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古代少有甚至沒有持自由市場經濟觀點的思想家？
先問是不是，再談對不對。題目這個淡扯得太大了，首先反對題目給出的「中國古代少有甚至沒有持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家」說法。
在這裡不想重複數人頭的方式，把中國古代經濟學者或者思想者們一個個拉出來示眾，換個角度討論一下。
一、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和古代生產力之間的關係：百里侯經濟體！
先說結論：
自由市場經濟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近代術語，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出現於或存在於古代的自由市場經濟概念！
最多只能說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相關萌芽曾經出現在古代過！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毫無區別，都有過這種萌芽。
比如曾經很多人在那裡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明朝還是宋朝之類的，或者歐洲大莊園制和行業學徒制度到底如何相輔相成的，等等等等。
如果要認為威尼斯自治算是自由市場經濟，那麼管仲對其他王國發動經濟戰也顯然是在自由市場經濟背景下才能進行。
再說分析：
局限於古代生產力條件，具體來說就是具體生產效率、科研手段、管理手段、運輸條件、信息傳遞條件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集合，古代其實是不存在中國這種龐然大物概念層次上的「國家經濟政策」，或者說在現實中是難以成立的（這一點後面會進一步說明）。
能夠存在的是大概幾十公里範圍內的高效協作，並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擴展到幾百里範圍，這一擴展是緩慢的，耗費了至少千年的時光，直到最後進入近代社會之後才開始正式擴展到全球。
這就是近代以前全世界的主流生產組織方式：百里侯經濟體。
這種幾十到幾百里範圍所形成的高效協作效率是當時世界範圍內的主要生產形式或者說社會組織形式，稍微脫離經濟說一句，秦始皇郡縣制搞出了百里侯，歐洲亂的象一盤渣渣形成了那麼多民族地區，蒙古人印第安人在各自遼闊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個一個的聚居點，都是這種百里經濟體的集中表現。
如果低於這個範圍，那麼生產效率將明顯降低，因為無法形成有效的合作。
如果超出這個範圍，那麼生產效率也必然明顯降低，同樣是因為無法形成有效合作。
強如秦始皇，也只能將自己的控制力度維持在幾百里範圍內只能管住幾個幾十個領頭的人，並讓他們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想要管理到更下一層的鄉村，那是萬萬做不到的，更不要說具體到每一個獨立存在的勞動者那裡去了。
在隨後的兩千年里，郡縣制能夠得以成立，就是建立這種百里侯經濟體的基礎上的，所以，全國大一統的局面和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局面能夠同時存在於傳統中國，這並不是哪個皇帝老兒價值觀或者哪個聰明學者的靈機一動，而是現實生產力決定的。
蒙古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那種少量人口對應大量土地的生產模式更不用多說了，單人匹馬要跑幾天才能到達另一個聚居點的現實狀況下，想要實現比百里侯級別更高的大範圍協作只能是痴心妄想。
各種聚集在島嶼上的國家民族也不用多說，劃個小船展開交易的方式該怎麼評價？又能怎麼評價？
印度人的情況不太熟悉，是唯一一個大概和中國類似的情況，不過不熟悉，不敢多說，請對印度情況了解的人來說吧。
所以，在看待世界範圍內古代經濟活動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種建立在百里侯經濟體基礎上的規模問題，在進行相互比較的時候，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就會鬧出很多類比不當的例子。
比如說，該如何看待地中海經濟圈？
有人犯糊塗，覺得這種地中海經濟圈就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相比較而言中國就巴拉巴拉巴拉的了。
這就是扯淡了！
地中海經濟圈合在一起，才具有了和中國相比較的規模。
如果要談論地中海經濟圈，真正應該用來比較的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
