣，我以為生活就一種樣子。

為了讓我學樂器，我爸每星期都帶我去聽古典音樂會。13歲那年，路過首體，我爸看到一張海報上寫著「90現代音樂會」，還以為是什麼演奏會，就給我買了張票，進去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後來才知道，那是中國第一次大型搖滾樂演出，上台的有臧天朔、常寬、眼鏡蛇樂隊，音樂震得我爸心臟病都快犯了。我那時候小，還聽不懂他們唱什麼，blues、funk哪兒聽得懂啊！直到唐朝樂隊出來，4個人又高又帥，留著長頭髮，穿著皮夾克、靴子，就在舞台上蹦。天哪我根本沒見過有人這麼穿衣服、這麼唱歌。我當時就崩潰了，前13年建立起來的世界觀全部崩塌了，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音樂可以那麼自由。回去我就不行了，沒法再像以前一樣生活了。

那時候我上初中，黑豹樂隊出了第一張同名專輯，我逃課排隊去買，後來那盤磁帶一共賣了150萬盒，同一年出的唐朝樂隊的《夢回唐朝》賣了200萬盒，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人。那幾年音樂圈有一個概念叫「94新生代」，高曉松在節目里說過，主要就是兩撥人，一撥是晚會圈，有孫悅、林依輪、楊鈺瑩那些，一撥是搖滾圈，這兩撥人是對著的，晚會圈是歌頌，搖滾圈是咒罵。

黑豹首張專輯《黑豹》

那幾年音樂圈的爆發是多年積累的結果，你想90年代初才有了唱片公司，出了第一批唱片，所有民間20年攢下來的作品一下全出來，94年突然就特輝煌。

「喜歡」就是為了干這個才活著

北京搞搖滾的圈子不大，我去看演出，通過朋友介紹朋友，慢慢認識了他們。93年我和王磊、高峰、周鳳嶺、單曉帆組了一個叫「紅桃5」的樂隊，當起了職業鍵盤手，就徹底不上學了。

家裡人當然不同意，他們覺得我讓他們在街坊鄰居面前抬不起頭。我留長頭髮從衚衕里過，總能聽到有人說，「你看這孩子，留著頭髮不上班，早晚進監獄」。這些閑言碎語給我造成一個後遺症，就是我至今開車路過西單，頭都沒法往家裡那個方向回。我沒辦法說服家裡支持我，也沒辦法說服自己不幹，我們就這樣僵持著。

為了掙錢我在一個酒吧演出，一個星期演一到兩場。有一次客人點了《愛拼才會贏》，我不會唱，老闆就以這個理由開除我，本來150的工資，只給了50。那天夜裡北京下著大雪，冷極了。從酒吧出來，想到那50可能就是我今後手裡全部的錢，生生走回了住的地方，一直走了兩個小時。

年輕時的臧鴻飛。圖 / 臧鴻飛微博

但你說那時候覺得苦嗎？根本不覺得，因為太喜歡了。現在我去超女快男當評委的時候，很多選手說我如何堅持夢想，我覺得如果你說「堅持」，就是你不喜歡。喜歡是你幹不了別的，我就是為了干這個活著，不幹這個我就可以不活著，就這麼簡單。尤其像我們在80年代長大的人，更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我們就是這樣，別的不重要。

1996年開酒吧的錢，還不如在五道口買兩套房

因為沒錢，我輾轉住過很多地方。我和我們樂隊的王磊住過圓明園的畫家村。那兒當時就是個城中村，全是磚房，住了一大批藝術家，詩人、音樂人都有，岳敏君、謝天笑當時都在那兒。畫家的畫室需要寬敞，都租最大的房間，但是他們卻是最窮的。我們搞音樂的實在沒錢了可以出去給人演出，一星期演一場好歹也能掙個一兩百，他們的畫賣不出去就是真的沒錢，但也沒人會在乎，互相接濟著過日子唄。那時候我但凡手裡有點錢，一兩頓請客就花完了，別人也這樣。

在那兒我就像塊海綿，整天看書，和各種藝術家閑聊，看他們前衛的作品，偶爾去排練，一頭扎進自己嚮往的世界，覺得每天都過得有意思極了。

1995年，藝術家們沒暫住證，畫家村就散了。我住過一個哥哥的房子，他是倒騰汽水的，整個屋子裡除了一張床全是北冰洋的玻璃瓶子。實在沒什麼演出，太窮太餓的時候，我就偷偷拿他幾個瓶子出去賣，換頓飯吃。

