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主導「東方化」進程:亞洲崛起和美國衰落的啟示

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32篇文章

作者/Jessica T. Ma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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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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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在老調重彈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論」之外,萬幸,我們可以在麥恩點評拉赫曼的新書《東方化》的文章中看到一些更新穎更具啟發的討論。

麥恩既肯定了拉赫曼對「東方化」理念的認同,但又認為拉赫曼給了中國過高的評價,不過兩人同樣對美國外交新政提出了質疑:區域經濟聯盟的任性退出、地緣政治的拱手相讓、以及國防事務的掉以輕心……可以這麼說,本文作者對美國在全球化事務中的尖銳批評,為中國爭奪世界領導權提供了一個客觀到不能再客觀的建議。

今天,法意讀書將與您分享這篇精彩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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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迪恩· 拉赫曼的《東方化》(Gideon Rachman, 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 Other Press, 2017.)——一本關於改革中的亞洲的新書,令人敬佩地做了外交事務領域類著作很少做的嘗試。他嫻熟地使用了經濟學、地緣政治學、國防安全、充分的相關歷史背景、官方思維和公眾態度來寫作這本書。作為「金融時報」首席外交專欄作家的拉赫曼著眼於說明統計數字和令人難忘的有意義的細節。他將巨大的信息量打包進一本短小的書中,為非專業人士打開了理解這個非常重要的佔據五分之三人口國家的窗口。雖然它並不直接涉及美國新政府,但他所講的故事同時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唐納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把美國和世界變得很糟糕。

但是,最終,拉赫曼並沒有用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來迎合這本書的標題。他寫道,關鍵議題是「亞洲經濟實力的上升如何改變世界政治」。他的重要答案是「西方長達數十年的對世界事務的統治」,回溯至1500年,「現在正在接近尾聲「。毫無疑問,亞洲經濟崛起不可阻擋,但西方化——西方的影響力和價值觀的傳播——的根基並不在財富和軍事力量層面。它主要是其他因素,包括透明政府、機制度建設、為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做出貢獻——這些方面在今天的亞洲還很薄弱,或者說,還不存在。他所言的東方化,既沒有到達,也不可能立即來到。

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擁有44億人口。但它的故事與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不成比例。北京的官方統計數據是被公認為不可靠的,但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確實在2014年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即PPP)。而很多人並不了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這長達140年的時代結束得是多麼令人驚奇的迅速。根據拉赫曼指出,2000年的中國只有當時美國經濟規模的12%,也只有美國經濟的一半。這樣大幅度的增長足以使數億人擺脫貧困,為美國的赤字融資,並能夠允許中國在二十年里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加軍費。

拿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增長勢頭來說,2000年日本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三倍,到2015年時,卻只有中國的一半了。一個迅速擴張的軍隊已經顯明了北京對自己的實力對抗其他力量的自信,無論是對鄰國還是美國;中國在東南海領域日益激進的行為也彰示著這一點,畢竟日本、越南和菲律賓也聲稱擁有這裡的島嶼,岩石和水資源。中國在那裡建有人造島嶼,搭有跑道和其他兩用設施;部署飛機和船舶來維權,挑戰他人對捕魚區域、石油資源甚至導航自由的的權利。它明確地拒絕了國際法庭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作出的一個否定其主張的裁決。

雖然中國領導人沒有明確指出他們所聲稱的水域,並堅持認為中國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這些爭端,但很顯然,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說法是截然不同的。北京顯然未能明確其目標:是否宣示新一輪的實力,測試別人的決心,擴大其區域性的搖擺,還是要求對所謂的九段線主權(中國對南海的主張可追溯到1947年),並試圖將美國推出西太平洋——這是華盛頓不會接受的結果。在美中關係處於濃重的戰略不信任的氣氛中,雙方都容易陷入對彼此過於悲觀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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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該地區唯一甚至最直接的安全風險。台灣作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的官方身份——也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對北京來說是不能談判的。特朗普到目前為止犯的最大錯誤是提出他可能不再接受這一政策。這個政策讓台灣、美國和中國和平了四十年,同時也促進了台灣蓬勃發展。北京迅疾地——而且理所當然完全地,凍結了與美國的所有溝通,而華盛頓被迫退縮了。

