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古典謀殺的終結

文 | 王天挺 採訪 | 王天挺 陳夢嵐

編輯 | 林珊珊 事實核查 | 劉洋

如今的兇手變笨了

寫出一篇偉大的古典犯罪報道是我這種古典型記者的理想。謀殺案是我最喜歡的。發生謀殺，意味著我能擺脫討厭的主編，展開一段冒險，輾轉飛機、火車、客運和摩托車，去到一個本該終生難以涉足的地方。我從小就被那些恐怖的謀殺案件所吸引：白銀連環殺人案、南大碎屍案、白寶山連環殺人案或是楊新海連環殺人案。他們是一系列撲朔迷離、謠言四起、兇手被描述為殺人狂而警匪間原始角逐的故事。

它們是「日常里的犯罪傳奇」，真相是那麼難以尋找，以至於在全國各地都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傳說。

但這十年以來，我很少再見到這樣的故事。如果考察一下近些年最受公眾關注的謀殺案----——馬加爵案、邱興華案、楊佳襲警案、湖北鄧玉嬌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賈敬龍射釘槍殺人案、葯家鑫案、林森浩投毒案、辱母殺人案——這些案件與20年前那種曲折離奇的案件大異其趣。

在這9起謀殺案中，沒有深思熟慮的手段和難以琢磨的動機。沒有一起是因為謀求錢財而導致的。其中六起使用的作案工具是刀。大部分謀殺者屬於衝動殺人，罪行很快敗露。人們熱衷於閱讀這些故事不是因為案件離奇複雜，而是因為它們所引發的社會情緒。

我嘗試把目光放到公眾視野之外，但總是找到這樣的案件：廣州一個女孩因為淘寶給差評而被殺；河南一位新郎在新婚夜因彩禮錘殺新娘；杭州的一位父親給自己女兒買了巨額保險，然後殺了她；北京一家烤鴨店的廚師拿片鴨刀搶劫割喉，作案用的褲子、襪子、秋衣都燒了，但把刀沖洗乾淨放回了烤鴨房。在浙江溫州，一位姓楊的兇手為報復情敵掐死了一條狗，把狗頭扔到情敵床上。他最後被判了故意殺人罪。

這些案子幫我構建了一個當下中國式謀殺的兇手畫像。他大多數時候是男性，初中及以下文化，沒有前科，是鄰居眼中「看上去挺老實」那種人。他作案最多的地方是在個人住宅，最喜歡在20：00~23：59之間犯罪，主要動機是情感糾紛，其次是因財殺人。他喜歡的作案工具是刀，以砍刺為主，擊中致死最多的部位是頭部和頸部。有十分之一的兇手是家庭暴力的實施者，他常用的偽裝包括謊稱死者病死、意外死亡和自殺，作案時機選在死者熟睡時，或是乘其不備。他大多數時候會逃跑，其次會自殺，最後才是投案。至於動機，我的一位檢察官朋友告訴我，在許多案件中，殺人的理由是如此之輕微，以至於在法庭上要為他們找出一種動機都是可笑的。

報道「激情殺人」案件可不符合一個古典型記者的理想，何況有的時候還要背上「為兇手辯護」的名聲。漸漸地，我的同事們都去報道詐騙、裸貸和校園霸凌了。

只有我還心存僥倖，希望能找到更具傳奇性的謀殺。我求教上海的懸疑小說作家那多，他曾經也是一名記者，最近在一本雜誌上連載關於謀殺的真實案例。他告訴我：「難以讓警方識破的案件確實少了。不管他怎麼預謀，他可能還是會留下很多痕迹。」

如今的兇手看上去缺少成為傳奇的潛質。我的發現是，他們行事粗率，愛在完事後抽上一根煙，然後把煙頭扔得到處都是。在一起銀行搶劫殺人案里，一個劫匪沖著櫃員大喊大叫，把唾沫星子留在了櫃檯上；在西安，嫌疑人臨走在窗帘上抹了把鼻涕；貴州省遵義市的一些犯罪者，還有在事後拉上一泡的習慣，當地警方一年內碰到三起嫌疑人在犯罪現場留下糞便的案件。警察耐心地用棉簽拭子取了樣，提取了DNA。

