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擠兌和容忍壞賬的權衡——政府的信息披露策略

財政支持比如提供流動性，資本注入等等，直接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彈藥』；而信息披露則包括壓力測試，資產項目審核等等。一般來說，政府兩種方式都會使用，而大多數的研究往往是針對其中一種方式展開進行深入調研，比如梯若爾在2013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文章，就針對政府資本注入的干預提供了一個相當精彩的模型。但是這兩種方式之間有沒有聯繫呢？政府在選擇這兩種干預方式的時候的權衡是什麼？這就是今天我們想要討論的話題了。

在2009年五月份，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公布了一份資產評估項目報告，該報告對很多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進行了評估，被認為是很大的減少了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減少了不確定性，為後來的市場復甦奠定了基礎。這個經驗自然被歐洲所關注，於是一年之後，歐洲央行也在全歐洲範圍內對銀行進行了壓力測試，但是……歐洲央行並沒有選擇公開這份測試的結果。

一年後，歐洲央行再次進行測試，這回把結果公布了，但是測試的範圍相當有限。

對比一下歐美央行對測試的範圍，測試結果公布與否，可以看到政府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 信息披露的越徹底，市場信心恢復的越快，尤其是讓優質的金融資產儘快的流轉起來；
• 但是如果央行把測試做的太徹底並且完全公開，那麼可能會導致很多消費者發現某些銀行狀態不太妙的時候直接擠兌把銀行搞垮了，而這個銀行如果信息沒有公布的話，說不定緩緩還能活過來，這個是無效率的；
• 如果政府不希望讓銀行被擠兌搞垮，那麼政府就要宣布對弱的銀行提供存款保險，而保險的費用是要從國家稅收裡面收取的，收稅本身也會產生無效率；

所以，這個權衡就在銀行破產清算的無效率和稅收的無效率之間做出。

整個框架分為三個階段：

1. 政府選擇自己的干預政策；消費者觀察到干預政策產生的信號，決定是不是去銀行擠兌；
2. 倖存的銀行發現投資機會，信用市場重新開啟，銀行必須從信用市場融資來投資；
3. 銀行拿到投資收益，政府收稅，來彌補之前對銀行救市的負債

其中銀行是好是壞是銀行自己的私有信息，好壞銀行的比例在政府測試之前也不知道。

這裡對好壞銀行的定義就是銀行自身資產是否優質，好的銀行即便政府不救濟，也能夠撐過去擠兌風波，但是壞銀行就會破產清算；與此同時，對投資機會的處理上也不同：好銀行知道自己的資產優質，也就是說所有的損失會自己承擔，無論如何都會還儲戶的錢，所以相對的在信用市場上會比較謹慎，不會用很高的利息去融資；但是壞銀行知道自己如果沒有足夠的收益就要完，於是「Gambling for surrection」，願意以更高的利息去市場融資——反正只有贏了才能度過難關。

逆選擇問題出現了，因為銀行資產質量是私人信息，所以壞銀行反而看似願意用更高的代價去積極進行市場融資。這個逆選擇問題，根據投資人對市場上的好銀行和壞銀行比例的信念不同，而存在很多個均衡，我們假定政府會幹預，人為限定利率在一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混同均衡上，也就是政府規定一個借款的統一利息，而這個利息必然是一個讓投資人平均來說能夠回本的利息（一部分借給好銀行，一部分借給壞銀行）。

現在問題來了，因為投資人和公眾都是只觀察到由政府組織的壓力測試所反映出來的關於銀行的一個信號，然後判斷一下該銀行的好壞概率，這個概率我們可以稱之為聲譽。那麼當這個聲譽足夠低的時候，資本市場不願意借錢給這些銀行，直接清算了；而當這個信號足夠高的時候，資本市場和公眾對這樣的銀行都是安心的，所以他們壓根不用考慮這種逆選擇問題——當這個信號在中間的時候，資本市場對這些銀行不是很有信心，雖然開放，但是會被上面所描述的逆選擇問題所影響。

現在最明顯的一個結論就是，如果第二步的投資能帶來的收益非常大，遠遠大於銀行清算破產所帶來的損失，那麼政府會執行非常廣泛的壓力測試，全面揭露銀行的信息，完全消除逆選擇，讓優質銀行能夠以較低的利息借到錢來投資。

但是如果銀行破產帶來的負收益也很大，政府可能就要掂量一下了，這個時候政府可以通過提供存款保險的方式來避免出現銀行擠兌。這部分錢都交給誰了呢？肯定是那些混進了革命隊伍的壞銀行，所以這裡面壞銀行是有信息租金的，在均衡狀態下，政府的補貼=壞銀行的信息租金。

如果政府自己也對自己治下哪些是好銀行，哪些是壞銀行拿不準又當如何呢？ 比如說好銀行和壞銀行的比例滿足一個分布函數，政府只知道這個分布，但是不知道具體是多少。那麼會怎麼樣呢？現在進行壓力測試就有風險了……萬一測出來都是壞銀行，自己財政能力不夠是補不上來的，所以當政府的財政能力很強的——也就是收稅所帶來的損失越少的時候，政府更傾向於執行全面的測試，揭示更多的信息給公眾。

那麼，當我們把上面這兩個結論放在一起的時候，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當政府的收稅能力——或者說財政能力很強的時候，政府會會展示更多的信息給公眾，

從而讓資本市場上的逆選擇問題得到更加的減輕，

從而讓壞銀行支付的信息租金更少，

從而收更少的稅就能夠滿足對銀行的補貼。

最終的結果就是如此的弔詭，財政能力強的政府，反而從期望值上來看，只需要花更少的錢來救助銀行。那為什麼財政能力弱的政府不敢模仿呢？因為財政能力弱的政府承擔不起萬一自己治下都是壞銀行，而自己一股腦把實情全部抖出來了所帶來的巨大的bailout成本，所以財政能力弱的政府越是風險規避，反而其期望要付出的bailout成本越高。

Faria-e-Castro M, Martinez J, Philippon T. Runs versus lemon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fiscal capacity[J]. Forthcom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