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與西班牙革命

托洛茨基與西班牙革命

皮埃爾·布魯埃

（1967年4月）

前言

本文是應霍爾赫·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z）之邀請，特地為這個文集而編寫的；從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革命在血雨腥風中席捲了整個半島，但本文並不打算回顧革命的各個階段（哪怕只是簡要地回顧一下）。如果讀者希望了解這方面的內容，請參閱我與我的好友艾米爾·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與內戰》（子夜出版社，1961年）。

西班牙革命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最後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它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本文的目的只是簡單介紹一下托洛茨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立場。因為我們認為：這位被斯大林放逐的俄國革命家，提出了革命領導層的危機的問題，並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事關人類生死存亡的高度；不管他的批評者和某些讚揚者有什麼看法，我們都認為他的意見依然適用於當下。

在托洛茨基一生中，1936年的西班牙，是武裝工農在革命鬥爭中與階級敵人進行殊死搏鬥的最後一個戰場。西班牙內戰其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托洛茨基就是在二戰的第一年裡被暗殺的。但西班牙也是格伯烏在蘇聯境外首次大規模開展活動的戰場。正當老布爾什維克在大清洗中接連在莫斯科的格伯烏牢房裡死去的時候，斯大林的劊子手正在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西班牙革命者都扣上「托派」的帽子，逐一加以消滅。然而，在西班牙革命中真正發揮過作用的政黨或團體，沒有一個是托派。在1937年被斯大林黨消滅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堅決否認自己是托派；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也總是對統工黨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

托洛茨基的傳記作者，特別是多伊徹[1]，往往對西班牙內戰草草帶過，托洛茨基試圖在西班牙內戰中發揮的作用，以及西班牙內戰在托洛茨基的思想與行動中所佔的地位，沒有得到這些傳記作者的重視。這絕非偶然。誠然，伊薩克·多伊徹認為，托洛茨基為了建設第四國際而進行的鬥爭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個目標是脫離實際的空想。但是，要想理解托洛茨基在西班牙事件上的立場，就絕不能脫離他當時提出的總前景，特別是他在那一時期的中心任務：建設一個革命的領導層，一個領導世界革命的黨，也就是第四國際。斯大林及其走狗在西班牙戰場上，對統工黨之類的反斯大林的革命派進行的打擊，其實是針對第四國際的打擊。

西班牙革命的任務

早在1936年之前，托洛茨基就對西班牙問題產生了興趣。在他的法文版文集的第三卷里，就有數百頁的篇幅是討論西班牙問題的，而這僅是他的文章和信件中的一小部分：托洛茨基關於西班牙的著作，與他關於德國的著作享有同等光榮的地位——不妨回想一下，當希特勒和納粹黨奪取政權的時候，托洛茨基做出了正確的分析，認為德國成了世界形勢的關鍵。

當然，在西班牙革命開始的時候，隨著君主制的垮台和阿爾方索十三世[2]的出逃，那些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任務，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然而，誰要是以為，軟弱的西班牙資產階級（它的政治代表是各個共和派政黨）有足夠的力量，去把這個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那他就犯了嚴重的錯誤。托洛茨基寫道：「整個西班牙共和派的基礎，仍是現存的財產關係。我們不能指望他們會剝奪大地主、取消天主教會的特權、或徹底凈化污穢不堪的文武官場。」托洛茨基根據「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三十年前就被人提出來了，俄國革命從正面對它做出了光輝的證明，而中國革命在1927年的失敗，則從反面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得出了這樣的意見：只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各項任務。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以及無產階級抵抗舊制度的寡頭集團與資產階級的能力。

托洛茨基在一篇分析西班牙政治形勢的文章（日期為1931年1月24日）中，談到了西班牙的罷工運動的規模及其完全的自發性質。他把這一階段總結為「群眾覺醒、動員並投入鬥爭的階段」。他寫道：「通過這些罷工，階級越來越有階級的自覺。」然而，在某一時刻使工人運動具備了力量的自發性，到了下一階段，就有可能成為工人運動的弱點，使運動遭受失敗。放任自流、「沒有明確綱領、沒有領導」的工人運動，必然會是「前途無望的」。在普里莫·德·里維拉[3]將軍獨裁時期，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曾與獨裁政權合作；他們現在又成了共和派的跟班。托洛茨基寫道：「如果社會黨掌握了大部分的無產階級，它只會做一件事：把通過革命奪來的政權拱手讓給共和派，然後共和派就會順理成章地把政權交還給原來的主人。」西班牙共產黨非常弱小，由斯大林派把持的共產國際強加給它的領導方法，使它陷入了嚴重的分裂之中。它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在部分覺悟工人眼中，它已經威信掃地；覺悟工人批評共產黨，既是因為它的官僚式的領導方法，也是因為它盲從莫斯科的命令，特別是在「第三時期」採用了「冒險主義」的口號。真正的革命骨幹不是被開除出黨，就是被拒之門外。共產黨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其實，革命先鋒隊，無產階級中最有戰鬥性的分子，都被全國勞工聯盟吸收了，托洛茨基指出：「經過多年的大浪淘沙，全勞聯集中了最優秀的分子。」他寫道：「鞏固這個組織，並將它改造成一個真正的群眾組織，是每個先進工人，特別是共產主義者的責任。」他們總有一天要站出來，反對控制著全勞聯的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一個無政府主義密謀小團體。只有通過蘇維埃——即「委員會」（juntas）——才能利用各種民主性質的過渡口號，把無產階級發動起來；但這需要革命派在工人運動內部開展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要同社會黨的「議會痴迷病」鬥爭，另一方面要同無政府主義者的「反議會痴迷病」鬥爭。他寫道：「無政府主義者『拒絕』政治，等到政治掐住他們的喉嚨時，他們就把政治舞台讓給了階級敵人。」

通過有組織的、大膽的革命政治活動，來爭取群眾；使群眾擺脫社會黨與無政府主義的領袖的影響；以「委員會」的形式，建立優良的階級組織；準備起義，奪取勝利，並徹底消滅舊的國家機器；這些就是西班牙革命者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托洛茨基相信，要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要有三個條件：「先鋒黨，先鋒黨，還是先鋒黨。」但西班牙還沒有這樣的先鋒黨。托洛茨基在1931年寫道：「如果說，共產國際的領導層帶給西班牙工人的只有官僚化的領導層和不斷的分裂，那麼，要想鍛造出一個真正的西班牙共產黨，就只能拋開共產國際的幹部。不管怎麼說，都要建立這樣一個黨。」

國際左翼反對派的西班牙戰士承擔起了這個任務，他們組織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與其它國家的左翼反對派相比，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似乎更有可能完成這個任務。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擁有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最優秀的一批人：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比如安德列烏·寧[4]，他還是全勞聯書記的時候，就接受了共產主義，後來還當過紅色工會國際書記；胡安·安德拉德[5]，他在戰爭結束後，帶著大部分社青團參加了共產國際；還有許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的刊物《共產主義》（Comunismo）以其優秀的研究與理論探討，以及力圖對西班牙形勢作出具體的分析而著稱。在工人運動中，同時存在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反議會主義和社會黨的議會主義，雙方纏鬥了很久，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提出的口號，給受到其它思潮影響的活動家指明了一條出路。毫無疑問，在西班牙建設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共產黨，要比在其它國家更有可能。很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一些活動家變得急躁了，他們提出：正式的西班牙共產黨事實上已不復存在，不應再堅持正式黨的「反對派」的立場，而應該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托洛茨基反對他們的意見，同他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他認為，應該通過激烈的政治鬥爭，挽救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共產國際。國際上的一切革命共產主義者，在行動策略上都必須堅持一個要點。只要共產國際還不是徹底無藥可救，所有反對派的支持者就都要盡量留在共產國際內部，為捍衛共產國際的締造者的理想而鬥爭。斯大林的災難性的政策，給希特勒的上台鋪平了道路，鬥爭的中心轉到了德國，在那段時間裡，「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自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仍然堅持反對派的立場，西班牙共產主義者左派的大部分人追隨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災難性政策進行了無情的抨擊，試圖挽救共產國際。

