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答案持有者

伊利亞·卡贊能讓人記住的橫話不多，其中一句就是，「導演就是握著答案的男人」。其實，這句話可以換成另一個說法，就是電影是負責提出問題，並給出答案的。

這話在他所處的時間段內是有效的，[慾望號街車]、[君子協定]這樣的片子，天生就寶相莊嚴，攝影機越過眾人頭頂的光束，也被強行賦予了神啟的意味，陳凱歌就把電影院比喻為教堂。早年間的電影人以此做為榮耀的起點。他們的電影比石頭還重，他們是推著石頭上山的人。

把電影和時間拉扯上關係，很容易陷入今不如昔的喟嘆里，好像答案永遠攥在時間的手裡。但現代電影顯然完成了某種分野，如果說，早些時候，希區柯克在[驚魂記]那場45秒的浴室戲裡，安排了78個機位，但沒有給出任何匕首刺進身體的畫面，就營造出了電影史上最嚇人的一次驚嚇，是答案第一次隱藏在身後的話，那麼電影似乎就應該走向另一個岔路。

對此希區柯克的解釋是，「看不見的事物才會使你感到驚慌，因為你自己會把它補充完整……我從來都不喜歡那種張揚的製造懸念的做法，它們太不聰明了。」 聰明，是這場攻防轉換的關鍵。電影的答案，變得不再重要了。當初推著石頭上山的人，被雕琢為一種圖騰，只對象徵意義負責。

後來，說出了「電影已死」的彼得·格林納威夢想，「拍攝這樣一種電影，沒有情節，像繪畫一樣極其關注事物的結構、構造與框架」。他在試圖重鑄一個標準答案，就像縱馬沖向風車的唐吉可德。可時間不可侵犯，它把答案早就書寫在每一幀膠片里，等到真的如畫面一樣清晰顯現的時候，它只是告知，而不是提醒了。

對於一部現代電影而言，答案重要嗎？古典主義的[斯巴達克斯]最後，戰士即將死去，他對俯下身體的斯巴達克斯說，「我愛你，如同愛我未曾見過面的父親」。 斯巴達克斯說，「我愛你，如同愛我未曾出生的孩子」。然後，戰士長眠。現代主義的[阿甘正傳]里，阿甘在珍妮目前獨白，「……小阿甘，他做的很好。學校很快又要開學了。我確保他梳頭髮，每天都刷牙，教他打乒乓球。他真的很好。每天晚上，我們讀一本書。他是那麼聰明，珍妮……」。離開時，一群鳥兒飛走。

力量是角度的私生子，它的解釋權只歸當事人所有。雖然經常有像荷蘭影評人范·斯特拉這樣的犟種，會說出「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只拍了兩部半電影。一部是[嚴肅的人]，一部是[少年派]，還有半部的[阿凡達]」，可任誰都無法忽略，作為一個產業，電影在新世紀所顯現的活力。

在用戶發展到5000萬所需的時間中，電話用時75年，收音機38年，電視13年，facebook耗時3.5年。時間不單單篡改了電影的答案，而根本是抹去了所有提問的機會。私人成為一個比答案更重要的名詞。看電影也成為一個私人行為，它不需要解釋，尤其是來自於主創們的解釋，電影只是在等待解讀，以一種提供了答案的姿勢。

[小上校]里，僕人貝基對秀蘭·鄧波說，「當你聽藍色的故事時，一切都變成了藍色。當你聽綠色的故事時，一切都變成了綠色」。但那隻能發生在1935年以前。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人認為他們在思考，其實他們只是重新排列了下自己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