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籍與民族，哪個更重要 | 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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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我局的第158篇觀察文章，今天我們講講日裔加拿大訓練營的故事

文字：小米桶 | 製圖：孫綠 | 編輯：大綠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有一座山叫做 Mount Manzo Nagano，中文可稱作永野萬藏山，其名稱卻是用來紀念1877年，第一個踏上加拿大國土的日本人-永野萬藏。

日本、美國、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永野萬藏山，離溫哥華以及溫哥華島倒是很近

無比壯美的Mount Manzo Nagano

永野萬藏出生於1855年的長崎，正好是美軍將領 佩里 率領黑船，打開日本國門的次年。

1854年1月，美國海軍將領 馬休·佩里 率領九艘軍艦駛入江戶灣；幕府諸臣無計可施，被迫與美國締結《神奈川條約》，打開國門。

日式的黑船妖怪...

也許他真的是一位生在明治維新後的新世代，為日人遷移加拿大跨出了第一步。

永野萬藏，攝於1910年12月

1877年，永野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島上，成了一名漁夫，而後移至內陸又做起了生意。

隨後的20年幾間，溫哥華漸漸的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Japtown 的熱鬧日人聚集區，和華工聚集的 Chinatown 齊名。

Japtown的街頭，1901年

與華人勞工被歧視的境遇相比，日人移民在當時受到的待遇相對比較溫和，這多與中日兩國對待歐美人的態度有關。

日本在「黑船叩關」事件後，曾仿效西方進行全面的政治和社會改革，與中國清末的鎖國形象差別甚大。

「黑船叩關」 後日本進入明治維新時期，工業飛速發展。

同時期洋務運動中的中國，始終無法理解近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頭痛醫頭是不行的

因此，移民來的日人，可以結婚，可以經商，能攜帶家眷。反觀華工，終生只能從事苦力工作，無法與外族婚配，家眷子女若一同前來則會被徵收高額人頭稅。

非華人勞工認為 願意接受低工資和危險工作，且效率極高的華人勞工搞亂了勞工的市場秩序。1885年華人移民法案通過，授權加拿大政府向移民加拿大的華人收取人頭稅。當時華人是唯一一個被迫繳納該稅的少數族裔。

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修建中工作的華工

1877年-1928年間在日本出生後移民加拿大者，被稱為第一代日裔加拿大人。

接下來到1940年左右，已有不少日人在加拿大當地出生，便被稱為第二代。之後第三代則出生在1950年至1960年間。

二代和三代日裔中，與異族通婚的超過75%，三代和之後世代的日裔是加拿大社會中混血率最高的一類移民。

他們對日本的其實認知早已消失，雖然有些在相貌和姓氏上還能看出來，不過語言、教育、生活習慣等已與本地加人無異。

Japtown街頭的孩童

到了1930年代後期，國際形勢開始急轉直下。雖然日本在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後入侵中國，但在歐美國家看來，防備的大敵始終還是德國和義大利。

我國對日本仍有很大的技術優勢

但如果英法被德國打垮，就糟糕了

亞洲國家間的戰爭，並未影響到西方，很多歐美人甚至從沒見過日本人，還是根據傳統的種族偏見，想像日本人有著侏儒的身材，羅圈腿蹣跚而行，眼睛近視而且夜盲。

1941年12月8日渡過深圳河的日軍

雖然有個別羅圈腿的情況

但人家可不夜盲……

而且訓練出一批夜視極強的海軍

當時的殖民大國英國，便十分輕視日本的軍事能力，其各處遠東據點的駐軍配置也是考慮不周。

以香港為例，該處自日軍佔領廣東後，處境實已相當危險，但英國中央卻仍斷定日本絕無膽量與其開戰，故於香港駐兵甚少，最後是在香港防務部門幾經要求下，才勉強同意增兵。

日本自1940年攻陷廣東後

已派軍封鎖香港邊境

英國政府先後從印度、新加坡和加拿大抽調了共一萬三千人至香港，其中加拿大士兵有兩個團共約兩千人，一支是溫尼伯榴彈兵團（Winnipec Grenadiers） ，另一支是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Royal Rifle of Canada）。

