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上）

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

（那時卡里略還是極左派）

皮埃爾·布魯埃

（1983年12月）

n1936年7月16日，托洛茨基為了同自己的同志斯內夫利特[1]進行論戰，給荷蘭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層寫了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談到了西班牙，談到了安德列烏·寧[2]對於他提出的打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議所採取的態度。他寫道：

「光榮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自發地擁護建立第四國際的主張。我們曾一再要求他們對社青團予以高度的關注，他們卻敷衍推脫……結果差不多整個社青團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那些自命『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人，還有那些對此袖手旁觀——不如說一手造成這種結果的人，都應該被當作革命的叛徒，而遭到永遠的譴責[3]。」

托洛茨基曾反覆建議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ICE）打入社會主義青年團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ol，PSOE），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卻拒絕執行，並在1935年同毛林[4]的工農同盟[5]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從1934年起，托洛茨基寫了不少文章，對此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最近收錄了一批文件，從中可以找到與此有關的大量內容。在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由於筆者當時沒有掌握材料，所以，對於托洛茨基具體提出了哪些建議，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又是怎樣回絕的，筆者只能盡量揣測；而且，筆者還將托洛茨基的建議與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回絕，當作是社會黨的「激進化」（有時候叫做「革命化」）的背景下的一個重要因素，以及社會黨的青年組織——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FNJ）「轉向左邊」（甚至是「轉向極左」）的外部徵兆。

最近，在史料編纂方面出現了一些可喜的進展，因為在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各家檔案庫終於對外開放了，不僅可以查到三十年代的書籍與刊物，還能查閱在1936年—1939年間被弗朗哥軍隊繳獲後存放在薩拉曼卡的大量文件[6]。在拉爾戈·卡巴耶洛[7]影響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一個重要派別發生了「向左轉」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它最積極的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而社青團擁有一位政治生命極長的領袖，他就是桑蒂亞戈·卡里略[8]；現在，對於這個「向左轉」的過程，終於可以通過第一手資料進行研究了。在過去五年里，已經有許多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研究了這個課題，撰寫了許多重要的著作[9]；根據從以前不為人知的檔案庫里發現的書面文件，現在可以對這個課題作出初步的評論了。

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激進化

從1933年開始，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內部都出現了要求向左轉的強大壓力，當然，這並不像一些西班牙問題專家所認為的那樣，是西班牙獨有的現象（某些政治作家現在還在堅持這種觀點）。經濟危機及其在社會—政治方面產生的後果，以及由於希特勒在德國不戰而勝而激發的自衛反應，是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而在西班牙，這種現象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激進化的社會黨左翼的代表人物與主要領袖，是以前一直被公認為整個第二國際最頑固的改良主義者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

他當過泥水工，直到二十四歲才學會讀書寫字，他是社會黨及其控制的工會——工人總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最著名的領袖之一。他曾無比頑固地反對參加共產國際，他是社會黨的積極擁護者，在普里莫·德·里維拉[10]獨裁時期，他堅決地同獨裁者合作，使工總壯大。他主張同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結成反君主制的聯盟，共和國成立後，他在共和派—社會黨聯合政府中擔任勞動部長，他要為許多嚴酷的鎮壓措施——比如著名的《保衛共和國法》[11]——承擔責任。

但在1933年中期，當社會黨還在參政的時候，在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爾戈·卡巴耶洛被迫使用更「左」的語言來講話——既說給資產階級聽，也說給工人聽。他極其痛苦地發現，由他主持的社會立法，不斷遭到大小官吏的破壞，而老闆們仍在各條戰線上全面進攻。此外，希特勒的勝利、整個德國工人運動的覆滅、德國工人運動所取得的社會成果的喪失，以及他的同志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對這些事件作出的分析[13]，也對他造成了很大的震動。他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相信人民行動的領袖何塞·瑪麗亞·希爾—羅夫雷斯[14]正在通過合法手段奪取政權，並把西班牙引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所以他認為黨已經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局。

7月23日，他在馬德里帕爾迪尼亞斯電影院（Pardi?as Cinema）向首都社青團發表講話，這是他向左轉的第一個跡象。他在講話中為社會党參加共和派政府一事做了辯解；他指出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垂死掙扎中的最後手段，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觀點，特別是他宣稱自己擁護「社會主義專政」而不是「資本主義專政或法西斯主義」[15]。幾周後，社青團在托洛雷多內斯（Torrelodones）開辦暑期學校，學生對貝斯泰洛[16]和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17]的講話感到很不滿意，便邀請拉爾戈·卡巴耶洛發表講話[18]。卡巴耶洛沒有讓青年聽眾失望。他在談到參政時，並沒有把這作為一個原則問題，但他宣稱，他現在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感到無比悲觀。他還宣稱社會黨人的目標必須是奪取政權，社會主義共和國必須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他還回顧了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式[19]。

社會黨的這位主席是真的對自己過去的改良主義思想與實踐產生了懷疑嗎？現在的大部分作者都對此表示強烈的質疑；他們認為，從1931年起，在工人群眾與青年中間，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向左轉的趨勢，拉爾戈·卡巴耶洛不過是在（躲在安全的遠處、而且只在口頭上）迎合這種趨勢罷了。不管怎麼說，從那一天開始，社青團就與社會黨與工總的這位老領導（他是社會黨與工總的「榮譽主席」）結成了聯盟。在社會黨下野後，他第一個接受了社青團周刊《新生》（Renovación）的採訪。社會党參政的經驗，使他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體制下，無產階級就連自己的最低要求都很難實現。他認為西班牙正處於社會革命的前夜，並向青年提出了這樣的任務：鼓舞那些猶豫不決的人，並把那些消極無為、對革命無用的人趕出社會黨[20]。

拉爾戈·卡巴耶洛根據這條路線，率領社會党參加了1933年11月的大選，這次它沒有同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結盟。他的競選集會幾乎就像全民公決一樣熱鬧，正如保羅·普雷斯頓[21]強調指出的那樣，「他走得越遠，他的話就越來越革命」，這是對右翼的瘋狂攻擊的回應，但首先是「對群眾的無限熱情的回應，在他講完話後，群眾長時間向他歡呼致敬。[22]」

社會黨在大選中失敗了；儘管它獲得了1627000張選票，此前從來沒有哪個政黨得過這麼多票，但它只獲得了58個議席。由於選舉法對多黨競選聯盟比較有利，所以社會黨的候選人要想當選，就需要兩倍的票數。無政府主義者抵制了大選，他們譴責卡巴耶洛參加了一個鎮壓工人運動的政府。但是，有產階級為了擺脫社會黨，不惜動用了各種手段：逼迫工人、在鄉村地區以解僱相逼、暴力脅迫、實施恐怖，以及精心舞弊；這一切足以使社會黨人對資產階級民主感到絕望。社青團採取了新的路線，支持黨主席，發起了宣傳教育活動。1933年10月29日，拉爾戈·卡巴耶洛的顧問阿拉吉斯泰因發表講話，他根據德國的經驗，並結合他的親身體驗，解釋了這個道理：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產階級，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義[23]；社青團在宣傳活動中把這篇講話編成了小冊子廣為散發。

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十二月底得出結論：為了「拯救共和國」，必須準備起義。在1933年底到1934年初，在同普里耶托達成協議後，他積極開展活動，消除社會黨內部，甚至是社會黨領導層內部的反對意見。

由胡利安·貝斯泰洛[24]領導的工總執委會，顯然是頑抗新路線的據點之一。右協在大選中獲勝後，右協議會黨團領袖希爾—羅夫雷斯公然宣稱：近期內要在西班牙建立「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此舉刺激了爭奪工總領導權的鬥爭。社青團領導人、銀行與金融業工會領導人阿馬洛·德爾·羅薩爾[25]向工總全國委員會建議：「立即與社會黨共同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讓工人階級奪取全部政權」。這個建議以十七票對二十八票遭到否決。此舉引發了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反應，他決定建立一個社會黨—工總聯席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一旦右協上台組閣，就要建立一個革命運動，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就是研究革命運動的具體問題。1934年1月27日，普里耶托為準備中的起義草擬了綱領，提交給工總全國委員會，並獲得了批准[26]；原先的工總執委會堅決反對這種「冒險主義」，並隨即宣布辭職。新一屆執委會忠於拉爾戈·卡巴耶洛（他已再次當選為工總總書記），而工總主席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戰友、建築工會領導人阿納斯塔西奧·德·格拉西亞[27]。支持工總的新任總書記的領導人有：金屬工會的重要領袖、比如領導建築工會的帕斯庫瓦爾·托馬斯[28]等人；運輸工會的領導人、青年社會黨人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29]；還有銀行職員工會的領袖。他們現在成了多數派，並掌握著非常重要的農業工人工會——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這個工會現在的領導人是里卡爾多·薩瓦爾薩[30]，他是納瓦拉的一名教師，也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31]。

