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為什麼說「啟蒙理性的另一面就是專制和屠殺」

「啟蒙理性」與「非家異感」

——「反猶主義」的雙重根源及當代啟示

作者馬欣（上海大學文學院）｜來自《學術交流》 2016年第8期56-60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us）這個話題似乎已成明日黃花， 正如阿多爾諾所言：「反猶主義者已不復存在了。」一提到「反猶主義」，我們的記憶大都會定格在二戰期間德國納粹的紐倫堡法案、水晶之夜、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等一連串慘絕人寰的排猶暴行。

然而作為啟蒙辯證法之消極產物的「反猶主義」並非個案，當今具有類似恐怖傾向的變體比比皆是，如打著各種旗號的「恐怖主義」「種族主義」「霸權主義」……，以及具有類似心理機制的民族、地域、性別、身份等偏見問題，或者當我們將目光轉向自身，是否也曾有過被排斥而陷入孤立的境遇？

霍克海默與阿多爾諾反覆強調：「反猶主義」既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異族宗教文化的問題，或者是由經濟利益導致的衝突。「其病灶在啟蒙理性自身，以及人類在孩童時期就形成的對於「陌生」的恐懼心理」。可以說，非理性、盲目的「反猶主義」是啟蒙走向自我毀滅，以及病態心理機制「非家異感」的極端體現，這二者導致了現代社會的普遍性危機，其解決之道也在對雙重根源的省思之中。

一、「反猶主義」的第一重根源

——「啟蒙理性」

從歷史上看，猶太人在歐洲就是一個「流浪的民族」，它的無根性與受迫害的命運緊密相聯。猶太民族於公元586年淪為巴比倫的囚徒；中世紀天主教獨掌大權，猶太人又幾經迫害和驅逐；到近代，德國法西斯製造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秘密建造集中營、製造恐怖活動，目的就是將作為異在的猶太人「清除」出去。

如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所言：「法西斯主義並不把猶太人看作是少數民族，而是把他們看作敵對種族，作為某種消極原則的體現，認為世界的福祉應建於這個種族的滅絕之上。」

反猶主義者將猶太人定義為與德國雅利安人決然對立的劣等種族，他們相信，猶太人與他們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其表面上是優與劣的鴻溝，本質上是生與死的鴻溝。對猶太人異種特徵的評價到啟蒙晚期已在非猶太人中盛行。儘管事實上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歐洲並且與其他種族通婚的猶太人，他們身上的猶太種族特徵已然淡化。

此外，猶太人特殊的宗教文化也早已經被歐洲文明所浸淫。在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看來，正因為啟蒙精神融入了猶太人的血液，才使其成為近代資產階級：「被同化了的猶太人藉助自我約束的啟蒙精神，戰勝了如同第二次割禮般被奴役的痛苦回憶，這種精神使他們從被分化了的共同體徑直轉變為近代資產階級。」

霍克海默認為，猶太人放棄了自己的文化，他們被啟蒙為代表的歐洲文明所同化乃是一種墮落：「猶太文化在哪兒？它在多大程度上要勝過當今正在解體的歐洲和美國文明？現代猶太人為了接受低下的東西而放棄了高尚的東西，這是同化的本質所在。」然而，已被歐洲文明所同化的猶太人，甚至那些為了融入主流社會而改信基督新教的猶太人，並未因此改變作為外鄉人的凄慘命運。「不管這些傑出的猶太人成就了多少偉大的事業，都不能使他們被接納為歐洲子民；他們從來不被允許在歐洲紮下根來，也因此而居無定所。猶太人為了保證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諸侯或是專制主義國家。」

由此可見，猶太民族的悲慘處境，並非由其自身特殊的宗教文化所導致，也不能歸咎於其種族特徵，其原因要從歐洲統治者對猶太人的邊緣化及殘酷利用談起。猶太人原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秩序，而這樣一種特殊性、外來的身份被統治階級排斥和敵視，為了真正融入歐洲民族，獲得平等、合法的地位，猶太人歷經千辛萬苦成了工廠主、商人，可是在他們幫助統治者推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同時，也逐步成了被壓迫者宣洩仇恨的出氣筒：