此二團於1941年11月才開赴香港，成員均為新招募的士兵，甚至尚未完成訓練，每人只攜帶了基本的武器就啟程，準備抵達香港後再繼續受訓。

大英帝國的全球調兵能力

還真不是蓋的

1941年，加拿大軍隊從溫哥華港口出發往香港

至於為何要從這麼遠的地方調動來一群新兵，原因則是歐洲方面英德已經開戰，所以英國無意將有作戰能力的部隊投入在主戰場以外的亞洲。

這個敵人要可怕得多

況且彼時英日之間尚未宣戰，日本充其量也是一個「假想敵」，香港增兵的最大目的便只為威嚇之用。並且英方也錯估了日軍的戰略計劃與實力，判定日本不會在1942年春季前開戰，威脅香港的日軍人數也只有千人之眾，即使來犯也不足為懼。

英軍開戰前部署圖

此時此刻將加拿大捲入戰爭，亦有學者猜度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地緣算盤。41年時歐洲戰場各國上打得如火如茶，卻唯獨美國可以隔岸觀火，僅以物資援助英國，丘吉爾自然極欲將美國直接拉入戰局，借其重兵打退德國。

至於加拿大方面，因為與英國更為親近，早在39年已與德國宣戰，但因國力軍力大不如美，英國並未對其軍事援助寄以厚望。加拿大也僅將少數加國士兵交與英方指揮，其在歐戰初期的作用便以輔助為主，包括對英國的大西洋補給航線提供物資與船舶，提供位於北美、不受敵人騷擾的空軍基地的英國飛行員的訓練，還有把英國皇室接來加拿大避難等等。

若美國始終不參戰，加拿大或成為英國最後避難地？

不過加拿大與鄰居美國之間卻有著同盟協議，當加拿大被動受到攻擊時（39年加拿大是主動對德宣戰），美國將有義務助其禦敵。因此，假設加拿大士兵在香港遇到日軍襲擊身亡，美國就要與加拿大一起向日本宣戰。

屆時美方與德國、義大利等日本盟友的衝突也會越演越烈，勢必變得騎虎難下，不得不一併開戰，這或許也是丘吉爾的盤算之一。

你能猜出我的意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不宣而戰，自動將美國人拉入太平洋戰爭，香港是否有加拿大人駐守實已不再重要。

緊接著珍珠港遇襲之後，英美二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菲律賓等地都遭日軍入侵，香港自也不例外。

日軍前往珍珠港及返程路線

香港保衛戰經過示意圖

1941年12月8日，日本陸軍第38軍團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新界，其在武器裝備、人數、作戰經驗上均優於英方。

準備不足的香港守軍連防禦工事都還沒來得及完成，兵員武器配置不全，就這樣狼狽不堪地應戰。

日軍空襲中環

皇家空軍在香港只有極少飛機

日軍在首日戰事便奪取了制空權

12月18日，日軍在北角、寶馬角、太古船塢、愛秩序灣登陸。

他們原本以為可以抵擋日軍數月，軍官們甚至還抱著「日本人夜盲，夜間無法戰鬥」的幻想，完全沒想到只能苦撐十八天，於12月26日即宣布投降，香港淪陷。

12月25日下午，總督楊慕琦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在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香港 三年零八個月 日佔時期開始。

12月26日，日軍在港島北進行入城步操。

加軍的兩千士兵在此戰役前連武器都還未運抵，雖捨命與全體守軍一同英勇作戰，死守香港島，但終力不從心。

加軍總指揮 John K. Lawson 准將在港島黃泥涌峽被日軍包圍，突圍時戰死，為二戰中加拿大戰死的最高級別軍官，現葬於西灣國殤墓園。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的加軍墳墓。

其他加國士兵亦有三百餘人戰死，知名的如 John Osborn，屬溫尼伯榴彈兵團，他在香港渣甸山用身體覆蓋日軍手榴彈，犧牲自己保護同僚生命，香港公園內如今仍有其紀念銅像。

John Osborn

剩餘一千七百多加軍皆被俘，在戰俘營中遭受到非人的待遇，被折磨至死者眾多。

戰俘營里的加軍

身體狀況很差的樣子...

