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扣以「奉獻」高帽的醫務人員,正在困境中苦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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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行業始終與奉獻有著不解之緣,幾乎所有時候,醫療行業或主動或被動地體現或者被要求奉獻,似乎所有與醫療行業相關的事情,都應當由醫療行業通過奉獻來解決所有的現實矛盾。自古以來,醫療行業都有著一批道德上的楷模,不管是張仲景還是孫思邈,亦或是希波克拉底和白求恩,在不同的時代,他們都是奉獻的代表,都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把奉獻的影子深深地烙進了醫療行業的骨子裡,也深深地刻進了公眾的腦海里。
但正如卡耐基的書名《人性的弱點》,人性的確存在著弱點,並且弱點並非體現在被攻訐的一方,從辯證的角度上來看,則是雙方都會存在。其他的環境下,不一定能成立,但在當前中國的醫療環境下,雙方存在的弱點都是無可辯駁的。
一方面,作為醫務人員,前輩們的奉獻的影子已經成為了行業中「道德正確」的基本標杆,誰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要誰膽敢去挑戰,還用不上其他人的指責,光是醫療行業內部,批駁聲都會甚囂塵上,完全被道德的指責湮沒,甚至不需要通過任何的調查和判決。在上海九院醫生疑似性侵的案件中,甚至不需要任何部門進行調查,只需要一篇微博,就可以被無數的指責掩埋,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結論。筆者沒有任何覺得該醫生正確的意思,但沒有經過調查的指責,就好比捕風捉影的緋聞,或許是真的,但並不能因為是或許,就可以肆意發泄。
另一方面,面對被「道德正確」束縛的醫療群體,沒有束縛的民眾則可以隨意地改變任何對醫療行業的要求,基於「道德正確」的根生髮出無數的枝椏,把人性的貪婪書寫得淋漓盡致。
不管是否有人承認,在當前的醫療環境下,不管是醫德還是奉獻,都被行業外的廣大群眾隨時掛在嘴邊,稍有不滿意,就像高尖帽子一樣,直接扣在了醫療行業的頭上,似乎醫德的評價只需要個人的感受就可以,或者奉獻的行動,只需要挪動下嘴皮子,完全不需要考慮客觀的成本和現實矛盾。或許是因為處在一個講求集體主義的環境下,人們已經學會了藉由集體的名頭,來表達個人的觀點。且不說醫療行業天天面對的不同的糾紛者嘴裡的「他們都說你沒有醫德,不肯奉獻」,就算是一家人坐在飯桌上,面對相左的觀點,在尋求支持時,都有著習慣的「他們說……」的標準句式,儘管深究起來,找不出真正的那個「他們」。與其說是「他們」,不如擴展開來表達為「我需要一個不存在的他們來證明我的XXX想法是正確的」。
醫療行業正是在面對著這樣的絕境來進行著奉獻。事實上,在網路爆炸的這些年裡,各種「醫生猝死」「醫生累癱」「醫生病倒」等新聞層出不窮,一開始或許還有不少人感嘆「原來世界上真有無私奉獻的醫生」,而隨著同類報道的不斷出現,麻木毫無疑問地擴散開去。不少人似乎已經習慣了「醫生就是應該累癱」的概念,儘管他們自己在面對工作的時候,是一種得過且過甚至是消極怠工的狀態。是的,因為他們並不用擔心是否會有人來拿著道德大棒審判自己,更不會名為監督實為監視地要求無私奉獻。甚至可能有人在面對別人質問為何怠工的時候,反而理直氣壯地跳起來,的確,正如幾個月前非常火的一句話「殺盡陳仲偉,人人魏則西」,因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機會成為魏則西,而並不是誰都可以輕鬆成為陳仲偉的,從客觀上來說,利益團體的劃分是永遠存在的,而面對「魏則西」們的團體力量,「陳仲偉」們的確是微不足道。與其說是因為人們在意醫生的職業道德,不如更加赤裸裸地說出來,人們是在意自己的健康利益,哪怕真正的利益實現中,醫生只是其中一個算不上很大的環節。
在面對黃牛搶票導致「女孩怒斥北京黃牛」的時候,醫療行政部門的意見是要求開放挂號不限號,而不是倒過去看怎樣讓真正需要的人得到有限的門診號,讓惡意牟利者很難得到退票的機會來提高其損失。在面對疾病流行季節,相關單位不是提高預防措施和帶動社區醫療資源,而是選擇把夜間急診改為夜間門診,讓醫生超負荷地勞動,而似乎除了醫生之外,沒有誰覺得有哪裡不對。在面對急診患者紛至沓來人力資源不足的時候,患者不是選擇了解醫生的判斷聽從安排,而是選擇錘殺讓自己不爽的救治者,甚至在殺人成功後,還能跑到下一家醫院,用自己的犯罪來威脅醫生唯命是從,「老子剛在前一個醫院錘死一個醫生!」
