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力：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法意推薦
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 25 篇文章
2002年，美國《政策評論》發表新保守派學者羅伯特·卡根的長文「強者與弱者。
討論美歐關係，立即引發大西洋兩岸的熱烈討論，歐盟負責外交與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那，特意把這篇文章列為必讀發給多位外交官和戰略高參。2003年，卡根把文章擴充為一本小書，以《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為名發表。新華出版社現已將其譯為中文出版，譯文不過區區五萬五千字。卡根的觀點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那引起巨大爭議、被頻頻引用的開頭也是一仍其舊：「現在到了停止假裝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假裝認為歐洲和美國對於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裝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在涉及實力（power）的所有問題上，如實力的效用，實力的道德性，實力的可欲性，美國和歐洲的觀點都在產生分歧。歐洲正在遠離實力，換言之，歐洲正在摒棄實力，進入一個以法律、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進行自我約束的世界。它正進入一個和平的、相對繁榮的後歷史天堂，實現著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與此同時，美國卻陷入歷史的泥沼，還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世界裡動用實力。在這個世界裡，國際法和國際規則是靠不住的，實現真正的安全、防務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擁有和使用武力。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對待重大戰略與國際問題，美國人就像是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
這段話，話裡有話。眾所周知，冷戰結束後，西方知識界關於國際關係的主流看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日裔美國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衰人》為代表的「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表明自由民主在與其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鬥爭中全面獲勝，自由民主將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是「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歷史的終結」不是說以後再不會發生什麼歷史事件，而是說以後無論發生什麼樣的重大事件，都不代表這一歷史趨向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有什麼變化，因為所有真正的原則問題都已得到了解決。
與「歷史終結論」針鋒相對的則是老牌保守主義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為代表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衝突雖然結束了，但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又會在文明認同的旗幟下重新集結起來；西方文明的普世主義將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衝突，特別是與伊斯蘭和中國的衝突。世界仍然是一個實力政治的世界，在實力政治的世界上，歷史遠未終結。
這兩種觀點一樂觀，一悲觀；不過在「911事件」之前，似乎是樂觀的調子越來越流行。在國際關係學界，則是強調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義」和致力於解構民族、國家、主權等觀念的「建構主義」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和實力政治論頻頻發起攻擊。
「911事件」的發生是否證明亨廷頓的預測對了，而福山的預言錯了呢？卡根的意思是，其實美國人和歐洲人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達成共識。在卡根看來，歐洲人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更接近「歷史終結論」，歐洲人自己正在進入一個康德式「永久和平」的後歷史（或後現代）天堂，而在美國人那裡，歷史還沒有終結，美國人仍然深陷歷史的泥坑，在一個遠遠沒有到達自由民主的無政府的霍布斯世界裡四處動用武力。