我在紅星生產社也住過。這是一個叫Leslie的香港人辦的音樂公司，他早年發掘了beyond和黑豹，把王菲帶到香港。到內地以後，簽約了鄭鈞、許巍、田震、小柯等等一大票歌手。王磊當時給他們錄歌，我就和王磊蹭住。許巍從西安來北京，住在我們隔壁的隔壁，寫的歌都是《兩天》、《在別處》這種比較悲觀的，歌詞里寫「我只有兩天，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

剛出道時的許巍

他不怎麼愛說話，有一天他說想買一個蛙音效果器，一看價格是1300塊，聽完我們都驚了，天哪什麼時候才能有1300塊啊！

紅星這個公司很有意思，他做大之後給所有簽約的歌手發工資，每人每月5000塊，在當時絕對算巨款。他們錄過一張搖滾拼盤專輯，一年之後又把哥幾個叫回來。大家一頭霧水說幹嘛呀！結果老闆說這是你們的版稅，你們拿著。那是所有人第一次聽說版稅這個詞。下回大家高高興興錄了唱片拿了錢，然後會說，明年見嘿！

1996年，我問我爸要50萬在五道口開了一間酒吧，生意總是不咸不淡。當時北京會聽搖滾演出的也就幾百人，唐朝、張楚這些明星演的時候觀眾會多一些。但是我們總算有固定的地方演出、排練了。沒過多久，酒吧掙不著錢，就倒了。現在想想，還不如當時在五道口買兩套房。

再後來，搖滾漸漸就沒什麼人聽了，唱片業也掙不著錢了，紅星生產社倒了，一手推出竇唯、張楚、何勇的魔岩也退出內地了，一個時代過去了。

歷史不容假設，沒了就是沒了

1995年唐朝樂隊的貝斯手張炬去世的時候，我還太小，就住在那間全是汽水瓶的房子里。當時對死亡沒什麼概念，根本想不到他的去世意味著什麼，只覺得那麼年輕一個人怎麼就不在了。我真正和唐朝的人私交好起來是96年以後，等於我這輩子和張炬正好錯過了。

張炬去世之後，唐朝樂隊也再沒有當年《夢回唐朝》那樣的歌出來，成員也一直進進出出。很多年以後我帶五哥（唐朝樂隊原吉他手劉義軍）去香港看紅辣椒樂隊的演出，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個7?11門口，買了很多啤酒聊了一個通宵。我問五哥你為什麼不在唐朝了，五哥長嘆一口氣，那個畫面我印象特別深。張炬是一個能夠協調大家的人，沒有了他，五哥和老丁（唐朝樂隊前主唱）面對面就有點不行，很多理念不一樣，沒法統一。這就像竇唯離開黑豹，是不可避免的事。

張炬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張炬沒有去世，如果竇唯沒離開黑豹，這兩個樂隊應該都還能往上走，哪怕再多5年，就能成為更偉大的樂隊。或者如果中國多出幾個黑豹這樣的樂隊，唱旋律感強的、談論愛情談論青春的歌，也許更有利於搖滾樂的普及，不像那會兒好不容易崔哥（崔健）那勁兒過去，又出來一個何大壯（何勇），高喊李素麗漂亮。但歷史不容假設，沒了就是沒了。

2005年許巍第一次在工體開演唱會，他覺得肯定沒什麼人看，綵排是坐著地鐵去的。工作人員都驚了，說你怎麼能坐地鐵來呢！演出那天，他唱到《兩天》和《在別處》的時候，我和翟翊、董鵬（DJ）啊什麼的抱頭痛哭，身邊所有人都哭了，抱著陌生人哭。

大家總覺得這種悲觀的歌小眾，可其實中國13億人呢，總有1億人是悲觀的。那天那種全場大合唱，和大家一起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大家自己喜歡這種歌，覺得肯定沒人喜歡，但到了這兒才知道，原來有15000人都喜歡，原來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那一刻大家找到了彼此，這就是搖滾樂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意義。

