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的一些問題

西班牙革命的一些問題

（1931年6月24日）

在寫給拉克魯瓦同志的信中，我對西班牙目前的形勢發表了一些補充性的觀點[1]。可惜我缺少足夠的信息，不清楚西班牙共運各派對目前的各種政治問題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分析革命形勢，要比下盲棋更困難。對於這些問題，我還需要進一步認真思考。

在那篇討論威脅西班牙革命的險情的文章里，我用了大量篇幅來論證這個觀點：在今年四月的資產階級共和革命與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工農革命」[2]。順帶說一句，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和平地積聚力量，「留待最後的決戰」。這是一種庸俗的假革命觀點。儘管「過渡革命」或「過渡制度」並不存在，卻存在著過渡性的群眾行動、罷工、示威遊行、與軍警的衝突、猛烈的革命暴動；在這些行動中，共產主義者必須站在鬥爭最激烈的地方。這些過渡鬥爭有何歷史意義？一方面，它們可能迫使資產階級共和體制實行民主改良；另一方面，它們可以使群眾對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制度做好準備。

共產主義者不僅要參加這些鬥爭，更要領導這些鬥爭，這就要求他們不僅要對革命的整體發展有清楚的了解，還要在恰當的時機提出各種局部的、尖銳的鬥爭口號；要提出這種能夠引領群眾前進的口號，就不能照搬「黨綱」，而必須依據一時一地的實際情況。

1917年，在妥協派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聯合政府期間，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的口號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已經廣為人知。當時群眾還對妥協派社會主義者心存幻想，但即使是最輕信的群眾，也總是本能地不信任資產階級、剝削者和資本家。布爾什維克便根據這種心態，制定了那一階段的策略。我們並沒有提出「打倒社會主義者部長」，我們甚至沒有把「打倒臨時政府」作為當時的鬥爭口號，卻反覆強調「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這個口號能發揮巨大作用，是因為它給了群眾一個機會，讓他們通過親身體驗來發現：對於妥協派來說，資本家部長要比工人群眾更親。

類似口號最適合西班牙革命的當前階段。無產階級先鋒現在極力想推動社會黨奪取全部權力。為此必須離間社會黨與共和派。接下來就是把資產階級部長趕出聯合政府。要想徹底完成或部分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利用重大政治事件，並藉助新的群眾運動產生的壓力。在俄國革命期間，正是在群眾的不斷施壓下，古契柯夫[3]、米留可夫和李沃夫大公先後被趕出了聯合政府，換上了克倫斯基；政府里的「社會主義者」增加了。列寧回國後，布爾什維克黨一刻也沒有向克倫斯基及妥協派示好，而是幫助群眾把資產階級擠出政權，並通過實踐來檢驗妥協派政府。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這是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

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國會選舉將暴露出薩莫拉和毛拉[4]等右翼共和派的極度薄弱，為資產階級充當僕役的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將贏得大多數席位。由激進黨、激進社會黨與「社會黨」組成的內閣，將成為斯大林派鼓吹的「工農民主專政」（介於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國家形式）。儘管如此，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將會死死抓住右邊的盟友不放。「打倒薩莫拉—毛拉」這個口號，完全適用於當下。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共產主義者在鼓動中，絕不能支持雷魯克斯上台組閣，也絕不能為社會主義者內閣承擔任何責任，相反，無論何時，都應該向最明顯、最頑固的階級敵人發起最強大的打擊，從而削弱妥協派，為無產階級的勝利做好準備。共產主義者應該這樣告訴社會黨工人：「我信不過社會黨的領袖，你卻說他們都很可靠；那你不妨試一下，推動他們奪取政權，看看他們表現如何，我們一定會大力相助。咱倆誰對誰錯，到時就明白了。」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是把它同國會選舉聯繫在一起考慮的。但是，也有可能發生其它情況（比如對群眾的鎮壓），使「打倒薩莫拉—毛拉」這個口號變得尤為尖銳。這個口號若能在這一新階段取得成功（比方說，迫使薩莫拉下台），它對於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的意義，將不亞於阿爾方索十三世的倒台。我們應當依據群眾的覺悟、群眾對事件的看法、群眾對各種局部成果的反應，而不是抽象的教條，來提出此類口號。要想打倒現行的資產階級制度，光靠「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是完全不夠的，因為群眾一時還不理解這些口號。