假設特朗普政府已經學習了這個課程,更為嚴重的威脅是北朝鮮核能力的提升(即將有足夠的核燃料用於一百枚核彈頭),以及朝向可能到達美國的核武器ICBM的進展。雖然朝鮮被看做是中國正式的盟友,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但平壤常常忽視北京。對於這個罕見的錯誤判斷,拉赫曼只用了幾個短短的段落,但這可能是美國新政府面臨的第一個重大危機,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劇烈衝突的根源。

拉赫曼將中國新的激進政策與習近平主席聯繫起來,指出他上任後的一個月「中國軍機自1958年以來首次進入日本控制的領空」,而在他的頭十八個月里,習派出了「比他前任過去十年還要多的對人民解放軍的官方慰問」。習近平也重視公眾對新激進政策的支持,加強了數十年以來的共產黨宣傳工作,畢竟中國長期以來聲稱,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殖民史,現在其已成為了世界力量的一極。

這種「受屈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政府內部同樣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這是一種危險的混合物。共產黨的合法性不再取決於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增長放緩。該黨相信,西方煽動了所謂的顏色革命,它發生在二十世紀,從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斯坦到黎巴嫩和伊朗。它擔心在中國發生類似的顛覆運動。對精英腐敗的憤怒是這些運動的共同特徵,而中國的腐敗情況同樣猖獗。所以習近平發動了一場有力的運動直指腐敗——***********(此處打碼)。拉赫曼指出的困難就是:「逮捕十多萬人…在另一個方面引發了政治的不穩定」。

中國可能成為經濟和軍事強國,但正面臨著國內的關鍵挑戰。環境污染,特別是空氣污染,不僅引發眾怒,增大開銷;它還是一個殺手,直接引起每年驚人的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的死亡。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萎縮,以及只有一個孩子的退休勞動者的巨大數量,社會安全網不足以支持中國,中國也面臨即將到來的人口危機。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的費用將會膨脹。預估到未來的險情,北京在2015年底將其獨生子女政策改為雙孩政策,使得出生人數略有增加,但尚未達到預期。失速的經濟改革也屬於這個弱點清單,農村地區的不平等和貧困將繼續擴大。

毫不奇怪,中國最近的好戰加劇了鄰國的長期恐懼。許多像這些充滿焦慮的關係都影響深遠。拉赫曼講了一個越南的笑話,其與中國發生了十七場戰爭,其海岸線的形狀反映了被中國身體重量彎曲的脊椎。東南亞的國家也害怕中國,向美國求援,希望不要強迫他們選擇。在中國,二戰期間日本殖民的殘酷記憶仍然鮮明,而日本則擔心中國的新軍國主義可能重演自己在那個時期的錯誤。而印度,亞洲的另一個超級國家,也是中國四個擁有核武器的鄰國之一,跨越著世界上最長的爭議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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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目前的增長速度超過中國,也許有一天可以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今天卻被遠遠甩在後面。事實上,這個國家面臨一系列長遠的挑戰,人們不得不被迫面對,這完全是一個統一民主國家存在的奇蹟。但在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下,印度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因為其活力而處於領先地位。在印度民族主義民主黨派領導下,莫迪政府在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和未能保護宗教少數派的方面受到批評。但是,隨著他最近在國家選舉中的壓倒性勝利,特別是在印度最大的省份北方邦,莫迪可能正在鞏固足夠的政治力量,以開始在新德里進行長期的改革。

雖然拉赫曼將印度的增長也作為東方化的證據,但是印度在文化和政治上卻迎合西方。相較於與中國長期謹慎偶爾活躍的雙邊關係,印度與美國關係的親密度自小布希時期起就一直在穩定增長。印度的主要武器供應國不再是俄羅斯,而是美國。印度移民成為了美國重要的被爭取的權力體,不管從矽谷到華爾街還是學術界,他們都取得了驚人成功。

拉什曼也認為,俄羅斯正在轉向東方。這一做法是中國愈加自信,而西方經濟和政治相對衰落這統一現象的一種反映。它的證據包括俄中軍演,共同打擊顏色革命的壓力,2014年的聲勢浩大的天然氣交易(儘管尚未實施)。事實上,莫斯科最近對中國的轉變正是因為他們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被西方認同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和在北約中公平以待。然後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行動引發了嚴厲的制裁,美國及其盟國也沒有任何解除跡象。因此,俄羅斯轉向中國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西方的推動,把它推向了東方。

