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全球化與ISIS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可能是中國人對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最好的詮釋。引申開來，每個人的生存狀態都與自身的大環境息息相關，無論是個人境遇還是家庭命運都離不開所生活的環境。ISIS的崛起亦有其生根發芽的環境。

本文不意將「自由主義」關於ISIS崛起的觀點重新複述一遍，而是通過引入左翼史觀來看待它，將其放在「帝國」的世界秩序之下來探討這一問題。

風雲1979

1979年，實乃多事之秋。這一年，決定了當代中東地緣格局的基本特徵。

1978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次年兩國簽署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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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蘇聯的傳統盟友薩達特背棄蘇聯，投靠美國，與以色列單獨講和；這一年，美國的傳統盟友巴列維國王被趕出國外，伊朗革命，拋棄美國，走出了自己的伊斯蘭道路。這一年，傳統的同盟關係瓦解，結構重塑，徹底改變了中東格局。戰後持續近40年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至此走向衰敗，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成為泡影；同樣持續近40年之久的阿以衝突，不再是中東地區的唯一且最主要的矛盾。

阿拉伯國家之間、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矛盾；阿拉伯人與波斯人、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及中東諸民族之間的民族矛盾；伊斯蘭世界內部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宗派矛盾，及隨之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都標誌著看似統一的「伊斯蘭世界」的崩潰，冷戰在中東地區的提前終結（以色列VS其它中東國家的兩極對立的結束）。

在分裂的伊斯蘭，在衝突與衝突、矛盾與矛盾的斷層線之間，到處都是導火索，到處都是火藥桶，「大混戰」的時代已然開啟。1980年的兩伊戰爭不過是這股混沌之下的第一戰而已。在這之後，更加複雜混亂的局勢已不單存在於民族國家這一單一的維度之中。

1979年，既是中東地緣政治版圖被重新洗牌，推倒重來的關鍵一年，從全球層面看，也是新自由主義向全球擴張並取得階段性勝利的開始。

1979年之後，蘇聯拖著疲憊的身軀，出兵阿富汗，除了激發出了伊斯蘭原教主義者強大的戰鬥意志外，什麼都沒有留下。最終也只能在紅場降下紅旗。

另一邊，西方陣營則走上快車道，從70年代的經濟衰退中逐漸走出，用新自由主義武裝起來的新力量，邁向新的勝利。西方陣營不僅在經濟、外交、軍事上逐漸取得了對抗蘇聯的絕對優勢，又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找回了自信。在冷戰結束前夕，弗朗西斯科·福山就已寫下了《歷史的終結》，預示了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最終勝利，還見證了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

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科·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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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普世價值

1979年的中東劇變尚處冷戰時期，卻先於冷戰終結，提前見證了中東的混亂。11年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極，亦是中東唯一具有主導性作用的大國。在壓制了伊拉克薩達姆的野心之後，柯林頓政府將工作的重點放在了「中東和平進程」之上，希望借阿以雙方的和解來創造中東可持續的和平。

誠然，美國的努力獲得了相應的回報，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領土爭端被有效遏制住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的強度亦不復當年。然而，也要看到，90年代的「中東和平進程」只是藉助了海灣戰爭後的「機會之窗」，繼續延續自1979年已然開始的「和平道路」罷了。與此同時，影響中東事務的也已經不再單純的是阿以矛盾，新的危機只是在美國的強勢之下而有所掩飾罷了。

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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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千年之後，9·11事件則徹底向美國展現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鬥爭樣式」。這種樣式超越了國家邊界，並且滲透至美國國內，使美國本土暴露在危險之中。這是美國即便面對二戰時期的日本帝國都不曾發生的事情。

這種名為「恐怖主義」的威脅，激起了美國霸權的強勢回應，開啟了「反恐戰爭」。同時，亦引起了關於美國是否是新帝國主義國家的強烈討論。

事實上，以列寧的標準來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美國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了。只是，現在美國的帝國主義不再以明目張胆的瓜分領土為手段，而是以「全球化」為名控制世界。

全球化，並非是上世紀90年代初才產生的新事務，而是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人類所不斷追尋的目標。它的上一次高潮（20世紀初）掀起了瓜分世界的高潮，引起了關於「帝國主義」概念的大討論。無論是霍布森還是列寧，都將「帝國主義」是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高級別的歷史階段。這一時期的帝國主義國家所爭奪的是空間。

希特勒要為德意志民族找到新的生存空間，墨索里尼要在阿爾巴尼亞與衣索比亞拓展「新羅馬」的空間。日本的將軍們要在摩拳擦掌，以保證已經搶到手的新空間。在同盟國一邊，英法忙著消化一戰的勝利果實，鞏固新殖民空間的統治。美國在形式上的孤立主義，實際上亦在消化其在整個美洲大陸與太平洋的統治基礎，光這兩項總和就佔據了全球近一半的空間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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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代的全球化則肇始於蘇聯解體之後，西方資本要填補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市場空間。與全球化一同輸出的自然還包括新自由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價值體系。生產方式無需多言，而全球化時代的價值體系，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普世價值」。

