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君的北美社會學博士申請總結
一、初見
初識Z君,是我飛抵美國中西部小城M,開始在當地一所著名公校攻讀經濟學博士的兩周之後。當時還在M城的政見創始人可成君在微信上問我:「有個政見的撰稿人這兩天要來,要不要一起吃個飯,就當給我送行?」我那時已經知道他要轉學到賓大的消息,自然一口答應。
飯局訂在M城downtown的一家中餐館。第一次在店門口見到Z君,她穿件碎花的襯衫,身形被路上膀大腰圓的美國人民襯得格外瘦削,文文弱弱很有文藝青年的氣質。席間得知,她目前在香港念傳播學碩士,正準備博士項目的申請,這次來M城,也是打算跟這邊的老師打個招呼,先熟絡熟絡。我因為博士申請不太如意,那天閑談的興緻不高,只隨便撿些經濟學界的八卦說說,不想Z君對經濟學的掌故倒是頗知一二。飯後可成先開車回家,我送Z君到岔路口,便各道珍重,就此別過。
次日Z君便飛回了香港,不幾日可成也動身前往賓大入學,政見在M城,只剩我一個人。儘管獨在異鄉為異客,卻也沒什麼時間讓人感受寂寞。博士一年級的課程,我在北大都大致學過,但美國老師的講解,畢竟還要更深入一層。再加上公立學校教學負擔重,博士生從第一年起就要做本科生課程的助教。一般每個人一周要帶三到四節習題課,還要跟課,批改作業,出期末考題,參加助教培訓……我本來想著,到美國之後,把國內未能完結的研究題目再推進一些,卻始終抽不開身。
每周教課完畢,我都累得只想倒頭就睡。可是工作所得,扣除房租之外,也只夠支付自己做飯的花銷。哪一天懶得下廚,中午去附近的中餐館點一份七美元的快餐,就已是難得的奢侈。中國同學中還有不少連做助教的機會都沒有,只能自行支付第一年的博士學費和生活費,或是靠給本科生做一對一輔導維持生計。可成君就是眼見國內的積蓄所剩無幾,才不得已轉學去了賓大。
當然,博士生活清苦一些,也算是情理之中。但在M城愈久,我就愈感到這邊的學術氛圍跟我原本設想的大相徑庭。在北大的時候,老師們常常教導我們,經濟學者不能沉迷於模型和公式,要做「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可我所在經濟系的主流,乃是高度複雜的動態均衡模型和結構化估計方法。聽了幾次seminar,其間討論的內容實在難以激發我的興趣。轉系的念頭不是沒動過,可我也清楚,如果拿不到美國老師的推薦信,轉系的結果不會比現在更好。本系老師自然不會幫你轉走,M城地處偏僻,也很難有機會跟外系的老師交流,所以只好作罷。
學期尚未過半,國內傳來了香港學生佔領運動的消息。因為關心局勢,我時不時會去找出沒於運動現場的Z君打探一下情報,也順便交流一下申請經驗。我們都覺得,隨著在北美讀本科的中國人數量不斷增加,在國內接受教育的學生想申到一個好的博士項目,難度越來越大。理工科還好些,畢竟是老闆說了算,找到合適的實驗室,套套瓷也許就能搞定。社科基本上是委員會決定錄取,管事的美國教授又大多對中國的教育體系缺乏了解,難以評判——這樣一來,在美國念書的人自然大佔便宜,本科最好,自費讀個碩士也是加分項。至於國內的申請者,除非簡歷幾近完美,否則只有聽天由命。以我在北大的碩士項目為例,09年之前,每屆最好的學生基本能申到美國前幾的經濟系讀博,之後則是每況愈下,現在申到個密歇根或者UCLA都要謝天謝地。
閑聊的時候,Z君告訴我,她高中的時候成績一直不錯,按說考個北清不成問題,但因為有志於拍電影,跑去考了中傳的導演系,結果發揮失常,最後只念了個省內高校。雖然她後來到香港讀了研究碩士,卻還是擔心本科背景在申請的時候會帶來不利的影響。我只能安慰她說我本科成績也不算突出,但心裡其實很明白,如果沒有奇蹟,她被頂尖項目錄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在「前三十年」平等主義環境的餘暉里,從小到大,都未曾覺得跟身邊同學在背景上有多大差異,直到大學畢業才猛然發現,遊戲的規則不知在何時已經悄然改變。中學的時候,在我們的觀念里,只有考不上國內大學的人才會出國讀本科,可一夜之間,擠進北美名校成了優秀高中生們的首選。中國經濟的騰飛,讓學費昂貴的美國高校變得不再那麼高不可攀。近年來,美國的社科院系甚至紛紛開設起自費碩士項目,以期為有志於攻讀美國博士的中國學生提供跳板。學生花一兩年功夫接受一下基本的學術訓練,到美國各處逛逛開開眼界,再弄兩封推薦信,學校撈一筆不菲的收入,可以說是皆大歡喜。唯獨對於國內家境一般的學子來說,他們所擁有的機會越來越少。