犯罪傳奇的衰落首先是從罪犯本人的墮落開始的——我抱有這樣的想法。後來我在一項關於城鎮化與犯罪關係的實證研究中看到：城鎮化程度越高，殺人案件越少。於是我離開北京，去更多的小城鎮尋找答案。

如果仍舊痴迷於以往的犯罪故事模型的話，古典型記者可能會希望能找到一位老刑警，他老成世故，煙不離手，很能喝酒，有一雙厲害的眼睛，說起案件就像是捏起糖豆一樣信手拈來。他談論事發當天的天氣，現場的慘況，內心的觸動和冷靜下來後的推理。之後他會談論與嫌犯的交往和異常艱苦的交鋒。在酒桌上的某個時刻，他會展露對嫌犯的同情或者其他複雜的情感——他對善惡有自己的標準。

這樣的警察越來越少了，如果不是從未存在過的話。古典主義的個人英雄已經被更大的智力組織所取代。在這個時代「警察傳奇」的故事裡，奇蹟通常發生在各地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室——在香港這個部門叫做法證部，在美國叫犯罪實驗室。

2016年4月23日，北京，《CSI犯罪現場調查》的全球首個浸沒式刑偵探案互動體驗展

警察中的工程師們

我去拜訪了梁淼淼，一位在江南四線城市做痕迹檢驗的警察，他就在當地市裡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室工作。這位警察本人對痕迹研究異常痴迷。他的妻子剛生了一個男孩，醫院給嬰兒按了腳印。他對此不屑一顧：「嬰兒的腳印沒用。看不到紋線，成年人赤足足跡才有比對價值。」

這是一座常住人口兩百多萬的城市，他通常的工作是，穿著全封閉的現場勘查服，拎著近20斤的工具箱前往現場。他必須趕在痕迹被破壞之前收集它們。他先收集門把手上的指紋，緊接著是地面的鞋印。最後他搭建一個快速通道，俗稱板橋——一個四方的金屬板，一直搭到屍體的位置。法醫、理化技術員就都能進來了。他可以通過撬鎖在鎖芯的彈子上留下的壓痕，判斷使用的工具，推測你的身份。就算戴鞋套，他也可以通過鞋套的壓痕印來判斷腳印大小、步幅距離。如果在三起案件中有相同的數據，就可以推測出是同一個人的作案手法。但這只是最基本的。

他們更像是科研人員而不是警察。在說起一樁通過嫌疑人泥足跡中檢驗出大量氮肥和番茄花粉，判斷出嫌疑人進過番茄種植大棚的案子時，他隨口就說出「一袋化肥的重量是50公斤左右」。類似的專業知識在破案里的運用已經司空見慣。他在一次嫌疑人騎自行車分屍拋屍案中，通過實驗還原綁屍體電線在車輪上的磨損程度，推斷拋屍地點；在另一起殺人拋屍案件中，通過找嫌疑人車輛輪胎的磨損特徵，他算出相同磨損特徵間的直線距離，得到車輪周長和輪轂半徑，最後推斷出車的類型。最後他們在視頻監控中找到了這輛車。

「車輪胎印的研究手冊是一本500多頁A4紙的書。」他告訴我，裡面內容包括兒童車輪胎、自行車輪胎、汽車輪胎、三輪車輪胎、電瓶車輪胎和飛機輪胎。他需要了解這些輪胎如何做成，使用哪類橡膠，不同品牌輪胎在裡面填注哪些材料；他知道一點生物學知識，他採集過屍體上的蛆蟲——他們可以判斷死亡時間，有一次屍體腐敗過度，產生硫化氫體，屍體爆炸了；或者一些化學知識：「經常抽煙酗酒的人，頭髮裡邊的砷元素就特別高。」由於人手不足，法醫的活他也幫著做。他研究過嘔吐物，把胃切開，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往塑料盒裡挖。遇到胖子，他就格外憂愁，「挖不幹凈。」

至於傳說中的高智商犯罪——「就沒見過高智商犯罪。」他說。只有一次案件中，嫌疑人特地帶了鞋套、口罩和手套。但在他拿來擦死者噴濺在衣服上的毛巾上，發現了給皮衣上色的護理膏的成分氨基黑。他們最後在監控中找到了這個穿黑皮衣的人。

