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者、蘇維埃與共產主義者

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者、蘇維埃與共產主義者

致安德列烏·寧

（1931年9月1日）

親愛的朋友：

我收到了你8月25日的來信。你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號召工人參加西共或（加泰羅尼亞）聯盟？加泰羅尼亞當地的情況對加泰羅尼亞聯盟有利，西班牙全國的情況對西共有利。從實踐的角度——即根據目前的力量對比來看，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但我覺得，我們的原則立場確實具有關鍵意義：我們宣稱自己是西共的一個派別組織，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派別組織。當權官僚給我們安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蘇聯之「敵」與共產國際之「敵」。n就連毛林也得靠當權官僚的殘羹剩飯為食。

如果我們號召工人參加加泰羅尼亞聯盟，就會給我們在西班牙全國、在國際上造成有害的影響。我們在加泰羅尼亞獲得的好處能夠彌補這些損失嗎？如果我們思考一下同加泰羅尼亞聯盟合作的結果，我們就會發現合作帶來的壞處遠遠多過好處。共產國際的所有報刊，以《真理報》為首，都在聲稱我們應該對毛林的機會主義混亂政策負責。米爾同志[1]發表在《真理報》[2]上的文章對此難辭其咎。不過我們已經被迫同加泰羅尼亞聯盟決裂，而我們幾乎什麼都沒得到。換句話說，同加泰羅尼亞聯盟合作的經歷，給我們在西班牙全國、在國際上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對於我們在加泰羅尼亞的處境，也沒有任何幫助。應該總結一下得失了。我認為，我們應該立即改變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讓人們把我們和毛林當成同路人了——這對他有利，對我們不利。

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號召工人參加共產主義左派[3]，建立自己的組織，並要求西共接納。在這樣做的同時，我們還要在加泰羅尼亞聯盟和西共內部建立左翼派別組織。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羅尼亞建立左翼反對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麼小——這個政策才能得到落實。你或許會想起來，從你抵達加泰羅尼亞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強調這一點，卻沒有取得半點進展。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是唯一的出路。

蘇維埃口號

毛林提出了「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的口號。你認為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口號，是為了拉攏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拉大旗作虎皮」，我想你是對的。不幸的是，這樣做表面上雖然可以壯聲勢，卻對革命政治極其有害。我（有時）會捫心自問，為什麼西班牙還沒有出現蘇維埃？原因何在？在我以前的信里，我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解釋。在我寄給你的那篇論德國的工人監督的文章里，我更加詳細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西班牙工人似乎把「代表會」的口號當成了蘇維埃口號的同義詞，因此，在他們看來，這個口號太尖銳、太決絕、太「俄國」了——換句話說，對於這個口號，他們與同一階段的俄國工人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是否碰到了一個歷史悖論，即蘇維埃在蘇聯的存在，反倒阻礙了其它正在發生革命的國家建立蘇維埃？在與西班牙各地的工人私下交談時，必須對這個問題予以最高度的關注。總之，假如蘇維埃（代表會）的口號（一時？）還不能吸引群眾，我們就得著重宣傳「工廠委員會」的口號。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論工人監督的文章里，我已經探討過了這個問題。在工廠委員會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展蘇維埃組織，而又不用提到「蘇維埃」這個名字。

工人監督

我認為，你在工人監督問題上的看法非常正確；如果只因為改良主義派（口頭上）要求實行工人監督，就反對工人監督的口號，那將是極其愚蠢的錯誤。恰恰相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更應該利用這個口號，通過與改良主義派工人結成統一戰線，推動他們落實工人監督，再通過工人監督的實際經驗，使他們認清卡巴耶洛[4]和其它改良主義騙子的真面目。

我們能在俄國成功建立蘇維埃，只是因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出於他們自己的目的）和我們一起要求建立蘇維埃。我們現在還無法在西班牙建立蘇維埃，正是因為社會黨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都不想建立蘇維埃。也就是說，無法通過這個口號來落實統一戰線並在組織上團結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但是，卡巴耶洛在群眾的壓力下提出了工人監督的口號，開啟了落實統一戰線政策、在組織上吸引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機遇。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機遇。當然，卡巴耶洛想把工人監督變成資本家對工人的監督。但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工人階級內部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在全國各地成功建立工廠委員會，在這個革命時期，我們必將看見卡巴耶洛閣下輸掉這場關鍵的鬥爭。

分離主義運動與伊比利亞蘇維埃聯邦

你在信中寫道，如果有人散布這樣的奇談怪論，即伊比利亞半島的巴爾幹化與無產階級的目標並無矛盾，並不分青紅皂白地宣揚這個觀點，則只會對資產階級自由派[5]有利。你的看法非常正確。如果我在以前的信件中沒有對此予以充分重視，我現在就要十倍地強調它。對伊比利亞半島和巴爾幹半島的情況進行的類比，務必要完全和徹底。巴爾幹半島在土耳其貴族、軍頭和總督的統治下是統一的。被壓迫的人民無比渴望推翻壓迫者。在人民的熱切要求面前，假如我們對他們說，我們不希望半島發生任何形式的分離，那我們就成了土耳其壓迫者的走狗。但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巴爾幹各族人民在擺脫土耳其統治之後的數十年里，依然受著其它人的壓迫。在這個問題上，無產階級先鋒隊依然可以運用不斷革命論：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它會立即引導無產階級走上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形式）的道路。我們不是要反對民主革命，相反，我們要徹底地支持它，即便它會走上分離的道路（也就是說，要支持實際鬥爭，而不支持各種幻想），同時，我們還要在民主革命中堅持獨立的立場，提出、討論和宣揚伊比利亞蘇維埃聯邦的口號，並將它作為未來的歐洲合眾國的一部分。這才是我完整的立場。無需多言，馬德里和整個西班牙的同志在討論「巴爾幹化」問題時，必須萬分謹慎。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1日

原文發表於《戰士報》，第4卷，第36期（總第95期），1931年12月19日，第3版，英譯者不詳。

[1] M·米爾（M.Mill）和J·奧賓（J.Obin）是烏克蘭人帕威爾·奧昆（Paveln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參加法國共產黨。1929年參與創辦《真理報》（La Verité），1930年參與創建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法國支部——共產主義者同盟。由於他會俄語，而列夫·謝多夫一時又來不了法國，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為俄國支部駐國際書記處的代表，並成為國際書記處唯一的全職工作人員。因工作表現很差被撤職後，他於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譯者注

[2] 此《真理報》（LanVerité）非彼《真理報》（Правда），它是法國左翼反對派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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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中譯者注

[4] 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Franciscon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於馬德里，1894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1918年至1938年擔任工人總同盟總書記，1919年參與創建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nLabour Organization），併當選為執行局委員。德?里維拉將軍發動政變、建立軍事獨裁後，他領導社會黨和工總同獨裁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任勞工部長。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總書記。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總理。1939年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 原文（Madrilenenliberalism）直譯為「馬德里自由主義」，但這不太好理解，故譯為「資產階級自由派」。——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