作為社科研究者,Z君和我都深知,這其實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只不過我們來自一個曾經「均貧」的社會,很容易就會忘記了這一點。我在M城跟當地長大的本科生閑聊,他們說身邊窮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後能考上我們這所公立大學的也寥寥無幾。即使在國內,精英家庭的子弟,跟我們這些普通人之間的差距也越拉越大。相比於很多同學和朋友,Z君跟我都已經足夠的幸運。
對我來說,生活的轉折點發生在一次跟Y師兄不經意的聊天中。Y師兄跟我系出北大同門,在美東讀政治學博士。微信上偶爾聊起近況,他突然冒出來一句:「你要不要申請政治學看看?」我雖然一直對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交叉領域興趣濃厚,卻從未想過真的以政治學作為自己的專業。畢竟經濟學在整個社會科學中影響力更大,畢業之後的出路也更好。人一旦習慣了這種「特權」地位,就很難再去考慮轉行的可能性。但Y師兄的話還是很讓我心動,他說政治學在研究水平上確實還不及經濟學,但這也意味著更大的發揮空間,更容易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
在Y師兄的引薦下,我加入了本校政治系S教授主持的讀書小組。S教授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俄羅斯人,專攻博弈論和東歐政治。可能是因為祖國的政治制度比較接近的緣故,我跟他有不少共同語言,相處得十分愉快。這促使我最終下定決心,轉去政治系,S教授也很爽快地答應幫我寫一封推薦信。北大的導師們聽說了我的意向之後,也都表示支持我的決定。第二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了紐約大學政治系發來的offer。Z君那邊也傳來好消息,她被西海岸一所著名公校的傳播學項目錄取了。暑假裡我們在香港和北京各見了一次面,相約到美國之後也要經常往來。
二、天南地北雙飛客
我八月底重回美國,Z君在之後不久也抵達了西岸。紐約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資金較為充裕,對博士生沒有教課的要求,這使我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到學業 之中。可是Z君的生活卻並不順心。跟我在M城時的情況一樣,她所在的公校也極為重視本科生教學,博士生一上來就要帶課。而且跟經濟學不同,傳播學的作業和考試基本沒有客觀題,而是以主觀論述為主;其結果就是,Z君每周都要批改上百份兩三頁紙的英文小論文,還要按照教授的要求,把學生的語法錯誤一一挑出。對於母語非英語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個極大的負擔。
更糟的是,由於所在院系財政狀況緊張,Z君的工資收入比我在M城的時候只少不多,而西海岸的物價水平卻又遠超中西部。為了省錢,Z君跟二十幾個房客擠在學校邊上一幢老式木結構house里,常常睡到半夜就被上下樓的腳步聲驚醒,第二天又要應付如山的論文和作業。Z君每每在微信上跟我抱怨當下的處境,都讓我感同身受,心酸不已。於是趁著一個短假期,我依約飛往西岸看望Z君。或是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從西海岸回來不久,我和Z君就正式開始了交往。
兩地相隔,自有種種不便之處,更何況東西兩岸還有三小時的時差。我清晨頂風冒雪走向校園時,Z君猶自熟睡未醒;而當她批改作業到深夜想找個人說說話,我卻早已酣然入夢。那段日子,Z君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又不在身邊,光說要幫忙有什麼用呢?」縱然手機不離身側,縱然一有空就飛越整片北美大陸,人與人的情感,在時間和空間的鴻溝面前,還是顯得如此脆弱而無用。
學期將盡,Z君受到了另一次打擊。她理想中的導師告訴她,這是他在這所學校的最後一年,接下來將會遠赴英國任教。別無他法,Z君不得不像我和可成君一樣,踏上了轉學的道路。可是能轉去哪裡呢?可成所在的賓大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傳播學在北美本就是小眾學科,很多大學甚至根本沒有相應的院系。而僅有的幾個傳播學系,又大多著眼於典型的美式課題,跟Z君的興趣相差甚遠。「就不能找一個有錢點的系,你自己做自己的研究嗎?」我反覆這樣問她。「如果這樣的話,我一開始為什麼要來美國呢?」她的答案亦從未改變。有幾次,我也被她這種固執的理想主義搞得非常惱火,但轉念一想,這不正是Z身上最吸引我的特質嗎?