我開始為這個時代的謀殺者感到同情，如果這麼說合適的話——可恥又可悲。為了完成一樁犯罪所要掌握的知識點也過於多了。有時謀殺者已經足夠小心，他們擦乾淨兇器把手的指紋，但窗檯內側的指紋卻被忽視；血液也不僅在表面，地毯下的填充物、最下面的地板中、地磚、淋浴桿的凹槽處都可能有血跡。他們使用漂白劑清洗現場——但這玩意會在現場留下味道。吸塵器也一樣。他們會在鞋子上犯下大錯，「Nike鞋底總是印有Nike。」

這些痕迹專家說起這樣的事來家常便飯，但我感覺古怪——即便我未曾想犯罪，也不免感到世上已經沒有秘密可言。

我知道了現在有一種叫做「微量物證」的東西，它們是一系列關於關於泥土、玻璃碎片、金屬焊渣、纖維或是油漆的知識。這種證據通常肉眼無法看見，但他們告訴我從外面打碎玻璃時，玻璃不僅朝內掉落，也會向外落在衣服上。當金屬撞擊帶來的彎曲，會使細小的顆粒粘在受害者身上——通常是一起車禍。這時候，汽車撞擊的摩擦還會造成安全帶上的塑料溫度升高，導致衣服纖維嵌入塑料之中。通過纖維比對，就能確定駕駛是誰。最後汽車燈罩上的灰塵會轉移到受害者外套上，外套織物的痕迹也會留在燈罩上。

「觸物留痕。」說這句話的是犯罪學家艾德蒙得?洛卡爾，他是痕迹專家們的神靈。

「這些是公安局的秘密嗎？」好像是，但又好像只是純粹的自然科學知識。大量公開的出版物、論文和視頻節目里都有，任何人都能夠找到它。現代警察似乎展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自信：「我告訴你在現場可能留下的一些痕迹，但你能全弄乾凈嗎？」

當我聽過更多離奇的鑒定手法之後，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太可能了。很多刑事技術專家都有微信群，一起全新而有示範意義的破案手法會迅速被全國的警察得知。這種更新可能每周一次，也可能每天都會有。

在四川，一位叫做代勇的四川警察學院副教授可以用一種計演算法對內衣中人體氣味進行鑒別；在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法醫毒理學家張素靜，研究了浙江省三門縣一般人群血液和尿液中的33種元素，應用在兩起中毒案里；一位叫做李三海的重慶市忠縣副主任法醫師，收集了成人屍體舌骨68例，加溫去除軟組織，推導出了舌骨性別的判別分析方程。

最為實用的是鄂爾多斯公安局刑偵支隊叫做樊文忠的副主任法醫師，他發表了一篇《屍體乾癟手指指紋快速捺印法》，使用他方法，乾癟手指的指紋也可以紋線清晰、細膩，就好像一隻活的手。

我被這個龐大的智力組織所震撼，它冰冷、精準、運轉高效，很少會有情緒上的波動。圍繞著它，警察們建立了新的教育系統，公安大學的院系科目也更為細緻。現有的警察力量也要重新接受培訓和考核，這種考核甚至包含了學術評級——這部分警察的技術職稱是工程師。構建這個組織花費不菲，「物證袋一個幾塊錢，一副手套三塊錢，一個鞋套兩塊錢。」最花錢的是DNA試劑，「一個試劑最便宜也將近兩百塊。」通常在一個命案現場，有時候會提取十幾處甚至上百處遺留物。

即便是在一個四線城市也擁有這樣的實驗室。這種規模和財力，以及刑事科技人員地位的顯著提高，預見了未來，一種更全面、更專業、各司其職的流水線式破案方法。

智能靜音電鑽偵查監聽工具套裝

法醫知道一切

現如今，能在屍體上找到的東西也跟以往不同了。我得知蘇州有一個有趣的警察局法醫。他陳述案情總帶有一種中年文藝愛好者的古怪腔調，就像一個刑事版的卓偉。他描述一樁夜間河邊沉屍案：「月已上柳梢頭，人『沒』約黃昏後。太多的工作要趕著月色去做。」在焚燒現場，他看到被遺棄的手機卡：「孤獨的躺在那兒，焚燒並不嚴重。手機卡一般應在手機裡面，為什麼它現在如此獨立的存在？」

