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遇到漱溟，二人談起關於歐戰的一則新聞。「世界會好嗎？」父親最後問道。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父親說罷就離開了家。

三天之後，梁濟投凈業湖自盡，即今日的積水潭，時年60歲。

如今，梁濟去世已近百年。然而，他的自殺是以殉中國文化。他在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梁濟用實際行動踐行「君子願為天下蒼生與道德原則而犧牲」，也意在激勵國人為尋求中華和平穩定而「說到做到」。克紹箕裘，或子承父志，梁漱溟一生也在孜孜矻矻地實踐其宣稱主張的思想和道理，是一位「真正的」社會運動者。這就像他在公眾場合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說中說的那樣，「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我一生是拚命乾的。」

梁漱溟

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梁濟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後總要有人去承擔，梁漱溟選擇了承擔。」儘管梁漱溟曾兩度想要投河自殺，但他選擇承擔的背後，是他的絕不妥協，是他的樂觀心態，更是他的「獨立思考」和「表裡如一」。

或許，要窺視梁漱溟獨特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我們不妨慢慢打開美國漢學家艾愷對梁漱溟的採訪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一書，現場親自聆聽當時年滿87歲高齡的梁漱溟所吐露的真實心聲。

「說我是儒家比說我是佛教徒還合適」

1979年，美國漢學家艾愷出版了研究梁漱溟的專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為了寫好此書，艾愷多次趕赴香港、台灣收集相關資料，採訪相關人士。在書中，艾愷表示，在近代中國，只有梁漱溟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和骨氣。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為人之道和改進社會之道。

《最後的儒家》一出版極為成功，各種佳評紛至沓來，引起國內的關注包括梁漱溟。於是，艾愷受邀，並為印證實事，訂正此書未盡正確、周祥之處，在1980年8月特來中國專訪梁漱溟。這也是艾愷與梁漱溟的第一次見面。他們最簡單、最原始的「真實談話記錄」便成為《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起源。

「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梁漱溟在訪談中對艾愷說。也就是說，要了解他，就要多了解儒家和佛家。據他講述，他在十六七歲時就想出家為僧，是個佛教徒，直到二十九歲才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在此之前，他被蔡元培請到北京大學做教授，自此有了好勝之心、結婚之意，便放棄「出家做和尚」。但是，他還始終保持著佛家思想。

在梁漱溟看來，佛教分為小乘教和大乘教。小乘教是出世，獨善其身；大乘教是救世，不舍眾生。而儒家思想，重在入世，實踐理想。這種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矛盾融合，集於梁漱溟一身。這也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所以，有兩個問題始終困惑於他。一個是現實中國的問題，國家的危難不得不使他為國事奔走；另一個是人生問題，對人生的懷疑又不得不使他否定人生。

依我淺見，梁漱溟的實際生活偏於儒家，思想本質傾於佛家。他在山東和河南從事鄉村運動，致力於鄉村建設；他創建民主同盟，在國共兩黨之間左右斡旋，謀求國內團結。他在建國初期屢受批判而不改初衷，在「文革」期間慘遭衝擊而紋絲不動。但他終其還是一個行動主義者，儒勝於佛，生命自主自如，實踐著儒家思想的道德遵循，肩負著整個社會乃至全天下之責任。這誠如他所說的那樣，「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並且是本著自己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我好像是一個樂天派」

梁漱溟多次在訪談中表達出自己的樂觀心態。他的樂觀是多方面的，這源於「他是一個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認真求知的人，是一個無顧慮、無畏懼、堅持說真話的人。」

當然，他也談到，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他曾兩度想投河自殺。這用他的話說，「好像自己厭棄自己，並且還有一種知識不夠。」或許，他參透了佛家思想，認為「自殺是一種無效的，是錯誤的、糊塗的。」這也是困擾他的第二問題——人生問題。人生的糊塗在於「執著於我」。所以，人要學會「破執」，如佛家說的要「徹悟」，學會放下，學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對前途不必悲觀，既然事實發展要如此，你悲觀有什麼用呢？事實要發展，發展總是好的，我認為發展總是好的。」梁漱溟對人類發展的判斷與自身種種遭遇的定論結合在一起，使他話里話外都流露出平和而樂觀的心態。例如談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們的心目中有多少時，他承認舊習俗多遭破壞，可他說「但不能說一掃而光啊！」「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他還有一種中國人的氣味吧！」因此，他對中國文化在中國的「前途並不悲觀」。他甚至還談到，「在世界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不僅如此，他對自身種種經歷遭遇，如「文革」受衝擊、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圍攻等，當艾愷問起他時，他承認當時「心裡有點不愉快」，可「幾天我就過去了」，且發出笑聲，可說是談笑自若。甚至在談及生死時，他承認，人都是「不願意死的，其實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長生，任其自然」就好了。關於一生的成敗得失，如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奔走國共和談中的挫折、失誤等，他的心裡反有盡責儘力一念，成敗似是在所不計的。至於一輩子最大的失望或遺憾，他說「沒有。」「因為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梁漱溟為什麼如此樂觀？這自然與他獨立思考、表裡如一的人格有關。

梁漱溟總是把事情看得很輕，把心情放得平平淡淡。

梁漱溟也總是強調自己「還是一個普通人」。他講到，他在霧天遠遠地看到了王陽明和孔子，看見了王陽明是怎麼回事、孔子是怎麼回事，但也只是遠遠地看見，僅限這個程度。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王陽明和孔子的那種尊崇和敬仰，對儒家風範的那種操守和執著。

好惡相喻，痛癢相關。《這個世界會好嗎？》對梁漱溟的解讀不限於此。「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實現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想，就這點而言，他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艾愷對梁漱溟如此評價道。但要真正接近和感受梁漱溟的儒家思想，我們更要去讀讀他這一生中自認為最重要的作品《人心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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