1934—1935年的轉折

斯大林黨的機關，和社會民主黨的機關，束縛了德國工人階級的手腳，導致德國工人階級不戰而敗，讓希特勒奪取了政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它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工人階級與法西斯主義——反革命的突擊隊——勢必發生殊死的搏鬥。共產國際馴順地接受了莫斯科下達的政策，為它的領袖高唱「永遠正確」的讚歌，拒絕承認德國慘敗的重要意義，全力壓制內部的批評意見，並阻撓了工人聯合陣線的建立——工人聯合陣線本身就是對付希特勒大軍的有力武器。在托洛茨基看來，德國的慘敗，是共產國際的「1914年8月4日」，也就是說，對於共產國際而言，德國慘敗的意義，相當於第二國際的領袖宣布支持帝國主義戰爭一事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意義。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都已經死透了，不可能再通過內部鬥爭來「挽救」它們，使它們起死回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必須拋棄自己作為共產國際內部的反對派的立場：從現在起，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所急需的革命領導層，他們必須為建立新的國際——第四國際——而奮戰。在指導建立工人聯合陣線的政治活動時，他們還必須培養出獨立的革命核心，這樣才能把年輕一代的戰士，從舊的領導層那裡爭取過來。

西班牙階級鬥爭的發展，似乎為這個計劃的執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實，在作為正式的共產黨的反對派而活動的短短几年裡，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為了在鬥爭中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並在進一步的鬥爭中領導群眾，它提出了一個由一系列過渡要求組成的最低綱領，它的領袖將這個最低綱領總結為：

「當前可能實現的要求有：勞動時間、工資、男女同工同酬、給工人階級提供保障、集體合同等；民主革命的要求有：沒收大莊園並分給農民，政教分離，徹底的集會與遊行自由等；針對反動勢力的總要求有：要求承擔責任，沒收保王派反動分子的一切財產——包括城鄉財產、個人與房地產在內；有助於組織群眾自衛，並使他們趨向奪取政權的政治要求有：建立抵抗反動勢力的聯合陣線，工會團結，在工廠、農場和兵營里建立工人委員會……其它不能立即實現、但日後將有助於把資產階級共和國轉變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重要要求有：工人監督生產，全面解除一切資產階級機關的武裝，武裝無產階級。」

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發展迅速：在1932年它擁有至少2000名成員，它發展的成員當中，既有具有各種政治背景的青年，也有各個工會的會員，它在加泰羅尼亞（主要是巴塞羅那）發展迅猛，但在馬德里、新卡斯蒂利亞和舊卡斯蒂利亞、畢爾巴鄂、阿斯圖里亞斯、薩拉曼卡和埃斯特雷馬杜拉發展得也很快。在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先進工人當中，在全勞聯和工總當中，它的影響力不斷增長。社會黨的同資產階級政黨苟合的政策遭到了明顯的破產，而無政府主義者的舉行孤立的起義的政策，也同樣遭到了破產，所以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才能不斷壯大。建立工人聯合陣線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明顯，而西班牙共產黨卻還是跟德國共產黨一樣，以同「社會法西斯主義」（這是斯大林黨扣給社會黨的帽子）鬥爭才是首要任務為借口，竭力反對建立工人聯合陣線。

在加泰羅尼亞，另有一個因反對西班牙共產黨、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第三時期」路線而誕生的組織，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同意與這個組織結成聯合陣線。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發生了分裂，在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的另一位先驅華金·毛林[6]領導下，加泰羅尼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另外一批骨幹成立了工農同盟，西班牙共產黨在加泰羅尼亞僅剩的重要活動家，全都被它爭取過去了[7]。托洛茨基認為，毛林的反對派是「右翼反對派」，相當於德國的布蘭德勒[8]派、美國的洛夫斯東[9]派和義大利的塔斯卡[10]派。在思想上，它與蘇聯共產黨的「右派」——布哈林派——有聯繫，它從根本上反對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第三時期」的宗派主義政策，反對它們拒絕建立「聯合陣線」、並給社會黨扣上「社會法西斯主義」帽子的做法。對於這些右翼反對派團體，托洛茨基寫道，它們「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更糟糕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拙劣模仿者……廣為散布的各種偏見，卻被它們欣然接受」。在工農同盟發表了自己的宣言後，托洛茨基在1931年6月寫道，這個文件是「移植到西班牙土壤上的徹頭徹尾的『國民黨理論』」。毛林派以機會主義的方式，同加泰羅尼亞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套近乎，又拒絕對蘇聯國內的斯大林主義政策進行批判，並企圖勸說莫斯科的領袖，讓他們把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交給自己，這些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批評。他在通信中一再提醒人們要當心毛林與工農同盟，他認為，毛林派那種「中派主義」，要比斯大林主義的「正式的中派主義」更加糟糕，他號召人們對這種「中派主義」進行無情的批判；事實上，毛林反對派製造的思想混亂，已經危及到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發展：只有在馬德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才能爭取到共產黨組織的大多數成員。而在其它地方，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工農同盟的混亂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它在實踐中的機會主義，以及它在原則上的批判立場，構成了一道障礙，妨礙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吸收心懷不滿的共產黨基層黨員。

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化，以及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當中取得的進展，在社會黨內部，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內部，表現得最為明顯。社會黨與共和派政府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遭到了明顯的破產，在黨內造成了嚴重的危機，催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左翼，矛盾的是，這個左翼的領袖，是老資格的工人領袖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11]，他從多年的改良主義經驗出發，猛然倒向了革命政治，並宣稱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的激進化，促使拉爾戈·卡巴耶洛發生了轉變，他在強烈的激情驅使下，又極大地加速了激進化的運動。這種現象及其蘊含的重要意義，在他的門徒——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袖與團員，還有圍繞在他身邊、主持工總刊物《明晰》（Claridad）的一批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得尤為清楚。因此，他的非正式代言人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在1934年給工總的機關刊物《工人言論》（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寫了一篇序言，其中寫道：「我認為，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實際上已經死了；第二國際代表的改良主義的、民主的和議會的社會主義已經死了；為莫斯科向全世界轉發『聖旨』的第三國際的那種革命社會主義也已經死了。我相信，在兩個國際的屍體上，將會誕生出一個第四國際，它會吸收其中一個國際的革命策略，和另一個國際的民族自治原則。從這個意義來說，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態度，也就是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與工人總聯合會的態度，可以看作是這個第四國際的態度，這個第四國際就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延續。」即使把這番話，當作是畢生執行機會主義政策、最近卻突然投靠了革命政治的領袖，為了迷惑人心，而說出的誇大之詞，但在社會黨基層黨員當中，擁護社會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擁護社會党參加建立第四國際的潮流，依然激起了強烈的反響，這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地方大會通過的決議、它們發行的刊物與它們組織的遊行中的內容當中可見一斑。

同時，全勞聯也發生了嚴重的危機。以全勞聯前總書記安赫爾·佩斯塔尼亞[13]為首的右派組織「三十人集團」公開倒向改良主義工會運動；儘管遭到了伊無聯的強烈反對，但大部分無政府工團主義活動家還是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不搞政治」就是一種消極的政策，它只會對階級敵人有利。在十月起義期間，儘管自己的領袖（包括左派社會黨人在內）猶豫不決、態度反覆，阿斯圖里亞斯的工人階級還是以其舉世聞名的活力投入了戰鬥。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與工農同盟號召成立「工人同盟」，全勞聯的領袖卻拒絕參加工人同盟（只有阿斯圖里亞斯全勞聯同意參加），把自己同這個群眾運動隔絕開來，甚至導致了更大的危險：在十月起義後，強大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團結運動席捲了全國，就連正式的共產黨也在最後一刻參加了進去，全勞聯的政策卻使自己遭到了這個運動的孤立。

托洛茨基認為，不能再拖下去了。規模宏大的階級鬥爭即將到來，斯大林黨和改良主義黨準備在「保衛民主」的基礎上結成統一戰線，在反革命的急迫威脅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小組織沒有足夠的時間，在階級鬥爭中發揮關鍵作用，特別是在他們遭到了正在建立之中的社會黨—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排斥的情況下。儘管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取得了一些進展，他們的人數還是很少，與工人階級群眾缺少聯繫，而群眾仍然傾向於現有的大黨，自發的激進化潮流正在衝擊著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但在較長的時間內，群眾還無法充分利用這個潮流，把它變為自己的優勢。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在巴黎舉行暴動，為了回擊法西斯暴動，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首先結成了統一戰線，在1934年8月，集結在《真理報》[14]周圍的法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打入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即法國社會黨），在社會黨塞納聯合會最優秀的左派分子當中，在青年當中，法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鞏固。