他極為優秀，儘管在一起妻子焚燒丈夫案件中，他曾誤判死因為自殺。「當時那位妻子哭得尤為凄慘。」但他很快從屍體鑒證里得到真相，只是深受打擊，「從今往後，再不相信女人和眼淚。」很多法醫面對屍體要比活人舒適。北京一位叫吉馳的檢察院法醫也（負責審查公安送來的證據）告訴我，他喜歡醫學，但不想當醫生。「不想跟人進行複雜人性上的溝通，研究手上這些器官，很開心。」他小時候喜歡把玩具拆散了，再拼起來。現在他看一個人怎麼死的，也是拆開，「就是拼不回去了。」

鋸齒痕迹可能是鋸子留下來的，半月形印痕通常是鎚子，U型印痕很可能是手槍柄留下的。切入傷非常整齊，通常就是刀片造成的。一位法醫認為鋸齒痕迹磨過多次，不是好痕迹，但另一位法醫卻堅稱鋸齒涉及反覆的動作，形成了一種模式，模式就是可以被確定的。

一些謀殺者總把屍體弄得亂七八糟。有些人是分屍愛好者。洛陽市在客運專線鐵路高架橋橋墩下的水泥塊里發現人的軀幹；四川自貢的一個人被混流式水輪機葉片切成了碎片。分屍案的大多數工具是菜刀和匕首，其次是鋸子；拋屍在水邊最多，其次是垃圾堆。在對上海市七年間殺人碎屍的24例案件分析中，13例是因為情感糾紛，5例謀財；屍塊最少10塊，最多300餘塊。還有一例用絞肉機絞碎，倒入馬桶沖走，屍塊軟組織呈泥漿樣；另一例用切割機把骨質切碎、軟組織煮熟後拋入公共垃圾箱；根據統計，2名嫌犯在屠宰場工作過，3名做過廚師，還有15名無相關職業，但有一定生活經驗（做菜）的嫌犯。

分屍者挖空心思掩蓋痕迹，往往收效甚微，「殺人分屍拋屍案，一般均為關係人作案，總有些恩怨情仇，只要死者身源明確，破案相對簡單」，蘇州這位經驗豐富的法醫總結道。

如果你還期待讀到某個謀殺者成功地隱藏了真實的致死原因的故事，基本沒可能了。

殺人者們不太可能知道生前被燒死的屍體會有閉眼徵象，眼睫毛尖端燒焦而根部不明顯，死後焚屍的則不會。在汽車縱火案里，燒傷面積最大的人，往往就是犯罪嫌疑人。一位叫做李旭的廣州市公安局的法醫師，觀察了珠江流域的751具浮屍姿勢，發現大部分浮屍俯卧，30歲以後浮屍俯卧比例更是大大高於仰卧——但目前並不知道此項研究的意圖。

這類古怪的研究總給人留下一種印象：還有無窮無盡的研究項目你並不知道。一位叫郭昱成的法醫齒科學專家可以通過牙齒磨損程度、第三磨牙、牙骨質環在內的七種方式推斷年齡。另一位叫閻立強的研究人員可以從指甲判斷性別。同時，指甲中穩定同位素比率推斷死者的個人地理生活歷史。還有一位法醫發現可以通過眼球的玻璃液體判斷死亡時間，玻璃體液內葡萄糖濃度在死亡後會迅速下降，死後24小時左右為零。但糖尿病人除外。

很多時候，動植物也是阻礙謀殺者走向成功的因素，它們會給行跡掩蓋帶來極大麻煩。麗蠅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昆蟲，在一個人死後幾秒鐘到幾分鐘的時間內它們就趕到了，它喜歡吃未乾化的藥物濃度較高的屍體軟組織，可以用來檢測毒物。鳥和嚙齒動物往往會叼走屍體上的細小骨頭、牙齒或者珠寶。他們還會從屍體上叼走毛髮，用來填充他們的巢穴。蘇州大學的法醫微生物研究者江鑫鈺說：「可以利用屍體上微生物群落演替的規律來推斷死亡時間，每個人身上的微生物群落組成均不相同且不易改變，形成了微生物指紋。」