把世界劃分為霍布斯部分和康德部分，卡根並不是第一個。在卡根2002年的文章發表前，在2002年4月7日英國《觀察家報》上，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珀已經發表了一篇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帝國？」（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卡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對庫珀論題的深化。庫珀站在歐洲人的立場上，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所謂「前現代國家」，包括索馬利亞、阿富汗、前蘇聯的車臣地區，以及世界上那些那些主要的毒品生產地，如緬甸內陸和南非的部分地區，這些都是一些「失敗國家」，它們要麼失去了對武力的壟斷，要麼失去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要麼兩者兼備，結果在那些地區出現了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第二類則是歐洲人所生活的「後現代國家」，後現代國家不再通過征服和均勢來保障安全，也不強調主權，不強調內政和外交的區別。「歐盟已經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體系，以對成員國國內事務——從啤酒到香腸的——進行相互干預。」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則是傳統的「現代」國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這些國家依然按照利益、權力和國家理由的原則行事。後現代國家同時面臨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國家的威脅——所謂前現代國家的威脅不是來自前現代國家本身，因為它們並沒有威脅他人的能力，而是因為它們沒有能力，它們有可能成為毒品集團、犯罪集團和恐怖集團攻擊現代國家和後現代國家的基地。所以，後現代的歐洲要按照雙重標準行事，「對內，我們要在法律和公開合作安全的基礎上行事。但與後現代的歐洲大陸之外的老式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我們要恢復早先的粗暴手段：武力、先發制人的攻擊、欺騙，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對付那些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紀、各為其國的人們。」
庫珀的分類並不詳盡。尤其是，在庫珀的分類中，美國的角色並不清楚。美國是現代國家還是後現代國家？「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帝國？」還有一個較長的版本，題為「新自由帝國主義」（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發表在同一天的《觀察家報》上。在這篇文章里，庫珀說，在歐洲以外，加拿大已經是一個後現代國家，日本有成為後現代國家的傾向，但它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能在這條道路上充分發展，「美國更不明確，因為美國政府或國會在接受相互依存、以及相互依存的必然後果——必要或可欲的開放、相互監督、相互干預上，能否達到歐洲國家政府接受的程度，仍然是不清楚的。」
卡根的文章是對庫珀的明確回答：美國並不是一個後現代國家，美國仍然是一個相信實力的現代國家，同時美國又是一個能夠奉行雙重標準的現代國家。美國將按照康德原則對待後現代的歐洲和其他西方國家，但對在此之外的其他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國家，美國將按照現實主義的叢林法則行事：武力、先發制人的攻擊、欺騙，必要的時候不擇手段。
相反，後現代的歐洲即使想按照雙重標準行事也做不到，原因是，歐洲只具備運用康德原則的能力，缺乏運用霍布斯原則的實力。直截了當地說，美國今天之所以仍然依靠實力解決問題，乃是因為它擁有實力，而歐洲之所以不願動用實力，乃是因為它已經和美國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實力差距。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歐洲國家的世界大國地位，迫使它們從亞洲、非洲和中東的殖民帝國收縮。冷戰中，歐洲嚴重依賴美國的實力保護，「勢力曾經覆蓋全球的歐洲大國如今只能蜷縮於歐洲本大陸。」冷戰結束後，歐洲在軍事上並沒有重新崛起。即使在動用武力的場合，「歐洲的作用也僅限於在美國基本上獨自完成決定性軍事行動及控制局勢後，派駐維持和平部隊。」即美國「製作晚餐」，歐洲「清洗盤子」。即使是1999年發生在歐洲家門口的科索沃戰爭，也是用「美國的裝備」，主要依照「美國原則」進行的。「軍隊大部分是美國空運的，投放在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幾乎所有的精確制導儀都是美國製造的，而且，美國的情報搜集能力是歐洲無法匹敵的，這意味著99％的打擊目標是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來確定的。……『甚至一直自詡為軍事強國的英國也只不過提供了4％的飛機和4％的炸彈』。」
實力的差距進一步造成了美國的強者心理和歐洲的弱者心理。卡根說，歐洲人就像一個只有一把小刀的人，「他寧願忍受黑熊在森林裡徘徊覓食，也不會去殺死那頭黑熊。因為僅僅用一把刀去捕獵黑熊的危險實在太大，不如悄悄躺下並祈禱黑熊不要對他發動攻擊」。而美國人手裡有槍，「他寧願用槍幹掉黑熊，也不願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險。」卡根所說的黑熊之一就是薩達姆。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薩達姆造成的危險遠不如剷除薩達姆造成的危險大，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到2002年年底，會有70％以上的美國人贊成對薩達姆動武。這就像一個只有一把小刀的人，無法理解獵槍在手的人的對解決問題的把握一樣。
卡根說，不僅如此，歐洲人實力的匱乏不僅導致他們對威脅的容忍，甚至導致否認威脅的存在。歐洲人看到的「挑戰」多是「種族衝突、移民、有組織犯罪、貧窮和環境惡化」，這都是通過政治接觸和花費金錢能夠解決的問題，而這也在歐洲的能力之內，他們之所以否認美國所看到的那些「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無賴國家』」，就是因為這些「威脅」只能通過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實力才能解決。歐洲人對國際法、對談判和合作的推崇，並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高超，而是因為他們手頭只有這樣解決問題的手段。