西班牙的條件更為有利，那裡的激進化發展得更為深入，托洛茨基主義者擁有更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威望。馬德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刊物《新生》（Renovación）向托洛茨基主義者發出了多次呼籲，其中包括：

「向西班牙最優秀的革命派與理論家發出呼籲，號召他們參加青年運動與社會黨，促使它們布爾什維克化。」

托洛茨基認為，必須充分利用這種形勢，在社會黨內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派別組織，使其成為一個富有吸引力的核心，吸引那些被共產黨突如其來的機會主義轉變弄得措手不及的共產黨員，以及被全勞聯的虛弱無力的機會主義轉變弄得不知所措的全勞聯會員；它還能夠給這種自發的激進化運動賦予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形式——由於自發的激進化缺少革命的領導層，它很有可能會被只在口頭上堅決革命的斯大林黨與社會黨左派引上歧途。

但托洛茨基沒能說服他的西班牙同志們。雖然大部分法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執行了這一「轉折」，西班牙支部的大部分人卻不肯這麼做。在1934年底，經過漫長而艱苦的討論之後，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拒絕打入社會黨；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張的少數派沒有走到突破組織紀律的地步。相反，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與工農同盟兩個組織的領導層在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的9月25日共同舉行代表大會，成立了一個新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1933—1935年的各種事件，促使群眾激進化，也促使西班牙各種政治勢力進行了重組，這個新的共產主義政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誕生的，然而，乍一看，它的誕生卻是矛盾的——它是由右翼反對派和左翼反對派合併而成的，用斯大林分子科爾佐夫[15]的話來說，它是「托派—布哈林派聯盟」；托洛茨基曾強調指出，要通過政治上的分化，力爭建立新黨，而他以前的追隨者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兩個現成的組織合併起來，在新黨的統一代表大會上，他們宣稱：

「把現有的各個馬克思主義革命派核心，與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的激勵而活躍起來的新一批革命者，還有那些被工人運動中的分歧弄得意氣消沉而暫時陷入了消極狀態的分子，都統一起來，這樣就能建設出偉大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

他們甚至宣稱，「……只要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的原則，被社會黨與共產黨所接受」，統工黨就願意在將來的某次代表大會上，同現有的大黨合併。

這一直是毛林與工農同盟的立場，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前領導人拋棄了自己原來的立場，接受了這個立場，這在托洛茨基看來是徹頭徹尾的背叛：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前領導人放棄了建設第四國際的任務，只想把已被托洛茨基認定為死屍的兩個舊國際統一起來。統工黨很快就參加了倫敦局[16]，這並不奇怪：倫敦局是一個聯絡性的組織，它的成員是形形色色的從本國的共產黨和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團體，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拒絕為成立「新國際」而鬥爭。

從此以後，當社會黨右派和斯大林派共產黨強烈要求同資產階級共和派結成競選聯盟時，西班牙沒有一股哪怕是很微弱的政治勢力能夠站出來反對。當西班牙托派的領袖安德拉德與寧做出決定，不去打入社會黨，而是同毛林的「右派」共產主義者合併時，這個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合併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從而使西班牙的斯大林黨從1936年開始獲得了群眾基礎；並導致了所有工人階級組織在人民陣線的資產階級綱領上簽字。格·穆尼斯[17]表達了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的觀點：

「內戰的慘劇、人民陣線對革命的系統性破壞、特別是斯大林主義的罪惡行徑，以及由此導致的弗朗哥的勝利，這一切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所有部分在1935年的重組。在吸收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之後，群眾轉向了左邊，變得日益激進，社會主義的覺悟日漸高漲；而各個政黨卻倒向了右邊，形成了一個相互勾結的封閉圈子。

「正當群眾準備向資產階級所有制和國家發動進攻時，所有的政黨卻在不同程度上，恭敬地拜倒在同一個國家面前。」

爭取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就是要同改良主義派和斯大林派鬥爭，也就是要同階級合作的支持者正面鬥爭，這個鬥爭在1934年擁有了真正的影響力，也擁有了發展和擴大的可能；然而，到了1935年底，在工人運動中，沒有一個團體堅持主張必須在思想上無情地劃清界限、必須批判打著「統一」的幌子的階級合作。所以，托洛茨基認為他以前的同志在鬥爭中叛變了，為此他至死都在猛烈批判他們。

從人民陣線到革命

1935年，托洛茨基被法國驅逐出境，在暫居挪威期間，他又遇到了許多困難，儘管如此，他還是對已在法國出現的「人民陣線」進行了分析，它是由法國共產黨根據已官僚化的第三國際發來的新指示而倡導成立的。在《法蘇互助條約》簽訂後，斯大林宣稱「完全支持」皮埃爾·拉瓦爾[18]反動政府的國防政策，並得到了法國共產黨的大肆宣揚；作為新的「神聖的聯合」[19]的一個步驟，社會黨和共產黨紛紛開除革命分子；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領袖企圖把激進化的法國工人群眾引入議會道路，誘使他們同激進黨結盟，並以同資產階級激進派政黨團結的名義，譴責了布雷斯特和土倫的軍工工人的自發而「野蠻」的運動[20]，這一切暴露了法國人民陣線的真面目：為激進黨——法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黨——塗脂抹粉，憑藉資產階級民主原則和純粹的議會前景來破壞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雄心。

1936年1月15日在馬德里簽署的西班牙人民陣線盟約，與法國人民陣線如出一轍。當代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吝於指出它的極其溫和的性質，其實它已經盡量不革命了。在這個盟約上簽字的各個政黨確立了一個共同綱領，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如果左翼共和派政黨在選舉中獲勝，就要在各種工人階級力量的支持下成立政府」。為了實現「國內和平」，他們要求實行大赦，並「全力維持權威的原則」。這個綱領的開頭就寫著：「共和派不會接受將土地國有化、並將其免費分給農民的原則。」在人民陣線的經濟綱領中，它出於「經濟的總體利益」與「國民的生產」的考慮，提出設立「經濟與技術調查的機關，國家不僅可以藉此獲得進行政治指導所需的各種要素，還能獲得個體經營者，讓他們能夠實現自己的計劃。」這個綱領特別指出，各共和派政黨不會接受「社會黨代表提出的……在工人監督下……對銀行實行國有化的措施」。它還指出：「各共和派政黨設想的共和國，不會以某個階級的社會或經濟需求為國策，而是根據民主自由的計劃，為公共利益與社會利益服務。」在這個文件的結尾，在上面簽字的各個政黨一致贊成「國際政治應該遵守國際聯盟的原則與方法」。

在人民陣線盟約上簽字的有共和派政黨、社會黨、工總、社青團、共產黨、佩斯塔尼亞的工團主義黨，還有……統工黨，代表統工黨簽字的是胡安·安德拉德。就在十二天以前，也就是1936年1月3日，統工黨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發表了題為《我們革命的關鍵一年》的社論，其中寫道：「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要麼走向社會主義，走向第二次革命，要麼就是倉皇敗退和反革命的勝利……我們馬上就要迎來一個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重大時期。」統工黨採用了毛林的說法： 「不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他們面臨的唯一的抉擇。那麼，統工黨為什麼要支持人民陣線呢？既然這個競選聯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既然這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絕不會侵犯資本主義所有制與資產階級統治秩序，那統工黨為什麼要號召工人投它的票呢？統工黨的領袖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為了阻止右派在大選中獲勝，為了爭取大赦，讓阿斯圖里亞斯起義失敗後被捕的幾千名工人戰士儘快獲釋，他們什麼都願意做；在策略上，這也是為了不使自己脫離群眾——在群眾中間，出現了非常強烈的要求團結的情緒，這種情緒正表現為對人民陣線的熱切期望。托洛茨基立刻譴責了統工黨的「中派主義者」，批判他們成為了斯大林派—資產階級聯盟的幫凶，托洛茨基的批評是否激起了反應呢？統工黨的轉變是十分突然的，它的黨員都對此感到震驚，但托洛茨基的批評是否引起了它的黨員的積極反應呢？儘管統工黨的唯一一位國會議員毛林投了阿薩尼亞的票，但統工黨立即宣布，它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它在盟約上簽字，只是為了讓右派在大選中失敗。儘管統工黨預先做出了這樣的表態，但托洛茨基還是指出：正是由於統工黨在簽署盟約之後對人民陣線進行的批評，統工黨的各項政策使它變成了人民陣線的「左」的掩護，它通過社會黨和共產黨，同資產階級勾結了起來。

