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龍寶星——第一枚中國勳章（上）
四周有一圈星芒狀的紋飾，上面盤踞著兩條銀龍，藍寶石鑲嵌其中，中心位置則是一顆小紅珊瑚——對於熟悉中國勳章的收藏家來說，這是再熟悉不過的一款勳章了。與其說這是一枚仿造西方形制的勳章，不如說是一件充滿東方神韻的藝術品。這款勳章，就是「雙龍寶星」。這款勳章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從頂戴、花翎、黃袍馬褂的賞賜制度，轉變為近代與世界接軌的勛賞制度。儘管它最初是一款專賞洋人的勳章，清政府寄予了太多的外交期望，但也正是它開啟了中國勛賞制度的先河。
1.清政府的苦惱
t1862年，同治元年正月，太平軍戰果累累，連克數城。經過連續幾輪的激烈討論，內憂外患的清廷終於做出了一個艱難而冒險的決定——利用洋人的力量「借師助剿」。在過去的一年中，清政府曾經先後拒絕了英、美兩國拋來的助清廷「壓平內亂」的橄欖枝，直到太平軍攻克寧波、杭州，進而進攻上海，清人才意識到自己似乎已經沒有了選擇的餘地。
這一年，對於一個叫做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美國人來說，同樣意義重大。正是這種政治風向標的轉變，成就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輝煌。 三年前，27歲的華爾帶著自己的淘金夢，以一名商貿人員的身份來到了中國。但是，生意場的摸爬滾打併沒有給他帶來期待中的財富，倒是得益於早年的軍事訓練和冒險活動，經由記名道楊坊舉薦，意外地成為了清廷洋槍隊的教頭。積年卓有成效的付出，終於在清政府明確接受外國助剿後，得到了回報——先後率領洋槍隊在多次大捷戰中的優異表現，以及更易中國服飾的親善行為，為他贏得了四品頂戴和清廷的傳旨嘉獎。而在此之前，從未有外國人獲得過清政府的公開獎賞。不久之後，華爾又被破格賜予副將職銜，並且成為了第一個擁有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自鴉片戰爭之時，為了應對「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清政府意識到了引進外籍人才的必要性。早在華爾之前，船政、鐵路、礦務等方面都已經不乏外籍要員的身影。當時用來吸引人才的主要策略是「高薪」。就拿福建船政來說，一名外籍洋員月薪可達四百兩，就連新人也能拿到二百兩的月薪。與此相差懸殊的是，再能幹的中國僱員收入也不及洋人的三分之一。就連洋人自己都承認即使在本國也很難達到這樣的收入水平。美國人何天爵在《中國的海陸軍》中就寫道：「兩位外國軍官到天津當教練，契約五年，薪水比他們以前的收入大的很多。」
相當一段時間內，清政府一直認為洋人唯利是圖，除了重金禮聘外，無需其它。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恭親王奕，在奏請設立京師同文館的奏定章程中，也只規定了漢教習的獎勵規定，而「洋教習因只圖薪水，不求官職，未經議及獎勵。」 這種認識隨著外籍人才數量的激增和發揮作用的日益巨大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少官僚和實業家都開始主張對做出貢獻的外籍人才予以獎勵，以達到激勵的效果。在蘇松太道吳煦為華爾邀賞的照會上，這種轉變顯而易見：「惟西人喜功好勝，每羨中國紅頂，深以得此為榮，如蒙天恩，賞給副將銜，以示破格獎勵，則華爾喜如所望，必更歡欣鼓舞，以圖報稱。」
華爾先例一開，後來者不斷，以至於李鴻章得出了一個結論「應募來華各員，尤以得中國官號為榮」，提出只有不分中外，論功行賞，才能夠昭顯「中外一體之意」。只是，對於洋人的賞賜關乎國體、外交，不能草率行事，必須從長計議。翻閱《籌辦夷務始末》以及當朝的一些奏摺，不難看出，當時清政府為了遴選出一種恰當的獎賞方式，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不過，那些傳統的形式都被一一否定：比如賜職銜不符合禮制，也大多流於虛職，恐怕弄巧成拙，招致埋怨。而頂戴花翎對於身著西式服裝的外國人又不便於穿戴。這些獎賞偶有為之尚且說得過去，要是作為定製大範圍推廣實在不妥。
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非常明確——最終的獎賞形式，必須是洋人喜聞樂見，又不至於讓清政府捉襟見肘。經過一番商議，共有四種獎賞形式突出重圍，成為了初步試行的備選，它們是：傳旨嘉賞、通知各國自主獎賞、賞賜銀兩，以及賞賜功牌。
（主要授予協助鎮壓太平軍的法國軍人的銀質功牌）
一番實際的運行下來，孰優孰劣立見分曉。前兩種賞賜形式對於清政府而言無疑是最省時省力的，但在洋人看來不過是一紙空文，不是沒有實際價值，就是難以兌現。同治二年（1863年），一位在天津「助剿」有功的英國領事，在得知自己將得到「本國自行獎敘」的獎賞時，居然回復說「情願只領功牌」。而對於銀兩財物的賞賜態度，在船政監督日意格寫給一位法國友人的信札中，表露無遺——「我手下的人將收到允諾的四萬法郎的獎賞，而我自己可以得到二十萬法郎的獎金，且只要皇上高興，我還能得到新的封賞……這是一份不錯的交易。」顯然，對於洋人而言，財物的賞賜自然多多益善。問題是這樣的賞賜並不是小數目，倘若受賞者相互攀比，賞金節節攀高，大清朝的國庫早晚吃不消。