印度、中國和日本佔全球四大經濟體中的三個席位(按PPP計算),其中兩個國家還在迅速增長,亞洲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儘管今天美國和歐盟仍然更佔優勢。武器採購量大幅度提高,軍事實力自然就水漲船高。尤其是中國正在逐步縮小差距,儘管美國還保留著巨大的優勢。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盟友,那麼形勢就變得更加傾斜、更複雜,因為日本和韓國等幾個亞洲國家,加上北約的二十八名成員,都是美國廣泛的全球盟友網路的成員。而中國的主要盟友,巴基斯坦和朝鮮可能只是一個凈負擔。

但是,正如拉什曼所說,西方對世界施加秩序的能力不如以前。其中有很大原因是軍事力量相對下降,不對稱戰爭的出現,歐洲過去數十年防衛預算的下調,以及由殖民帝國和冷戰強加的人為秩序(artificial order)的消失。美國的歐洲盟國把社會支出放在了遠比國防支出重要的地位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個體軍事能力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拉赫曼指出,當英國的削減計劃明年完成後,其軍隊將舒適地坐滿倫敦的溫布利體育場,它只擁有16000個座位。甚至是集體防衛,歐盟一直滿足於將其戰略責任大量移交美國承擔。

就美國而言,它仍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開展歷史上最長最昂貴的戰爭。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升級美國在伊拉克、葉門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但特種作戰甚至導彈襲擊只能到此為止了。美國公眾對地面部隊的任何新承諾,特別是在中東的,幾乎沒有任何胃口。總而言之,這些趨勢確實造成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新環境——西方的權力越來越小——但這並不意味著亞洲國家就有更大的影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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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在整個歷史上,西方的主導地位受到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吸引力的影響和受到經濟、軍事力量的影響一樣多。西方代表了開放的,通常還是民主的和世俗政治以及一種被共同接受的文化——在這個層面上,個人自由被放置在更高的價值里。西方國家更傾向於開放貿易以促進商業。他們發展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一直致力於法律秩序的形成。他們優先考慮教育和技術創新。而在二戰以來的這幾十年里,西方國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資金來建立一個自由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和一大堆國際機構,而所有國家都從他們的工作中受益。簡而言之,西方化既通過公開或隱含的強力,也通過其模式的積極吸引力來擴大影響力。

亞洲的東方化是什麼樣的?首先要強調的是,亞洲並沒有長久的凝聚力。並沒有一個足以和「西方」相對的「東方」,雖然這個地區在經濟上是一體化的,但卻充滿了強烈的衝突,痛苦的歷史回憶和深刻的文化分歧。經濟和政治制度差別很大。對法治的堅持極度不平衡。一個結果是導致資本猖獗地流向西方。富裕的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湧入倫敦或邁阿密的美國證券或房地產市場。教育落後於西方。沒有一所亞洲大學進入全球頂級行列。

中國在國際治理方面的積極性越來越高,許多亞洲國家都有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但大多數亞洲人一直是受益者,而不是西方所構想的制度、協議和體系的創造者,無論是管理全球金融、承擔經濟發展、控制核擴散,還是治理互聯網、緩解氣候變化、發現流行病、保護共享的自然資源、管理航空旅行等。除了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和香港,沒有一個亞洲國家的體制是其他人試圖效仿的榜樣。

拉赫克曼認為亞洲國家選擇「重申自己的歷史和遺產,並消除西方化的一些痕迹」,另一些則相反。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基巴尼(Kishore Mahbubani)一直在寫關於亞洲的黎明和西方「日落」這二十年,敦促西方更體面地學習分享權力。他在《新亞洲半球:全球力量對東方不可逆轉的轉變》(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2008)中指出,亞洲快速發展的經濟應歸功於最終採納體了「西方智慧的支柱」,即開放的政治,自由市場和法治。 (這稱呼九年前的中國比現在更容易。)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的經濟活力,亞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正在為其民主面臨的深刻挑戰而奮鬥。歐盟面臨來自英國脫歐的生死考驗,面臨民粹主義者、右翼政黨,以及已經放棄民主的東歐成員國。北約已經陷入絕望。美國比過去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分裂,找不到一個可見的擺脫政治僵局的出口。然而,西方仍然為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制度基礎,並且數十年來,美國仍然提供全球領導和安全保證,而亞洲得以藉此實現了巨大的增長。