「統治者一旦能利用猶太人作為一種「中間人」（Vermittler），他們就保護猶太人去抵抗那些須為進步付出代價的『大眾』（Massen）。猶太人就成了進步的殖民者。自從他們作為商人幫助羅馬文明傳遍文雅的歐洲，他們在與家長式宗教的和諧共處中是城市的、資產階級的、最終是工業生產關係的代表。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帶到了不同的國家，同時也把所有深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們的仇恨轉移到了自己身上。」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指出，猶太人的資產階級特性與統治階級對外鄉人的壓迫息息相關，因而在猶太文化固有的秩序與統治階級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張的關係，即猶太人渴望得到統治階級的接納，同時又免於被控制，但統治者令其始終無法達成所願，統治者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是「貪婪和恐懼的關係」。猶太人為了生存只能任由「被同化」，並且在經商的過程中浸染了資產階級的啟蒙精神，他們被統治者利用去剝削勞苦大眾，並通過辛苦勞作取得經濟利益，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悲嘆道：「商業不是他們的職業，而是他們的命運。」他們在表面上守護了自己的權益，逐步成長為社會中的富有階層，卻長久地被束縛在流通領域，實際上並沒有獨佔市場的他們最後卻被反猶主義者指控為社會財富的「竊賊」和「殖民者」。簡言之，從歐洲資產階級統治者對猶太人的同化和利用來看，「反猶主義」本身就帶有啟蒙的印記。

我們通常所說的啟蒙，是指17、18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倡導用理性之光碟機走專制統治和教會壓迫的陰霾，並主張自由、民主與平等，例如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和康德的「運用你自己的知性（理智）」，都是這一精神風潮的概括。然而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理解的啟蒙並不止於此，他們指出了啟蒙的另一面：「啟蒙在努力反抗權威的過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權威，啟蒙的結果不僅是自由和獨立，還有專制和屠殺」。可以說，啟蒙自身便具有作為自由精神和極權主義的雙重特性，這矛盾的雙重性紮根於它所依傍的理性。

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將理性區分為主觀理性和客觀理性，主觀理性以計算、工具為手段，依照主觀目的行事，它最終走向了形式理性即非理性；客觀理性則是以客觀的標準、原則來行事，它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理性概念的辯證運動，即主觀理性和客觀理性一方被壓制、另一方佔主導的狀況在其進程中交替發生。在啟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來自主觀理性「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力量的推動，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啟蒙過程從一開始就得益於自我持存的推動，但是這種推動使理性發生了扭曲，因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衝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最終，理性完全成了工具、手段，而遺失了原本應該具有的超越「自我持存」的目的，即客觀理性的力量。

《啟蒙辯證法》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啟蒙理性的病症，即對科學技術一味依傍，從而喪失理性的價值維度。在《啟蒙的概念》一文里，「神話就是啟蒙」與「啟蒙卻倒退成了神話」，這兩句箴言深刻地濃縮了啟蒙的悲劇，「神話就是啟蒙」是指遠古的神話結構滲透著人類的理性，神人同形論、眾神的等級制便是明證；而「啟蒙卻倒退成了神話」是說啟蒙一開始用自然科學知識祛除了神話中的愚昧，但是當啟蒙具有了統轄一切的權力之後，人類卻深深地陷入了野蠻的狀態，啟蒙的倒退帶來的後果是技術對自然的壓制以及對人類的宰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啟蒙理性為「反猶主義」的一重根源，啟蒙理性的消極產物「極權」與「宰制」，與反猶主義者對猶太人的迫害、驅逐和屠殺息息相關；反猶主義者為了製造仇恨而扣在猶太人頭上的「帽子」：「愛拉幫結派」「不誠實」「唯利是圖」「謀權」等，這些特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看來，都是具有偏見的個體在解決內部道德衝突時的想像和誇大，而反猶主義者自身正是這些罪名的踐行者。因而「反猶主義」看上去更像是一場文明的儀式：是我們內部衝突的外部化，即用一種定型化的、道德的「我們」來反對一種定型化的、不道德的「他們」。反猶主義者表面上時刻流露出對猶太人的厭憎，實際上卻在模仿著他們：「憤怒、嘲弄和惡意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法西斯主義的形式本質、儀式的紀律、制服以及一整套徒勞無益、不合理的機構，其意義都在於促成模仿的行為。」猶太人將禁忌作為文明的基本準則，反猶主義者也在官方宣布禁令的時刻聚眾歡呼，以表示他們是有著共同目標的集體。

