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瑩穎綁架案背後，是美國嚴重的階級和地域歧視

北大交流生章瑩穎在美國失蹤已經超過一周，在家人和網友不斷追擊下，這個案子被美方重視，FBI已將其定為綁架案件。在眾多治安案件不斷發生的情況下，許多人開始慎重考慮赴美留學或旅遊的計劃，但另一些人卻說美國很安全。美國治安到底怎樣？安全和不安全的社區之間有著怎樣的差異？本文會告訴你，這背後不僅是政黨博弈，還有巨大的階級分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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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思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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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社區安不安全，就看你在哪個階級

近年來，隨著國人出境游日益增多，有關美國、法國、義大利等西方國家部分地區治安狀況不佳的報道經常見諸報端。已經習慣了治安良好的國內生活的國人，在親身了解了美歐國家的治安問題之後，對自己的國家往往多了一分自信與熱愛。

同時，身處海外的國人，往往更為深切地感受到，一個地區的治安狀況與聚居人群的貧富狀況有著密切關聯，一般富人區的治安較好，而窮人區的治安較差。這樣一來，身處貧富撕裂的那些西方城市，人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自身的經濟狀況會影響到自身的安全：如果能住在富人區，會比較安全；如果只能住在窮人區，就得忍受遇到醉鬼騷擾甚至人身威脅的種種麻煩。不過，這種對於社會貧富分化的特殊體驗，似乎還沒有衍生出更有衝擊力的討論，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目前多數有能力出境觀光或訪問的人群，都有足夠經濟實力選擇在較為安全的區域落腳，從而可以迴避和擱置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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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底層社區圖景（圖片來源：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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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方社會的普通居民而言，富人區與窮人區在同一城市或城鎮的區隔現象，是日常生活需要面對的重要情境。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這一問題一直是影響其政治走向的關鍵問題之一，也是引發美國政治意見分裂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社區的貧富區隔，不同政治主張往往會給出不同的解釋。在保守派共和黨人那裡，這個問題是所謂「底層黑人」問題，在左翼的民主黨人那裡，這個問題是底層社會問題，而不只是黑人種族的問題。

失序的底層社區反成政客的政治把柄

在美國一些城市中心的底層社區中，黑人群體所佔比重往往較高，有其歷史原因。美國南北內戰雖然解放了黑奴，但徒有自由身的黑人一無所有。他們的子孫花費了一個多世紀的努力，大多數至今仍然處於從赤貧深淵向社會平均線攀爬的進程中。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工業化進程中，眾多一無所有的黑人湧入北方工業城市，「佔據」了城市的中心，經濟條件較好的白人紛紛遷居城郊。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之後，黑人與白人「隔離而平等」的政策被廢除，黑人中的精英也遷往城郊，於是原來上中下層少數族群與下層白人混居的社區逐漸變為貧困與絕望「世代複製」的多種族混居的底層社區。

這些治安混亂的底層社區，引起了關於歧視與秩序的政治辯論，深刻影響了美國政治。新保守主義以此為主要政治議題，認為底層社區秩序混亂的一個主要成因是，民主黨照顧少數民族的社會政策縱容那些違法亂紀的黑人，經常將那些必要的懲治犯罪的舉措視為種族歧視，這使得底層黑人社區形成了不負責任、法紀鬆弛的文化。上世紀60年代之後，共和黨開始強調城市底層聚居區的「失序」問題，要求對「失序」的底層採取比較強硬的治理手段。這一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政治主張有效地動員了下層白人選民（南方地區尤其如此），使共和黨在上世紀80年代之後曾數度領先民主黨，改變了二戰之後作為黑人民權運動領導力量的民主黨曾長期佔據優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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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帕特南著 《我們的孩子》（圖片來源：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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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義強調底層社區秩序問題等議題，對共和黨選情往往有較大幫助，但無論是削減面向底層民眾的社會福利，還是整肅底層社區的秩序，並不能改變底層社區多數居民的貧困世代複製。不僅如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持續推進，使得更多的地區出現社區的貧富區隔。正如羅伯特·帕特南在近著《我們的孩子》（田雷、宋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中指出，許多像俄亥俄州柯林頓港的美國市鎮，在1950年代鄰里和學校內的階級隔離維持在低水平上，但現在已經從「美國夢的一處夢鄉」變成「一場美國噩夢」，整個社區被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部分，孩子們一出生命運就已經被決定。帕特南所描述的這一趨勢，已經很難再使用「底層黑人社區」之類的標籤來命名，社會分化急劇擴大的態勢，早已越過種族藩籬，遍及整個社會。

美國民主黨儘管反對以種族歧視的方式看待底層社區，但對於底層社區的「脫困」同樣難有作為。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經歷是最好的例子。底層社區問題成為美國政治重要議題之後，一些黑人精英開始重新返回底層社區，為底層民眾提供生活與秩序的引導，以此重建社區。奧巴馬是其中的典型，他在1985年大學畢業後的兩年時間，到芝加哥投身黑人底層社區的重建工作，這是其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他當政期間，對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尚且無力約束，也就不可能提出逆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的政策，底層社區的狀況因此亦無多少改觀。

階級歧視與地域歧視緊緊相扣

很少有黨派勢力認為能夠真正改變社會不平等的基本格局與趨勢，在桑巴特所謂「沒有社會主義」的美國也不例外。對於那些無力改變的事物，人們往往會變著法子接受它們，將它們不同形式地合理化，將它們視為理解世界的前提，去重新尋找社會不適的「責任者」。於是，人們會轉而分析，窮人區更容易治安混亂，窮人更容易變壞變愚蠢，黑人更容易變壞變愚蠢（在今天西歐，則是另一少數族群更容易如此），如此等等。人們會傾向於相信，富裕或者財務自由是秩序與安全的基礎，富裕者更有教養更有秩序感，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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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華爾街運動背後，就是美國嚴重的階級問題（圖片來源：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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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種觀念作為社會等級分化的後果，無疑包含著強烈的歧視。於是歧視問題，而不是社會等級分化問題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議題。而在歧視問題凸顯之時，社會等級分化變成了難以被真正觸及、面對和挑戰的「頑石」。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種種歧視凸顯之時，富人對於窮人的歧視，則在美國政治爭論中難以成為核心問題。近年來，美國多次發生警察槍殺黑人的事件，引發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大規模抗議。在這些事件中，人們會呼籲「黑人的命也是命」，會質問「在美國怎麼樣才能不被警察開槍？不要做黑人」（《赫芬頓郵報》），但很少有人會呼籲「窮人的命也是命」。

在歐美觀光或訪問的中國來客，不怎麼考慮種族歧視問題，倒是往往會以「窮人區」與「富人區」的區分，洞見眼前異國社會最難改變的構成。當中國來客從容踏入富人區的居處，這些「洞見」中的「震驚」很快消失了，「窮人區」可以成為消失的世界。

選擇踏入「窮人區」的中國來客們，也許會持久地震驚於異國的二元世界：天下之大難有不同，此處更感無力與脆弱，只是祈願在國內少見的混亂世界能夠早日全身而退。這些持久的震驚，觸及的是真正固化的冰冷現實，洞見自身真實的脆弱。這些震驚與祈願，將連同自豪感一起，刻入未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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