馬德里黨組織在社會黨內一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原先被「貝斯泰洛派」控制著，現在它也被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掌握了，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社青團員[32]。

社會主義青年團

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社青團很快就構成了未來的西班牙共產黨的第一批核心，當時這種情況也在許多其它國家出現過。此後，重建後的社青團在二十年代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奮勇進取的精神；它是一個小組織，大部分團員是領導幹部或積極黨員的子女；直到1932年，它的領袖都是一些以態度溫和與改良主義而出名的人。但在1932年以後，特別是在1933年，社青團徹底改變了。

1934年初，社會黨與工總決定，一旦右協上台，就要舉行起義，換言之，就要保衛共和國、保衛立憲會議與社會黨—共和派政府的成果；社會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它的左翼——社青團（它也在工總內部佔據了不少陣地）——便公開宣稱：這個起義的目標只能是奪取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1932年以後，社青團內「左派」分子（他們的觀點開始讓一些大人深感不安）就開始變得活躍起來。1933年夏季，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帕爾迪尼亞斯電影院發表講話後，特別是在他於社會黨暑期學校發表講話之後，他代表的那個「左派」傾向就獲得了強大的力量。社青團的周刊《新生》早就在捍衛社會黨圈子內最極端的立場。在1934年4月召開的社青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這個流派（它具有派別組織的一切特徵）控制了團的領導層，當時社青團只有20000名團員，幾個月後團員的數量就翻了一番[33]。前學生領袖何塞·萊因·恩特拉爾戈[34]向代表大會做了政治報告，這個報告強調指出：必須同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決裂，這樣才能立即著手為無產階級（即社會黨）奪取政權進行準備[35]；這個報告使新的領導層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社青團的新任主席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多年前就已投身政治，他屬於「老一代人」，年齡也快達到退團年齡的上限（35歲）了，而大多數團員都是二十來歲[36]；此外，他在領導運輸工會與社會黨馬德里組織時的表現，也使他出了名。不過，他身邊的新領袖都非常年輕。新任總書記桑蒂亞戈·卡里略只有十九歲。他是卡巴耶洛的一位忠實支持者的兒子，自小在機關的圈子裡長大，十三歲就當了排字學徒，後來又當上了《社會主義者》的實習編輯；他在1933年當過暑期學校的秘書長。他曾在《新生》編輯部工作過一年，離開《新生》編輯部後，頂替他的人是一位二十二歲的激進青年學生塞貢多·塞拉諾·彭塞拉[37]。這個書記處下轄的行政機關也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除了何塞·萊因·恩特拉爾戈之外，還有菲德里科·梅爾喬爾[38]、何塞·卡索爾拉[39]、阿爾弗雷多·卡維利奧[40]、拉法埃爾·庫瓦德拉多[41]等人[42]。

新的領導層既不想掩飾自己的打算，也不想掩藏自己的雄心壯志。整個領導層都支持拉爾戈·卡巴耶洛的「革命」派，他們想把社青團當成「革命」派的先鋒隊，變成黨內的一個派別組織，影響黨內鬥爭。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拉爾戈·卡巴耶洛的青年支持者在領導社青團的時候，總是仰賴他的威信與聲望，但在黨內，他們卻提出了新老兩代交接的問題。代表大會尚未閉幕時，塞拉諾在《新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起了個聳人聽聞的題目叫《信任危機》，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掌握著黨的重要職位的那一代人，其實「已經被壓垮了，因為他們多年來都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做出錯誤的改良主義解釋」；他要用原則堅定的新一代人來反對老一代人：

「新一代社會黨人反對任何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思想、破壞其純潔性的東西[43]。」

這些青年的政治思想確實還不夠完善。他們的對手經常能輕易發現他們的自相矛盾與急劇顛倒之處。但他們的前進方向是非常明顯的。他們相信，西班牙正迫切需要無產階級革命，考慮到歷史傳統與群眾目前的覺悟，能夠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就只有社會黨，他們相信，在清除了黨內的改良主義分子、並得到黨外的革命派支援之後，社會黨就能承擔起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

1933年，年輕的費德里科·梅爾喬爾剛從暑期學校畢業不久，他在《新生》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強調指出，在幾個剛剛表態同意建立第四國際的組織所發表的聲明中，蘊含著哪些要點：「反法西斯鬥爭、通過革命奪取政權、革命的迫切性、打敗改良主義的必要性、黨內民主」，並表示它們如果留在現存的兩個國際內，就能發揮更重大的作用。然後他表示，托洛茨基派與社青團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打敗「斯大林主義與修正主義」，但他並不認為建立第四國際是必需的，也不認為有必要藉助托洛茨基派的支持來擊敗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派[44]。

德國的經驗——最早是由阿拉吉斯泰因總結的——使他們了解到了托洛茨基的意見，也使他們發現了兩種同樣錯誤的策略的雙重「失敗」，這兩種策略是「社會民主黨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策略」與「共產國際的僵化的、宗派主義策略」[45]。桑蒂亞戈·卡里略在1934年7月會見共青團代表團時就是這麼說的。他認為重點在於：群眾的運動，正在迫使各個工人組織成立統一戰線，通過在全國各地建立「工人同盟」，來奪取政權[46]。共青團提出，社青團不得與托洛茨基派進行聯合行動，這個要求遭到了社青團的拒絕[47]。卡里略就這個問題對共青團進行了批評。他說，雖然近幾個月來，工人同盟一直遭到西共的污衊，但在群眾運動造成的壓力下，西共終將參加工人同盟，他對此很有把握。

共青團建議社青團參加「反法西斯人民聯盟」，但社青團一時還不打算參加。卡里略稍帶嘲諷地提到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與法國共產黨最近達成的統一行動的協定：

「他們自稱，以後不會系統地動用武力。可我們聯合起來，就是要組織武力！[48]」

此外社青團還允許批評，但反對辱罵。卡里略說，他們不願意採納所謂的「反法西斯陣線」的政策，不是因為辱罵，而是因為他們不相信能夠跟那些明顯在為法西斯主義開闢道路的人（比如激進黨）組成反法西斯陣線。

他們對「統一戰線」有一種初看起來非常驚人的觀念：顯然，只有在為奪取政權進行準備時，才有可能建立統一戰線；反對這種觀念的主要有托洛茨基派，但也有其它組織；出於前述的原因，社青團堅決捍衛這種觀念；他們至少在理論上認為，工人同盟就是他們構想中的那種統一戰線。總之，在1934年，當他們準備發動起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他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桑蒂亞戈·卡里略在答覆共青團的質問時說：「無產階級在小規模的遭遇戰中得不到什麼成果；它要的是決戰[49]。」因此，他強烈反對任何局部行動和罷工，它們有可能導致無產階級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投入戰鬥；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就連總罷工也只是「武裝組織為了奪取政權而舉行的起義行動」的補充[50]。

社青團當時正在認真地進行準備——即使它準備發動的不是「偉大的社會革命」，至少也是在西班牙所有工人區發動起義；它也明白，拉爾戈·卡巴耶洛當時被全國的勞動群眾看作是革命的雄心壯志的化身，並開始被社青團稱作「西班牙的列寧」，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崇高聲望，可以使它從中受益；它帶著這種自信，向其它工人組織表明了自己拒絕局部行動的立場，它認為這是「為了起義而保存無產階級的力量」。

起義的軍事準備

民兵是起義的先鋒，如何組建、訓練和武裝民兵，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顯然，要為起義進行技術準備，就不能不解決這個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筆者弄到了一大批檔案和一些重要聲明，從中可以了解到社青團在這方面採取了哪些具體行動。

大概在1934年初，搜羅武器的工作就開始了。最大的一筆交易，是向葡萄牙密謀者訂購了一大批軍火，這批軍火有一部分被裝上了「圖爾克薩」號（Turquesa）輪船，準備運往阿斯圖里亞斯海岸，但被當局查獲了[51]。保安警察首腦的一份報告證明，在幾個外國政府（主要是衣索比亞政府）的掩護下，社會黨還成功「訂購」了幾批軍火，這些軍火先被運往東非，然後秘密轉運到西班牙的另一個地方。另外，兵工廠的工人也組織起來，從工廠中偷走了數量可觀的槍支（拉·特魯維亞，托萊多）。當起義發動時，他們準備在第一時間奪占兵工廠庫房裡的武器，——他們在阿斯圖里亞斯搞到了17000支步槍——並通過軍隊和警察內部的社會黨同情者的幫助，從警察局、突擊警察和國民警衛隊那裡弄到大量的武器[52]。

