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時物道：二十四節氣里的中國情懷

文/寶木笑

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

我們有複雜的感情卻無處歸依，

我們有很多的聲音卻沒有真理。

——穆旦?《隱現》

這首詩是余世存先生在談及自己文學態度時常常引用的，余世存的名字在中國文化界並不陌生，他是詩人、思想家、學者、自由作家，他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官員、志願者，還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在他豐富的過往中，人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良知近乎偏執的堅守。這種倔強用余世存先生在《重建生活》一書的自序中的話就是：「我更記得魯迅曾堅定地說，我在生活，我存在著。然而，又有多少人關心生活和存在呢？……我們幾乎每天懷揣夢想，放棄了理性、良知、公正、人的自由和尊嚴，依賴於宏大敘事的許諾度日，我們理解終有一日，我們的所有和生活是盡善盡美的黃金世界，是慾望無限即時滿足的人間天堂。一百年的努力使我們傷痛累累，一百年的滄海桑田使我們擁有一切，就是沒有擁有過生活。」余世存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衝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我們或許有很多憤青，但我們其實更需要魯迅。

1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正式通過決議，將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還好，這一回我們老祖宗留下的東西申遺成功了，沒有被鄰居莫名其妙地佔為己有。鑒於以往我們的習慣，余世存先生的《時間之書：余世存說二十四節氣》（以下簡稱《時間之書》）從某種意義上反而應該被看作是一次「為了忘卻的紀念」，因為畢竟聖誕節要來了，年底要拚命了，誰還記得，誰還在乎。

君記否，誰人走筆刻光陰

《時間之書》並非是「應景之作」，這本書的緣由是余世存先生應《國家人文歷史》雜誌之約開了一個專欄，前後寫了整整一年，裡面是作者一年來結合《易經》等中古哲學著作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種深刻的思索。在如今幾乎每個人都很清楚什麼時候是聖誕節、什麼時候是「雙十一」，但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說出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的情況下，人民網稱這本書是「第一部全面解讀二十四節氣的國民讀本」並不為過。因為《時間之書》的信息量非常大，涉及天文、地理、農學、生物學等方面，古典詩詞、現代詩也引用非常多，如穆旦的詩、里爾克的詩等等，余世存先生表示：「如果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我的這本書就是講節氣與我們個人和社會關係的書，節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存在與時間；如果借用霍金的話來說，我的這本書是講中國文化眼裡的時間簡史。」

根據記載，我國在商周時代就已經知道太陽曆的周期，《尚書》明確地指出太陽曆是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由於我國古代是採用陰曆記載年月的，而陰曆和季節、氣象沒有嚴格固定的關係，用來掌握農時安排生產活動很不方便，所以我們的祖先就用測量日影長短和黃昏時北斗星的位置而定出節氣來。大約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個節氣，《呂氏春秋》中已記載有八個節氣，以後逐漸補充，到二千一百年前的秦、漢時代就完備起來，西漢劉安的《淮南子》一書就已經有了和現在同樣的二十四節氣了。

余世存先生在之前的《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中已經對中國古人的時間觀進行了全面的思索，而這一次的《時間之書》更是一種進一步的研究和印證。《易經》中的時間有兩類觀察角度，一類是後人抽象出的義理時間，如人們感慨的「豫之時義大矣哉」、「革之時大矣哉」、「隨之時大矣哉」之類的，古人把時間分成豫時、隨時、革時這樣多維度的時間類型，可惜我們現在一般只知道泰時、否時等少數時間類型和否極泰來一類的現象。另一類觀察角度就是余世存先生在《大時間》中曾詳細論證過的，古人用現代陽曆系統來劃分的時間，把一個太陽回歸年劃分成64段，結合這種劃分，《易經》分布了各種卦象。而《時間之書》中進一步指出古人若將一個太陽周期分為春夏秋冬四象，一年就會有四象時空，如分成八卦八節，一年就有八種時空，太極生分得越細，每一時空的功能就越具體，意義越明確，在二十四維時間裡，每一維時間都對其中的生命和人提出了要求，我們的祖先對於天時有著超出時代的敏銳感和理解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祖先確實曾經雕刻過時光。

那一年，杏花煙雨，草長鶯飛

余世存先生在《時間之書》中將「物道」這個概念進行了深刻的解讀，古人明白粗放與精細勞作之間的區別，明白農作物有收成多少之別，播種也並非簡單地栽下，而分選種、育種和栽種等步驟，一切都必須合乎物道。余世存先生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物道的偉大意義，中國古代農民參與生成了對人類農業影響極為深遠的水稻土，一畝小麥可以承載的人口是25人左右，一畝玉米可以承載的人口大概是50人，一畝水稻可以承載的人口則是200人左右。在農民這個職業上，中國古人做到了極致，英國農學家在19世紀初寫的調查報告中認為，東方農民對土地的利用達到藝術級，一英畝土地可以養活比在英國多六倍的人口，從套種、燃料、食物利用、施肥循環、土壤保護，都非常了不起……所有這些，與農民對時間的認知精細和潛意識裡對物道的理解關係重大。