在卡根看來，實力差距造成了美國人和歐洲人對國際關係的不同看法。「美國人就像是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這句話隱喻著，「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人們之所以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不同的人。男子氣概的美國人看到的是一個霍布斯叢林的地方，女人氣的歐洲人看到的卻是一個康德式的和平伊甸園。對於女人來說，歷史也許早就終結了，而對於男人來說，歷史則永遠不會終結。
換句話說，卡根雖然讚賞庫珀的「雙重標準」，但卻認為，只有具備超級實力的美國才能奉行雙重標準。庫珀是布萊爾的外交顧問，布萊爾也曾進試圖按照雙重標準行事，一方面「引領英國進入建立在康德世界法則基礎之上的歐盟。但在伊拉克問題上，他又與布希緊密站在一起。」但是，布萊爾的努力失敗了，施羅德的德國和希拉克的法國，不但不跟布希站在一起，反而在伊拉克問題上處處和美國作對。卡根認為，不能簡單地把這一點看作是歐洲人在玩均勢遊戲。恰恰相反，卡根非常認同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自我理解。這一點正是卡根這樣的新保守派和老保守派不同的地方，即老保守派眼中只有實力，而新保守派更看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卡根引用了德國外長菲舍爾200年5月12日在洪堡大學的講話作為註解。在那次引起巨大反響的講話中，菲舍爾說：「歐洲一體化是對數百年來這個大陸上不穩定的權力均勢的回答，這種權力均勢一次又一次地導致可怕的爭霸戰爭，其頂點是1914年和1945年之間的兩次世界大戰。1945年以後歐洲觀念的核心是：摒棄1648年《維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形成的歐洲力量均衡的原則以及各個國家謀求霸權的原則。」
卡根認為，要認真對待二戰之後歐洲聯盟與眾不同的歷史。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解決的馴服德國雄獅的問題，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反而解決了，1989年德國的重新統一併沒有引起1871年德國統一所引發的打破權力均勢、從而把歐洲拖入戰爭那樣的後果，這就使得發明了實力政治的歐洲人，更加堅定地放棄了實力政治的原則。也就是說，歐洲人放棄實力，並不是無可奈何，而是有意為之，要推進歐洲一體化，各個國家就必然放棄對實力、威懾、均勢的追求。在歐洲，天堂和實力並不兼容。歐洲人並不是因為實力衰落才選擇搭乘美國的安全便車，恰恰相反，歐洲人是因為根本不想在軍事上強大才如此。原因是，在菲舍爾所說的歐洲聯邦成立之前，各個國家追求軍事強大只會破壞歐洲一體化的努力。不僅如此，卡根認為，把這一實現永久和平的秘密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還成了歐洲人新的文明使命——這才是美歐爭吵的真正根源，一個意識形態的根源。美國人行使實力，尤其是單方面行使實力的做法，對歐洲一體化的合法性構成直接的挑戰，就好像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君主制是對美國共和理想的直接褻瀆一樣。歐洲人批評美國把伊朗、伊拉克、朝鮮、利比亞當作「無賴國家」或「邪惡國家」的做法，因為德國也曾是這樣的國家。在歐洲人看來，二戰以後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歐洲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是因為即使這樣做成功了，「也是對『後現代』歐洲的本質的冒犯，是對歐洲新理想的褻瀆，對歐洲方式普遍適用性的否定。」卡根說，「美國人應該首先明白對一個人信仰的威脅就像對其肢體威脅一樣令人恐懼。」
現在好了，有美國在歐洲外部提供安全保障，歐洲的永久和平可以不用建立世界政府來得到，歐洲人同時得到了和平和自由，這就一舉解決了康德難題。對美國人，他又說不要對歐洲的不合作和對美國的批評耿耿於懷，要理解歐洲人在實現了永久和平之後，要將這一奇蹟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這一新文明使命。但是理解歸理解，美國卻不能接受歐洲的原則。美國人必須實行「雙重標準」，在西方內部按照康德原則行事，對西方外部的叢林世界，仍然按霍布斯原則行事。只要美國人不要上歐洲人道德說教的當，歐洲人是無法在實力上遏制美國的，「如果美國摒棄這種由被束縛而導致的憤怒，它就會更好地理解其他國家的感受」。換句話說，雙方都想開點，退一步海闊天空，理解萬歲，美國和歐洲聯手，西方仍然是那個西方，世界仍然是我們的。
對於中國人來說，卡根的這部小書也很有參考的價值。中國知識分子在冷戰之後，大多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見獵心喜，而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耿耿於懷。在伊拉克問題上，也頗多認同歐洲的做法。也許在卡根看來，這不過也是一種沒有實力的弱者的當然心理罷。但歐洲作為弱者，有美國這樣的強者「罩著」，這樣認為也就罷了，沒有強者「罩著」的中國也這樣認為，恐怕也只能是一廂情願。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就像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郎才女貌，畢竟還在一個鍋里攪勺把。而中國呢？雖然也是一個「現代」國家，但能和歐洲達成卡根式的共識嗎？
無論是霍布斯的「叢林」還是康德的「天堂」，或者對外霍布斯對內康德的「雙重標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共識，那都是西方文明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國人應該也可以深入考慮自己對待這個世界的符合中國文明的看法。
作者：趙曉力，法學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韓笑技術編輯：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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