至於民兵，在保安警察首腦的報告中引用了社青團穆爾西亞省委員會下發的兩份通知（日期分別為6月6日與7月28日），以及1934年5月30日的一份總報告，這些通知與報告都講到了社青團與社會黨「民兵」的軍事準備工作[53]。

6月6日的通知中提到了早先下達的立即建立民兵的指示，並指出許多民兵隊伍已經建立，且情況良好。它還指出，除非絕對必要，否則民兵不應攜帶武器；必須把一切可能會泄露機密的文件給藏好；必須立即建立第二套領導班子，以備轉入地下之需。這個通知還強調指出，在國內要盡量想方設法開展全面的準備工作，也就是進行體力鍛煉和武器訓練，為了避免警察發覺，可以用「遠足」為掩護，進行這些訓練。通知還指出，對敵人——也就是「法西斯」組織與警察——進行「監視」甚至「刺探」，具有重要意義，並要求在尚未開展此類工作的地方進行此類工作，當然要保持最高度的機密性。這個通知最後指出，必須在每個城鎮建立「化學」分隊，負責製造炸彈；「化學」分隊不得與組織的其它部分進行聯繫。通知在結尾處反覆強調要執行最嚴格的紀律，並重申了對任何可能叛變或泄密的人處以死刑的決定。

民兵的組織工作要遵守十一項規定。只有社青團員、社會黨員和工總會員能參加民兵，但為了避免社青團對民兵的領導權受到質疑，社會黨員與工總會員在民兵中要「按一定比例分配」。民兵每十人為一小隊，由一名小隊長指揮；小隊長跟社青團地方領導一樣，由地方委員會任命。在任命小隊長時，優先考慮服完兵役的人，如果曾接受過軍官訓練或士官訓練，則更加優先考慮。小隊隊員要學會操作自己的步槍，要學會小隊的戰術。只有專門的分隊才能製作、儲備與使用炸彈。每個民兵都要有武器。社青團地方委員會在指派任務、組織訓練與審訊、處置叛徒等方面擁有全權。發動民兵的命令，以及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指示，則由社青團省委及其任命的「上級領導」下達[54]。

社青團穆爾西亞省委於8月28日[55]下達的通知更為簡潔，從中可以嗅到一絲火藥味。這個通知要求解散社青團各省省委與各級地方委員會。各小隊的隊長與地方領導每周召開一次例會，行使原先的地方委員會的職責，地方領導應向能夠聯繫上所有地方領導的上級領導負責。社青團真的把自己轉變為軍事組織，從而轉入半地下狀態了嗎？社青團原先的體制，是用於合法開展公開的政治活動（散發《新生》、舉行群眾集會等）與工會活動的，不難想像這會造成多麼劇烈的變動。社青團肯定是把至少一部分工作給交割出去了。

民兵的全國領袖是何塞·萊因。曼努埃爾·塔古埃尼亞[56]當時只有二十一歲，是一名理科生，而且是共青團員，他就馬德里民兵的情況寫了一份很完整的報告，其中寫道：

「先是在城西的社會黨俱樂部里舉行了多次公開的群眾集會；接著，參加了秘密組織的小隊召開了自己的小會[57]。」

就在人民俱樂部的一棟樓里，他的小隊長教會了他怎麼使用毛瑟步槍。極右政黨右協準備在4月22日於埃斯科里亞爾（Escorial）舉行一場法西斯集會，作為回應，馬德里工人發動了罷工，在這次罷工中，民兵首次出動[58]。共青團要求塔古埃尼亞退出社會黨民兵，他便乾脆退出了共青團；他在民兵中進展神速，很快就和他的戰友、醫學生費德里科·科埃利奧[59]與法學生弗蘭西斯科·奧爾多涅斯（Francisco Ordo?ez）一起進入了實質上的民兵「總參謀部」，這個「總參謀部」的人還有何塞·萊因、銀行職員比克托里亞諾·馬科斯·阿隆索[60]和義大利激進分子費爾南多·德·羅薩[61][62]。九月初他受命組建一個「連隊」，這個連隊由十個小隊組成，另設一個指揮組，其隊員均住在格洛里耶塔·德·克瓦多（Glorieta de Quevado）街區。奧爾多涅斯在九月初告訴他，起義已勢在必行，最有可能發動起義的日期是十月初[63]。

工總的大部分領導人，無疑是想儘力避免起義的，而社青團卻自覺地、積極地為起義進行準備，正在起義的準備過程中，在工總、社會黨和馬德里工人同盟內部，圍繞著農業工人的形勢，以及農業工人在夏初發動的罷工，發生了爭論——保羅·普雷斯頓曾決定，將這個爭論，放在與準備起義無關的政治背景中，對其加以探討[64]。

其實，大莊園主在1934年向農業工人發起了大規模進攻，企圖削減工人的工資，摧毀工人的組織，他們提出了一個惡毒的口號：「你們餓了是吧？去吃共和國吧！」上文講過，1934年1月28日，在求戰心切的會員的壓力下，以里卡爾多·薩瓦爾薩為首的一批人掌握了工總旗下的強大工會——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擁有五十萬會員）的領導權。工會領袖使用了一切合法手段與宣傳方法，積累了一大堆地主破壞法制、暴力挑釁的證據，最後，他們的支持者威脅說要把他們趕下台，他們便決定發動罷工。

他們並沒有像保羅·普雷斯頓所著重指出的那樣，輕率地發動罷工。3月31日，在報紙《土地勞動者》（El Obrero de la Tierra）上發表了第一個警告。但工總執委會建議全土勞協領導層不要下令罷工：全國各地的收成時間並不一致，小農可能會受到罷工的打擊，更何況罷工勢必引發對峙。在三月和四月里，拉爾戈·卡巴耶洛和工總執委會都在竭力勸說薩瓦爾薩和他的同志，叫他們不要號召農業工人舉行罷工，不然到時工總無法在其它地方提供支援。負責策划起義的社會黨—工總聯席委員會一再警告各省的組織，並強調說，農業工人的罷工與正在策劃中的起義無關，並以此表明罷工的時機尚未成熟！

然而，工會會員正在飢餓中慢慢死去；他們要求罷工，最終全土勞協的領袖也頂不住了。在最後一次談判的嘗試失敗後，全土勞協全國委員會在5月11日—12日舉行會議，宣布將根據一個真正的最低要求綱領，在6月1日舉行罷工[65]。政府對此做出了反應，它頒布法令，規定農作物的收割是「全國性的公益事業」，這次罷工是「革命性的衝突」，禁止一切與這次罷工有關的集會、遊行和宣傳，並在長達幾周的時間裡實行嚴厲的報刊審查。有幾千人遭到逮捕，大部分地方領導人都被判處有期徒刑，且不得減刑。農業工人遭到了孤立，被打垮了。農作物的收割由軍隊進行；要等到兩年以後，當人民陣線在1936年大選中獲勝後，全土勞協才能抬起頭來，重現生機……

拉爾戈·卡巴耶洛與工總領導層的政策確實要對此承擔重大責任；當他們警告罷工工人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告訴政府：你們儘管放手鎮壓罷工工人好了。社會黨的態度，在馬德里工人同盟內部引發了激烈的爭論。6月1日晚上，在馬德里工人同盟內部，穆尼斯[66]代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號召舉行為期四十八小時的團結罷工，向政府表明農民不是孤立無援的。社會主義組織——社會黨、工總與社青團——的代表反駁說，這完全是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早就警告過農民了。他們聲稱「行動的時機尚未來臨」，不能貿然行動，否則政府可能會關閉人民俱樂部。為了讓穆尼斯開竅，而且顯然也是由於缺乏論據，社會黨領袖、工總支持者拉法埃爾·恩切·德·拉·普拉塔[67]一聲不吭地從腰帶上拔出一支槍，大喇喇地擱在穆尼斯面前的桌子上[68]。7月31日，工總全國委員會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教育工作者協會（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la Ense?anza）年輕的書記拉蒙·拉米雷斯[69]（對於工農聯盟的必要性，有誰能比教師理解得更好呢？）強烈批評了工總的領導層，斥責他們造成了農業工人罷工的失敗，導致罷工工人遭受鎮壓。拉爾戈·卡巴耶洛親自出來反駁這位引用了馬克思與列寧的話的青年同志，嘲諷了他的「左派幼稚病」和「口頭上的革命高調」，並解釋說1934年的西班牙並不是1917年的俄國……[70]