蘇州法醫曾經利用蚊子抓住了謀殺者。這位法醫在一起失足婦女死亡案中，關閉門窗，帶上乾淨手套打蚊子。經過激烈的戰鬥，共殺蚊14隻，檢驗發現了六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的血，女性的血和死者認定同一，六名男性血中有一個是某勘察人員的。偵查人員開展大排查，找到了四位嫌犯。其中一位承認了和該女子發生過性交易，但拒絕承認殺害此女子。第五個陌生血屬於一個青澀的大男孩，他拒絕承認與該女子發生性關係，但是勇敢地承認勒死了她。「他恨女人，他的女友跟別人跑了，這是他殺人的理由。」

順便一提，狗比貓更忠誠。貓在主人死後不久就開始吃他們了，狗不會，它等上好幾天，實在餓得沒辦法才吃。

2016年12月7日，北京，一名法醫正準備對屍體進行解剖化驗

你的DNA不是秘密

當我去過足夠多的刑事科學技術室，見到更多類似這樣的警察之後，就很難懷疑，公安部門成了全國最大的綜合科學知識研究中心。我深信謀殺者的欺騙和偽裝，隱藏在面具下彬彬有禮的惡意，已經成為一種失效的藝術。如今一個罪犯要欺騙的不僅是一位警察，而是作為整體的全部警察。

那多說：「現在推理小說的懸念是已經知道兇手是誰，這個兇手會做什麼，他要殺的這個人會不會死，那個受害人是不是可以逃脫，兇手會怎麼應對警察。重要的是他所反映出的人類情感的問題：一個人會碰到什麼樣的處境，當他在碰到這樣處境的時候，他的想法是怎樣的。」這是現代推理的小說的一個轉向。

事實上，兇手身份確定已經不再是一個大問題了。在江蘇宜興，一位28歲的偵探小說愛好者，殺害了一名跟自己毫無關聯的單身女性，他提前踩點了附近監控，他花了8個小時清理現場痕迹，燒了自己的衣服洗了鞋。因為忘擦門把手上的指紋，第二天又來了趟。但最後因為監控和藍色阿迪達斯鞋上的血跡沒洗掉而被DNA鎖定。

很多法醫向我提到，DNA擴增技術的發展讓檢測的難度大大降低。一位主要做DNA檢測的法醫小卡說，即便是陳舊和降解嚴重的樣本，利用新的技術（如二代測序）可以讓原來難以擴增的DNA獲得擴增結果。很多老案子因此得以告破。

各種人體的DNA證據變得無所不在。刀子上刀片與刀柄連接的地方是獲取DNA最好的地方，手指甲也是非常好的DNA來源。棒球帽的帽子里會有從頭部蹭下來的細胞。當一個人出汗的時候，他皮膚中的細胞會被汗液中的濕氣帶走，然後被衣服的纖維吸收。一根反覆置於嘴中的吸管上、咖啡杯、煙頭和口香糖當然也是可以的。在未來，從一滴血中不僅能獲得DNA分型，「還能獲得形成時間甚至嫌疑人的大致外貌特徵。」 小卡說。

我離開蘇州，前往上海，來到位於江灣校區的復旦大學人類學實驗室。在「白銀案」的偵破中，這個實驗室提供的Y-DNA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在那裡見到了李輝教授。這座實驗室位於生科院六樓東側，走廊的牆上掛著生物的進化圖譜，從靈長類的猴子到人科動物下的猩猩，在一顆樹狀圖的最後是「現代人」的分叉樹枝。

這座實驗室最為人所知的是親子鑒定和個人的基因檢測。他們也同時為各地警方提供技術和資料庫上的幫助。他們有龐大的DNA資料庫，從1997年開始李輝就在全國範圍內做群體遺傳學調查。現在的資料庫幾乎包含了中國所有家族的Y染色體類型。由於Y染色體遵循父系遺傳規律，只有男性後裔才能繼承父輩的Y染色體，這就導致一個家族男性的Y染色體是相同的。因此這項技術可以有效用在破案中。

「白銀案」就是如此。高承勇正是因為家族中一位叔叔的DNA，跟當年留下的DNA物證Y染色體匹配，才被順藤摸瓜。但李輝的目標不止於此，他要證明中華民族不是建構出來的，「我們從基因、群體和結構上，從Y染色體的譜裡面看得清清楚楚」，從基因上看中華民族是同源的。這顯然比抓到某個罪犯更「重要」。

