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獨裁者也要搞選舉?

在2012年上映的電影《大獨裁者落難記》中，由薩沙?拜倫?科恩飾演的阿拉丁一角，可以說滿足了很多人心目中對獨裁者的想像：驕奢淫逸，肆意妄為，在賽跑中會冷不丁掏出手槍，把其他參賽選手一一擊斃，跟首席核武器專家一言不合，就要把他拖出去處決。

不過，在現實中，阿拉丁這樣擁有無限權力的獨裁者並不常見。事實上，冷戰結束之後，越來越多的獨裁政權開始向學者們所稱的「競爭性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國家轉型：反對黨被允許存在，並在理論上有通過選舉取得權力的可能。

當然，大部分時候，獨裁者會採用各種方法，確保自己才是最後的贏家。有個著名的故事是，尼加拉瓜的獨裁者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曾在一次大選之後告訴反對派領袖：「這次是你贏了選舉，然而我贏了計票」。

不過，即便是老司機，也會有翻車的時候。搞出過「智利奇蹟」的皮諾切特將軍，比起一眾同行可謂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還曾經跟弗里德曼談笑風生；可惜1988年一不留神，在公投中得票沒有過半，只得乖乖退位讓賢，回家養老。

既然有皮諾切特將軍的前車之鑒，今天的獨裁者們為什麼還願意冒著政權被顛覆的風險，向「競爭性威權」靠攏呢？

選舉也是一種「維穩」手段

在2011年發表於《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經典論文中，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家James Fearon指出：選舉可以為統治者和民眾雙方提供關於現狀的準確信息，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衝突。因此，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可以從選舉中獲得好處。

這背後的邏輯並不複雜。從民眾的角度來看，在沒有選舉的時候，民眾只能根據自身的福利狀況，推斷在位的統治者是否盡職。而即使統治者搞經濟的能力再強，再大公無私，也無法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需求，所以總會有人有激勵揭竿而起，導致整個社會持續動蕩不安。

而一旦選舉舉行，每個個體的私人信息（個體福利水平）就被加總成為了一個公共信號——統治者的得票份額；這清楚地反映了全社會對現狀的普遍看法。只有在大多數民眾確實對現政權不滿的情況下，革命才有可能爆發。

對於民眾來說，選舉有效地克服了「集體行動困境」：每個人都只需要根據選舉結果來決定是否參與抗議，而無需擔心自己成了那隻「出頭鳥」。同時，選舉也形成了對統治者的有力制衡。為了贏得多數票，統治者不得不向民眾做出更大的讓步。如果其讓步幅度不夠，或者拒絕舉行選舉，抑或試圖舞弊但被發現，民眾都會走上街頭，用革命維護自己的權利。紐約大學的Josh Tucker教授就認為，正是亞努科維奇在2004年烏克蘭大選中的舞弊行為，引發了其後的 「橙色革命」 。

而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儘管選舉給他帶來了種種限制，但也降低了他被武力推翻的可能性。只要政績令民眾滿意，統治者就不必擔心輸掉選舉，也不再會有人去主動挑戰他的權威。因此，即便是獨裁者，其境況在存在選舉時也可能變得更好。得票份額向全體民眾宣示了他的執政能力，並為其統治合法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最近的一篇工作論文中，西北大學的Egorov教授和芝加哥大學的Sonin教授為「競爭性威權」的流行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

他們的理論是，獨裁者時刻面臨著兩方面的威脅：政治對手的挑戰、平民階層的反抗。獨裁者可以選擇通過暗殺或者收買來消滅潛在的對手，但這樣一來，民眾會認為他暴虐無能，繼而有更高的概率發動叛亂。因此，真正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的獨裁者會允諾參加選舉，公開地和反對派一較高下，讓民眾基於感受到的福利水平做出選擇。這樣，在取勝之後，不但反對派無話可說，民眾也會對他有更高的評價。只有在獨裁者自知能力不足，無法贏得公開選舉的時候，才會使用更加卑劣的手段來維持統治，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地位會更不穩固。

操縱選舉並不總是最優選擇

當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相比於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獨裁者有更多手段來影響最終的大選結果。常見的方法包括：在事前給對手設置參選障礙（比如緬甸軍政府和昂山素季），阻止特定群體參加投票（你見過選票嗎？），通過政黨機器收買選票（墨西哥的國家行動黨慣用這招），以及事後操縱計票，甚至直接修改得票份額（參見政見之前的文章《明明穩贏，為什麼還要舞弊？普京大帝：「怪我咯？！」》）等等等等。如果輸贏與否全由獨裁者的意願決定，那上面的討論還有什麼意義呢？

紐約大學政治系的Rozenas教授和羅兆天博士在他們最近的論文中指出，理性的獨裁者即使力所能及，也不一定會將自己獲勝的概率上調為100%。對反對派來說，統治者必勝的選舉和不舉行選舉沒有差別，因為他們無法從中推斷出統治者的實力強弱。倘若回報足夠豐厚，反對派會寧願鋌而走險，藉由暴力手段嘗試奪權。

假如獨裁者有十足把握應付叛亂，那對反對黨的選擇自然無須掛心。然而現實之中，獨裁者對於雙方的力量對比並不見得瞭然於胸，他們也需要通過選舉來觀察民眾對雙方的支持。若是事前操縱過度，獨裁者就無法從選舉結果中得到充分的情報，在事後宣布勝利也不能令人信服，反而可能點燃反對派的怒火。為了最大限度地勸服反對派不要反抗，獨裁者必須在事前和事後舞弊之間進行取捨。

事實上，只有在選舉透明程度（即反對派觀察到獨裁者偽造結果的概率）適中的國家，獨裁者才有動機在輸掉大選之後仍然謊稱自己獲勝——太透明，說謊沒意義；太不透明，反對派根本不會相信獨裁者的任何言論。

在今年發表的一篇綜述性文章中，威斯康星大學的Gehlbach教授，耶魯的Svolik教授，以及Sonin教授對威權政體中選舉的意義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他們的結論是，民主國家舉行選舉是為了加總選民的偏好，而威權國家則是為了收集民眾的信息。這一論斷又把我們帶回到了Wintrobe經典的 「獨裁者悖論」 ——獨裁者對國家的控制太弱，隨時有被推翻下台的危險，但要是控制太強，又永遠無法讓真正的危險分子露頭。

可見，當獨裁者也並不是個簡單的工作。就算像皮諾切特這樣和平轉移了權力的，後半生也只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知道晚年在歐洲治病的皮將軍，在看到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卸任後過著普通人生活的時候，內心會不會泛起一絲羨慕之情呢？

（特別感謝羅兆天博士在本文寫作中提供的協助）

參考文獻：

Egorov, Georgy, and Konstantin Sonin.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non-democracies. No. w2051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4.

Fearon, James D. "Self-enforcing democrac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4 (2011): 1661-1708.

Gehlbach, Scott, Konstantin Sonin, and Milan Svolik. "Formal Models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2015).

Luo Zhaotian, and Arturas Rozenas, 「Strategies of Election Rigging: Trade-off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working paper

Tucker, Joshua A. "Enough! Electoral frau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post-communist colored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5.03 (2007): 535-551.

Wintrobe, Ronald. "The tinpot and the totalitari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ctator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03 (1990): 84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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