古希臘的興衰和晉國的興衰才是一個概念層次上的，古羅馬人在迦太基的土地上撒鹽和越國賣煮熟了的種子給吳國是同理的行為，威尼斯大撒幣組建聯盟和齊桓公九合諸侯不過是異曲同工。
也正是這樣，才能理解管仲搞經濟戰為什麼能搞的起來——管仲懟楚國也好，干衡山國也好，都是建立在對方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操縱某種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對方國家勞動力的流動和生產力擴張的方向。當然，楚國和衡山國的官員犯蠢也幫了大忙。
再去看看那些吹地中海的文章，不過如此而已。
最後放結論：
中國也好，歐洲也好，世界其他地方也好，在進入近代社會之前，大家實行的都是靠天收的經濟政策，在表現形式上都體現為有不同特點的放任經濟（和自由經濟還是有區別的）。
如果說中國和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中國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實現了大一統，從而建立了千里乃至萬里疆域的整體負責的概念，因此，在學說研究上和行政管理上多了整體協調的概念。
但是，這種多出來的整體協調概念是存在於千里萬裡層次上的，細究百裡層次，則中外根本一致而表現不同。
要理解這一點，只要看一看當世界其他地區達到了千裡層次比如法蘭克王國啦阿拉伯四大哈里發啦之類的，研究一下他們採取了什麼措施，就可以理解了。
當然，別去計較同樣達到了萬裡層次的蒙古帝國——蒙古人（非忽必烈系）除了靈機一動一動動，有經濟概念嗎？
二、百里侯經濟體內部和外部的自由放任與計劃統一
嗯，寫煩了，有空再說吧。
補充:首先，什麼是「自由市場經濟」觀點？如果近似理解為經濟自由主義的話，那就是反對排斥經濟活動中的一切政府干預，暫且這樣設定。 第二，歸根結底，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如果沒有經濟自由主義的土壤，也就不可能出現持此類觀點的思想家，這是基本前提。 第三，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持類似觀點的著名人物呢，不那麼嚴格的說，有。《老子》講，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漢初用黃老治國，採取放任政策，乃至豪強大賈能夠自己鑄錢煮鹽冶鐵。之所以是不嚴格地說，因為《老子》講得無為並非完全消極無所作為，而是要順應道的要求，無為隨時可以轉向無不為。這就埋下了由道家滑向法家，由放任變為管制的理論因緣，太史公將老莊申韓列傳放在一起也是這個原因。 現在問題就比較清楚了，經濟自由主義也曾經在古代中國有一席之地。那進一步，為什麼它不能在古代中國佔據主流地位呢？ 漢以下的古代中國，自然經濟長期占統治地位，它天然排斥包括商品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形式。一方面，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模式力量薄弱，社會分工欠發達，產品主要用於也只能用於自給自足，廣大小農既不需要也拿不出更多的產品作進入流通領域成為商品。另一方面，站在大一統國家角度有件事情非常明確，就是國內貿易並不會增加全社會財富，商業或者政府最多只能影響分配，這就是司馬光講的「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這是自然經濟條件下顛撲不破的真理。鑒於商品經濟局部存在的現實，必要的商業仍然予以保留髮展，但因不創造價值應當嚴格加以限制，堅決防止經濟「脫實就虛」，保證國家經濟安全。 聽題主的語氣，是覺得古代中國沒能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乃至沒有第一個跑步進入資本主義甚為可惜。其實這也是歐洲的客觀條件決定，歷史形成的。人活著首先就得解決吃飯問題，歐洲文明發源地大多受氣候土壤條件影響，糧食生產一直都成問題，很多地區都以種經濟作物比如橄欖為主，但地中海沿岸向來不乏糧食主產區，比如埃及。雙方很早就展開了跨海貿易，互相提供剛需貨物。比較優勢的存在使雙方都得以大規模展開商品生產，商品貿易使雙方的社會財富都得以豐富增加。所以自由貿易好處多和航行安全很重要這兩個觀念，是刻在西方人骨子裡的，這也是後世經濟自由主義和海權觀念的起源。 總之，以現代人的視角，多半會覺得西方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但這種看法非常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因為無論東西方，當時的道路選擇和人們的觀念，都是基於一時一地的客觀條件，都具有著非常充足的歷史合理性。