保羅·普雷斯頓認為，當全土勞協號召罷工時，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做法，表明這位老領袖並沒有跟他過去長期堅持的改良主義徹底決裂。而且，他這種做法，也構成了一個關鍵論據，使一些人堅信：這位社會黨主席、工總總書記大談未來的起義，只是為了嚇唬他的政治對手，主要是為了嚇唬共和國總統，迫使總統放棄讓右協執政的打算。這種解釋看似很有道理。能否把同樣的結論用在社青團身上呢？對於社青團的態度，也能做出同樣的解釋嗎？用拉爾戈·卡巴耶洛的話來說，社青團當時也犯了「左派幼稚病」，也在「大唱革命高調」，但他們依然無條件地站在拉爾戈·卡巴耶洛一邊，反對批評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教師，反對那些因「過早」發動罷工而被判刑的農業工人。筆者並不這麼認為。為即將發動的起義進行技術準備，是社青團全部工作的核心；他們相信，發動團結罷工，會導致武裝衝突過早爆發，而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尚未做好充分的準備。社青團的領袖犯的錯誤，或許可以稱之為「軍事上的極左主義」——不過，這種錯誤，確實也能用來掩飾徹底的機會主義政策[71]。

儘管如此，在1934年夏季，堅決反對一切階級合作、拒絕與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結成長期的聯盟、加倍地批判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仍是陷入危機之中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中最先進的部分之一。社青團的組織所體現出的，只是西班牙工人階級青年的革命雄心（儘管是以一種扭曲但又直接的形式體現出來）；托洛茨基正確地理解了這一點，所以他才親自勸說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同志，要他們仿效法國托派，打入社會黨，特別是社青團。換言之，按照他的設想，此舉在最好的情況下，能夠使第四國際爭取到社青團中最優秀的分子；在最壞的情況下，也能給第四國際的絕大多數成員（他們誤以為自己能對斯大林主義免疫）注入抵禦斯大林主義病毒的疫苗。

[1] 亨德里庫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n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馬林（Maring），荷蘭工會活動家，荷蘭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後參加荷蘭共產黨。曾幫助成立印尼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1927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路線，成立革命社會主義黨。1935年革命社會主義黨與獨立社會黨合併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納粹德國入侵荷蘭後，斯內夫利特組織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4月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義。n——中譯者注

[2] 安德列烏·寧·佩雷斯（加泰羅尼亞語：AndreunNin i Perez；西班牙語：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於加泰羅尼亞地區塔拉戈納省艾爾·文德雷伊鎮（El Vendrell）。1917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後參與成立西班牙共產黨。曾在莫斯科為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工作。後參加左翼反對派，回到西班牙後，在西班牙共產黨內建立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由於在許多問題上與托洛茨基產生分歧，脫離左翼反對派。1935年與毛林一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1936年初參加人民陣線，並出任加泰羅尼亞政府的司法部長。1936年12月辭去司法部長的職務。1937年6月，在斯大林黨的強烈要求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寧和黨的大部分領導人都被逮捕，並遭到秘密殺害。——中譯者注

[3] 《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nof Leon Trotsky[1936-36]），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紐約，第368頁。——原注

在皮埃爾·布魯埃與艾米爾·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與內戰》一書中，對這個問題做了非常簡短的介紹；另請參閱下面的注釋[11]。——《革命史》雜誌編輯注

[4] 華金·毛林·胡利亞（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於西班牙阿拉貢地區維斯卡省波南薩鎮（Bonansa），青年時即投身革命，參加了全國勞工聯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了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回國後當選為全國勞工聯盟總書記，隨後被捕入獄。獲釋後在全勞聯內成立布爾什維克派組織革命工會委員會（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參加西班牙共產黨，負責組建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地區的黨組織——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獲釋後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羅那，後因不贊成斯大林主義，率領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脫離西班牙共產黨，同年與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合併，1933年將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改組為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安德列烏·寧領導的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總書記。1936年2月，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參加了人民陣線，毛林當選為議員。內戰爆發時，毛林身陷國統區，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區途中被叛軍逮捕，1944年獲釋後流亡美國，1973年於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5] 工農同盟（西班牙語：Bloquen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羅尼亞語：Bloc Obrer i Camperol）其實是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的群眾組織，兩者常常被混為一談。——中譯者注

[6] 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ArchivonHistórico Nacional）內戰分館，這個分館以前是國民警衛隊（在內戰期間和內戰結束後，國民警衛隊是負責鎮壓的部隊）的檔案庫，現在由文化部運營，並由一位檔案管理員管理。這個檔案館採用了較老的分類索引方法，以前肯定能給警察的偵查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但已經不適用於今日的科學研究了，儘管如此，這個檔案館還是收藏了大量極有價值的文件。——原注

[7] 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Franciscon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於馬德里，1894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1918年至1938年擔任工人總同盟總書記，1919年參與創建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併當選為執行局委員。德·里維拉將軍發動政變、建立軍事獨裁後，他領導社會黨和工總同獨裁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任勞工部長。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總書記。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總理。1939年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8] 桑蒂亞戈?何塞?卡里略?索拉雷斯（SantiagonJosé Carrillo Solares，1915年1月18日——2012年9月18日），生於希洪，父親是社會黨領袖文塞斯拉奧?卡里略。小學畢業後當過印刷工學徒，13歲時參加社青團與工總。1931年開始給《社會主義者》當記者。1934年4月當選為社青團總書記，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被捕入獄，與他的父親、卡巴耶洛和其他社會黨領袖關在一起。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出獄後參加了把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社青的工作，並在1936年11月7日參加了西共。同年11月擔任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委員，積極組織防禦工作。1937年3月當選為西共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54年西共五大以後，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60年接替多洛蕾絲?伊巴魯里，擔任西共總書記，1976年潛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後獲釋。1977年2月提出「歐洲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想，並在西班牙「民主轉型」期間幫助資產階級鞏固了統治秩序。1982年辭去總書記的職務。1985年被開除出黨後，成立了西班牙工人黨—共產主義者團結（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a–Unidad Comunista），該黨始終不成氣候，1991年解散後，大部分黨員參加了社會黨，但卡里略本人拒絕參加社會黨。2012年於馬德里去世。——中譯者注

[9] 在這些研究成果當中，筆者首先要介紹的是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的《西班牙內戰的來臨》（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倫敦，1978年），這篇論文深入研究了社會黨、工總與社青團的內部生活，同時以辯證發展的方式，研究了西班牙右翼自治團體協會（Confederación Espa?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CEDA）與人民行動青年團（Juventudesnde Acción Popular，JAP）的內部生活。在思想史方面，筆者還要介紹瑪爾塔·比斯卡隆多（Marta Bizcarrondo）的重要著作《阿拉吉斯泰因與社會黨在第二共和國時期的危機：〈利維坦〉1934—1936》（Araquistáin y la Crisis Socialista en la IIa República:nLeviatán 1934–1936，1975年），它的地位不亞於前一篇論文（多年來我們都在等待她發表關於社會黨的論文）；里卡德·比尼亞斯（Ricard Vi?as）引人關注的論文《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1934—1936》（La Formación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1934–1936）（1978年），還應該補充桑托斯·胡利亞（Santos Julía）的兩篇文章：《1935—1936年的社會黨左派》（La Izquierda del PSOE [1935–36]）（1977年）與《西班牙人民陣線的起源1934—1936》（Origi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a 1934–36）（1980年）。在瑪爾塔·比斯卡隆多的大力推動下，社會黨左派的評論文集《利維坦》（Leviatán）已經推出了新版，她還為新版撰寫了評註；保羅·普雷斯頓也從《利維坦》選出部分文章，編成了《利維坦（選編）》（Leviatán [Antología]）。在本文創作過程中參考過的許多文件都已重版，筆者在撰寫本文時還參考了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工人言論》（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的新版本，以及由愛德華·馬雷法奇斯（EdwardnMalefakis）編纂的普里耶托演講集《重要言論》（Discursos fundamentales），還有由瑪爾塔·比斯卡隆多編纂的文集《1934年十月：對革命的反應》（Octubrendel 34: Reflexiones sobre una Revolucion），這本文集收錄了大量討論1934年十月起義的文章，這些文章原本刊登於社青團的小冊子《十月：第二階段》（Octubre: Segunda Etapa）。筆者還參考了其它一些舊材料，特別是社會黨前書記胡安—西梅昂·比達爾特（Juan-Simeón Vidarte）的回憶錄第二卷《黑暗的兩年與阿斯圖里亞斯起義》（El Bieno Negre y la Insurrección de Asturias，1978年），這本書收錄了大量文件和許多有用的信息。——原注

