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荀子 見真知（一）
第一篇就講講法治
大家知道，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李斯都出自荀子門下，然而荀子對於法治與人治的關係卻見解不同，《荀子·君道》開頭就有如下的說法。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 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 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 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 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 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此之謂也。
今天的人崇拜法制和法治，甚至有很多人已經到了唯法治論的地步，似乎只要確立了法律規章大家去遵循它，即便是才能平平的人主政都不會給人們帶來麻煩。然而，我們知道，法律規章自然是要遵守，但制定和施行法律規章卻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荀子就說到，有禍亂國家的君主，沒有天生禍亂的國家，有治理得當的人才，卻沒有自行治理的法律。在今天的許多人眼中，似乎法治和人治一經提出，就要將法治頂禮膜拜，將人治貶得一文不值，好像有法治就註定光明偉大，有人治就註定暗淡恥辱。
然而，我們必須要明白，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合適的政策和法律，從來都是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定了自以為行之萬世的法，結果二世而亡。他的法被人們拆解了，有的保留了，有的消亡了。人們解釋，這是歷史的進步，是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才實現了兩漢四百年一統，以及其中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興。然而從法治本身來說，在漢代秦的過程中是被肢解的，漢朝統治者是用徹徹底底的人治之法。把秦法中對自己有利的就保留，對自己不利的就廢除。甚至為了平衡各方勢力，搞出來一個郡國並行，部分恢復了分封制。我們知道，廢井田開阡陌，除分封行縣制，漢以前幾百年商鞅變法就這麼做了。封土建國無論如何都是不利於中央集權，不利於國家統一的，然而漢初還是這麼做了，這不是開歷史之倒車嗎？這不是從子厚返了文王了嗎？然而就當時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向舊貴族們示好，平衡漢取代秦的過程中各種勢力的一個舉措。
因而，從古至今，人們都離不開法律和規則，而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規則都是不同的。而所有的規則，都是為了保障該時該地政權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都是站在法律制定者的立場上去產生的，這制定法律是人來完成的。而法律之所以需要修正，是因為在法律應用的過程中，會與實際情況有各種各樣的不兼容，或者隨著時間的發展，統治階級或者統治階級的利益發生了變化，法律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都發生了變化，這時候就需要修改。小的修改叫修正，中等的修改叫改革，大的修改甚至撕掉重寫就叫革命。所以，政治的主體永遠是人，可以是具體的，比如政治家或者說政客們，也可以是抽象的人，比如人民群眾，比如無產者，比如納稅人。法律是政治主體的意志的體現，封建時代的法律，帝王最為崇高是寫進律條里的，保障地主官僚的利益是明確的。男人制定的法律，就或多或少的剝削女人。洋人制定的法律，不可能無私的服務於華人。而能為窮人寫的法律，也只能出現在窮人的掌握政權的時代。
秦代的核心統治集團，是秦國本土的事功階層。他們的功勛地位和財富，都建立在對六國的征伐基礎上。因而，秦的統治之法，就是關中的功臣們剝削六國的舊貴族的保障。故而，人們說秦法殘酷，恐怕在對百姓的嚴苛之外，更有對六國舊貴族無情的壓迫。故而，在漢取代秦的過程中，舊貴族們紛紛登場。比如陳勝吳廣什麼出身都沒介紹，就直接寫了有名有字，而且懂得用裝神弄鬼的方式去鼓動人心，可以說是套路熟練，自然少不了楚人舊貴族的影子，但可能沒有項氏那麼顯赫。至於項羽，更是就是舊貴族的傑出代表了。包括韓王信，趙王歇，張良等人，都是舊貴族中為反秦出力的，套用後來的話說，這些人都是抗秦六國統一戰線的人。劉邦的豐沛集團倒是以中下層人居多，套用後來的話就是泥腿子。那麼此時豐沛集團，六國舊貴族還有就是關中百姓，就成了對於劉邦至關重要的三方。要是按照一味的追求法治的原則，此時的劉邦問題就很大，用什麼法呢？用秦法吧，我們是反秦的，六國舊貴族第一個來滅他。用六國之法吧，天下好不容易統一，豐沛集團背後的中下層和關中百姓肯定不同意。因而，真正能夠使國家興旺，使天下安定，使人民滿意的方式，不是拘泥於過去的成法，而是採納合適法，甚至根據實際情況去制定新的法。
具體到劉氏開國，關中百姓是要爭取的，故而不能像項羽那樣進關中發泄舊貴族的不滿。所以，楚軍談起劉邦說他入關中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這就說明楚軍上層意識到劉邦的心態和他們不一樣，他不是復仇的舊貴族，他要建一個新政權。舊貴族們不能立刻翻臉，所以要把分封擺出了，要給他們利益，把統一戰線經營好。同時還要把沒有根基但是有才能的人拉攏好，有根基有才能的人也要盡量挖到自己身邊。這些都是過去的法律里不會寫的，但卻是人治之中能發揮巨大作用的。等到天下安定，再「拋出非劉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斷了舊貴族的念想，等於把他們打發到協商會議裡面去而沒有實權。
可見，關於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白「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只有知道了法治是為誰而治，是為了治誰，才能知道是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法治。不懂得法律要服務於窮人平民普通人，就是不知法之義，這樣的人可能很博學，可能也很有才華，但到了需要他切實有所作為的時候，就不能實現法治的意義了。今天，我們已經消滅了古代的君，但法律的服務對象依然存在，就是普羅大眾。君有賢明的，也有昏聵的，大眾有智慧的，也有愚鈍的。古人不會因為君昏聵而否定君作為國家主人的地位，今人也不能因為百姓愚鈍而否定百姓作為國家主人的地位。
故而法治人治，說道底是為誰而治的問題，以成規章條文的法來治是為了保持秩序保持穩定，以人的判斷決策來治是為了適應形勢應對變化，這是法治人治兩種形式的各自的適用範圍。比如今天狹義上的法，包括刑法民法等規範國內社會各項活動時，這是出於保持秩序保持安定，秩序和安定是廣大群眾對於政權提出的核心需要，因而此時要用「法治」來規範社會，以提供一個良好的秩序，但不要忘了這是滿足百姓的核心需求為前提。而在面對國際經濟形勢，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時，靠堅守成法就不合適了，這些情況瞬息萬變，也許今天還合適的方法明天就遺患無窮了，所以在這些需要應變需要趨利避害，而非以安定秩序為前提的範圍內，廣義的法包括各種方針政策等，就是依靠人治來完成。美國當年選擇中美關係正常化也不是全國大討論，最終國會通過的方式來完成轉向，而商量於密室，授受於專機，依靠人的活動去把握時機，這就是人治的適用範圍。
荀子所重的人治正是廣義的法，是一國的路線方針正策，而非應對一國秩序的具體刑名之法律。可見荀子的論述雖然簡潔，卻不能細讀而深思之，以為今日之辨。
而荀子關於一國內政秩序的論述，也就成了一套「法」，下一篇文章將會著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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