把今人的價值判斷強加於古人，也是一種傲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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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 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中國古代從來不缺經濟自由擁護者，而且他們還能影響當時的政策，比如西漢中期召開的鹽鐵會議，形成了會議記錄《鹽鐵論》講得非常清楚。儒家的重農抑商，重點在嚴控商人階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非簡單反對自由經濟。在大部分情況下，主流觀點都極其反對國家「與民爭利」，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和明末商稅徵收才會遇到困難。最後，儒家起碼在形式上推崇中庸，鄙視極端化理論，思路上更接近「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需要什麼就用什麼，哪個有用就用什麼。按照簡單貼標籤的分類標準，要找一個完全支持經濟自由的思想家，那就難了。先講一句，這只是探討歷史上的古典學派的產生，同現實不要瞎做聯繫。誰要拿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我不認同，也不對此負責。
另外，我不認為所謂「輕徭薄役」、「無為而治」思想是「自由市場經濟」；同樣，管仲、桑弘羊也不是「凱恩斯學派」。一個不懂得長期利率與政權信用關係的人，只能說有著樸素的自由放任管理思想，不能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學齡前兒童會2+2=4，同一年級小學生會2*2=4，三年級小學生會2^2=4，這是有本質差別的；不能因為他們都做出來答案是4，就說他們的思維是一樣的。
在古典學派以前，這個世界上沒有「自由市場經濟」這麼個理念。
要發展到「自由市場經濟」理念，人們必須先初步認識兩種主要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即利率（資本價格）與工資（勞動價格）間的聯繫，才能建立起對整個市場的基本觀念。然而在古典學派前，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對資本和利率都是沒有完整概念的：因為在長期中資本沒有太多意義，長期利率在古代始終偏高且不穩定以至於沒有信號作用。結果連成天鑽錢眼子里，對著黃金的進出錙銖必較的重商學派，也難以從貨幣流入的角度躍進到利率的問題上。
但到了17、18世紀之交，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使得人們對資本與利率的本質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英國的利率在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經歷了一段下行後促進了資本繁榮，古典學派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也就在這裡有了形成的基礎。因此，我們不妨看看影響當時長期利率水平的因素有哪些，而西歐尤其是英國又為何滿足了這些條件，使得古典學派最終在那裡萌生。
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探討歷史上的利率影響因素，比如說王權：
1、對於那些王權弱小或長期不穩定的地方而言，戰亂是一種常態；而頻繁戰亂下的資本積累只會被不斷的毀滅，使得任何長期投資都不具盈利性。巨大的風險必然導致利率奇高且波動劇烈，穩定的借貸與信用體系自然難以建立，利率作為資本的價格也不具有對市場的信號作用。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早期伊斯蘭文明：出身於極其倚重商業貿易的阿拉伯人卻以教法的形式把利息禁掉，即因為在當時社會的平均風險水平下人們只能接受入股並共擔風險，而不能接受把風險大部保留給貸款方的借貸理念。
2、在王權太過強大的地方，則走向了另一個反面——即王權對私有經濟的侵蝕。這種侵蝕不僅體現在官府對私營領域的直接介入，更體現在其對私有產權保護的不作為、乃至於直接侵犯私有產權的行為：西班牙國王多次破產是賴賬，明太祖抄沈萬三家是搶劫，法王腓力四世對聖殿騎士團那是既賴賬又搶劫；類似行為還有宋元明三代的濫發紙幣……無論政治上有怎樣偉光正的目的，其在經濟上的負面影響最終都會傳導到市場，破壞整個信用體系的基礎，並推高對投資至關重要的長期利率。高企的利率阻止了借貸的發生，使得資本傾向於沉澱到貴金屬貯藏或土地形式，無法聚集起來被投資到實業中；而昂貴的資本更是難以同承平王權下的稠密人口帶來的低廉工資競爭。當勞動對資本的持續替代攤薄了人均資本存量，經濟水平只能不斷淪落到那種技術進步成果迅速被人口增長侵蝕的馬爾薩斯循環中。