人民陣線政府關心的只是壓制群眾運動、贏得右派的信任和庇護軍隊與軍官團，在它的姑息縱容下，弗朗哥在幾個月後發動了武裝叛亂，此時，托洛茨基再次點明了人民陣線的階級性質：「當資產階級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組織結盟之後，它就更加需要軍官團，利用軍官團作為一種制衡手段。」共和國人民陣線政府對待軍隊的政策，使軍隊能夠公開準備叛亂，這並不是出於「輕敵」或錯誤，而是因為這就是西班牙資產階級的政策。當然，托洛茨基認為，罪責最大的人，是那些為人民陣線的騙局保駕護航的工人領袖。他寫道：「我們現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統工黨的領袖毛林與寧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過。每一個會思考的工人都能夠、而且也應該質問他們：『你們難道就什麼都沒有預料到嗎？你們不但沒有教育我們絕不能信任資產階級激進派，反而還在人民陣線的綱領上籤了字，要我們相信阿薩尼亞和他的同夥，現在我們都要為你們的錯誤付出血的代價了。』」他接著寫道：「寧和他的朋友完全應當承受工人的怒火，因為他們曾經屬於一個流派，早在幾年以前，這個流派就已經對人民陣線在每一個階段的政治活動作出了正確、具體而明確的分析。無知不能成為寧的借口——對任何一個領袖來說，無知都是一個糟糕的借口——因為他在文件上簽字之前，至少都要讀過一遍。」

不過，仍有一些人相信情況還是可以挽救的。統工黨遠非鐵板一塊。在許多活動家看來，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半年以來的經驗，正是對一月的人民陣線盟約的譴責。最重要的是，工人對軍事政變的反應，在一夜之間改變了西班牙的政治形勢：武裝工人控制了街頭，在各地都建立起了工人委員會，控制了政權，摧毀了軍隊、警察和資產階級法庭，佔領了工廠和土地。托洛茨基和寧再次得出了一致的意見：西班牙工農的自發的革命行動，已經使他們達到了比1917年俄國革命第一階段更高的水平。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派讓·魯[21]前往巴塞羅那，就托洛茨基派「參加」統工黨的問題，同安德列烏·寧進行談判：統工黨的領導層同意每周在《戰鬥報》頭版上發表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並承諾會為托洛茨基爭取在西班牙避難的權利。突然間，談判就徹底破裂了。有些見證人認為，這都是被魯搞砸的，真是這樣嗎？另一些人聲稱，由於托洛茨基對寧和安德拉德進行的最新的抨擊，才使雙方無法妥協，真是這樣嗎？但我們可以認為，雙方在策略上的深刻分歧，是革命初期的樂觀情緒所無法掩蓋的；統工黨正要採取一個行動，而托洛茨基斷言：對於革命派而言，這個行動是一大「罪過」，而且比簽署人民陣線盟約要嚴重得多。

統工党參加了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

9月6日，人民陣線政府在馬德里成立了，共和派與共產黨都參加了這個政府，而政府總理是拉爾戈·卡巴耶洛，安德列烏·寧對這個政府下了這樣的評語：「與前一屆政府相比，本屆政府無疑前進了一步，但它是一個人民陣線政府，它只符合7月19日之前，也就是工人起義尚未發生時的形勢，從這方面來說……它倒退了一步。所以說，工人政府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下一階段，整個工人階級的口號應該是『打倒資本家部長，工人階級政府萬歲！』。」

幾天後，在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共和派孔帕尼斯[22]的支持下，按照馬德里政府的模式，加泰羅尼亞於9月26日成立了一個新政府：安德列烏·寧也參加了這個政府，他的職務是「司法委員」。工人在反擊武裝叛亂時，建立起了各種各樣的革命委員會，形成了「雙重政權」狀態，新政府成立後就下令解散這些革命委員會，並親自動手執行，消除了雙重政權狀態。孔帕尼斯的傳記作者是這樣來描寫這個政治過程的：

「孔帕尼斯曾承認工人擁有統治的權利，並表示自己願意放棄職位，但他巧妙地操縱了局勢，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權機關，破壞了革命委員會的各項措施，把工人組織的地位降低為輔助性的執行機關。過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形勢就恢復了正常。」

在7月19日之後，參加了人民陣線的各個工人組織（全勞聯、統工黨、社會黨、共產黨）拒絕在所謂的共和區奪取政權，托洛茨基對此評論道：「拒絕奪取政權，就是自願將政權交還到它原來的主人，也就是剝削者的手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任何革命的基礎都是要使新階級掌握政權，這樣它才有機會施行自己的綱領……任何工人組織，只要拒絕奪取政權，就必然會陷入改良主義的泥潭，使自己淪為資產階級的玩物；鑒於社會的階級結構，這是唯一可能發生的情況。」這與資產階級共和派的代言人、共和國總統阿薩尼亞[23]的意見驚人地一致，阿薩尼亞略帶嘲諷地寫道：

「由於武裝叛亂遭到鎮壓，政府又暫時缺少進行聯合行動的手段，所以發生了不直接針對政府的無產階級起義……革命必須發號施令，必須接管政府，必須按照自己的主張來領導全國。這一切並沒有發生……革命的秩序本該取代舊的秩序。然而這種情況沒有發生。」

安德列烏·寧在廣播講話中，對於他自己的党參加加泰羅尼亞政府這件事，是這麼解釋的：「有些人以為，正在開始的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然而實情並不是這樣的，它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在這個問題上，統工黨領導層內部也出現了猶豫和不滿的情緒，這在統工黨青年團的報紙《共產主義青年》（Juventud Comunista）上間接地暴露了出來：「議會裡有太多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的無能與短視，在我們眼前一覽無餘。至於我們自己，我們黨之所以參加政府，是因為目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黨不想落於人後，而且黨認為，加泰羅尼亞政府可以給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一些動力。」（黑體字是我加的。——皮·布）其實，在二十天前，安德列烏·寧在巴塞羅那的一場集會上宣稱，西班牙已經有了無產階級專政，他又說：「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理解加泰羅尼亞政府里為什麼還要有艾斯凱拉[24]的代表；而中央政府里還有資產階級部長，就更是完全無法理解的了。」然而，他卻把趕走資產階級部長的任務交給了無政府主義派的領袖，他說：「如果無政府主義派的同志們能控制局面，並作出一點犧牲的話，用不了多久，中央政府里的資產階級部長就都會被趕走。」

托洛茨基批評道：「寧在實踐中完全與列寧主義背道而馳；他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而這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徹底奪走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切成果、完全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根基。他的論據大概是這樣的：既然這場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參加政府就只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性質。寧否認了這場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革命嗎？不，他承認這一點，但這只是為了替破壞革命的根基的政策辯解。」托洛茨基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當然，統工黨試圖把不斷革命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這也是斯大林派把統工黨當作托派的原因），但是，革命不能滿足於理論上的承認。統工黨沒有發動群眾去反對改良主義的領袖，卻想去說服那些紳士，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相對於資產階級的優越性。」

統工党參加加泰羅尼亞政府，這件事使托洛茨基與統工黨徹底劃清界限。不過，在統工黨被打垮、革命的成果被內格林[25]的斯大林派—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徹底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得到全面恢復之前，他一直與統工黨保持對話。

1937年春季的討論

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們能夠弄到兩份重要的文件：安德列烏·寧於1937年3月21日和4月25日在巴塞羅那發表的兩次演講的講話稿，以及托洛茨基為反駁第一次演講而寫的文章，這篇文章的日期為4月23日，也就是五月事件發生前不久的時候。

寧聲稱：「統工黨和整個無產階級先鋒隊已經意識到，從7月19日開始的革命漲潮，已經大為退步，革命陷入了停滯，在這半年時間裡，工人丟失了大片陣地。」他回顧了下列事實：在1936年7月和8月，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已經瓦解，無產階級由於掌握了武裝，所以能夠「施行自己的意志與決定」，以及「權力在街上」，然後他指出：「而現在，孔帕尼斯竟敢以資產階級的名義，命令工人閉上嘴巴乖乖聽話。」