[10] 米蓋爾·普里莫·德·里維拉·奧爾瓦內哈（Migueln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於西班牙大貴族家庭，曾參加過摩洛哥、古巴和菲律賓的殖民戰爭。1911年晉陞為準將。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國王阿爾方索十三世和軍方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成為軍事獨裁者，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0年1月，迫於群眾運動的壓力而辭職，隨即流亡巴黎。——中譯者注

[11] 《保衛共和國法》於1931年10月頒布，它的法文版收錄於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1–1939），巴黎，1973年，第105—106頁。——原注

此書尚無英文版，作者提到的這個文件也沒有收錄於皮·布魯埃與埃·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與內戰》（The Revolution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倫敦，1972年）英文版中。——《革命史》雜誌編輯注

2012年此書第一部已有英文版，可在此處閱讀：https://libcom.org/files/The%20Spanish%20Revolution%201931-1939%20%E2%80%93%20Pierre%20Broue%CC%81%20copy.pdfn——中譯者注

[1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凱維多（Luisn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當過領航員，1915年至1923年擔任《西班牙》（Espa?a）雜誌編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社會黨，1929年第二次參加社會黨。共和國成立後，曾參與起草新憲法。他是社會黨左翼的理論家，支持無產階級專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駐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駐法大使，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流亡期間逐步拋棄革命立場，轉向改良立場。——中譯者注

[13] 瑪爾塔·比斯卡隆多，《阿拉吉斯泰因與社會黨在第二共和國時期的危機：〈利維坦〉1934—1936》，第124—140頁。——原注

[14] 何塞?瑪麗亞?希爾—羅夫雷斯?奇尼奧內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於薩拉曼卡，1919年畢業於薩拉曼卡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22年參加社會人民黨（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擔任全國天主教農民協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書記，並進入《爭論報》編輯部工作。共和國成立後，參與成立國民行動。1931年當選國會議員。1933年參與成立西班牙右翼自治團體協會，並在當年大選中率領右派獲勝，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陸軍部長。人民陣線在1936年大選中獲勝後，右協的成員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右協，內戰結束後流亡國外，弗朗哥死後回國。——中譯者注

[15] 《社會主義者》（El Socialista），1933年7月25日。——原注

[16] 胡利安?貝斯泰洛?費爾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n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於馬德里。曾在馬德里大學、索邦大學等學校求學。1908年參加阿列杭德洛?雷魯克斯的激進共和黨，1912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不久後參加工總與社會黨。1917年10月，因積极參加罷工運動，被判處終身監禁，1918年2月在獄中當選議員，獲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主張工總同獨裁政府合作，並於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總主席和社會黨主席。1931年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出任議會議長，並於1932年再次出任工總主席，1934年辭去工總主席的職務。1939年3月5日參加卡薩多政變，推翻了內格林政府，企圖向弗朗哥乞和。馬德里淪陷後被反動軍隊逮捕，同年被判處三十年徒刑，後死於獄中。——中譯者注

[17] 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圖埃洛（IndalecionPrieto 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於奧維耶多，六歲喪父後，隨母親遷居畢爾巴鄂。曾在街頭賣報，在報社當過速記員。1899年參加社會黨。逐漸成為巴斯克地區社會黨的重要領袖。曾參加組織1917年大罷工，後逃往法國。1918年當選議員後，於4月回國。在二十年代反對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同獨裁政府合作的路線。共和國成立後，曾在第一屆阿薩尼亞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和公共建設部長，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擔任海軍與空軍部長，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擔任國防部長。1935年至1948年擔任社會黨主席。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8] 社青團在1933年8月舉辦了暑期學校，來自全國各地的約150名學生住進了暑期學校的帳篷里，其中有十幾個女生。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內戰分館政治—社會分部「馬德里」1460卷宗（Legajo 1460）收錄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記錄了1932年和1933年的多次講座。這些學生的政治教育水平很差；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在收上來的十七份答卷中，幾乎所有學生都把社會主義當成了一種道德理想。拉爾戈·卡巴耶洛本來沒有在暑期學校發表講話的打算，但學生們被貝斯泰洛和普里耶托的講話弄得大惑不解，十分不滿。這份檔案還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暑期學校的秘書是年少的桑蒂亞戈·卡里略，他專門負責邀請發言人；他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文塞斯拉奧·卡里略的兒子，當時是一個印刷學徒，後來當上了《社會主義者》的實習編輯，那時他的政治生涯才剛剛開始。——原注

[19] 這篇講話後來編成了小冊子《民主社會主義中的可能主義》（Possibilismo en la democrácia socialista）。這位老社會民主黨人向青年聽眾發表的講話收錄於《工人言論》1979年版，第27—31頁。——原注

[20] 《新生》，1933年9月23日。——原注

[21] 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1946—），英國歷史學家、西班牙文化專家。主要研究西班牙內戰史。——中譯者注

[22] 保羅·普雷斯頓，《西班牙內戰的來臨》，第90頁。1936年，一個改良主義派記者加夫里埃爾·馬里奧·德·科卡（Gabriel Mario de Coca）寫了一本抨擊卡巴耶洛的小冊子《反對卡巴耶洛：對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馬克思主義批判》（Anti-Caballero: Una critica marxista de la bolchevización daln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ol）（1975年重版，由瑪爾塔·比斯卡隆多作序），據這本小冊子介紹，當卡巴耶洛在外省開始進行競選活動時，他被稱作「西班牙的列寧」，他對這個尊號做出了禮貌的抗議（第86頁）。加夫里埃爾·馬里奧·德·科卡還記載了拉爾戈·卡巴耶洛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行：10月30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薩夫拉（Zafra）預言：一個新的革命時期即將開始，這個時期的頂點並不是共和國在1931年的成立：「這個新時期的高潮將是社會共和國的成立」。11月9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唐·貝尼托（Don Benito）宣稱社會革命即將爆發，資產階級將遭到暴力剝奪。必須戰鬥下去，直到「革命的紅旗飄揚在每一棟公共建築物的樓頂」。11月10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阿蘇瓦加（Azuaga）聲稱，如果軍隊中出現一個運動，那將不會是將軍們的運動，而是「士兵和士官建立社會共和國」的運動。11月13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阿爾瓦塞特（Albacete）聲稱：「當然，如果法律不為我們服務，如果法律阻止我們前進，我們就要拋棄資產階級民主，用革命奪取政權。」11月14日，他在穆爾西亞（Murcia）受到了社青團的狂熱歡呼，他在演講結尾時說：「我們需要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這個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正在走向它。」（第88—90頁。）——原注

[23] 路·阿拉吉斯泰因，《歷史的教訓：德國的毀滅》（Una lección de historia: El derrumbamiento alemán）（1933年）。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凱維多（1886—1959）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他已經轉向了左邊。他曾於1932年2月—1933年2月擔任西班牙駐柏林大使，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認為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已破產。戰勝法西斯主義或「公開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唯一辦法，就是「公開的社會主義專政」。對於無產階級而言，資產階級民主只有在它能夠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鞏固陣地」時，才是有用的。——原注

[24] 胡利安·貝斯泰洛·費爾南德斯（1870—1940）是社會黨老黨員，也是一位大學教授，享有理論家的名聲。他在1917年是罷工委員會主席，鼓吹社會黨人應該把管理社會的任務、特別是「民主革命」的任務交給共和派，而不能「跳過階段」。他在1931年當過國會議長；他在黨內的基本盤在馬德里，在工總內部的基本盤是鐵路工人和農業工人。他被認為是社會黨「改良主義」派的領袖。——原注

[25] 阿馬洛·德爾·羅薩爾·迪亞斯（Amarondel Rosal Díaz，1904年12月29日——1991年2月5日），生於阿斯圖里亞斯自治區阿維雷斯市（Avilés）。當過銀行職員。1931年參加工總，1934年1月當選為工總全國委員會委員，參加了1934年十月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失敗後逃往葡萄牙，不久後被遣返回國，被判處二十年徒刑。1936年2月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內戰爆發後在財政部工作。1937年10月當選為工總副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6年與胡安·內格林等人一起被開除出社會黨。1948年參加西共。1976年回國。1991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26] 《西班牙工人總同盟公報》（Boletín de la Unión General denTrabajadores de Espa?a），1933年12月—1934年1月，記載了整個爭論以及各種突然發生的變化。由普里耶托起草的這個綱領收錄於多洛蕾絲?伊巴魯里（Dolores Ibárruri）等人合著的《西班牙的戰爭與革命》（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a），第52—54頁。這個綱領有十項要求：將一切土地國有化；優先向水利工程提供資金；改革公共教育；解散宗教教團並沒收其財產；解散軍隊並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支新軍隊；解散國民警衛隊並成立人民民兵；對國家官吏進行改革與整頓；提高產業工人在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待遇；改革稅制；通過由人民創建的新的立法機關迅速施行上述一切措施。直到十五個月以後，這個綱領才被公之於眾，此時，為了爭取實現這個綱領而舉行的起義早已被擊敗了！拉爾戈·卡巴耶洛為了支持這個行動，還做出了一些決定（同上，第54頁）：（1）組織一個「光明正大的革命」運動；（2）在時機合適時發動這個運動，而不管敵人的動向；（3）社會黨和工總要同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分子進行接觸；（4）一旦勝利，就成立一個社會黨—工總政府，這個政府也歡迎一切直接參加鬥爭的組織參加；（5）這個政府將實行上述綱領。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圖埃洛（1883—1962）與商界關係密切，作風傾向「自由主義」。多年以來，他一直是拉爾戈·卡巴耶洛在社會黨內最強勁的對手。——原注