1938年11月9日夜至10日凌晨，在納粹的慫恿下，猶太人的教堂、商鋪甚至住宅一夜之間被大面積搗毀，破碎的玻璃渣在月光和燈光的照射下猶如水晶般發光，後來這場災難被諷刺為「水晶之夜」，參與其中的大部分是扮成德國平民的希特勒青年團、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實際上，極權統治者所做的一切正是禁止他人做的，一旦極權統治者與受迫害者的地位發生調轉，原來的受迫害人（吉普賽人、猶太人等）發覺自己擁有了統治權，也會調換成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反猶主義者迫害猶太人的方式，無疑具有「啟蒙理性」擅於計算、極權崇拜的特質。納粹黨衛軍不加反思地接受上級屠殺猶太人的指令，有計劃、按步驟地「清除」所謂異己，暴戾之至如同古代神話中的人祭活動。以魏瑪郊外建於1937年的Buchenwald集中營為例，集中營內關押政治犯的囚室，盛夏開暖氣、冬日裡關掉，走廊的衛生間只是偶爾開放，犯人興許一個月才能用上一次廁所，集中營內處理死屍的燃燒室設在地下，內部寬敞有序，從屍體的堆放點、進焚屍爐的傳送電梯到滴水不漏的回收掩埋，藉助先進的技術、工具，血腥的屠殺變得面目蒼白而冷靜。正如《啟蒙辯證法》一書所揭示的，啟蒙思想一開始是祛除愚昧的進步文化，然而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成了納粹的屠宰場，這裡的啟蒙顯然已經背離「初心」——尋求極權統治和宗教壓迫下人的自由與解放，反倒是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確立人類極權統治的神話。《啟蒙辯證法》中《反猶主義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一文的副標題——「啟蒙的界限」（Grenzen der Aufkl?rung），或者可以譯成「啟蒙的邊界」，結合文中要義也暗涵著，「反猶主義」作為啟蒙的衍生物，恰好處於與神話媾和的邊界地帶。

根據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分析，「反猶主義」的要素並不在猶太人自身，而在於反猶主義者，他們藉助極權統治不僅將猶太人同化為資產階級，還捏造了罪名將其塑造為敵對的異己。因而，「猶太人是啟蒙理性與自身相異化的替罪羊，猶太人的悲劇毋寧說是啟蒙的悲劇」。

二、「反猶主義」的第二重根源

——「非家異感」

既然「反猶主義」的要素並不是來自猶太人自身，而是啟蒙理性單維化、極端化發展的產物，那麼在啟蒙之前就已存在的反猶活動又如何解釋呢？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藉助弗洛伊德的「非家異感」概念，為「反猶主義」提供了一種更具普遍性的解釋框架。

社會當中的每一個「我」，或「我們」，同時也是「他」，或「他們」，即作為「他者」的存在；每一個個體既在不斷地尋找歸屬，又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排斥異在，作為外來人、「異客」，當置身於陌生群體時自然會產生一種無形的恐懼感，這被弗洛伊德稱為「非家異感」(das Gefühl des Unheimliche)，這種對陌生的不安和恐懼感是「母體式的」，即便在自家之內也會存在。

《反猶主義要素：啟蒙的界限》一文中共有四處注釋，其中兩處取自弗洛伊德的著作，一處出自他於1919年出版的小說《Das Unheimliche》（中文版譯名為《暗恐》），小說主人公講述了自己為之困擾的恐懼情緒，認為這些是成年以後才有的、全然陌生的體驗，即「非家異感」。但弗洛伊德認為，這種陌生的，並且似乎無來由的恐懼感，其實源自孩提時的「遭遇」，它包括兩種：其一是被壓抑了的想像，比方童年時期的「閹割夢魘」（die Kastrationsphantasie），其二是被壓抑了的對現實的理解，比方說認為願望能夠在現實中引發改變的信念，這種童真的信念不是被徹底驅除而是處於一種克制的狀態，最終隱藏到了人的無意識當中，然後在經歷了「非家異的（陌生的）」體驗和想像時，它們以一種異化的形式再現出來，即產生莫名的恐懼和不安。

可見，「非家異感」 表面上是對陌生外界產生的不適，實際上乃是情感衝動在恐懼中被壓抑的變異，形容詞「非家異的」(unheimlich)的前綴「un」本身便是遭受壓抑的表徵。從詞源學上看，unheimlich的原型為heimlich，它的核心部分heim具有「房子」「住處」「家鄉」三種字面含義，可以引申為「屬家的」「秘密的」「熟悉的」，家中的事務對外人是不能隨便說的，將之公開必然帶來恐懼心理，因而heimlich的否定性形式unheimlich便具有「非家的」「不適的」「異在的」幾種意涵。