可能在這個人們都被物慾所籠罩的時代,奉獻確實變成了必須反覆強調和重視的內容。相比之下,在全民免費的過去,由於奉獻體現在各個行業的各個環節,所以從來都沒有被單獨強調某一個行業的需求和必要,人們彼時都把奉獻當做了生活的一部分,並沒有把奉獻當做一種負擔和特殊化的職責。但當前的時代,強調的是市場化和經濟的自由流動,但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給醫療行業上一道鎖,沒有束縛,那麼醫療可能會成為最為暴利且最為趁人之危的行業,因此,奉獻和醫德的強調,本身是一種必然,即便是在國外,同樣會對此進行反覆地強調,這是正常且合理的。但是,這兩條枷鎖的鎖鑰,到底在誰的手裡,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顯然,從那個上綱上線時代過來的中國人,明顯習慣於用道德武器來攻擊任何讓自己不爽的人,所以到了今天,一個勁的強調醫療行業所謂奉獻精神,恐怕與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馳,那是為了約束醫療行業,而不是為了讓人反過來作威作福。
很可惜,即便是領導們似乎也覺得對奉獻的索取不僅是正確和正義的,還是可以無度的。數年前筆者曾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母親去找院領導面談,院領導明知道科室里差異化的排班肯定有問題,科主任所謂的做法概括起來就是「你多排的班在算錢的時候就算作休息,在休假的時候就是必須上的班」,而院領導卻說道,這是奉獻,看他自己不也周末主動加班奉獻么?奉獻是應該的。筆者反過來問道,奉獻是自願的,不是強迫的,那麼這一奇葩的做法能算是奉獻么?院領導又說,安排了就是要執行,為什麼你就不可以奉獻?筆者一笑,咱又不是黨員,覺悟低不可以么?院領導無語,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扯什麼「醫生不受勞動法保護」「醫生是特殊行業」,差點就能有阿Q進了酒館,樓里充滿了快活的氣氛的感覺。
本來筆者以為,這只是個案,只是某一個領導這麼認為,但在經過和多名領導的交鋒後,卻發現這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很多領導都認為,醫院忙,任務重,必須滿足人民的要求,所以就應當要求醫生犧牲自己來奉獻,是的,是要求,而不是勸說,這有著本質的區別。不可否認中國現階段肯定存在著醫療資源不足,配置不平衡等問題,但這真的是強迫他人奉獻的理由么?不禁讓筆者想起曾經在知乎上跟人的辯論,那位朋友堅持認為醫療行業是有原罪的,所以做事兒就應當是為了贖罪,這麼看來,似乎不只是不懂行的外人這麼覺得,似乎醫療行業內部,處在權力優勢方的人們也是這麼認為。或者對於他們來說,保護自己的烏紗帽,比起同行的水深火熱真的不算什麼。而話說回來,在這個媒體天天巴不得渲染得滿地患者打殺醫生的時代,恐怕真的沒有誰願意為醫生說句話,除了醫生自己。
更可怕的是教育,醫學院的教育裡面,且不談醫學倫理學中間的一些含糊不清,有的老師不知道為什麼,非要宣傳出一種原罪的感覺。如果說醫學倫理學本身有著倫理學從倫理角度看問題的一些局限的話,那麼醫事法律老師公然在課堂上宣稱「醫生不受勞動法保護」則是從根本上在誅心,雖然不知道目的何在,但如果真的讓所有醫學生都以為,真的「醫生不受勞動法保護」,那麼是不是相當於變相地在製造沒有保障下的奴隸?
孔子所在的時代,魯國有條規定,如果看到國人在他國成了奴隸,可以贖回然後回國報賬,而孔子的學生為了美譽,選擇了不進行報賬,一時間好評如潮,而孔子卻非常生氣,罵了學生一頓,「今天你獲得了美譽,以後的人,如果不想自己承擔,回國報賬會被視為無道德;如果怕被人指責而自行承擔,又可能不樂意。最後就沒人回贖回國人了!」奉獻不也正是如此么?今天用過度的奉獻去要求醫療行業,明天誰還願意來當醫生?最後恐怕只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罷了。今天用奉獻的絕境去傷害醫生,明天絕境逼走醫生將沒人來管大家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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