[27] 阿納斯塔西奧?德?格拉西亞?比利亞魯維亞（Anastasionde Gracia 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於摩拉（Mora）一個貧困家庭，當過泥瓦匠，1903年參加家鄉的工會，1911年遷居馬德里，1913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此後曾擔任馬德里建築工會主席、工總旗下的馬德里省聯合會建築工人分會總書記。1928年7月至9月當選為社會黨執委會委員，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當選為工總執委會委員。1932年至1934年擔任工總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當選為工總主席，1936年1月辭去工總主席之職。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業與貿易部長，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勞動與福利部長。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後，在內格林政府內擔任總政治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中譯者注

[28] 帕斯庫瓦爾·托馬斯·塔恩瓜（PascualnTomás Taengua，1893年8月18日——1972年5月4日），生於瓦倫西亞。8歲開始當金屬工人。14歲參加工總與瓦倫西亞社會主義者集團。1923年參與創建瓦倫西亞金屬工會（Sindicato Metalúrgico de Valencia），1928年當選為社會黨瓦倫西亞聯合會省委會委員。1931年當選為全國鋼鐵聯合會（Federación Nacional Siderometalúrgica）書記，1932年至1934年擔任工總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1月至1937年10月任工總執行委員會副書記。1938年1月再次當選為工總執行委員會委員。1939年3月當選為社會黨執委會總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64年至1967年擔任社會黨主席。1972年回國。1976年於瓦倫西亞逝世。——中譯者注

[29] 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Carlosn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於馬德里，當過司機。1918年參加工總和社青團。1924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1928年當選為馬德里城市運輸工人總工會（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團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團主席。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0] 里卡爾多·薩瓦爾薩·埃洛爾加（RicardonZabalza 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於納瓦拉的一個醫生家庭，青年時曾在阿根廷求學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社會黨，1933年3月當選為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納瓦拉省書記。1934年2月當選為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總書記。因參加1934年十月起義而被捕入獄。叛亂爆發時在馬德里參加平叛戰鬥。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內斯托·阿林，出任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11月被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為瓦倫西亞省長。不久後調到中央農業合作社協會（Unión Central de Cooperativas Agrícolas）工作。共和國覆滅後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譯者注

[31] 當時，農業工人是待遇最低、條件最差、受失業打擊最嚴重的群體。自從共和國成立後，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像雨後春筍一樣迅速壯大：1932年6月，它已經有了445414名會員，而工總同期的會員人數也不過是1041539人。它的基礎是一批極具戰鬥性的活動家，他們把全土勞協的領導人、貝斯泰洛派的盧西奧·馬丁內斯·希爾（Lucio Martínez Gíl）趕下了台，換上了納瓦拉社會黨領袖之一里卡爾多·薩瓦爾薩（他死於1939年），並為薩瓦爾薩制定了新的路線。——原注

[32] 《社會主義者》，1934年1月28日。加夫里埃爾·馬里奧·德·科卡（前引書，第101頁）寫道，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發生政治爭論，也沒有發生思想交鋒，僅僅是針對純粹的事務性問題進行了投票表決。他還指出，這次會議是由社青團事先「安排」的。在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a）的新領導人當中，赫然可見文塞斯拉奧·卡里略（桑蒂亞戈·卡里略的父親）與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的名字。——原注

[33] 直到1933年，社青團的領導都來自所謂的社會黨「改良主義派」，這個派別的領袖是貝斯泰洛。他在社青團領導層中的支持者有：胡安·羅霍（Juan Rojo）、馬里亞諾·羅霍（Mariano Rojo）、何塞·卡斯特羅（José Castro）、菲利克斯·加西亞（Felix García）等人。關於這些人的情況，請參閱桑蒂亞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Demain l』Espagne），第31頁。——原注

[34] 何塞·萊因·恩特拉爾戈（José Laín Entralgo，1910—1972），生於馬德里，1932年參加社會黨與社青團，1934年在社青團五大上當選為社青團全國委員會副書記。1936年參加了將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並於同年參加西共。內戰期間曾任第7軍政治委員，併當選為西共中央候補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蘇聯，1957年回國。1972年於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35] 何塞·萊因·恩特拉爾戈曾是大學生聯合會（FederaciónnUniversitaria Escolar，FUE）馬德里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向代表大會做的政治報告《青年團的政治立場》（Posición política de las Juventudes）發表於1934年4月21日的《社會主義者》。——原注

[36] 團員年齡不得超過35歲。但絕大多數團員的年齡要小得多。社會黨內存在著很深的代溝，因為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發展青年黨員的工作實際上毫無進展，而從1930年開始，大量的青年又突然湧進黨內。——原注

[37] 塞貢多·塞拉諾·彭塞拉（SegundonSerrano Poncela，1912—1976），生於馬德里，畢業於馬德里大學。在上大學時加入社青團。1934年當選為社青團執委會委員。1936年參加了將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併當選為統社青執委會委員。1936年11月6日參加西共，並參加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擔任公共秩序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曾在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和委內瑞拉等地執教。——中譯者注

[38] 費德里科·梅爾喬爾·費爾南德斯（FedericonMelchor Fernández，1915年4月10日——1985年9月11日），生於馬德里。曾參加社青團，並在1934年的社青團五大上當選為執委會委員。在1936年參加了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36年11月參加西共，並參加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工作。1937年5月至1938年1月擔任宣傳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9] 何塞?卡索爾拉?毛雷（José CazorlanMaure，1906—1940），1932年2月當選為社青團執委會委員，1936年參加了把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參加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同年12月接替卡里略擔任公共秩序委員。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擔任阿爾瓦塞特省省長。1939年3月5日，被卡薩多軍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獄。共和國覆滅後繼續留在馬德里，重建西共組織，同年8月被反動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譯者注

[40] 阿爾弗雷多·卡維利奧·戈麥斯—阿塞沃（AlfredonCabello Gómez-Acebo，1910—1948），曾參加社青團，在1936年參加了把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社青的工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從1944年起多次潛回國內，負責地下工作。1946年被派往馬拉加領導當地的游擊戰，同年5月21日被捕，1948年3月5日遇害。——中譯者注

[41] 拉法埃爾·卡爾沃·庫瓦德拉多（RafaelnCalvo Cuadrado，1906年10月5日——1936年8月16日），生於加迪斯一個醫生家庭。畢業於加迪斯大學。1930年參加社會黨，1933年當選為社會黨加迪斯省聯合會主席。1936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936年8月10日被俘，8月16日遇害。——中譯者注

[42] 塞貢多·塞拉諾·彭塞拉（1912—1976）當時是一名研究文學的學生，（據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1460卷宗的記載）他曾在1932年參加過社青團在艾爾·帕爾多（El Pardo）舉辦的暑期學校。費德里科·梅爾喬爾參加過1933年的社青團暑期學校。在被考到「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時，他的同學都顯得直白而謙遜，但他卻在答案里賣弄學識，提到了烏托邦、黑格爾、馬克思和辯證法。——原注

[43] 《新生》，1934年4月18日。——原注

[44] 費—梅，《邁向第四國際？》（Hacianla Iva 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9月30日；費·梅爾喬爾，《第四國際》（La Iva 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11月11日、12月9日。另請參閱《托派青年的立場》（Posición de los jovenes trotskistas），《新生》，1934年1月27日與《致托派青年》（Anlos jovenes trotskistas），後兩篇是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宣揚統一戰線政策的論戰文章。托洛茨基主義者格·穆尼斯在《失敗的里程碑，勝利的保證》（Jalones de derrota，promesa de Victoria）（1948）一書中強調指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社青團基層團員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它的領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舉出了一些這方面的例子，比如社青團舊卡斯蒂利亞省聯合會投票決定參加正在籌建的第四國際，社青團的領導人反覆引用托洛茨基的話，並邀請託洛茨基派「加入」，以及他本人曾反覆接到參加社青團的邀請，並且不用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安德拉德也說社青團領導人的辦公室里掛著托洛茨基的肖像。——原注