一個搖滾樂手再輝煌也不過如此了

2000年以後我開始接音樂節演出，鍵盤手門檻高人少，我的活沒怎麼斷過，生活就這麼一天一天過去。

我是10年左右去許巍樂隊的，說起來也特別偶然，是有一次在酒吧演出遇到李延亮，他問我乾沒干過演唱會，我說沒幹過但可以試試，他就把我叫過去了。當時圈裡公認最好的樂隊就是老崔的和老許的，這步台階上去了，別人就都覺得你行，會叫著你，所以那之後我活比較多。

我和三哥（崔健樂隊鼓手，鼓三兒張永光）關係變得特好，就是因為一起在老許的樂隊幹活。其實我們認識得很早，90年代後期就認識了。但是他那會比我大太多了，我就是一小孩，我們倆沒法聊。我就記得三哥愛逛公園，一閑了就開車叫我逛公園去。所以你看，搞搖滾的不都是一個樣子，也有人愛逛公園。他特別聰明，是我們這群人里第一個開車、第一個學英語的。

崔健與張永光

當年老崔的演唱會，全場觀眾集體從「三兒來一段」喊到「三大爺來一段」，就要聽三哥打鼓solo，一個搖滾樂手再輝煌也不過如此了。

後來一起共事之後，他去世前住的房子是我給他租的，和我就在同一個小區。他還把那個房子給重新裝修了，地下弄成練鼓的地方。

2014年對我比較特殊，步履維艱，搖滾圈不見起色，卻漸漸有了流行圈的勢力和門戶之見。梁翹柏給我發了個私信把我叫到《我是歌手》去彈鍵盤，我慢慢踏入流行圈，作為新人處事也要處處小心如履薄冰。

這一年，三哥也都沒什麼演出，有點頹。見了他，他也會說休息休息挺好的，但是閑對他來說一定不好受。

後來中國歌舞團還給他打電話讓他辦退休。他是中國歌舞糰子弟，人家其實是好意，雖然他很多年沒上過班，退休了還是可以領到工資。但是退休這兩個字肯定對他打擊挺大的，一個曾經那麼牛逼的人，才50多歲就要過上不幹活讓人養起來的生活，我想如果我有這麼一天，我也不是特別能接受。

10月份開始他吃過一陣治療抑鬱症的葯。聖誕節那天夜裡，他就沒了。我是第二天一早收到微信的，當時就受不了了，腳一軟就蹲地上了，控制不住。

一個不養藝術家的國家

那天中午我是第一個到他們家的，下午老崔他們都去了，說既然這事兒已經這樣了，那咱們就得做一個紀念三哥的活動。我想那行唄，哥哥們有想法，我們就把執行工作做好。

三哥的告別儀式在愚公移山酒吧，那是我們的一個據點。我算是治喪委員會的成員，當天看這批人能體面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地把這次活動辦好，心裡感慨這一代搖滾圈的人還是有這種凝聚力的。但是下面一代怎麼樣，就很難說了。

告別式上，很多人上台致辭。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和平發來一個視頻，視頻里他說：「他是一個幸運的鼓手，可幸運的背後卻不知隱藏著什麼樣的危機……他相當聰明，卻從不逢場作戲；他極其敏感，卻從來都是直來直去；他才氣過人，卻不懂得自我包裝；他經歷了無數來自心靈的折磨和痛苦，可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將一切放棄。」

梁和平是94魔岩三傑紅磡演唱會上何勇樂隊的鍵盤手。兩年前他出車禍了，高位截癱，只有脖子以上能動。

著名音樂人梁和平

對於三哥的走，我沒怎麼公開出來說話，平時還是繼續在微博上發段子，但其實那段時間我心裡一下就慌了。

三哥也好，梁和平也好，在我們這一代人眼裡都是巨星中的巨星。我們這幫人進入這個圈子，就是受他們的感召，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成為他們，結果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晚年都過得這麼凄慘。那段時間我們這幫中生代很多人互相打電話，感嘆的都是，我們以後怎麼辦？

2014到2015的跨年，《我是歌手》錄製結束，沒有別的演出找我，那是我10年來第一個沒有演出的新年，我開始被我可能過氣了的情緒干擾。

中國是一個不養藝術家的國家。日本的鼓手FUNKY可以靠版稅後半輩子衣食無憂，三哥就不行。樂手是一個非常被動的職業，主要是成就別人。有時候有一些喜歡的粉絲會跟你說，你是誰誰的御用什麼，顯得你特重要。但是你這個人不在了，也沒有人問起你。老崔身邊不管是誰，該唱《一無所有》還是唱《一無所有》，汪峰身邊不管是誰，該唱《飛得更高》還是唱《飛得更高》。