接下來，寧分析了「革命正在倒退的跡象」：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重建」、「建立非政治化的正規軍的運動」、中央政府企圖收回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利、準備實行的對「維持公共秩序的機關與組織」的改革（這一改革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禁止政黨或工會掌握此類機關）等現象中，都能看出這種跡象。他認為，這整個過程，都是從去年十二月統工黨被趕出加泰羅尼亞政府的那一刻開始的。

安德列烏·寧試圖分析這個「反革命過程」的原因，他首先歸咎於改良主義在革命中起到的政治作用，那個仍然無恥地自命為「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給改良主義提供了支持。他說道：「在加泰羅尼亞，在西班牙，改良主義仍在不折不扣地扮演著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資產階級的看門狗。」接著他指出了全勞聯領導層對革命的倒退所應承擔的責任：「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然而，那個組織對此毫不了解，所以革命才會退步。」他特別指出：「在這個反革命過程中，那個組織的錯誤態度導致了一些嚴重的後果。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我們正在經歷的倒退就不會發生。」

補救的方法並不難做到，時間還不晚，而且「還沒有輸掉一切」。寧向無政府主義派的領袖苦苦勸諫：「全勞聯必須好好反省，丟掉已經被事態駁倒了一百遍的成見。」問題在於用武力奪取政權嗎？不，「依靠工人階級現在掌握的陣地，不用武力也能奪取政權。」

他再次重申：戰爭與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內戰同時也是一場革命戰爭，瓜達拉哈拉大捷的政治意義體現了這一點——正是因為對義大利士兵開展了革命宣傳，瓜達拉哈拉戰役才能勝利。他要求對法西斯特務進行更嚴厲的鎮壓，對叛軍的轟炸進行更嚴酷的報復，並得出結論：為了勝利，他們需要「一面旗幟——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一個政府——工農政府，也就是工人階級的政府。」

4月25日，在一次討論「革命中的政權問題」的會議上，寧補充並澄清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生搬硬套俄國革命的公式，就會導致失敗。我們必須領會俄國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照搬字句。」儘管西俄兩國的資產階級都無力完成民主革命，但1917年的俄國和現在的西班牙仍有一些重要區別：西班牙的改良主義派要強大得多，並得到了英國和法國的支持，英法還企圖把內戰轉變為帝國主義戰爭。資產階級躲在所謂的工人政黨背後，乞求它們保護自己。而俄國工人階級並沒有民主的傳統。而在西班牙，有各種工會、工人政黨和工人組織，所以蘇維埃才沒有出現。最後，西班牙有著群眾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而俄國卻沒有，所以出現了「新的問題與不同的策略」：「關鍵在於把全勞聯的革命本能轉變為革命的自覺，並把群眾的英雄主義轉變為一致的政策」。然後他又向伊無聯與全勞聯的領袖發出呼籲，請求他們同自己結成革命工人陣線，並「召集工會、農會與作戰部隊的代表，召開代表大會，以此構成新社會的基礎，並從中產生出工農政府——勝利與革命的政府。」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在分析西班牙革命的問題時，質問「革命還有可能勝利嗎？」。顯而易見，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共和國人民陣線政府正在把軍隊變為「私有產權的民主衛士」。革命派負有明確的義務：使用包括武裝鬥爭在內的一切手段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但絕不為其承擔任何責任，也不參加政府，保持完全的批評自由與行動自由，並準備在下一階段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他指出：「除此之外的任何政策，都是叛賣的和無望的政策，都是要鞏固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策——無論內戰結果如何，資產階級民主都註定要完蛋。人民陣線的目的就是保衛私有產權，因此它為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民主的勝利就等於迂迴邁向法西斯主義。」

托洛茨基強調指出寧承認了革命正在倒退的事實。他寫道：「寧忘了補充：對於革命的倒退，統工黨的領導層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它在『批判』的幌子下迎合社會黨和斯大林黨，也就是迎合資產階級，而沒有自始至終地用自己的路線來同其它黨的路線相抗衡，並以此來為無產階級的勝利做好準備。早在六年前西班牙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警告過他，這種動搖和迎合的政策會造成什麼樣的致命後果。」

與寧的看法相反，反動勢力開始反撲的標誌性事件，不是統工黨被趕出加泰羅尼亞政府，而是統工党參加加泰羅尼亞政府。托洛茨基指出：「其實他們應該這樣說：『我們參加加泰羅尼亞政府，有利於資產階級鞏固陣地，有利於資產階級趕走我們，並公開走上反動的道路。』統工黨現在還賴在人民陣線裡面不肯出來。統工黨的領袖公開懇求政府走社會主義道路。統工黨的領袖恭敬地請求全勞聯的領袖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統工黨的領袖認為自己是人民陣線的領袖們的『革命顧問』。」

該怎麼辦呢？「必須公開地、大膽地發動群眾，同人民陣線政府鬥爭。必須在無政府主義工人面前，揭露那些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先生們（他們不過是些尋常的自由主義者）的叛賣行徑。必須對斯大林主義——最可惡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進行無情的批判。必須力爭成為革命群眾的領袖，而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顧問。」

即使「共和」軍能打敗弗朗哥，仍然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其實，這種勝利「必然意味著共和陣營內部將爆發新的內戰」。「在這場新的內戰中，必須要有一個堅定的、能得到大部分工人與半無產者化的農民的信任的革命黨，在這樣一個革命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獲勝；但是，如果在關鍵時刻沒有出現這樣一個黨，那麼共和陣營內的內戰就會以波拿巴主義的勝利告終，而這種波拿巴主義與弗朗哥將軍的獨裁幾乎毫無區別，所以說，人民陣線等於迂迴邁向法西斯主義。」

托洛茨基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仍和1931年一樣，是先鋒黨的問題，是革命的領導層的問題。所以他才一再批評寧——他在接受杜威委員會[26]質詢時說：「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很強烈地批評了他。」他寫道：「寧意味深長地宣稱『革命正在倒退』，而他自己也在準備……拔腳溜走。如果寧能夠認真反思自己的文章，他就應該明白：如果革命的領袖拒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國家就一定會墮入法西斯主義的深淵。在德國是這樣，在奧地利也是這樣，在西班牙也會這樣，而且會來得更快。」

在托洛茨基看來，寧及其朋友對形勢的分析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把自己的結論發展到底。「寧聲稱西班牙工人現在仍能通過和平手段奪取政權，他在撒謊。政權已被軍方首腦和官僚把持，他們還得到了斯大林黨、改良主義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支持。在同工人鬥爭時，這些先生會向外國資產階級與蘇聯官僚求助。在這種情況下，還說什麼和平奪取政權，就是在自欺欺人。在同一篇講話中，寧還提到了有人想繳工人的槍，他建議工人不要交槍。這是個不錯的建議。但是，一個階級想繳另一個階級的槍，而這個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不願交槍，這就表明內戰即將爆發。」托洛茨基接下來批判了寧的「虛幻」前途：「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所有激進言辭，都被他的和平奪權的虛幻前途給一筆勾銷了。」這就是寧的政策的本質：「這種虛幻的前途，使寧不必從他的激進言辭中得出實際的結論，從而使他能夠繼續推行中派主義的牆頭草政策……統工黨的政策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不符合尖銳的形勢。統工黨的領導層以為自己走在其它政黨『前頭』，並對此沾沾自喜。這是何等狹隘！不應向其它政黨看齊，而必須向各種事件看齊，向階級鬥爭的進程看齊。」

因此，儘管寧講了不少革命的大話，但托洛茨基並不相信統工黨已經有所好轉。他寫道：「必須無情地同資產階級輿論一刀兩斷。必須與包括工團主義領袖在內的各種小資產階級政黨決裂。必須走向群眾，走進群眾的最深處，走向受壓迫最重的階層。不要用勝利會自動到來的幻想去麻痹他們。必須告訴他們實話，哪怕這實話很不中聽。必須教會他們辨別資本的形形色色小資代理人。必須教會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讓自己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必須教會他們建立自己的戰鬥機關——蘇維埃——作為對抗資產階級國家的工具。」