弗洛伊德將「非家異感」問題放大到社會層面，認為每一個民族或是宗教群體，他們內心都有一種對外來民族的恐懼感，因為害怕被控制或者遭受道德污染，反而率先施行了恐怖，它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設置社會障礙，隔離或者消滅異己。這剛好與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所論述的，反猶的理由是被反猶主義的幕後主使——極權主義國家主觀炮製出來的觀點相吻合。《反猶主義要素》一文中還引用了《暗恐》里的這一觀點，「那些作為陌生的東西被排除掉的，實際上卻是那麼地熟悉」。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還藉此指出，猶太人身上那些「異質的」甚至於「陌生的」東西，其實在反猶主義者那裡都存在，猶太人的罪行、惡劣的形象其實是反猶主義者自身的「投射」 （Projektion）。這種錯誤的投射讓世界與自己相仿，將已經準備好的內在的東西外化，並將最為熟悉的事物看作敵對。法西斯主義者就是在這種錯誤投射的基礎上進行著反猶活動，反猶主義者所懷抱的成見，也讓其自身落入「妄想狂」（Paranoiker）固步自封的貧乏境地。

所以，猶太人和反猶主義者、受迫害者和迫害者都屬於不幸的人：「獵手與他的犧牲者作為盲目的攻與守的兩端，同屬一個不幸的陣營。反猶主義行為方式是在因為被剝奪了主體性而變得盲目的人重新獲得主體的情況下出現的。」這樣，猶太人和反猶主義者，既是在肉體上敵對的兩個群體，同時又是內心懷有懼怕的同類。正如「反猶主義要素」末尾所指出的：「所有對於「差異」（Differenz）的憤怒，都是內在固有的，就像那些身受壓迫的一方總是對自然統治懷恨在心，他們時時刻刻準備著去反擊那些天然的少數派——甚至在社會當中的少數派已在遭受攻擊的時候。」

可見，「反猶主義」從精神分析概念「非家異感」找到了理論依據，「反猶主義」的內在邏輯完全類似於人們對於陌生、異在的心理投射，因此我們說，「非家異感」是為「反猶主義」的一重根源，但它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機制，並不止於對「反猶主義」的剖析，現代社會中還存在著許許多多非家異性問題，例如：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身份正在遭受西歐國家排斥的現象，德國政府的難民接納政策所受到的來自民眾的阻力，等等。

三、「反猶主義」的破解之道及當代啟示

「反猶主義」的雙重根源是「啟蒙理性」與「非家異感」，它們表面無甚交集，實則都包含排斥「異在」的內在機制。「啟蒙理性」對待「非同一物」所採取的方式是同化和清除，「非家異感」面對「異在」的方式是排斥和攻擊。當啟蒙理性單維發展，痴迷於計算和工具，臣服於極權統治，那麼它就必然倒退回「野蠻」，故被扭曲了的「啟蒙理性」與生長在潛意識裡的「非家異感」其實殊途而同歸。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雖對步入歧途的啟蒙予以徹底的否定，但他們還是對理性反躬自省的能力懷抱信心，認為啟蒙的列車仍在行進當中，理性的出路在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和揚棄。他們談到「反猶主義」的破解之道時提出，陷入「反猶主義」陣營的人們一旦發現，集權主義者所羅列的反猶的理由是騙人的謊言和空洞的概念，他們就從反猶主義的邏輯中解脫出來了，「讓社會從反猶主義當中解放出來，這取決於這種厭憎的內容是否能上升到概念，取決於它能否意識到自己的愚蠢」。也就是說，消除「反猶主義」既需要藉助理性反思，將厭憎的內容概念化，又要從自身之內尋找到對猶太人憎恨的原因，這類似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克服「非家異感」的方法，即首先要了解到「我」本身就是「自我」的異客，找出潛藏在無意識中的「遭遇」，也就是壓抑的穿越與復現，讓「他者」與自身中被壓抑的部分相遇，人們一旦意識到 「非家異感」實際上存在於我們的內心當中，是一種對於「熟悉」的壓抑所產生的恐懼心理，異己普遍存在敵視和排斥也就消解掉了。

阿多爾諾對「反猶主義」的進一步反思集中在了奧斯維辛事件，他的在二戰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尖銳的字句提醒人們要時刻保持理智上的警惕，並強調文化批判的價值：

