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史上最著名的來訪者

今天給大家講講心理治療史上最著名的來訪者的故事。「史上最著名」這類事，很容易引起撕X。再說了，心理治療的歷史應該是那些心理大師們的歷史，會有誰記得來訪者呢？

但她的名字，卻經常被提起，無愧於「史上最著名」這個稱號。（話說其實也沒人跟她爭）。從她的案例被發表開始，圍繞她的爭論就層出不窮。一些擅長考據的專家學者從故紙堆中挖掘關於她的隻言片語，寫成了好幾本書。她的故事關係到心理諮詢的源頭、精神分析的合法性、談話療法的作用和限度，以及兩個大師的恩怨情仇。而我今天講這個故事，想說的其實不是這些。我想說的，是這個來訪者本人所體現的，人的堅韌和偉大。

一 安娜.O的故事

1880年，安娜.O在維也納找布洛伊爾做治療的時候，她還是一個21歲的少女。布洛伊爾是當時維也納最著名的精神科醫生，正嘗試藥物以外的新的精神療法。他有一個小朋友，還在讀書，一邊為考試和生計發愁，一邊跟布洛伊爾學習和討論新療法，他的名字叫弗洛伊德。

那正是傳統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上流社會的女人，都穿著束腰的緊身衣，把胳膊和脖子都遮得嚴嚴實實的拖地長裙。遇到意外，她們會「啊」的一聲暈過去，暈不過去的，就不算淑女。所以那時代的紳士都帶著醒腦的嗅鹽，隨時準備英雄救美。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要求，就是維多利亞版的「三從四德」和「女子無才便是德」。

安娜是個猶太的富家小姐。受過很好的教育，懂4門語言。她的祖輩中出過不少智力非凡的人物，比如德國大詩人海涅。她的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母親很擅長交際，但她自己的生活，也不過是刺繡舞會之類上流社會婦女沉悶的日常。

沉悶的空氣對有才華的人常常是種考驗，平庸的人能依靠稀薄的空氣生存，她們不行。才華如果無法投入創造，就可能被用於編織痛苦，並讓人沉溺其中。

安娜來找布洛伊爾，是因為她生病了。病得很嚴重。那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重病。安娜和母親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的精神就出現了諸多問題。正照顧父親時，她發現自己懸在椅子後面的右手忽然失去了知覺。她還出現了幻覺，看到黑色的蛇爬出圍牆，而自己的手指也變成了小蛇。她開始不能識別自己，不能識別她的父親，不能理解她父親問她的問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她的癥狀如萬花筒般層出不窮：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肢體痙攣和麻木，一會興奮，一會抑鬱。

按照今天的標準，安娜肯定會被診斷為精神分裂並立馬送到精神病院。但當時並沒有。布洛伊爾接待了她，並把她的病診斷為嚴重的神經症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是維多利亞時代婦女流行的時代病，很多跟性的壓抑有關。電影《歇斯底里》里，醫生就通過發明女性自慰器治好了這種疾病。

那時候，布洛伊爾正探索關於歇斯底里的新療法。一個新療法探索者需要一個特別的病人。她不僅能配合地接受治療，還能做主動地探索。有時候，她對自身問題的洞見甚至能幫助諮詢師發展他的新理論。

安娜就是這樣一個理想的病人。在布洛伊爾眼裡，安娜很聰明。她對事物有著敏銳的直覺，對文學和詩歌有特別的稟賦，想像力豐富。雖然受當時文化和家庭教育的限制，她對自己的才能帶有一種嚴厲的、批判性的抑制。現在，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無處可用的才能，一部分用在了心理治療中。更何況，她還有錢。所以布洛伊爾每天都會見安娜，在她身上試驗著各種方法。