他問道：「我們能否指望統工黨的領導層會完成這一轉變？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歷程，已經打消了這種希望。統工黨內外的革命派，如果仍然自我局限於向寧、安德拉德與戈爾金[27]等人苦諫（就像他們向拉爾戈·卡巴耶洛和孔帕尼斯等人苦諫一樣），那他們也不過是註定要破產的廢物。革命派應該到基層去，到工人中間去，反對寧的猶豫不決和搖擺不定。」最後這一點沒有得到落實：當統工黨即將被打垮時，第四國際西班牙支部《列寧主義之聲》（Voz leninista）集團——以及它的對手《蘇維埃》（El Soviet）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都非常年輕，而且幾乎都是外國人）——既沒有手段、也沒有時間「走進基層」去批判寧。

五月事件

五月事件不可挽回地中斷了各個派別之間的一切爭論。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指使警察解除駐守電話局的工人的武裝，這一挑釁行為激起了巴塞羅那工人的自發起義。在托洛茨基看來，「這一事件表明無政府主義者與統工黨嚴重隔絕於工人群眾。寧散布的『無產階級可以和平奪取政權』的觀點，被證明是徹底虛假的幻想」。

在寧看來，五月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反動勢力的反撲還沒有以政治形式確立下來，以及「工人階級的怒火積壓已久」，最終「激烈地爆發了出來，引發了自發的、混亂的運動，這個運動缺乏具體的前途」。統工黨站在了工人一邊：「武裝鬥爭的進程、革命工人的衝擊力、已經佔領的各個戰略要地的重要性，這些重要因素使我們本來可以奪取政權。」但他又指出：「我們黨只是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小派別，承擔不起提出這個口號的責任，特別是全勞聯和伊無聯的領袖又通過巴塞羅那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要求工人群眾立刻停止鬥爭，搞亂了群眾的思想。」統工黨還指出，在5月7日早晨，當局承諾撤回部隊，並且不會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統工黨便號召工人停止鬥爭，回去工作：「由於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應，（挑釁的）企圖沒有得逞，所以，工人現在應該收手了。」

這份文件是為5月12日的統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起草的，在這份文件里，安德列烏·寧就這個問題寫道：「我們自豪地宣稱：我們黨的態度，為結束流血衝突作出了重大貢獻……也使工人運動避免了兇殘的鎮壓。」5月28日，《戰鬥報》被查封。6月16日，寧自己也被逮捕，並被斯大林的特務殺害。統工黨的政策根本沒能使西班牙所有革命派避免兇殘的鎮壓；在五月起義期間，托洛茨基寫道：「必須把革命先鋒隊武裝起來，反對國內外無產階級的上層人物中的一切曖昧、混亂和模稜兩可。無論是誰，只要他不敢站到第四國際的隊伍中，同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鬥爭的話，他就永遠沒有在關鍵的戰鬥中領導工人的勇氣。」這句話概括了寧所代表的政治路線在西班牙革命中的表現。

西班牙革命的總教訓

於是，儘管他曾為了把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培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骨幹力量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儘管他曾在1933年—1935年間在西班牙先進工人中間贏得了紮實的影響，但當革命到來時，托洛茨基卻發現自己只能充當評論者——有人說是先知——而這根本不是他想扮演的角色。從這一點來看，我們都應該感激他做出的卓越的分析，這些分析對西班牙的階級鬥爭的一些方面作出了完美的解釋。

關於內戰及其具體方面，他寫道：「政治是決定戰略的關鍵因素，這在內戰中，要比在普通的戰爭中更為突出。作為軍事統帥，羅伯特·李[28]肯定比格蘭特[29]更為優秀，然而廢奴政策使格蘭特贏得了勝利。在我們的三年內戰期間，敵人的軍事技術和指揮藝術往往勝過我們，但布爾什維克的綱領使我們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為何而戰。農民猶豫了很長時間，但在親身體驗了兩種制度、並加以比較之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布爾什維克陣營。在西班牙，居高臨下發號施令的斯大林派，把這個公式塞給了卡巴耶洛：先打贏內戰，再進行社會改良。工人群眾，特別是農民，看不出交戰雙方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所以他們的態度並不積極。在這種情況下，法西斯主義必然獲勝，因為它擁有軍事上的優勢。在內戰中，大膽的社會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條件。」

關於世界的前景：「如果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獲勝，法國將落入陷阱之中無法自拔。弗朗哥的獨裁會使歐洲大戰提前爆發，法國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迎接戰爭。無需多言，新的歐洲大戰將會流干法國人民的最後一滴血，並使法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整個人類也將遭到沉重的打擊。」

關於斯大林主義及其在西班牙革命中的作用，他寫道：「斯大林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些符號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員、支部、肅反機關等。但他掏空了社會主義的內涵，使這些符號徒具形式。他拋棄了布爾什維克的綱領，拋棄了蘇維埃——而蘇維埃是發揮群眾主動性的必要形式。他讓資產階級利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技巧。在他狹隘的官僚頭腦里，他以為光靠政治委員就能保證勝利。然而捍衛私有產權的政治委員只能保證失敗……群眾並不缺少英雄主義，具體的革命派也不缺乏勇氣，但是群眾得不到領導，革命派又遭到了孤立，他們即沒有綱領也沒有行動計劃。比起贏得軍事勝利，軍方首腦更關心的是打垮社會革命。士兵不信任軍官，群眾不信任政府；農民袖手旁觀，工人疲憊不堪，屢戰屢敗，士氣不斷低落。在內戰之初，預料到這一切並不是什麼難事。既然人民陣線給自己制定的任務是挽救資本主義制度，那它就必然會招致軍事失敗。斯大林徹底顛倒了布爾什維克主義，他成功地扮演了革命的掘墓人的角色。

「西班牙革命再次表明：要想保衛民主、戰勝革命群眾，唯有法西斯主義。相反，要想真正戰勝法西斯主義，唯有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為了戰勝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不惜動用格伯烏、不惜動用波拿巴主義的手段去破壞民主。西班牙革命再次——而且是永遠地——駁斥了孟什維克的舊理論：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相互獨立、互不相干的歷史階段。莫斯科的劊子手以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這是最全面的結論。必須承認，在過去二十五年里，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革命事件，都完全符合這個結論。

革命先鋒黨

革命先鋒黨是俄國革命得以勝利的關鍵因素，然而，在1936年—1939年，西班牙工人階級並沒有這樣的黨；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派未能建設出這樣一個革命先鋒黨，正是西班牙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他認為：「歸根結底，統工黨成了建設革命先鋒黨的主要障礙，儘管它本意並非如此」。它的命運值得我們深思。關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寫道：「必須深入鑽研革命的問題，必須得出最終的具體結論。自身的政策必須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則，也就是要符合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而絕不能迎合各種自稱人民陣線的小資產階級集團的恐懼和偏見。想在革命中抄近路走捷徑，就會招致最慘重的失敗。害怕遭到資產階級的孤立，就等於自絕於群眾。迎合工人貴族的保守偏見，等於出賣工人與革命。過度的穩健，等於最致命的魯莽。這就是西班牙最誠實的政治組織——統工黨，一個中派主義政黨——的毀滅留給我們的主要教訓。」

然而，儘管托洛茨基對西班牙革命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由於斯大林在蘇聯的勝利，他的正確只能從反面體現出來：他要求西班牙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建設革命先鋒黨，但他們跟德法兩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一樣，都沒能完成這個任務。在當時，他是整個第四國際的化身，他是一個巨人，憑藉著自己的思想與大半輩子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主宰著自己的支持者，也讓自己的對手心驚膽戰。西班牙托派的虛弱無力，以及他們中間的嚴重分歧，使他們無法把各種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和激進自由派團體（比如「杜魯蒂之友」）引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只能任其自行發展，所以，與統工黨的領導層相比，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更強的吸引力。有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世界革命的夢想已經過時了，由1917年10月開啟的革命時代也已經隨之結束了，而托洛茨基還沉浸在這個幻夢之中，並不知疲倦地建設第四國際；難道我們要附和這種結論嗎？這個結論，對資本主義統治全世界人類的能力，未免過於樂觀了，而從巴塞羅那陷落的悲劇開始，人類的歷史就在不斷地駁斥這個結論。實情恰好相反：某些人想要忘掉過去，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卻一再讓他們回想起來。