這種對物道的理解和深深尊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式精耕規律，天時即是天道，天道即是物道，余世存在《時間之書》中對節氣中的古代農業生產進行了全景展示，讓人不由感慨古人已經將時間和生產定格到人與道相印相應乃至合一的狀態。「立春」表示著萬物復甦的春天開始了，廣闊的大地將呈現出一片富有生機的欣欣向榮的景象，也標明著一年農事活動的開始。「立春」以後的「雨水」和「驚蟄」表示降雨開始增多，開始雷嗚，冬眠的昆蟲開始蘇醒。「春分」以後的「清明」和「穀雨」則表示氣溫轉暖，草木萌動，春天朗景象清徹明朗，雨量漸增，適於穀物生長。「立夏」表示風和日麗的春天已逝，已進入夏季農事繁忙季節。「立夏」以後的「小滿」和「芒種」表示農作物生長豐滿旺盛。「夏至」以後的「小暑」和「大暑」則表示到了最熱的季節，也是夏收夏種等農事活動繁忙緊張的季節。「立秋」表示炎暑已過，天高氣爽的秋季開始。「立秋」以後是「處暑」和「白露」，表示暑熱消退，露華漸濃，天氣轉涼。「秋分」以後的「寒露」和「霜降」則進一步表示寒霜將臨，是大秋作物收穫和越冬作物播種的緊張繁忙季節。「立冬」是冬季的開始，預示農事活動已進入一年之末尾，「立冬」以後的「小雪」和「大雪」，表示開始降雪，冬至以後的「小寒」和「大寒」則表示已進入一年中最寒的季節。

杏花煙雨，草長鶯飛，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古人雖沒有享受過如今的發達科技，但他們的生活卻也並非乏味，他們有著自己與物道合一的恬淡愜意生活。當年《舌尖上的中國》風靡全國，相信所有喜歡這部記錄片的朋友在被無數美味震撼的同時，都能深深感受到一種帶著濃濃歷史厚重感的物道，而這種物道正是源自我們的二十四節氣。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余世存先生在《時間之書》中引用一句話說：「年輕人，你的職責是平整土地，而非焦慮時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感慨我們今天都知道刷存在感，卻對時間的流逝並不敏感，人不分古典現代，都跟時間有深刻的聯繫。

這裡，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情懷

余世存先生《時間之書》的序題叫「行夏之時」，孔子說他的為邦之道就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余世存先生從孔子的話生髮開來，提出了在全球化時代，孔子的「行夏之時」之說，就是採用公曆時間，享用各國產品，保留中國元素，懷抱人類情懷，在這個意義上，《時間之書》完成了從傳統到現在的融合，這也是此書最令人感服的地方。余世存先生從《非常道》、《中國男》、《小民大國》等一路走來，後轉向研究老子、易經等，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轉變是從青春走向中年的必然，跟從熱烈的生活退回寧靜的書齋沒有關係，他的文字不是學院的、書齋的，他的文字仍是戰鬥的、攖人心的。《時間之書》無疑是其背負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知識或思想使命的外延，他在努力給社會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校正、安頓世道人心，試圖從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自覺角度進行一次次吶喊。

因此，我們在《時間之書》中可以看到余世存先生一次次進行著一種推演，如古人把五天稱為微，把十五天稱為著，五天又稱為一候，十五天則是一節氣，余世存先生從見微知著出發，闡述了先民立身處世和安身立命的參照原則。一個人了解太陽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來，就知道此時北半球的生命一陽來複，不能任意妄為，「出入無疾」，一個人深入體悟這一時空的邏輯，就明白天地之心的深長意味。立春節氣是「天下雷行而育萬物」，這是提醒人們春天是生髮的季節，植物、動物都生髮繁榮的時候，這個時候是不能傷春的。如果了解到雨水來臨，就知道農民和生物界不僅「遇雨則吉」，而且都在思患預防。如果了解到大暑期間河水井水渾濁，天熱防暑，此一時空要義不僅在於消夏和獲得降溫納涼防暑一類的物資，更在於提高公共認同，「勞民勸相」。當年，咸豐皇帝才智一般，比不上兄弟恭親王，但他讓父親看重立為太子就是因為他的老師教了他幾招，其中一招就是跟眾王子一起打獵時他一箭未放，父親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此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據說道光帝稱道他：「此真帝者之言」，可見這種順天及物的思想早已成為中國人根骨里的道德準則。

可以這樣說，余世存先生在《時間之書》中完成了一次關於中國人情懷方面的完美推理，他認為人生社會有節，人身人性有氣，節氣不僅自成時間坐標，也演化成氣節，提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為。孔子觀察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而後引申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中國源遠流長的精神氣節，源頭正是時間中的節氣。《時間之書》的內核問題自此浮出水面：從節氣到氣節，仍是今天人們生存的重要問題，我們是否把握了時間的節氣？我們是否把握了人生的節點？是否在回望來路時無愧於自己守住了天地人生的氣節？很遺憾，現在的情況並不如人意，余世存先生感慨：「如果誠實地面對自己，我們應該承認，我們跟天地自然隔絕了，當代人為社會、技術一類的事物裹脅，對生物世界、天時地利等等失去了感覺，幾乎無知於道法自然的本質，從而也多失去先人那樣的精神，更不用說氣節。」

在這樣的基礎上，《時間之書》直指現代人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時間感的喪失。余世存先生承認全球化的人類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現代人對時間空間的超越，但也明白地指明在物慾橫流的今天，我們忽略了人是此時此地的存在，人的身心仍有生物鐘，如果時間感喪失，生物鐘紊亂，人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就會出問題，時間感對現代人的意義不僅僅是健康方面的，也是人生幸福和意義方面的。我們常說中國文化是時間性的，西方文化是空間性的，而這種時間感的喪失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更具有致命性的傷害。

海德格爾曾引用荷爾德林的名言：「生命充滿了勞績，但還要詩意地棲居在這塊土地上」，余世存先生堅守著這樣的常識：「知識的富有、智力的優越在節氣面前無足稱道，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得面對自身」，他熱烈地倡議：「在對時間的感受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過天人相印、自然與人心相合的美好經驗，去感受吧，去參悟吧，去歌哭吧。」

也許，順天時，尊物道，講氣節，這才是我們最應該有的中國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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