現代社會對個體身份信息的隱瞞越來越困難。相關部門甚至不需要強制收集，因為親子鑒定和個人基因健康檢測的需求，個人的DNA身份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最近流行的修家譜，也讓家族關係為人所知。傳統的大規模排查手段不被需要了。在珠三角工作的一位刑警occur never說：「傳統手段流失最快的就是老偵查員的調查走訪，現在的社會從之前鄰里鄉親的熟人社會轉變成了陌生人社會，之前的熱心大爺大媽都不見了。」

2016年11月5日，江蘇南通全國首家刑偵科學類博物館——李昌鈺刑偵科學博物館開館

網路與識別

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也使個人無處遁形。去年年末，北京警方在任何線索都沒有的情況下，僅靠監控視頻，經過25天，跨越2500公里抓到了大興殺人案的兇手。當時足足有二三十個警察在追這位嫌犯——一個沒有通訊工具、戶籍登記、配偶知己、固定住所、親屬朋友，也沒有固定職業，有著非常豐富的流浪經歷的人。北京警方是在案發後第十四天，才找到第一個視頻，通過調取各地視頻辨別方向，最後終於在河南商丘追上了他。

我回到北京，拜訪了一家叫做「曠視科技」的公司。他們為警方提供人臉識別的技術。我在他們中關村融科資訊中心的前台等待時，那裡有一個大屏幕，顯示有各個出入口的視頻，每一位員工經過，都會被攝像頭捕捉，在屏幕上顯示的小方框就會把人臉框起來，在屏幕上跳出這個員工的名字。然後門就開了。

謝憶楠向我展示了他們的識別系統。在他的電腦上，可以實時看到武漢一條街道的監控情況。視頻的清晰度極高，通過肉眼可以辨識相貌。系統也可以通過選擇性別、衣服顏色、包、傘進行篩選，快速確定要找的人。這套系統在無錫剛上線時，他們把逃犯照片輸入系統，平均每天能抓到一個逃犯——原來抓一個逃犯的平均成本是30萬元。當逃犯出現在特定地點，照片被系統確認後，監控中心就會有報警，研判中心立刻研判將結果發送到離逃犯最近的警察手上的手持設備。他們最快在25分鐘內抓到了逃犯。那個逃犯已經逃了八年，「誰出賣我了?」他當時這樣問。

古典偵破的美感和智力弧度在喪失，摸排調查、大規模走訪的戲劇性也在消亡。

我們進入了一個個體活動被清晰掌握的時代。我之前看過一部美劇《疑犯追蹤》，說的是一台機器掌握了個體所有的信息資料，通過演算法為即將發生的案件預警的故事。它的前提就是監控。在大城市人們平均每天在攝像頭中出現8次。中國監控攝像頭的數量將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到今年底預計專業安全防範領域的網路攝像頭將達到78875900台。

「天網監控」早已遍布全國，在2000萬人口的北京每條街道都安裝了監控攝像頭。北京西站一處的攝像頭就高達1200個；而早在2011年，北京所有商場的重要位置都設置了能夠清晰辨識同行和駐留人員面部特徵的攝像頭；甚至有1.7萬個攝像頭在專門監控露天燒烤。

這些攝像頭永不停歇地搜集著數據。在浙江，警方依靠「人工智慧」識別出了一顆冷凍5年的頭顱；一家叫做智器雲的公司通過用水量數據等幫助廣西警方破獲了15年前的一樁懸案；一種被稱之為神州泰岳「智腦」的公安案情分析系統可以通過自然語言語義分析術進行大規模的用語言分析，在你的話語中，尋找裡面的規律。

「天羅地網」已不僅僅是個唬人的形容詞，它把當下嫌疑人快速鎖定，將傳奇逃犯逐一捉拿。捷報頻現於新聞：白銀「殺人狂」高承勇被擒；21年前番禺1500萬大劫案最後倆逃犯落網；曾與警方激烈槍戰、潛逃17年的「羊城第一悍匪」得知被列入「撲克牌通緝令」後，終日惶惶，縱身跳樓，不料自殺未成反將一名路人砸死。