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別是他關於西班牙革命的著作，留給我們的寶貴一課，便是對人類的堅定信心：肩負著人類未來的工人階級，必將掌握自己的命運，並利用歷史的法則，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不相信工人階級的能力、或不相信工人階級必須掙脫枷鎖、消滅剝削的人，換言之，不相信革命、並因此站到革命的對立面上的人，肯定會宣稱建設第四國際的努力是「徒勞的」。相反，不管是誰，只要相信人類不會永遠屈服於恐怖的暴政，不會永遠屈服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特魯希略[30]、蔣介石或拉塞爾達[31]，不會永遠屈服於集中營、凝固汽油彈和原子彈，不會永遠屈服於大屠殺與私刑；不管是誰，只要相信可以從過去的失敗中吸取教訓，為將來的勝利做好準備；他們就會理解建設國際——世界革命的組織——的重要意義。

這些人會去仔細思索托洛茨基在二戰前給歷史留下的最後警告，並會回想起來：有時候，革命——馬克思稱之為「歷史的火車頭」——會讓最用心良苦的革命者都措手不及。儘管寧是一個正直的革命者，但他犯下的政治錯誤，註定了他的破產。當官僚機器正在忙於把革命委員會（如果能把群眾發動起來，這些革命委員會本來是能成為真正的蘇維埃的）變成空架子的時候，當資產階級國家依然存在（儘管托洛茨基說它只剩下了一個「鬼影」），並且渴望報復，而且還不乏假社會主義者和假革命者幫助它復活的時候，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存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以擔心「遭到孤立」或「落於人後」為借口，去迎合遭到改良主義機關操縱下的群眾的偏見，放棄自己的批判，讓自己成為被第一波革命浪潮推上台的領袖的顧問，向這些害怕群眾的革命行動的領袖苦諫，換言之，不去擔任工人和貧農群眾的歷史利益的忠實代言人，不去領導他們幹革命。當一個立過大功的革命者，比如安德列烏·寧，犯下這種錯誤時，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歷史會讓好幾代人為之付出血的代價。這就是托洛茨基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意見的關鍵內容，這些意見，是寫給一些革命戰士看的，這些人可能會以為有什麼奪取政權的捷徑，或是能用某種東西來代替自覺行動的工人群眾的組織。

（發表於《第四國際》第4卷，第1期，1967年4月，第4—17頁。）

[1] 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1907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作家、記者與歷史學家，生於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地區的赫沙努夫鎮（Chrzanów，現屬波蘭）一個猶太家庭。1927年參加波蘭共產黨。在三十年代初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路線而被開除出黨。1939年4月流亡英國，此後擔任《經濟學家》的記者。從1954年到1963年發表《先知三部曲》。1967年在羅馬去世。——中譯者注

[2] 阿爾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國王，1886年繼位，1902年正式執政。1931年西班牙爆發了革命，共和派政黨在4月12日的市政選舉中大獲全勝，阿爾方索十三世隨即棄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後死於羅馬。——中譯者注

[3] 米蓋爾·普里莫·德·里維拉·奧爾瓦內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於西班牙大貴族家庭，曾參加過摩洛哥、古巴和菲律賓的殖民戰爭。1911年晉陞為準將。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國王阿爾方索十三世和軍方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成為軍事獨裁者，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0年1月，迫於群眾運動的壓力而辭職，隨即流亡巴黎。——中譯者注

[4] 安德列烏·寧·佩雷斯（加泰羅尼亞語：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語：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於加泰羅尼亞地區塔拉戈納省艾爾·文德雷伊鎮（El Vendrell）。1917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後參與成立西班牙共產黨。曾在莫斯科為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工作。後參加左翼反對派，回到西班牙後，在西班牙共產黨內建立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由於在許多問題上與托洛茨基產生分歧，脫離左翼反對派。1935年與毛林一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1936年初參加人民陣線，並出任加泰羅尼亞政府的司法部長。1936年12月辭去司法部長的職務。1937年6月，在斯大林黨的強烈要求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寧和黨的大部分領導人都被逮捕，並遭到秘密殺害。——中譯者注

[5] 胡安·安德拉德·羅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歲參加激進共和黨的青年團，1914年參加社會黨的青年運動，1919年擔任社青團機關報《革新》（Renovación）周報編輯。十月革命後支持社會党參加共產國際，1920年率領部分社青團團員成立西班牙人共產黨，併當選為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21年西班牙人共產黨與西班牙共產主義工人黨合併為西班牙共產黨，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火炬》周報編輯，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1930年參與建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並負責黨的刊物《共產主義》，1935年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成立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編輯。內戰爆發後前往巴塞羅那，併當選為統工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37年5月的巴塞羅那起義之後，於6月被捕，1938年年底獲釋，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0年因參加法國抵抗運動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運動解救，此後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當中進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於馬德里去世。——中譯者注

[6] 華金·毛林·胡利亞（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於西班牙阿拉貢地區維斯卡省波南薩鎮（Bonansa），青年時即投身革命，參加了全國勞工聯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了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回國後當選為全國勞工聯盟總書記，隨後被捕入獄。獲釋後在全勞聯內成立布爾什維克派組織革命工會委員會（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參加西班牙共產黨，負責組建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地區的黨組織——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獲釋後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羅那，後因不贊成斯大林主義，率領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脫離西班牙共產黨，同年與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合併，1933年將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改組為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安德列烏·寧領導的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總書記。1936年2月，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參加了人民陣線，毛林當選為議員。內戰爆發時，毛林身陷國統區，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區途中被叛軍逮捕，1944年獲釋後流亡美國，1973年於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7] 這裡的說法與事實有些出入，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本是西班牙共產黨在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組織，由於反對「第三時期」的極左政策，而在1930年脫離了西班牙共產黨，與1928年成立的另外一個加泰羅尼亞共產主義組織——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Partit Comunista Català，該黨獨立於西班牙共產黨）合併，然後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眾組織「工農同盟」（西班牙語：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羅尼亞語：Bloc Obrer i Camperol）。1932年4月，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改名為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中譯者注

[8] 海因里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築工人，出生於蘇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奧地利，年輕時因工傷變成了跛子，1897年開始成為工會活動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參加社民黨，1904年以前在漢堡工作，在漢堡他領導了建築工會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萊梅工作，在不萊梅活躍於工會和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來到開姆尼茨，擔任建築工會的書記。1915年與赫克特一起被開除出社民黨，此後活躍於斯巴達克派，1917年懷著保留意見參加了獨立社民黨。1918年10月被驅逐出德國，但後來又通過艾斯納的巴伐利亞政府取得了德國國籍。返回開姆尼茨後創建了《戰士報》（Der K?mpfer），並建立了最強大的德共（斯）地方組織。支持列維反對極左派，在卡普暴動發生後立即在開姆尼茨組織工人蘇維埃的選舉，並擔任開姆尼茨工人蘇維埃主席，並發展出了工人統一戰線的思想雛形。1920年4月入選德共中央局並在統一大會上做了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1921年2年取代列維任德共主席，並在三月行動中擔任黨的領導。1921年6月被判處在要塞內監禁5年。11月獲釋，在莫斯科當了一陣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1922年秋天返回德國，擔任總書記。1923年擔任德共首腦，遭到左派的攻擊，他曾多次要求開除左派，但未獲成功。在莫斯科參與起義的準備工作後，擔任了蔡格納（Zeigner）的薩克森邦政府的部長。在開姆尼茨會議上擔任共產黨的發言人，當左派社民黨人退卻後放棄起義。對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承擔責任，並試圖為自己辯白，說自己沒有支持俄國的左翼反對派，但未成功。此後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違抗德共的決定回到德國，1929年1月被開除出黨。成立了德共（反對派），但未加入社工黨。後流亡法國，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隨後流亡英國，1949年返回德國，定居漢堡，並領導「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組。——中譯者注

[9] 傑伊·洛夫斯東（Jay Lovestone，1897 年 12 月 15 日—1990 年 3 月 7 日），

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於一個立陶宛猶太人家庭，幼年時移民美國。少年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曾參加過社會黨。十月革命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參與了美國共產黨的成立活動。1928 年曾把左翼反對派開除出美共，1929 年他也被開除出黨，此後他領導了一個組織上獨立的小集團，直到 1941 年他的小集團解散為止。1941年後賣身投靠反共陣營，積極為反共活動效勞。——中譯者注

[10] 安傑洛·塔斯卡（Angelo Tasca，1892年11月19日——1960年3月3日），生於義大利皮埃蒙特大區庫內奧省莫雷塔鎮（Moretta）。曾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委員。1919年參與創辦《新秩序》雜誌，1921年參與創建義大利共產黨，併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6年當選為書記處委員，1928年至1929年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因支持布哈林而在1929年被開除出黨。1926年因被法西斯義大利政府迫害而流亡法國。1935年重新參加義大利社會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曾在維希政府內任職，法國解放後被捕，不久獲釋。1960年死於巴黎。——中譯者注