在「反恐戰爭」中，無論是打垮塔利班，還是打倒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其內核都貫穿了美國弘揚其「普世價值」的一面。那麼到底如何理解所謂的「普世價值」？為何美國不惜餘力，即便發動戰爭也要宣揚「普世價值」？

這就仍舊要從全球化說起。全球化表面看來是一場「經濟盛宴」，但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向全球擴展最為興旺的時代，「華盛頓共識」是這一時代最好的註腳。同時，全球化從另一種角度看，是全球「美國化」的過程。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的生產體系，美國人的思維逐漸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吹入千萬家」。

關於這場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在2000年左右也引起了西方學界的巨大討論，有部分西方的左翼學者，直接將「新帝國主義」的帽子扣在了美國的頭上。同時，一本由哈特與奈格里合著的《帝國》一書，將這股論戰掀至高潮。哈特筆下的「帝國」不同於傳統意義上具有國家實體的帝國，如羅馬帝國等，而是一種開放式的、普遍性的、甚至是深入道德的世界體系。正如他所言「今天，帝國正作為一種中心出現在世界秩序之下。可同時，它又運用強力的警察功能，壓制威脅到它的秩序的新野蠻人和具有反抗意識的奴隸。」

「帝國」作為一種世界秩序而存在，其背後的隱喻就是美國。美國是這個「帝國」的核心，正如羅馬城邦是羅馬帝國的核心一樣。

從「帝國」的角度出發，美國對於「普世價值」的全力推行，就顯得合情合理且理所應當。「普世價值」的目標是美國要將其意識形態制度化、全球化、永恆化。進而維繫美國作為「帝國」核心的存在。如果世界都能接受美國的「普世價值」，對美國來說就可以用極低的成本來維繫「帝國」的統治。與此同時，「普世價值」亦有助於維持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不平等的交換體制。這種體制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也是美國金融資本獲利的前提。

「普世價值」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在推進它的過程中不惜以戰爭的方式威嚇中東國家。不過，凡事有壓迫，則必有反抗。

ISIS與「大眾的反抗」

即便強如羅馬帝國，其內部的反抗亦不佔少數。「帝國」存在的前提，需要強有力的核心。美國作為「帝國」的唯一核心，唯有充當「帝國」的軍隊，破滅內部的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爭」非但不是「殺雞用牛刀」，而是不得不為之，因為事關「帝國」的臉面。

然而，「帝國」的癥結在於，一旦核心衰弱，則必然無法控制其境內的反抗。自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美國不可避免的衰弱了，即便這僅僅是相對的衰退。但是，這種程度的衰退也足以引起「帝國」境內的邊境區域的巨大震動。

在奈格里的《超越帝國》一書中，將「帝國」的反對勢力稱之為「大眾」。「大眾」所希望爭取的是民主化。且不論這一觀點的正確性與否，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倒確實符合他的預期。「大眾」的民主化運動首先在「帝國」的邊境推垮了原先的統治機構，進而造成了整個「邊境地帶」的混亂。

在這場由「阿拉伯之春」所帶來的混亂之中，「大眾的反抗」的副產品——ISIS崛起了。

ISIS發布的斬首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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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ISIS的崛起也預示著另一個事實，即當美國撤出之後的地區局勢的走向。作為「帝國」的核心存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維繫帝國境內安全的主要也幾乎是唯一的存在。然而，當帝國的軍隊從「邊疆」撤出，所留下的唯有混亂。

站在反抗「帝國」的角度看，ISIS的反抗不僅傾訴著對「帝國」的不滿，更是對帝國體系下的全球化進程的抗爭。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前的全球化遠比上世紀同一時期更加殘酷。

上世紀的全球化浪潮是殖民帝國瓜分世界的年代，所要角逐的是空間上的利益，而當前的全球化則不僅在空間層面繼續瓜分，更在空間的深度上做文章。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僅是一個二維的「世界地圖」，而是一個多維的「世界空間」。信息化使得信息的交流速度更快，更容易向社會的「神經末梢」傳遞信息。所以，當前中東世界伊斯蘭運動的復興，一方面是表達了對當權者的不滿。另一方面，也能帶給我們對「帝國」體系下的全球化的反思。

總結

ISIS以恐怖主義為手段，行不仁不義之事，最終不免滅亡的命運。站在「帝國」的層面來看，這只是一個股境內的極端反對勢力，遲早是要撲滅殆盡的。另一方面，反對者出現的本身亦標誌著「帝國」內部的不穩。

「普世價值」並不廉價，更不好用。「普世價值」對付不了恐怖主義。美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體系想要在全球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並不容易。更何況，如果「帝國」的核心持續衰弱下去，則這個「帝國」體系亦將不復存在。

「帝國」之後是什麼？也許列寧已經給出了答案。

今日主筆 / 蔣旭棟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