與之相關，「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又冒了出來。當權官僚在極左冒進時期發明的這個愚蠢的理論，現在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大的障礙。我們不妨回過頭來，再次回顧一下俄國革命。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掌權時，領導俄國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保衛有產階級的利益，迫害士兵、農民和工人，到處抓人，恢復了死刑，殺害布爾什維克，逼得列寧轉入地下，把其它布爾什維克領袖抓進牢里，對他們進行了最下流的中傷誹謗，等等。就憑這些，完全可以把它們打成「社會法西斯分子」。然而，這個詞在1917年還根本不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把它們打成「社會法西斯分子」，照樣奪取了政權。儘管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7月和8月遭到了它們的大舉迫害，在科爾尼洛夫[5]發動叛亂時，布爾什維克還是和它們一同擊退了叛亂。在1917年9月初，仍處於地下狀態的列寧向俄國「社會法西斯分子」提議妥協：「只要你們同資產階級決裂並奪取政權，我們布爾什維克就會在蘇維埃里和平地角逐權力[6]。」

假如妥協派與科爾尼洛夫分子（當時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並無區別，布爾什維克就不可能與妥協派聯手對付科爾尼洛夫叛亂；然而，粉碎叛亂的鬥爭，不僅打退了反動將軍的反革命進攻，也使群眾徹底看清了妥協派的真面目，使布爾什維克最終贏得了群眾的支持，為革命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來回搖擺的本質。這種搖擺在革命時期尤為劇烈。如果把社會黨當作法西斯主義的變種，當社會黨不可避免地向左轉時，共產主義者就會無法加以利用，也就等於將社會黨工人與工會群眾拒之門外。

在這封信的結尾，我要指出：批判與揭露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一天都耽擱不得。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上層領袖是最隱蔽、最奸詐、最危險的妥協派，也是資產階級的奴僕。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基層成員當中，蘊含著強大的革命潛力。我們在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中的基本任務，跟在社會黨中的基本任務一樣：幫助基層反對上層。不過，應當根據工團主義組織的特性與無政府主義偽裝的特性，謹慎小心地進行這個任務。對於這個問題，我會在以後的信中詳細討論。

本文最初發表於《戰士報》，第1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6版，英譯者不詳。後重新刊登於《第四國際》，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5—316頁，中譯文系根據《第四國際》刊登的文本譯出。

[1] 這句話在《第四國際》刊登的文本中被刪掉了。——馬克思主義文庫編輯注

[2] 即《西班牙革命與威脅它的險情》。——編注

[3]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於莫斯科一個資本家家庭。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曾在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學。1906年出任十月黨黨首。1910年至1911年擔任杜馬議長。一戰期間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二月革命後，擔任臨時政府陸軍部長，1917年4月29日被迫辭職。十月革命後，積極支持反革命白軍。白軍失敗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 米蓋爾·毛拉·加馬索（MiguelnMaura 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於馬德里，父親是保守派著名政治家安東尼奧·毛拉（Antonio Maura）。1916年首次當選為國會議員。普里莫·德·里維拉發動政變後，支持獨裁政權。後來思想逐步傾向共和主義。1930年7月14日與薩莫拉一同創立右派自由共和黨（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4月—5月任臨時政府內務部長，1931年10月14日，共和國憲法頒布後，因反對憲法中的反教權條款而辭職。1936年7月內戰爆發後流亡國外，1953年回國，1971年在薩拉戈薩逝世。——中譯者注

[5] 拉夫爾·格奧爾基耶維奇·科爾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將。出身於土爾克斯坦（今哈薩克）的一個哥薩克家庭。1885年入讀軍校。日俄戰爭期間任步兵第1旅參謀長，戰後於1907年至1911年間任俄國駐中國武官。1911年後歷任步兵第8團團長、西伯利亞步兵第9師師長。一戰爆發時被任命為步兵第48師師長。1915年4月被奧軍俘虜，1916年7月逃回俄國。1917年3月被任命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6月任臨時政府武裝力量最高統帥。8月底，反革命勢力企圖推舉科爾尼洛夫為首發動政變，推翻臨時政府，但政變剛一開始就被工人階級粉碎了。十月革命後，科爾尼洛夫繼續組織白匪軍負隅頑抗，最終於1918年4月13日在庫班被紅軍擊斃。——中譯者注

[6] 請參閱《論妥協》，《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0—136頁。

可在此閱讀：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論妥協（1917年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 ——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