我還不到40歲的時候，以製作人的身份去參加某當時還挺火的電子樂選秀，別人就嫌我年齡大，危機感擺在眼前。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有必須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裡的渴望，別人介紹我說這是誰誰樂隊的誰誰誰，我就覺得我特別想知道自己是誰，所以我開始很積極地通過各種渠道發聲。

那些內心還有火焰的人

我這個人特別後知後覺，在開心網眼睜睜看著別人頭像一個個都灰了，我問他們你們都去哪兒了？他們說微博，那好吧我也去吧。

剛開始我每天發「睡吧」、「醒了」、「出門吃披薩」、「在迷笛（音樂節）演出」，評論1，轉發0。

我在社交上是很被動的人，不會主動去認識朋友。我微博上關注的全都是朋友，或者誰關注我了，我點進去看你發的東西很有趣，就回關一下。有一年過年休閑璐把我拉進一個搶紅包的群，群里除了黃覺全是段子手，直到現在，這就是我幾乎全部的社交圈。在那個群里他們每天瞎聊天給我很多啟發。

我的微博第一次有點聲響，是有一回從門頭溝的音樂節演出回來，整個人特臟，灰頭土臉。在鼓樓進停車場，有一個奧迪堵在門口，我開不進去，就下車去敲他的車窗想讓他挪車，可是他看了看我，沖我不耐煩地擺了擺手，我心想什麼路子呀，只能又過去敲，丫一看又是我， 皺著眉頭從窗戶遞出來一塊錢……

我把這件事寫成段子發在微博上，轉發一下過了5000。後來我在《奇葩說》里又提起這個段子，結果門頭溝的朋友急了，說門頭溝不臟，你才臟呢……

後來又發了一個霧霾天配上《西遊記》音樂的短視頻，一下轉發過了10萬，再加上別的段子，參加《我是歌手》、《超女》、上春晚、《奇葩說》什麼的，粉絲慢慢漲起來了。

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突然就開始講段子了。一邊當搖滾樂手一邊講段子是不是特矛盾，我覺得一點都不矛盾，都是表達方式，我想說的話從來沒變過。很多人對微博有偏見，誰說微博就不是以後的詩歌呢？

我在青年時代曾經不苟言笑、憤怒、蔑視一切規則，但是後來發現太微弱了，你什麼也撼動不了。一個人對我說，你看周星馳，其實小人物對抗世界最大的力量是幽默。那好吧，慢慢地我就變成了這個開玩笑講段子的我，多好呀，大家見到我都哈哈哈哈，笑嘻嘻的。

《奇葩說》結束了，今後我還是會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前段時間剛去錄了深圳衛視的《年代秀》，鍵盤手當然還會做，但是會減少一些，平衡一下。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人類觀察員，人就是多種多樣的，所以有人罵有人誇，我不是很在意，到現在我的黑名單是空的，沒有人。我希望用我的一生做一個行為藝術，我一輩子沒工作過，嘗試好多事兒，也拒絕好多事兒，到我死了你們就知道了。

我在《奇葩說》參加的最後一期節目，辯題是：「奇葩村有一口愚人井，喝了井水的人會變得意識錯亂，顛倒黑白，所有人都喝了，那你喝不喝？」

我不是一個辯論咖，我在節目里說的話，大多是自己真想說的。這道題對我來說是一道應用題，世界上根本沒有瘋人井，但是在亂世中，我們都需要保持獨立思考和自我意志。這個情境又讓我想到搖滾，想到搖滾好像不再被大多數人需要，我們這一代人始終不能與社會和解，但更年輕的人可以，我們錯了嗎？我們沒錯。搖滾樂就是在這個混亂的塵世中，當所有人都心如死灰的時候，那些內心還有火焰的人發出的聲音。

節目只是個遊戲，但有一半的人都選擇了喝下去。我知道現實中人都會害怕，我知道獨自面對整個世界有多孤獨，但我還是想勸大家都別喝這口水好嗎？哪怕還剩下一個人，只要覺得不對都要抗爭，這就是搖滾樂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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