[45] 在1934年7月26日和7月30日，社青團與共青團派出代表團，舉行了討論，從討論記錄中，可以看出社青團領袖在1934年中期的總體思想，這次討論的記錄發表在1934年7月28日、8月11日和8月18日的《新生》上，並被裡卡德·比尼亞斯作為附錄收錄於《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1934—1936》一書中。社青團派出的代表團由桑蒂亞戈·卡里略、塞拉諾·彭塞拉和何塞·萊因組成。卡里略是代表團中唯一發過言的人（比尼亞斯，前引書，第78頁）。——原注

[46] 同上，第81頁。「工人同盟」（AlianzanObrera）是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最早是由華·毛林領導的工農同盟與安德列烏·寧領導的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倡導成立的；1933年底，加泰羅尼亞開始成立工人同盟。馬德里在1934年5月成立了工人同盟，這顯然是由社青團發起成立的。全國各地的全勞聯組織中，只有阿斯圖里亞斯地區勞聯參加了工人同盟。西共認為「工人同盟」是最糟糕的「社會法西斯主義」，把它稱作「反革命的神聖同盟」，不願參加它……直到1934年9月，西共才在最後一刻參加了工人同盟。——原注

[47] 比克托·阿爾瓦（Victor Alba）在《西班牙共產黨》（Eln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a）一書中（第170頁）指出，共青團書記特里豐·梅德拉諾（Trifón Medrano）要求將青年托洛茨基派趕出正在籌建中的青年工人同盟，桑蒂亞戈·卡里略便在自青聯的支持下，以社青團的名義，提出放棄組建青年工人同盟。雖然如此，但馬德里社青團的領導層並不總是堅決反對斯大林式的開除，在共同組織示威遊戲時，他們事先同意不讓托洛茨基派參加。1934年9月10日的大型示威遊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十萬名青年參加了這次「運動場集會」，反對限制他們的民事權利的政府法令；這道法令規定：不滿23歲的人必須得到父母的准許才能參加政治組織。——原注

[48] 比尼亞斯，前引書，第80頁。當時卡里略在這個問題上強烈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原注

[49] 同上，第79頁。儘管社青團發表了這些不容分說的聲明，但是，在為於7月10日遇害的社青團員胡安妮塔·里科（Juanita Rico）舉行葬禮時，還有為於9月29日遇害的共青團領導人華金·德·格拉多（Joaquín de Grado）舉行葬禮時，在社青團（至少是部分的）基層團員的壓力下，社青團領袖同意與共青團共同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那個時期，這些聯合示威遊行對於發動群眾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原注

[50] 同上，第104頁。——原注

[51] 介紹了這次同葡萄牙秘密組織進行的軍火交易的文獻有：曼·塔古埃尼亞（M. Tagüe?a），《關於兩場戰爭的證言》（Testimonio de dos Guerras），第52頁；B·迪亞斯·諾斯蒂（B.DiaznNosty），《阿斯圖里亞斯公社》（La Comuna Asturiana）（《「圖爾克薩」號案件》[The Case of Turquesa]，第108—113頁）；桑蒂亞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第35頁。他們全都宣稱，國民警衛隊只查獲了部分貨物。在「圖爾克薩」號案件中，有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這次交易可能是由普里耶托組織的。根據1934—1935年的庭審記錄（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721卷宗），購買這批武器的錢是工總旗下的阿斯圖里亞斯礦工工會（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的領袖阿馬多爾·費爾南德斯（Amador Fernández）出的：偵辦人員相信，阿斯圖里亞斯礦工工會的這筆錢，是通過它控制的聖比森特（San Vicente）礦山管理層向銀行借來的。桑蒂亞戈·卡里略則說（前引書，第35頁），如果他的回憶準確的話，社會黨偽造了德·比利亞帕迪耶爾納侯爵（Marquis de Villapadierna）的支票，面額為「一百來萬比塞塔」，然後讓一位衣冠楚楚的同志把支票兌成了現金。曼努埃爾·塔古埃尼亞·拉科爾特（1913—1972）是一位在馬德里學習數學與物理的大學生，他雖是共青團員，卻參加了社會黨的民兵，並拒絕退出，然後脫離了共青團，參加了社青團；在1934年十月起義前夕，他在民兵中擔任過重要職務。起義失敗後他被監禁了幾個月，然後服了兵役，在1936年加入了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層。他在1936年組織了統社青的首批民兵，並在1937年參加西共。他在1938年擔任埃布羅河戰線上的第5軍軍長，下轄70000人。他在1939年流亡蘇聯，並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在軍校擔任教員，1946年移居南斯拉夫，1951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在醫藥研究所擔任研究員，1955年脫離西共，並移居墨西哥。弗朗哥政權曾邀請他回國，但被他回絕了。——原注

此處有誤，在埃布羅河戰役期間，第5軍軍長應為利斯特爾，塔古埃尼亞應為第15軍軍長。——中譯者注

[52] 塔古埃尼亞提到過這樣一個計劃（第53頁）：在費爾南多·孔德斯（FernandonCondés）的接應下，進攻駐紮在馬德里金達雷拉（Guindalera）兵營的國民警衛隊摩托化集群；費爾南多·孔德斯是一位國民警衛隊中尉，也是社會黨員，他在1936年策划了綁架並消滅何塞·卡爾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的行動，並在內戰剛剛爆發時陣亡。羅德里戈·希爾（Rodrigo Gil）似乎也是一位有可能支持拉爾戈·卡巴耶洛的軍官，他在1936年7月發揮過重要作用：當時他是一位中校，負責指揮炮兵公園的部隊，他下令將武器分發給群眾。塔古埃尼亞還詳細敘述了一次前往巴利亞多利德、奪取右派的武器的遠征（第45—50頁）；他還寫道（第52頁）：不斷地轉移軍火，難免會惹人注意，而且他們的不專業還險些壞了大事：他們居然把寶貴的軍火打包成包裹，送到準備使用這些武器的人的家門前！不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起義發動前，會有那麼多武器被當局查獲，而且其中最大一批還是從……人民俱樂部（Casa del Pueblo）里搜出來的，而右翼報刊早就信誓旦旦地宣稱人民俱樂部里堆滿了武器。在阿馬洛·德爾·羅薩爾（《工總史》[Historia de la UGT]，第1卷，第390—396頁）與胡安—西梅昂·比達爾特（《黑暗的兩年與阿斯圖里亞斯起義》，第214—219頁與第158—159頁）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警方從社會黨議員或其他人的住宅中搜出武器的事情，比如馬德里的加夫里埃爾·莫隆（Gabriel Morón）、哈恩（Jaen）的議員胡安·羅薩諾（Juan Lozano）、羅德里格斯·維拉（Rodriguez Vera）、拉法埃爾·德·布恩（Rafael de Buen）教授等人。在進行技術準備工作時，一些方面的工作明顯是由根本不了解這些工作的外行人來做的。另外，關於參與策划起義的軍官，至今仍有疑問。所有作者都指出，有軍官參加了起義的謀劃，他們要麼是共和派，要麼是社會黨人，他們能否率領部隊參加起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參加策划起義的軍官當中，經常被提到的人有突擊警察軍官莫雷諾（Moreno）與卡斯蒂利奧（Castillo）、貝尼托·桑切斯（Benito Sánchez）上尉與卡洛斯·法拉烏多（Carlos Faraudo）上尉、國民警衛隊中尉費爾南多·孔德斯，當然還有一批軍士。陸軍中有一批將軍是共濟會員，比如米蓋爾·卡瓦內利亞斯（Miguel Cabanellas）、里克爾梅（Riquelme）、努涅斯·德爾·普拉多（Nu?ez del Prado）、戈麥斯·卡米內洛（Gómez Caminero）、利亞諾·德·恩科緬達（Llano de Encomienda）、米亞哈（Miaja）、波薩斯（Pozas）、馬丁內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馬丁內斯·蒙赫（Martínez Monje）等人，如果說，負責同軍隊發展關係的普里耶托沒有試探過這些人，沒有邀請他們參加起義的話，那是不太可能的；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álvarez del Vayo）說過，按照原定計劃，「某些軍官」會率部參加起義，但他們沒有如約行動。但是，他們為什麼會「違約」，沒有任何人對此做過解釋：這也許是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後來遭到激烈反對的原因之一。真正受到起義牽連的軍人只有巴斯克斯（Vásquez）中士一人，他在1935年2月1日遇害。——原注