那時候，催眠剛剛在歐洲流行，並成為治療歇斯底里的新方法。每天日落的時候，布洛伊爾就對她進行催眠，並讓她講述白天的幻覺。

安娜很配合，她還給這樣的治療取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叫「雲霧」。每天晚上，當她講述完自己的幻想，她的思想總能清醒起來。她能夠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到清晨4點，再她上床睡覺，第二天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這樣的治療持續了半年。1881年4月，安娜的父親去世了。年輕人眼裡的生活其實是不完整的，直到他們面對過死亡，才會重新打量生活的快樂和痛苦。對安娜來說，摯愛的父親的去世，是她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巨大打擊。她持續昏迷了兩天。醒來後，她的幻覺里多了很多跟死亡有關的可怕想像：死人頭或者骷髏。有時候，她會自言自語，有時候，她又很想自殺。

她開始不接受布洛伊爾的催眠暗示了。所以，布洛伊爾只好讓她在清醒的狀態下自由地述說。慢慢他發現，催眠其實不是這種療法的關鍵。自由的訴說才是。如果安娜講述的事情能讓她重新體驗以往的創傷性事件以及相應的情感，癥狀常常能夠緩解。安娜給自己給這種療法取了一個名字，叫「談話療法」。

人們總是容易低估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比如在心理諮詢里，人們更願意相信帶有神秘色彩的催眠，卻不願意相信更日常的談話。但談話其實是一種更有效的整理，而且還讓來訪者參與其中。在安娜的治療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有很長一段時間，安娜都無法拿起玻璃杯喝水。哪怕乾渴得無法忍受，她還是做不到。在治中，安娜回憶起了自己童年時的家庭教師。她對她非常嚴格，每次進入她的房間，她都會焦慮不安。那個家庭教師養了一條狗。有一天她走到房間里，看到她家的狗正耷拉著紅舌頭從玻璃杯里喝水，這讓她充滿了厭惡和恐懼。但出於尊師重教的禮貌，她卻什麼也沒說。當她回憶並講述這件事時，這種恐懼和憤怒又回來了。而在她發泄完這些憤怒以後，她又能夠拿起杯子喝水了。

「談話療法」的邏輯，奠定了精神分析，乃至整個心理治療的基礎。當布洛伊爾跟弗洛伊德討論起安娜的案例時，弗洛伊德敏銳地認出了這種療法的重要價值。5年後，安娜的案例被發表在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所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中，作為書中的第一個案例。這本書風靡歐洲，成為了精神分析的奠基之作。安娜也由此成為了精神分析史上第一個病人，一個另類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這個案例，用來證明精神分析的神奇作用。在《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一書中，他說：「布洛伊爾最終使安娜小姐擺脫了所有的病狀。患者康復了，後來一直身體健康，變得能適當工作了。」

安娜的故事就這樣隨著精神分析的發展到處流傳。人們都在說，維也納的弗洛伊德發展出了一個神奇的療法，能有效治療歇斯底里。

然而安娜卻並沒有好。幾年後，弗洛伊德給身邊的弟子寫信說，他一直都知道，安娜根本不是一個成功案例。因為過於頻繁的跟安娜見面，布洛伊爾和安娜之間產生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布洛伊爾的妻子覺察到了這些，她心生妒忌。布洛伊爾在妻子的再三督促下，決定終止治療。終止治療後的不久，某天晚上，布洛伊爾被緊急叫到安娜府上。當布洛伊爾來到安娜房間時，發現她表現出強烈的興奮和痛苦，她摸著幻想中的大肚子，就像正在分娩一般。布洛伊爾叫安娜的名字，但安娜卻沒有理他。正當布洛伊爾一籌莫展的時候，安娜忽然呼吸急促，大聲喊道：

「我懷了布洛伊爾醫生的孩子！現在，我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布洛伊爾大驚失色。他儘力使病人平靜下來，匆忙逃離了安娜的房間。第二天，他就訂了與妻子去威尼斯旅行的船票。旅行回來後不久，妻子生下了他們自己的女兒。