「社會的總體性愈強，精神也就愈加的物化，並且將自身從這一物化狀態中解脫出來的做法也愈發悖謬。關於災難的敏銳意識也將退化為閑聊。文化批判面對的正是文化與野蠻之辯證法的最後階段，……絕對的物化，曾只是把精神進步作為它的一個前提要素，而如今它已準備將精神完全吸納其中，只要批判的精神沉湎於自我滿足的凝神靜觀，它就不會成長。」

面對二戰之後德國社會對奧斯維辛普遍淡漠的態度，阿多爾諾在《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一文中明確指出：「教育的第一任務是阻止奧斯維辛的重演。這一任務優先於其它任務，這一點我認為既無必要也不應該加以論證。我不理解的是，至今人們還是很少關注這個任務，似乎證明這一任務會帶來某種面對曾經發生的暴行似的。人們對這項任務以及它提出了什麼問題知之甚少，這說明這件暴行並未震懾人心，其標誌就是，就人們的意識狀況或無意識狀況來說，再度重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每一次關於教育理想的討論都毫無意義，並且對奧斯維辛不能重來這一點漠不關心。那種野蠻是一切教育都反對的。」

在阿多爾諾看來，即便是在「反猶主義」消聲匿跡的二戰之後，人們仍然需要在教育上採取必要措施。他主張通過普遍的啟蒙，創建一種精神文化氛圍，加強「自主」（Autonomie），也就是康德所表述的「反思」（Reflexion）、「自決」（Selbstbestimmung）以及「不參與」（Nicht-Mitmachen）的力量。這些舉措顯然都在圍繞著「理性」下功夫。阿多爾諾感到恐怖的不僅僅是殺戮本身，而是在這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理性」，正如他所言「教育的全部意義將只是導向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同為猶太家庭出身的阿倫特在《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一文中也探討了納粹時代「不參與者」的價值，認為他們是良知不按照自動自發方式起作用的人們，他們不參與是為了不背離良知，「他們自問，在已犯下某種罪行之後，在何種程度上仍能夠與自己和睦相處；……故而當他們被逼迫參與時，他們就會選擇去死」。由此，那些不參與獨裁統治公共生活的人，也就是擁有理性自律與自我決斷的人，只有他們才能阻止奧斯維辛事件的重演。

作為「反猶主義」的另一重根源「非家異感」，這一從兒童早期便已形成的心理機制，它所引申出的非家異感問題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ISIS（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製造的戰亂與屠殺，直接導致大批敘利亞難民湧入歐洲。德國人既同情流亡者的遭遇，又深深憂慮大批「異在」的湧入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2015年，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採訪了幾位做實習工的流亡者，他們認為雖暫時獲得溫飽與安寧，但同時面臨著語言障礙以及如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難題。回顧2012年11月，克里斯蒂娃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一場命名為《陌生的我》的報告，當中也頻繁提及「非家異感」概念並指出，人們正是通過與「異客」的相遇，才會發現自我所潛藏的異質性，而人的創造性正是從對自我的異質性的發現中產生，發掘出來的潛能可以助於跟他人友好的相處。克里斯蒂娃的這一發揮，撥開了籠罩在非家異性問題之上的迷霧，或許藉此可以彌合現代社會民族、地區與國家之間的疏離關係。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對「反猶主義」的內在根源所進行的探討，其實提出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亘古問題，即異在身份緣何遭受排斥。其追問早已超越了納粹和猶太人之間的對立與仇恨，他們將社會精神分析與社會批評理論連接起來，答案落到了人類理性與意識深處——「啟蒙理性」和「非家異感」。關於「反猶主義」雙重根源內在機制的探討，為生活在現代社會同樣經受文明的野蠻，及非家異性問題困擾的「我們」提出了啟示：

一方面需要警惕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野蠻」，通過理性的自我反思與批判，阻止工具性、極權性思維的一意孤行，幫助啟蒙洗心革面、回歸正途；

另一方面在悉心保護我們原有文化的基礎上，接納、融入、創造新的文化，只有認識到「自己」也有作為「異鄉人」的一重身份，才有可能心甘情願地幫助別人（異客），而不是驅逐或者統治他人，這樣每個人、每個國家的獨特性才有分享的可能。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馬欣（1985-），女（滿族），陝西延安人，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研究人員，博士，從事西方哲學、文藝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