幸好還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備選——功牌。所謂功牌，最早是清朝發給八旗軍功人員的獎賞，上面書寫所立功績年月，鈐用兵部印，常見的有類似於獎狀的紙質和銀質兩種。洋人對於功牌的熱情倒真是令清廷頗感意外，莫非洋人骨子裡還是對「天朝上國」心存敬畏？
真正的答案多少令清政府有點沒面子，洋人對功牌的熱衷理由很是簡單，只是因為它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像西方的勳章。當時的清政府有所不知，此時西方世界正陷入了一場幾乎病態的「勳章熱」。
勳章的最早起源是為了區別戰場上騎士的身份，每個騎士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標誌。這些標誌會出現在戰衣、盾牌、旗幟以及印章上。後來一些專門製作的勳章又被用來表彰功績。但是一場瘋狂的「勳章競賽」卻是發生在資產階級革命席捲歐洲，貴族階層被取消之後。此時人們把對貴族身份的渴望轉移到了對勳章和勛位的痴迷，甚至有人公開販賣假的授勛公函，而購買者仍舊樂此不疲。
法國的維埃爾?卡斯泰爾伯爵就曾充滿不屑地在他的日記中抱怨道：「在外交界，人們肯定會被勳章淋個濕透，永遠都幹不了。現在外交官的職責彷彿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展示那些文明或野蠻國家的綬帶、十字勳章以及綬章。」 連「野蠻國家」頒發的勳章都被當做炫耀的資本，可見勳章不問出處，難怪平時趾高氣昂的洋人會為了一枚大清國的「勳章」耍起了無賴：這件近似於荒誕的真實故事，被記載在維埃爾?卡斯泰爾伯爵的《回憶錄》中，講的是法國駐華公使拉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Théodore de Lagrené）向清朝皇帝索要「勳章」的糗事。
說這位法國公使在一次赴中國簽署商業協定後，偶然看到了一件「水晶扣」，誤以為這是一枚高級的勳章，便開口索要。中國的使臣告訴他，水晶扣只能夠授予大臣，並且要通過一次考試才能獲得。從這樣的答覆推斷，維埃爾?卡斯泰爾筆下的「水晶扣」很可能是一枚頂戴或者帶印章的水晶帶鉤。不過拉萼尼可不管這麼多，他的對勳章渴望早已沖昏了頭腦。遭到拒絕的拉萼尼居然揚言拿不到這枚水晶扣，就不會離開中國，並且真的一住就是六個月。最後中國使臣無計可施，只得拿出一串質地相似的項鏈，哄騙說黃種人的治安法官都佩戴這樣的項鏈表明身份。最後，拉萼尼拿著這串珠子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中國，並在回到巴黎的第一時間就向人炫耀自己此行的「意外驚喜」。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前腳挖苦拉萼尼有「勳章病」，後腳維埃爾?卡斯泰爾伯爵又半遮半掩地抱怨說，自己只有5枚勳章，而他的朋友們都有「15枚、20枚，甚至幾個還有25枚。」
洋人對勳章的痴狂，使清政府得出了「功牌為洋人所重，無論或賞銀兩或賞物件，均不可無功牌」的結論。2.功牌變身勳章
時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由於和洋人接觸頻繁，最先意識到了功牌受到歡迎的原因，分別向清政府提出了仿照外國寶星（勳章）式樣改鑄金銀牌和功牌以獎賞洋人的請求。t改造後的功牌叫做「金寶星」，分為四個等級——金質三等：分別重一兩四錢、一兩二錢、一兩；銀質一等，重一兩；背面紋飾均為雙龍，銀牌背面作螭虎文，正面皆鑄御賜字樣，專門頒發給在華「助剿」出力的外國軍事人員。
（銀質金寶星）
不過，作為西方文明的產物，寶星在中國的推行並不是一帆風順。同樣是洋務派首領的左宗棠就對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功牌與寶星，雖同為外國人所重，然寶星一項，事費工巨，必須外洋匠人製造方能合式，不如功牌本為中國名器，頒賞遠人尤為群情欣羨」。
但是清政府不但沒有就此止步，反而覺得「金寶星」 從外形到制度都應該更接近國際慣例。個中緣由，《清史稿》有言，「又自海通，國交最重。外來酬贈，仿製寶星。」就連當年認為無需對洋人進行賞賜的奕也接連請旨，在奏摺中一再表示，希望賞賜「在中國辦事得力者」以及助剿出力者。 光緒七年（1881年）徹底改革的契機來了。這一年為了商討對《中俄條約》的修訂，各國使臣、駐京公使齊聚一堂，按照國際慣例，作為外交禮儀，應該給與會人員嘉賞勳章。對於清政府而言，這是展開外交攻勢的絕佳機會，《奏定寶星章程》也應運而生，章程統一了寶星的名稱、等第、藻飾、執照製造頒賞程序。「中國之旗幟，向例繪龍文為識」的特點，成為了寶星之上「鏨以雙龍」的由來，並由此得名「雙龍寶星」。實際上，雙龍寶星的名字中的"雙龍"是因為當時清朝有代表國家的皇帝又有實際統治者的慈禧這種特定情況的體現，這和大清還使用雙龍旗作為皇室的旗幟有一定關係。
感謝樓下Griffyn Yang兄做出的提醒，文上的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由喬治五世設立於1917年6月4日，赫德與金登干均沒能活到這個時候，在我的好奇下查證並未出現大英帝國勳章，可能為號角編者疏忽
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彙編 卷二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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