3、而在英國，都鐸王朝以來建立起的強大王權，卻在光榮革命中經受了強烈的衝擊。漢諾威王朝喬治一世因為語言問題當起了甩手掌柜，他的後繼者們也機緣巧合地讓內閣與議會漸漸主導了國政，並將此傳統延續了下去。這既保持了強大王權帶來的行政能力，又避免了任性的君王對法律的肆意踐踏。責任內閣制配合英國普通法對私有產權的有力保護，使得英國市場的信用體系水平逐漸超過了其他競爭對手；尤其是英國對本國公債的良好管理積累起來的信譽，是英國金融市場得以發展並支撐英國經濟持續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其長期利率因此始終保持相對的低位，促進了投資的繁榮。相比之下法國和西班牙在產權保護和信用體系建設方面始終受制於王權的威脅，由此在經濟發展上後繼乏力，從歐陸經濟體中的領頭羊到最終敗於同英荷的競爭。
當然，這只是王權方面的一個角度，如果從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還有一些其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
1、黑死病：
黑死病對整個西歐造成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瘟疫帶來的人口銳減並未伴隨著戰亂那樣廣泛的基礎設施破壞（中國的大瘟疫前後往往伴隨暴亂，以及對資本存量的巨大破壞），使得人均土地和資本都得到了一定提升，推動了農業革命及之後的早期工業革命的發展；而勞動力的短缺也推高了工資水平，使得資本對勞動的替代變得有利可圖，促使人們更多地進行投資，人均資本存量亦由此更快地增長。這避免了西歐像中國一樣反覆墮入馬爾薩斯陷阱，走上了資本主義時代的新增長模式。
2、新航路的開闢與殖民地：
地理大發現與新航路的開闢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地理版圖，使西歐能夠突破本地區狹小的市場容量，建立起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新大陸黃金的輸入推動了西歐物價持續溫和的上漲，引發了價格革命；而巨額的黃金儲量也使得金本位成為可能，大幅削減了複雜而繁瑣的古老貨幣體系下高昂的交易成本。資本的繁榮造就了低廉的利率，使得借貸變得更為頻繁，信用體系也逐步完善起來。海外拓殖又引發了對航海貿易的投資，證券業、銀行業和保險業都由此發展起來，乃至超越了威尼斯等義大利商業城邦。豐富的原材料與廣闊的市場也提高了利潤率，從而促進了其他各個產業的投資，提高了人均資本存量，進而提振了人均產出水平。
3、其他因素：
比如啟蒙運動思想對當時傳統經濟思維的衝擊，自然科學發展推動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全面學術繁榮等等……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資本與利率已經深深介入到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利率的重要性才被古典學派的先驅挖掘出來，最終突破了重農學派的樸素觀念與重商學派的思想桎梏。而這些條件，可以說古代中國都沒有——王權是日漸強盛而幾乎沒有制衡、人口稠密到工資水平極其低、海外貿易還時斷時續、兩三百年一次波及全國的大動亂……這樣的一個地方，為什麼會有「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家呢？不要說中國，放眼整個西歐，也只有英荷兩國有條件萌生出這種思想——然而荷蘭戰敗了，自然就只剩英國了。
無為而治————老子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班固
因為持這種思想的人，社會地位低下，壓根就沒機會成為思想家。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同樣的問題，為啥原始社會沒有發明汽車？
因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不發達。
儒家重農抑商，統治階級，主流學者和底層民眾都容不下自由市場經濟，商人只有依附於權貴，否則就會成為待宰羔羊。
一些大豬，不懂不要裝懂，不要看到自由就高潮，不叫不行？？？？
知乎是幹嘛的？乾貨呢？連編故事的誠意都沒有。
集權國家不會有
你們能不能理解什麼叫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僱傭勞動不是自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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