[11] 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於馬德里，1894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1918年至1938年擔任工人總同盟總書記，1919年參與創建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併當選為執行局委員。德·里維拉將軍發動政變、建立軍事獨裁後，他領導社會黨和工總同獨裁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任勞工部長。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總書記。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總理。1939年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凱維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當過領航員，1915年至1923年擔任《西班牙》（Espa?a）雜誌編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社會黨，1929年第二次參加社會黨。共和國成立後，曾參與起草新憲法。他是社會黨左翼的理論家，支持無產階級專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駐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駐法大使，共和國失敗後流亡國外，流亡期間逐步拋棄革命立場，轉向改良立場。——中譯者注

[13] 安赫爾·佩斯塔尼亞·努涅斯（ángel Pesta?a Nu?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於彭費拉達（Ponferrada）一個窮困家庭，當過鐘錶匠學徒。青年時投身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工人運動中表現積極，1916年擔任《工人團結報》編輯。1920年參加共產國際二大。1922年被當局收買的殺手刺殺，身負重傷。1929年曾短暫擔任全勞聯總書記，1930年至1932年再次擔任總書記。1931年發表《三十人聲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嚴厲批判了伊無聯，並因此被開除出全勞聯。同年年底創建工團主義黨（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參加人民陣線。1937年因病去世。——中譯者注

[14] 《真理報》（La Verité）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國際左翼反對派法國支部）的機關刊物。——中譯者注

[15] 米哈伊爾?葉菲莫維奇?科爾佐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蘭德（Фридлянд），生於基輔一個猶太鞋匠家庭，1917年參加革命，1918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內戰結束後成為著名記者，並進入《真理報》編輯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擔任《真理報》特約記者。1937年返回蘇聯，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譯者注

[16] 倫敦局（London Bureau），全稱「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些脫離了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但又不願成立第四國際的中派主義團體組成的，因此被戲稱為「第三半國際」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國際」，它的主要成員有：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西班牙支部）、獨立工黨（英國支部）、工農社會黨（法國支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支部）、挪威工黨（挪威支部）、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支部）等。——中譯者注

[17] 格蘭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爾·費爾南德斯—格蘭迪索·馬丁內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於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時隨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參加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並參加了1934年十月起義。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多數派同第四國際斷絕關係後，他與堅持擁護第四國際的少數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a）。格蘭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議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全體參加統工黨，成為統工黨內的一個派別組織，遭到統工黨拒絕，於是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大部分成員便以個人身份參加了統工黨，1937年4月5日他們全部被開除出黨。此後格蘭迪索·穆尼斯參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羅那起義，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軍隊佔領巴塞羅那時越獄，潛入法國。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戰後與第四國際書記處產生分歧，1948年脫離第四國際。此後轉向左派共產主義立場。1951年潛回西班牙國內，組織工人運動，1952年被捕後被判處十年徒刑。1957年獲釋後前往巴黎，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間進行革命活動。——中譯者注

[18] 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參加社會黨，一戰期間持曖昧的和平主義立場。1920年圖爾代表大會之後脫離社會黨。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國戰敗後，於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兩次任傀儡政府總理。法國解放後被判犯有叛國罪，1945年10月15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19] 1914年8月初，一戰爆發之後，法國社會黨立刻站在本國資產階級一邊，支持戰爭，8月4日，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呼籲法國人民實現「神聖的聯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國議會任命勒內·維維亞尼（René Viviani）為總理，組織「神聖聯合」內閣，法國各主要黨派都參加了這個內閣，社會黨人儒勒·蓋德和馬塞爾·松巴（Marcel Sembat）也參加了。本文中的「神聖聯合」，是指法國左翼政黨同資產階級政府相互勾結、放棄國內的階級鬥爭、欺騙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去充當炮灰的同盟關係。——中譯者注

[20] 1935年8月初，土倫（Toulon）的碼頭工人與布雷斯特（Brest）的海軍兵工廠工人分別發生了暴動，軍警鎮壓，多人死亡，上百人受傷。——中譯者注

[21] 讓?魯（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4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隨共產主義者同盟打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5年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1936年參與創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初率領國際主義工人黨少數派打入工農社會黨。二戰期間積極組織地下抵抗運動，並逐步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4年重新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中譯者注

[22] 劉易斯?孔帕尼斯?喬維爾（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於農民家庭，畢業於巴塞羅那大學。早年即投身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1916年當選為加泰羅尼亞區議員。1920年被捕，不久獲釋。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協會（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獲釋後在巴塞羅那發動起義，宣告成立共和國。1933年6月至9月擔任海軍部長。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羅尼亞政府總理，1934年10月發動起義，出任加泰羅尼亞共和國主席，事敗後被判處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內戰爆發後支持共和國政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國秘密警察引渡給弗朗哥政權，10月15日遇害。——中譯者注

[23] 曼努埃爾·阿薩尼亞·迪亞斯（Manuel Aza?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個富裕家庭，自幼父母雙亡。1900年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獲博士學位。1914年參加改良黨（Partido Reformista）。一戰期間曾為多家報紙寫過文章。1926年組建共和行動（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4月14日出任陸軍部長，同年10月14日出任總理， 1933年9月6日辭職。1934年他將共和行動與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亞自治共和組織（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併為左派共和黨（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捕入獄，1935年1月獲釋後，參與組建人民陣線，1936年2月，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出任總理，同年5月辭職，改任共和國總統。1939年3月，共和國失敗後辭去總統職務，流亡法國，1940年10月死於蒙托邦（Montauban）。——中譯者注

[24] 艾斯凱拉（Esquerra）是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的簡稱。這是一個加泰羅尼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中譯者注

[25] 胡安·內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於拉斯·帕爾馬斯（Las Palmas），曾在德國學醫，1921年擔任馬德里大學生理學教授。1929年參加社會黨，屬於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財政部長。任上利用邊防部隊奪回了被全勞聯控制的西班牙—法國邊境，並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銀行的黃金儲備交給蘇聯，換取蘇聯的軍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後，內格林於5月17日出任總理。1939年3月被卡薩多推翻後流亡國外。1939年至1945年繼續擔任共和國流亡政府總理。1946年4月23日與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會黨開除出黨。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會黨第37次聯邦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恢復在1946年4月23日被開除出黨的胡安·內格林等人的黨籍。——中譯者注

[26] 1937年3月，正當斯大林炮製的莫斯科審判達到高潮之際，為了駁斥斯大林偽造的種種假證，托洛茨基艱難地組織了一個聯合調查委員會，旨在進行反審判，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杜威委員會經過長期的細緻審查之後作出了裁決：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的兩次莫斯科審判純屬誣陷，托洛茨基無罪。——中譯者注

[27] 胡利安·戈爾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麥斯·加西亞—里維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參與成立列萬特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1933年與毛林一起領導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工農同盟。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再次流亡法國，1935年返回西班牙，參與創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內戰爆發後前往巴塞羅那，領導統工黨機關報《戰鬥報》的編輯工作。1939年在叛軍攻佔巴塞羅那前逃往巴黎，隨後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墮落為反共分子，從1953年起參加反共組織「文化自由大會」，積極為反動陣營效勞。——中譯者注

[28] 羅伯特·愛德華·李（Robert 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國內戰期間南方著名將領，曾任南軍北弗吉尼亞集團軍司令和南軍總司令。——中譯者注

[29] 尤利西斯·S·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國內戰期間北方著名將領，1864年起擔任北軍總司令，並於1865年徹底擊敗南軍。在1869年—1877年當選為美國總統。——中譯者注

[30] 拉法埃爾·雷奧尼達斯·特魯希略·莫利納（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 Molina，1891年10月24日——1961年5月30日），多明尼加獨裁者，在1930年—1961年間用殘酷的手段統治多米尼加，在1961年遇刺身亡。——中譯者注

[31] 卡洛斯·弗雷德里科·維爾內克·德·拉塞爾達（Carlos Frederico Werneck de Lacerda，1914年4月30日——1977年5月21日），巴西反動政客，曾於1960年12月—1965年10月任瓜納巴拉州（Guanabara）州長。——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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