消息傳回加拿大後舉國震驚，整個社會開始對日本表示憤怒與譴責，局勢變得對日裔加拿大人也相當不利，流傳他們都是通敵叛國的「間諜」。

日本人集中營

1942年2月24日，加拿大開始施行戰爭措施法條例，聯邦政府決定囚禁日裔加拿大人，將他們帶離世代居住的西岸沿海地區，遷往內陸譬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東部，或者阿爾伯塔省內的各處集中營里。

日裔加拿大人正在遷往的集中營。

加拿大聯邦政府出於所謂安全理由，以及對日本進攻香港的報復的心理，開始對日裔進行拘留。聽從政府指令到指定地點報到的日裔，對即將要面臨的暗無天日的囚禁仍一無所知。

1942年5月，在等待公交車前往集中營的日裔家族。每個人身上都戴著標籤，以免在人群中走散。

被囚的日裔總人數將近兩萬九千多，其中近 80% 擁有加拿大國籍，但那時候血統、種族依然和國家忠誠緊緊連想在一起，遠比證明國籍的一張薄紙重大。

因此，即便一些二、三代日裔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統，也一樣難逃被遷往集中營的厄運，當時的加拿大社會還曾想盡辦法證明「他們（日裔）同日本國民一樣，不論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內心依然效忠天皇。」

集中營

當這些日裔居民被限制自由後，他們的財產，包括房屋、漁船、股票等等悉數充公，銀行存款更被凍結。

政府謊稱戰時狀態結束後，這些財產均會歸還原主，但其實都很快遭到賤賣或充公。

日裔加拿大人進入集中營後，18-45歲之間的男性被徵調去耕種甜菜或者修路，女性和孩童則留在集中營中過著艱苦的生活。人們集體住宿在簡陋的穀倉或牲口棚，衛生條件低下而且也沒有供暖。

被徵調去工作的日裔

由於男性都被徵調去工作，孩童不得不開始負擔各種生活重擔。他們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最多只能從其他被囚的長輩身上學習一些基本知識。

這些孩童長大後，雖然也有例如David Suzuki（大衛·鈴木）這樣傑出的科學家，但絕大部分都是永久失去了良好發展的機會。

集中營中用餐的婦女和兒童

一些在集中營中上課的孩子

大衛·鈴木便是其中之一

大衛·鈴木

到了1945年，德日兩國眼看必敗無疑，加拿大政府便給其日裔居民兩個選擇，一是被流放到位於落基山脈的新集中營，另一則是必須在戰後被遣返回日本。

加拿大政府製作了各種問卷調查試圖來分辨「忠誠」和「不忠誠」的日裔，其實許多二代和三代日裔已對日本非常陌生，他們的國家認同早已歸化為加拿大，所以只能選擇繼續留在集中營。

我是誰？

如一位日裔二代作家Ken Adachi 所寫：「我出生在加拿大，我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加拿大人。我討厭米飯，卻在集中營里長大。」

最後雖然還是有四千多名日裔被陸續遣返回日本，但其中均以日本出生的第一代居多。

1945年9月2號，日本簽署投降書，日裔加拿大人的囚禁歲月也終於隨之落幕。1988年，加拿大政府公開道歉，並向每個曾被囚的日裔發放兩萬一千元的賠償金。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

至於香港的一千多名加裔戰俘，與日裔加拿大人一樣經歷過四十多個月的囚禁。

他們自1941年聖誕節後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期間，主要被關押在香港深水涉戰俘營內。營中生存環境惡劣，每個人都在忍受挨餓與鞭打，生病也無葯可醫。

深水埗戰俘集中營，1945年1月。

有親歷者回憶日軍雖有收到國際紅十字會給戰俘的人道供給，但都將其惡意扣留，從不發給他們使用。

日軍也會隨意槍殺患病或反抗的士兵，以及任何試圖幫助他們的香港居民。度過四年如噩夢般的日子，即使活下來的人身心也已遭受重創，有的患上憂鬱症，更有人為此自殺，大多數人更因健康問題過早死去，現在在世者僅存53人。

圖為在戰俘營中倖存下來的 Philip 。

那年，19歲的Philip 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1975名加軍之一。如今年過九旬的他是其中活著離開香港的1418人之一，仍能見證75年後聖誕節的17人之一。

1991年，加拿大駐港退伍老兵在改建成公園的集中營舊址上，栽種兩顆楓樹，以示紀念，並且繼續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西灣國殤墓園中長眠的加軍，戰死沙場和後期死在戰俘營里的，共五百多人。

1945年9月香港重光

被囚禁多時的駐港加拿大軍人

在戰俘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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