於是,Z君毅然決然地只申請了賓大一所學校。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我們在寒假裡還專程去了一趟費城,拜訪了賓大的幾位學者。Z君跟他們相談甚歡,回來之後我們都感覺賓大頗有希望。然而一個多月之後,一封拒信將我們的美夢砸得粉碎。新學期里,Z還被系裡分配去教本科生的公共演講課,每周要給四十幾個學生的演講打分,經常忙得連飯都吃不上。學業和工作的負擔,折騰得她身體越來越差。Z君有好幾次在視頻里跟我說,索性不讀這個博士,退學回香港找工作算了。可找工作哪裡那麼容易?再說長距離戀愛有多麼艱辛,我們也都心知肚明。
商量了幾次之後,我們一致認為,找個碩士項目過渡一年,或許是當下最好的選擇,她的家人也贊同我們的看法。所幸紐約大學社會學系的申請還未截止,Z的研究跟社會學也頗多共通之處。交完材料,我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個多月,總算接到了紐大的錄取通知。雖然前途仍然晦暗不清,還要靠家人支付一筆高昂的學費,但至少可以在同一座城市互相扶持,總讓人稍感寬慰。
三、紐約,紐約
對於她的新學校,Z君的第一印象並不很好。因為要照顧半工半讀的美國學生,大部分課程都被安排在傍晚之後,每天回家都要到九點甚至更晚。同時因為學生水平參差不齊,老師上課只能從最基礎的知識講起,大部分內容Z在香港就已熟知,布置的作業卻又不能不做。系裡對於碩士生的學術培養,也不像博士生那麼重視。給Z安排的導師,一直到學期結束也沒能跟她見上一面。跟她研究領域相關的幾位教授,又偏偏不是休假就是不開課,連個面談的機會也約不到。
按照紐大社會學系的培養計劃,碩士生應該是第一年先修完課程,第二年再著手申請。但Z不願再浪費時間,甫到紐約就著手準備各種材料,還抽空重考了一次托福和GRE。因為傳播學的選擇太少,Z君想以社會學作為主申方向。可是社會學跟經濟學一樣,都是很看重本科背景的學科(相對而言,政治學就更兼容並包一些)。我們翻看了北美各大高校社會學在讀博士的簡歷,發現鮮有跨專業申請成功的例子,僅有的幾例也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儘管政見團隊內部的社會學博士都覺得,以學識而論,Z君完全有資格去一個頂尖社會學項目,但申請與其說是一個匹配(matching)過程,更不如說是一個設計最優說服(persuasion)策略的博弈。本身的實力固然重要,更要緊的是如何讓招生委員會從你發送的信號中,準確地推斷出你的真實水平。在各種信號中,推薦信包含的噪音無疑最小,因而分量也是最重。
隨著截止日一天天迫近,我們肩上的壓力也越來越大。Z君在西海岸的老師同意幫她寫推薦信,紐大的項目負責人和她在香港的導師們也願意幫忙,然而,他們在社會學界的影響力畢竟有限。Z在紐大第一學期上的都是研究方法課,雖然表現優異,卻無法讓任課老師從中了解到她的社會學理論功底,而這又是她的申請材料中最為薄弱的一環。臨近期末,各種論文和作業的deadline弄得我們焦頭爛額,Z從家裡帶來的生活費也幾近花光,推薦信的事卻始終沒有半點眉目。眼看著Z一天比一天更加焦慮,我也變得愈發沮喪。原本我們還計劃,萬一申請不順利,Z至少能憑著紐大的碩士學位先找份工作,可川普的當選,讓這份希望也變得渺茫。那一陣我時常覺得,過去的一年多里,我們就像兩個溺水的人,不斷掙扎著想透一口氣,可是卻一次比一次陷得更深。
有一天買菜回去的路上,我們無意間聊到她同學找工作的情況。Z說,現在看來,很不理想,一個社科類的碩士,跟數據科學、金融工程之類的畢業生比,在職場上沒有半點優勢。「那你準備怎麼辦呢?」我問。Z苦笑一下:「不行也只有回香港了吧。」一剎那間,我感覺身遭的空氣似乎凝固了:我們費了這麼大力氣,為什麼還是逃不開這樣的結局?接下來,我們都沒有再說話。回到住處,Z突然痛哭失聲:「我要是留在香港,現在博士都畢業了!這麼一年年的折騰,到底是為了什麼啊!?」我也再無法抑制自己的情緒,只能把她抱在懷裡,任淚水噴薄而出。