也許安娜對布洛伊爾發展出了一些特別的感情，在她父親去世的那段時光，他們每天見面，而布洛伊爾又扮演著父親式的權威角色。至少弗洛伊德是這麼認為的。在他看來，「分娩幻想」正是安娜對布洛伊爾出現了「移情」，把性慾轉移到了他身上，而布洛伊爾本該從安娜身上發現精神分析的另一個重要事實：關於性慾和移情，但布洛伊爾卻因為不願面對自己對安娜的感情，懦弱地避開了。因為弗洛伊德的評論，安娜這個曾經被當作精神分析理論支柱的成功案例，變成了後來人們批評精神分析無用的失敗案例。同樣失敗的還有弗洛伊德和布洛伊爾的友誼。多年以後，當布洛伊爾在維也納的街角遇到已經功成名就的弗洛伊德，他脫下帽子，熱情地與昔日的朋友打招呼，而弗洛伊德卻扭過頭，假裝沒看見，並匆匆離開。

安娜的故事講完了。接下要講的，是伯莎·帕彭海姆的故事。伯莎.帕彭海姆是一個猶太的富家小姐。21歲的時候，伯莎因為嚴重的神經症和癔症接受了治療，她的治療過程被當作一個成功案例發表。在這個案例里，她被化名為安娜.O。

那次治療並沒有人們所宣揚的那麼成功。治療停止後不久，伯莎又回到了她以前的狀態。現在，她不僅有神經痛、幻覺、還因為治療疼痛，染上了嗎啡成癮。她不得不去一個維也納附近的「療養院」繼續接受住院治療。布洛伊爾曾去療養院看過她，回來後，他跟弗洛伊德說，這個可憐的女孩完全精神錯亂了。他甚至希望她死掉，這樣就不會有這麼多痛苦了。

然而伯莎卻從這些痛苦中頑強地挨了過來。1888年，在她29歲的時候，她開始慢慢好轉了。很難理解這種好轉是怎麼發生的。最可能的原因，是時間終於讓父親之死的傷痛逐漸平復了。她的靈魂安靜了。但現在，這種好轉還完全說不上康復，充其量，只是她從精神病院出院了。

29歲在維多利亞時代，可是大齡剩女了。那一年，她隨母親搬到了法蘭克福。在那裡，她開始了真正的康復之旅。她開始在一家專門收容猶太女孩的孤兒院做事。最開始，她為她們讀詩，慢慢地，她開始為她們寫故事。她從祖先海涅遺傳下來的創造力和才能終於不再只是用來製造逃避痛苦的幻想了。現在，創造的才能把這些幻想變成了一個個能撫慰孤兒心靈的故事。

迷茫的時候，很多人都曾想通過奉獻來實現自我價值。區別只在於，這些所謂的奉獻是幻想還是行動、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他人。這些人生一開始就註定困難重重的孤兒讓安娜動了惻隱之心。這惻隱之心終於讓她把注意力從自己的痛苦中移開了。當她想為孩子們做點什麼的時候，她的愛有了去處，她的才華也有了用武之地。

那一年，她給孩子們寫的故事被彙編成《寫給孩子們的小故事》，出版了。過了兩年，另一本故事集《舊貨店》也出版了。那本故事集里的主人公，都是一些舊貨店裡被丟棄的、無用的物件，像破舊的蕾絲花邊、老舊的音樂盒、破碎的咖啡壺等等。也許是她對自己才能批判性的抑制還在，這兩本書都是匿名出版的。但她後來的書，都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8年以後，她成了這個孤兒院的院長。此後，她又開始為婦女權力奔走。她成立了德國婦女聯合會—法蘭克福分會。她一直在推動一個教育項目，鼓勵婦女從只是結婚生子的家庭角色中擺脫出來，轉變成真正的職業女性。1904年，她仿照德國婦女聯合會，成立猶太婦女聯合會，並被選為首任主席。這個機構逐漸發展壯大，成了當時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猶太人組織，頂峰時期，擁有50000名會員。生命的最後二十幾年，她都在以這個機構的名義，為猶太孤兒和婦女奔走不息。