[53] 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721卷宗。——原注

[54] 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721卷宗。——原注

[55] 根據上文，似應為7月28日，但因無法查證，暫且按照原文翻譯。——中譯者注

[56] 曼努埃爾?塔古埃尼亞?拉科爾特（ManuelnTagüe?a Lacorte，1913—1971），生於馬德里。1931年參加共青團。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數學與物理。內戰爆發後，參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參加西班牙共產黨。曾任第3師師長和第15軍軍長。卡薩多政變之後，流亡蘇聯。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擔任軍事顧問，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後脫離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於墨西哥城。——中譯者注

[57] 塔古埃尼亞，前引書，第47頁。社青團的「十誡」要求每個小隊在行進時排成3X3的方陣，小隊長走在方陣左邊。請參閱《新生》，1934年2月17日。——原注

[58] 右協的青年組織——人民行動青年團是一個仿效法西斯主義的作風與方法的組織，它決定在4月22日於埃斯科里亞爾舉行大型集會。在此之前的幾周里，在工人同盟內部，格·穆尼斯代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多次向社會黨馬德里組織提出採取行動阻止集會的建議，均遭到拒絕（穆尼斯，《失敗的里程碑，勝利的保證》，第114—115頁）。在4月21日晚上，穆尼斯及其支持者總算迫使工人同盟提出了舉行二十四小時總罷工的口號。這次罷工大獲成功。工人動用了一切手段——包括出動武裝的社會黨民兵——來阻止法西斯分子在埃斯科里亞爾舉行集會。最後參加集會的只有一萬人，其中還有大量被僱主逼著參加的農民。共青團和社青團的領袖見狀，便把發動罷工的功勞攬到自己身上，然而這個功勞並不屬於他們。（關於雙方爭功的經過，請參閱比尼亞斯，前引書，第73頁

第81頁、第83頁。）——原注

[59] 費德里科?科埃利奧·加西亞（FedericonCoello García，1905—1963），醫生，曾參加社青團，1936年3月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集團。內戰結束後被反動政權逮捕。1941年獲釋後，繼續參加社會黨的地下活動。1963年在法國病逝。——中譯者注

[60] 比克托里亞諾·馬科斯·阿隆索（VictorianonMarcos Alonso，1903—1958），曾當過銀行職員，1931年參加工總旗下的銀行職員工會。曾參加1934年十月起義，起義失敗後流亡蘇聯，1936年回國後參加了社會黨。內戰爆發後，曾指揮社會黨的民兵。後參加西共。1937年9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長，1938年8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長。內戰失敗後被反動政權逮捕，被判處三十年苦役。1944年獲假釋。1945年再次被捕，1946年獲釋後參加社會黨地下組織的活動，1947年流亡墨西哥，1958年因車禍逝世。——中譯者注

[61] 費爾南多·德·羅薩（Fernando den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於義大利米蘭，原姓倫奇奧尼（Lencioni）。出生時即被遺棄，幸被收養，1918年將姓氏改為養父母的姓。1922年開始參加反法西斯運動。1928年被迫流亡法國。1929年10月22日在布魯塞爾行刺義大利王儲恩貝托二世（Umberto 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處五年徒刑。1932年3月獲釋後，進入西班牙，並參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圖里亞斯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參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達拉馬犧牲。——中譯者注

[62] 塔古埃尼亞，前引書，第48頁。費爾南多·德·羅薩（1908—1936）曾在義大利軍隊服役，並在服預備役期間獲少尉軍銜。他流亡比利時後，曾行刺義大利王儲恩貝托，未能得手。他是義大利社會黨最高綱領派成員。後來他移居西班牙，參加了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策划起義時，拉爾戈·卡巴耶洛和「革命委員會」授命他逮捕共和國總統。起義失敗後他被判處十九年徒刑。1936年二月獲釋後，他與參加過1934年起義的幾個軍官（工程兵上尉法拉烏多、突擊警察中尉何塞·卡斯蒂利奧和國民警衛隊中尉孔德斯）一起領導了社會黨的民兵組織。他在1936年7月組織了「十月十一日」營，這個營的營長是何塞·萊因，並與桑蒂亞戈·卡里略發生過衝突。他在1936年9月15日因頭部中彈而犧牲。至於其他民兵指揮員，胡—西·比達爾特曾提到過恩里克·普恩特（Enrique Puente）。——原注

[63] 塔古埃尼亞，前引書，第52頁。革命委員會由六人組成：拉爾戈·卡巴耶洛、恩里克·德·弗蘭西斯科（Enrique de Francisco）、胡安—西梅昂·比達爾特、菲利佩·普雷特爾（Felipe Pretel）和社青團領袖埃爾南德斯·桑卡霍與桑蒂亞戈·卡里略；它已經同意成立一個政府，但尚未決定這個政府是由「部長」還是「人民委員」組成。——原注

[64] 請參閱普雷斯頓（前引書，第112—120頁）對此事的記載與分析。——原注

[65] 《土地勞動者》，1934年5月19日。——原注

[66] 格蘭迪索?穆尼斯（Grandizon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爾?費爾南德斯—格蘭迪索?馬丁內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於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時隨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參加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並參加了1934年十月起義。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多數派同第四國際斷絕關係後，他與堅持擁護第四國際的少數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a）。格蘭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議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全體參加統工黨，成為統工黨內的一個派別組織，遭到統工黨拒絕，於是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大部分成員便以個人身份參加了統工黨，1937年4月5日他們全部被開除出黨。此後格蘭迪索?穆尼斯參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羅那起義，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軍隊佔領巴塞羅那時越獄，潛入法國。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戰後與第四國際書記處產生分歧，1948年脫離第四國際。此後轉向左派共產主義立場。1951年潛回西班牙國內，組織工人運動，1952年被捕後被判處十年徒刑。1957年獲釋後前往巴黎，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間進行革命活動。——中譯者注

[67] 拉法埃爾·恩切·德·拉·普拉塔（RafaelnHenche de la Plata，1886年11月17日——1961年9月11日），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曾參加社會黨與工總，1928年至1932年當選為工總執委會委員。在1934年十月起義期間，曾擔任馬德里革命委員會委員，起義失敗被後被捕，1936年2月獲釋。1937年4月23日—1939年3月28日任馬德里市長。共和國覆滅後被反動政權逮捕，被判處死刑，後未執行。1945年獲釋。出獄後參加了社會黨的地下組織。1961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68] 穆尼斯，前引書，第120—122頁。——原注

[69] 拉蒙·拉米雷斯·戈麥斯（Ramón Ramírez Gómez，1907年3月20日——1972年1月5日），教師，曾在阿斯圖里亞斯、瓜達拉哈拉和馬德里執教。1927年參加工總旗下的教育工作者協會。1934年當選為教育工作者協會主席，1938年當選為工總全國委員會委員。內戰期間曾任營政治委員。1939年流亡墨西哥。1972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譯者注

[70] 《工總公報》（Boletín UGT），1934年8月；普雷斯頓在前引書第197—198頁對此做了概括。——原注

[71] 胡安—西梅昂·比達爾特寫道，領導農業工人罷工的納瓦拉教師薩瓦爾薩令拉爾戈·卡巴耶洛感到「十分震怒」——他相信農業工人的罷工是毫無意義的，但比達爾特仍強調指出，這次罷工獲得了90%以上的農業工人的支持。我們還可以引用桑蒂亞戈·卡里略在同共青團領袖會面時的發言（比尼亞斯，前引書，第78—79頁）；他認為，他們不應該「發動不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局部鬥爭」。他解釋說：「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獲得的成果卻微不足道，這是因為，如果他們想實現自己的要求，就必須把奪取政權作為鬥爭的主要目的。」在二十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上，至少還有一個工人領袖為了給「重大日子」做好準備，為了「保存實力」而限制「局部鬥爭」的例子：在1923年9月，德國共產黨的領袖為了準備起義（也是預定在十月發動）而剋制「局部鬥爭」，結果一事無成（請參閱布魯埃，《1917—1923年德國革命》，第39章、第41章）。在社青團的軍事政策中，隱含著這樣一個觀念：既然他們要「為了」群眾而鬥爭，那麼，哪怕是在起義的計劃中，也就用不著考慮群眾自己的運動了，難道不是這樣嗎？結果，農民被拋棄了，幾周後，原本準備率部參加起義的軍官也變卦了，社會黨民兵的領導人德爾·羅薩爾向起義領袖解釋說，「形勢急轉直下，兵營里的部隊沒有上街」（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前引書，第174—178頁）。在發動起義之前，他們一直在讓工人靜靜地等待。工人還在等待，但他們等來的只是鎮壓。——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