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驅動的世界：16世紀前基督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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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西歐獨特的王權制約制度促進了產權保護和法治發展，導致了早在工業革命前幾個世紀的持續經濟增長。眾多學者把西歐這種獨特的制度特徵稱作「歐洲制度例外主義」（European institutional exceptionalism）。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歐洲制度的例外性是由封建制孕育出來的。Blaydes 和Chaney於2013年發表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的大文「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利用了公元700年-1500年西歐和穆斯林國家統治者在位時長數據，對歐洲制度例外論的封建制起源假說做了詳細的經驗分析。

作者利用Bosworth（1996）和Morby（1989）兩位學者彙編的統治者年表數據（BM 數據），發現西歐與穆斯林世界存在政治分流的典型事實，即在公元1000年後，前者統治者在位時長顯著高於後者（圖1）。作者也用另一學者彙編的歷史地圖數據（Nussli，2011），做進一步的交叉檢驗，發現在控制了一系列地理、歷史、氣候特徵後，西歐仍然在1100後和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在位時長存在顯著差異。那麼，統治者的在位時長是否表現了政治穩定性呢？作者利用統治者是否被推翻下台的信息，發現統治者被推翻下台的概率與在位時長顯著地負相關，表明西歐國家在11世紀之後相對伊斯蘭享有更高的政治穩定性。

到13世紀議會制度已遍布西歐，但這種代表制、限制王權的政治制度孕育於西羅馬帝國崩潰時。當時分裂出來的西歐國家，由於財政的脆弱，無法為軍費籌集資金，不得不尋求其他供養軍隊的辦法。其中，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的查理曼大帝（768年－814年）要求地主階級直接提供軍隊而不是資金，標誌著一個重要轉變。這種轉變至少以兩種方式增加了大地主的權力，併產生了地主貴族。一方面，小地主為了規避軍事服務而把土地併入大地主以獲得耕作保護，並把軍事服務的重負分散開來。另一方面，馬鐙創新使得騎兵成為戰爭的主角，騎士階層隨之出現。他們自籌資金組建裝甲精良的騎兵部隊為國王參戰，並以獲得國王土地授予作為回報。統治者用提供土地或其他特權來換取軍事服務的這種組織方式被稱為封建制（feudalism）。在這種制度下，擁有獨立軍隊的地方精英或地主貴族具有了與國王討價還價的能力，使得王權受到了約束。隨後，慢慢演化出了國王通過召開制度化集會，與地方精英共議大事，最終導致了1215年英國《大憲章》頒布，建立議會制度。

反觀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發展，不是封建制而是奴隸兵制（mamlukism）被採用成為了中世紀伊斯蘭世界的獨特製度。這種制度在9世紀被阿巴斯王朝（Abbasid，公元750年-1258年）引入之後，迅速被伊斯蘭世界政體所採用。由於統治著最富有的前羅馬帝國省份，伊斯蘭統治者不像西歐統治者那樣受到弱財政的約束，因而能夠繞過地方精英，通過買入奴隸兵（mamluk）來獲得軍事服務。奴隸兵從小從周邊的非穆斯林部落買入，並經受多年的軍事訓練和對蘇丹忠誠的灌輸。他們被嚴格的隔絕開來，冠以土耳其名字，講土耳其語言，娶來自同一國家或部落的女奴隸，以防止他們與地方居民產生聯繫。伊斯蘭蘇丹依賴奴隸兵來徵稅、維持秩序，執行經濟和政治控制。與此同時，奴隸兵也被授予土地，但是這些土地只能暫時持有，不能遺傳給後代。因而，伊斯蘭國家沒能發展出類似於西歐的地主貴族來約束統治者的權力。在這種奴隸兵制下，蘇丹依賴奴隸兵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反過來，蘇丹也受到奴隸兵威脅和挾持，並通常被那些不受控制的奴隸兵篡奪權力或推翻，從而建立新的奴隸兵制國家。

歷史的敘述表明，西方和穆斯林政治模式的分流開始於羅馬帝國的崩潰。西方自查理曼大帝時開始採用封建制，並擴散到整個西歐，由此衍生出了地主貴族，使得國王的權力受到了制衡，最終產生了議會制。而在同時期的穆斯林阿巴斯王朝卻採用了奴隸兵制，沒能產生分散權力的地方貴族。結果，分散的地主貴族相對於奴隸兵而言，他們的協調成本變高而推翻統治者的收益下降，因而使得西歐的政治比穆斯林的相對穩定。因此，基於兩者的對比，有三個可供驗證的理論含義：（1）隨著封建制的引入，統治者的在位時長會在歐洲政體間增加；（2）統治者在位年數的增加應該開始於卡洛林帝國部分的區域，因為這些地方最開始進行封建制改革；（3）更長的統治者在位時長應該與對王權的約束相關。

最後是經驗證據。首先，作者利用BM數據中的西歐樣本計算了匡特似然比統計量（Quandt likelihood ratio），發現公元790年統治者在位時長存在最顯著的斷點，這正好是在卡洛林王朝的中點，與文中第一個推斷相一致。作者也利用該樣本對比了公元800年屬於卡洛林帝國領地的國家與其他西歐國家，發現查理曼大帝之後的兩個世紀（公元900-1100年），前者統治者的在位時長顯著高於後者，直到1100年之年兩者才趨同。這與第二個假說相一致，即統治穩定性的增加最開始於卡洛林帝國的邊界內，然後在1100年左右擴散到西歐其他國家。

接著，作者在西歐樣本中，結合van Zanden et al.（2012）或Stasavage（2010）的議會召開年份數據，在兩個數據集（BM和Nussli）中都發現了議會召開與統治穩定性的正相關性，尤其是在議會出現的頭兩個世紀。為了更進一步驗證西歐統治的穩定性是由於制度還是個人能力的作用，文中還對比了西歐和穆斯林國家每個王朝的前八位統治者的在位時長差異。計量結果表明，穆斯林王朝的第一位統治者平均在位時間為18年，之後急劇下降到第8位統治者的10年，而西歐王朝不同次序的統治者在位時間並沒有表現出急劇下降趨勢。這說明西歐的政治穩定是由於其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致，而與個人特徵的相關性不大。

最後，作者通過一系列的檢驗排除了西歐與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分流不是由其他因素的差異引起，這包括宗教文化、地理、氣候、統治者的預期壽命、婚姻和繼承製度、以及軍事技術和外敵入侵等。

文章來源：Blaydes and Chaney, 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1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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