2017年4月20日，江蘇南京安防展上的視頻監控設備

剔除危險的異類

人類能否避免犯罪行為？幾個世紀以來，從古典犯罪學派到實證犯罪學派都做了大量研究，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管是從生物學角度還是社會結構角度，人類永遠存在犯罪的動機。「現在我國的犯罪率在下降，命案犯罪率也在下降。」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法醫病理學教研室主任任亮博士說，「但你永遠無法杜絕它。」

與懲罰相比，全球各地都有一些警察更青睞犯罪預防。高新技術正積極地參與其中，美國加州聖克魯斯市的犯罪預報系統，能夠預測當天最可能發生偷盜的地區，警察們就在那附近貓著；芝加哥警察局會根據網路記錄分析，對你的危險程度進行評估，最後上門在你家人驚訝的目光中警告了你。這將意味著即使你並未犯罪，也會因為有犯罪嫌疑而被警告。美國另一家小型私人公司，開發了被稱為PSS的監控系統，能夠24小時在空中巡視，你大半夜往鄰居家扔了包垃圾也會被現場直播。

剔除危險的異類的慾望本身就是一種危險。谷歌研究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17世紀，瑞士神學家約翰·卡斯帕拉夫特就基於眼睛、眉毛、嘴巴和鼻子的形狀和位置來分析人的性格，以確定一個人是否具有「欺騙性」、「充滿惡意」、「愚蠢」還是「瘋狂」；在1844年義大利南部小鎮，醫生Lombroso通過頭骨和「不對稱的臉」判斷一名死在監獄的囚犯「生下來就是罪犯」。2016年，這一辨別的雄心利用人工智慧再度勃發——上海交大兩位研究者發布了的題為「利用臉部照片自動推斷犯罪性」的論文，「準確率在86% 以上」。

你可能因為長相差異而被認定為罪犯，讓人不禁想像以後或將出現「罪犯基因」，一個嬰兒可能剛生下來就被宣判有罪了。傑瑞米·邊沁在近兩百年前表達過對「預防犯罪」的憂慮：「不要用一種預防的方式而造成比預防的違法行為更多的罪惡。」

另一個讓人擔憂的事實是，犯罪技術將與人工智慧一同進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一種新程序已經被開發，可以模仿任何人類的聲音，電話詐騙犯立馬盯上了它；一種叫做Blackshades的惡意程序，被任意出售給不懂技術的人，它能讓用戶在計算機上部署一個勒索程序或者通過滑鼠點擊，輕易進行視頻和音頻竊聽。現在的網路犯罪分子已經把破解驗證碼外包給電子工廠，有時的代價就是提供免費的網路色情獎勵。

這可能讓我們陷入更大的焦慮。跟傳統犯罪不同，新型犯罪的傷害可能逐漸才顯現。當我們發現的時候，罪犯可能早就銷聲匿跡了。無人機丟炸彈、遙控機器人殺手或是中成藥中毒？——一位法醫告訴我，對外國人來說，這個就是新型犯罪。

在墨西哥，毒販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移動網路；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一位潛伏於美國的基地組織成員，他正計劃利用遠程遙控的無人駕駛飛機攜帶C4炸藥飛入美國的政府大樓；嫌犯甚至不用想方設法帶槍入關，他只需要抱著一個3D印表機，大搖大擺就進來了。

在可見的未來，黑客可以入侵身體的DNA，開發一套生命軟體或是絕命軟體。有人預測，從大麻或者罌粟或者古柯葉里提取DNA編碼，剪切並複製那段基因，繼而將它放入酵母中，就可以製造你想要任何毒品。在未來，對任何人來說，列印他們自己的生物病毒，強化埃博拉病毒、炭疽病、武器化流感的變體，也許都將輕而易舉。一位名為AndrewHessel的DNA研究員指出，未來技術足以支持把一個癌症細胞變成生物武器，去攻擊一個人。

現在，也許我可以試著去寫偉大的新型犯罪報道，關於全新的、肉眼難以察覺的、不可思議的犯罪，如果一個記者只要不停地追逐新知就會在未來仍然有用的話。可是這時代馬蹄聲急，讓我感覺自己就像電影《一一》里那個男孩，「我也老了。」

*文中小卡、occur never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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