拉赫曼寫道:中國的長期目標是「推翻美國的全球角色」。——但如果他認為北京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戰略競爭對手,並希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導人,那麼他就想得太多了。中國希望看到一個在威脅自身利益方面變得更虛弱的美國,特別是在其周邊地區,但並沒有希望擁有美國的全球優勢。中國在幾個方面是對美國的挑戰,但還不是敵人。然而,這種關係可能被一些矛盾升級為公開的衝突。雙方都不了解或信任另一方。避免這些困境將取決於穩定的領導者和熟練的外交手段來理解對方的行為。針對國內觀眾的即興或短視交易可能會變得很糟糕。歷史也警告說,成功並不容易。大多數情況下,歷史表明,新興大國都會與當政的大國發生衝突。因而,美中關係在未來幾十年將依然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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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總統已經就如何處理中國問題發出了明確的混合信號。他在總統競選期間攻擊了中國,承諾在他第一天的任職期間將其指定為貨幣操縱者,並通過懲罰關稅來打擊中國,這是引發貿易戰爭的一個步驟。他鑽了一個不必要的空子,提出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政策要發生逆轉。他任命了幾位以激烈的反華意見而聞名的高官,也任命了一位具有相反意見的財政部長史蒂文·莫納辛(Steven Mnuchin)。特朗普曾經稱中國是貨幣操縱的「優勝選手」,但是,莫納辛卻承諾根據既定標準進行審查,這就顯示中國近年來並沒有貶值貨幣。儘管與日本首相進行了早期的首腦會晤,總統對盟國和聯盟的頻繁貶損言論讓亞洲人害怕,並猜測美國的意圖。

然後,在他四月初與習近平主席的首腦會議上,特朗普扭轉了他之前所說的全部語氣和實質內容。他沒有提到不公平的貿易,沒有指責中國「強姦」了美國經濟,或者對朝鮮缺乏管教。兩國總統強調了他們的私人關係,並為今後在解決兩國問題上取得的進展奠定了基礎。這可能不僅僅是一個比較常規的初步會議。會談中談到西方對敘利亞進行的導彈襲擊事件,習自然也不會感到驚訝。誰能知道這個傳統的友好姿態——但對新的政府來說卻是一個新花樣——是否會在政府實際應對這些差異的時候持續下去呢?

然而,政府的幾個行動是明確有害的。總統遵循他的競選承諾,把美國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中解脫出來。儘管 TPP在經濟上不會帶來太大改觀,因為其大多數成員已經具有較低的貿易壁壘——但它在地緣政治上是重要的。這個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夥伴關係是把美國亞洲盟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手段,也是美國決心永久參與亞洲的手段。中國迅速抓住了TPP死亡帶來的外交機遇,在1月的達沃斯全球論壇上,習近平總統出席並做了關於全球化和開放貿易的發言。幾個星期後,中國派出高層官員出席其餘11位TPP成員的會議,討論形成一個新的區域貿易制度,而也許美國將不會是其中的成員。

行政部門的減排措施,為中國創造了類似的機遇。無論總統先生是否決定正式放棄巴黎氣候協議,這些步驟都將使得美國不可能履行協議下的承諾,而將把美國從領導位置轉移出權力中心。而中國則將緊隨其後,立即著手重申自己的承諾,顯然,建立一個國際領導者的角色。

總統在三月中提交給國會的預算中透露的政策中顯示了更多的承諾。國會對大多數國際機構的支援,以及大多數國內機構的國際方案進行了嚴格的削減,這表明特朗普在美國國家安全領域一直維持著一個危險的一元論觀點。

幾十年來相對於軍事投入,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在外交投入方面都遠遠不夠,但兩黨普遍認識到國家非軍事資產在確保利益方面的巨大價值。正如美國中央軍區司令部長、以及現在的特朗普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將軍所說,在2013年的國會會議中,他說:「如果你不能向國會提供完備的資金,那麼我最終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錢買彈藥「。

從來沒有一個總統建議將美國全球領導人的地位免費交付他人。中國將毫不猶豫地抓住每一個空缺的機會。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一個更虛弱和沒有影響力的美國,和一個更不安全的亞洲。

原文鏈接:Can China Replace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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