此外，她還成立了一個婦女收容所，專門用來接納那些在賣淫或拐賣婦女中受害的女孩們。這個「女孩之家」最多時，曾同時接納過152個無家可歸的女孩子。她為她們提供教育培訓和醫療護理，並定期為她們提供精神檢查。但在選擇精神檢查的種類時，她拒絕了當時已經非常流行的精神分析。這大概是她生平唯一一次對精神分析發表評論：

「精神分析是掌握在醫生手裡的，正如懺悔是掌握在神父手裡。它是一個好工具還是一把雙刃劍，取決於誰在管理和使用它們。」

她說這話的時候，是孤兒院的院長、猶太婦女聯合會的主席、女孩之家的負責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沒有人知道，她就是《癔症研究》中那個虛弱而混亂到離奇的安娜.O，那個史上最著名的心理病人。

她終身未婚。1905年，她母親去世了。她開始埋首事業，幾乎沒有什麼私人的聯繫。1924年，在65歲的年紀，她終於又贏得了一段親密的友誼。那是比她整整小40歲的猶太女孩漢娜。這個像是女兒又像是朋友的年輕女孩帶給了她很多慰藉。她們經常在一起。1925年，漢娜搬去了柏林，她們還幾乎每天都通信。

1935年，在她76歲的時候，她去維也納旅行，中途昏倒，被送到醫院，查出有惡性腫瘤。第二年，病情開始惡化了。那時候，納粹已經開始在德國掌權，空氣變得緊張。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天，她被警察局傳喚。原因是有人告密說，她收容所里有個女孩，說了希特勒的壞話。納粹要她把那個女孩交出來，她斷然拒絕了。幾天之後，在起訴那個女孩的聽證會上，她帶病出席，冷靜又堅定地為那個女孩辯護。也許是忌憚她的名聲，納粹讓這件事不了了之了。

一個月以後，她去世了。某種意義上，她很幸運。因為二戰很快要來了。在這場全人類都被捲入的巨大災難中，所有人的命運，都開始朝不保夕。

而她的去世，更讓那些受她庇護的人，看到了她的價值。她死後不久，收容所被納粹關閉。3年後，她一手締造的猶太婦女聯合會被取締。而她的年輕好友漢娜，也終於沒能躲過納粹的迫害，死於集中營。

1954年，德國郵政局發行了一套四枚的紀念郵票，用來紀念德國歷史上出現的「人類的恩人」。其中一枚郵票就是她。在她去世50周年的時候，人們專門召開了一個會議紀念她。那些受過她恩典的人，從四面八方趕來。

有時候，心理諮詢師容易有這樣的自戀：總以為心理諮詢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生命的重要轉折都應該發生在心理諮詢室內。可如果放到整個人生的長河中，能讓促使我們改變的機會太多太多了。在心理諮詢師所書寫的歷史中，作為安娜的她被仔細審視，而作為帕莎的她，卻被當作背景一筆帶過。即使作為安娜，人們也只看到了她跟精神分析理論有關的癥狀和情感。但她終究沒有讓自己活成背景和註腳。跟她偉大的一生相比，她作為來訪者的片段，反倒可以變成了生活的小插曲，被一筆帶過。

在母親去世後，她曾經寫過一首詩：

愛從未光顧，

所以我像一株植物,

在地下室，不見陽光。

愛從未光顧，

所以我像把小提琴,

弓弦已破。

愛從未光顧，

所以我埋首工作，

把疼痛深藏。

愛從未光顧，

所以我想像死亡的面孔，

安靜慈祥。

她的一生，說不上幸福。可是，誰的人生又能說得上完全幸福呢？在她寫這首詩的時候，她曾經想要逃避的苦難，現在，她不逃了。那曾經讓她害怕的死亡，現在，她不怕了。她把苦難凝聚成詩，輕聲吟唱，給她自己，也給那些困境中的人。

（歡迎關注 微信公眾號 happinessclass, 幸福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