眼淚什麼也改變不了。背景不如人家, 就只能在其他方面多下功夫。那段日子,Z每天都在比較各個項目的優劣:要做幾年助教?對中國人是否友好?有幾個適合的老師?他們有多大可能被挖走?她還給好幾位研究方向相近的教授發去了自己的簡歷和論文。當然,這樣做通常沒什麼用處。僅靠一封郵件,怎麼可能讓教授對你另眼相看?就算教授覺得你有學術潛力,他/她當年要是不在招生委員會裡,還是愛莫能助。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四處去碰碰運氣了。沒想到的是,在費城有過一面之緣的某位教授竟然回復了Z,還主動提出為她寫一封賓大社會學系的推薦信。這個消息讓我們欣喜萬分,因為這位教授在社會學界算是頗有聲望的人物。不過,常春藤大學的競爭太過激烈,我們當時並沒抱多大指望。
遞交完最後一份申請之後,我跟Z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無論如何,我們都已經儘力而為,餘下的就交由命運裁決吧。但這一次,Z好像終於得到了幸運女神的眷顧,寒假結束不久,中部一所私立大學就給她發來了面試通知。面試Z的兩位教授對她印象極佳,很快就拍板決定錄取。雖然只是個排名一般的系,但對於備受煎熬的我們來說,已然是個極大的安慰。沒想到,更大的驚喜還在後面。二月中旬的一天,賓大那位教授突然又發來郵件,說很有可能可以幫Z爭取到一個offer。我們原本還將信將疑,誰知當天傍晚就收到了賓大的錄取通知,歡迎Z君加入他們的社會學博士項目,並許諾了豐厚的獎學金待遇。那天晚飯,我們跑去家附近最好的一家餐廳,難得地開了一瓶紅酒。上一次喝醉是什麼時候?說真的,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了。沉溺醉鄉,是艱難跋涉的旅人不配享有的奢侈。
「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呢?」我後來問Z。「可能就是之前太背了,這次轉運了吧。」她想了想說。按照時下流行的勵志雞湯套路,Z的經歷應該被包裝成一個女主人公高考失利之後,從未放棄夢想,一步一步努力攀登,從香港到常青藤,終於取得成功的逆襲故事。然而我們都清楚,現實並不是這樣。萬一沒有遇到熱心幫忙的教授們呢?萬一Z的家境不足以讓她支付紐大一年的學費呢?萬一她的父母覺得念博士沒太大用處呢?萬一紐大的碩士項目在我們準備申請之前就截止了呢?Z曾跟我說過,她當年其實申到了香港科技大學的社會科學碩士,只是通知來得太晚,她得到消息的時候,已經接受了另一家的offer。如果那封郵件早幾天發出,之後的劇情,會不會全然不同?
因此,對於最後的結果,我們的感恩之情遠大於得意。Y師兄,S教授和那位賓大教授,Z在紐約大學的老師和助教們,政見團隊里為Z答疑解惑、修改PS的R博士,以及我們背後默默付出的家人,少了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這個故事可能都會有一個迥異的結局。我們見過許多比我們更聰明、更勤奮的年輕人,由於家庭背景、專業出身、甚或種種偶然因素的限制,而不得不停下追逐夢想的腳步。所以,這個故事的主旨並不是說,堅持下去,夢想就會實現,而是夢想的代價往往十分昂貴;成功與否,大部分時候並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作為社科學者,這段經歷時時提醒著我們,這個社會上還有那麼多或明或暗的桎梏,阻礙著人們通過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目標。藉由Z的故事,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意識到這一事實,並試圖做出改變。是為記。
2017.2.23
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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