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增長對美國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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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16美國大選落下帷幕，貿易對美國藍領工人的衝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近年來有多篇論文討論並證實了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劇增對美國就業市場、工人健康乃至政治選舉等各方面的衝擊。本文將主要概述Autor et al.(2016a)的綜述，連帶述及Autor等人以及Pierce and Schott的其他幾篇論文，展示對於貿易衝擊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最新結論。文中數據和結論全部引用於參考文獻。

背景介紹：

標準的國際貿易理論(H-O模型)預言，貿易開放會增加本國豐裕要素的報酬，減少本國稀缺要素的報酬。但在戰後數十年經濟學家並未發現貿易開放對發達經濟體低技能勞動力，或者進口競爭部門或要素的顯著負面影響。在2000年，當時的實證共識是：

1）最近幾十年，貿易並非發達國家製造業就業崗位下降，工資不平等提高的主因；

2）在進口競爭部門較密集的區域就業的工人如果受到貿易衝擊，可以較容易地轉向其他行業或其他區域；

3）由於要素一價定理的作用，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將由所有低技能勞動力共同承受，而非由進口行業的工人單獨承受。

對於美國來說，20世紀最後十年的勞動力市場是不錯的：男性的就業崗位與人口的比例十年內增加了1.5%，女性則增加了3%. 實際工資增長迅速。全國失業率在2000年達到了1969年以來的最低點——4.0%. 而從2001-2007年，儘管經濟持續增長，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18%. 同期，總的就業崗位年均增長約0.9%，相比1991-2000年的2.6%大幅減少。

日常經驗和民眾直覺都支持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受到中國出口嚴重影響的觀點。這也是本文涉及的幾篇文獻都證實的結論。

實證策略與結果：

Autor等人以及Pierce and Schott都力圖構建變數捕捉中國出口增長，而兩者構建的核心解釋變數不同。

Autor等人力圖捕捉各種供給側因素導致的中國出口增長，包括中國製造業的生產率增長，以及美國或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變更。他們的基準解釋變數如下：

$Delta IP_{j tau} = frac{Delta M_{j,tau}^{UC} }{Y_{j,91}+M_{j,91}-E_{j,91}}$

其中 $Delta M_{j,tau}^{UC}$ 代表1991-2011年間中國對行業j的出口變動（ $tau$ 代表兩個子時段，1991-1999和1999-2011）， $Y_{j,91}+M_{j,91}-E_{j,91}$ 代表1991年行業j的總需求（產量+進口-出口）。

由於中國對美出口的變動不僅源於供給側的變動，也有可能源於美國需求的變動。為消除需求側的影響，捕捉供給側的變動，Autor等人構建了一個工具變數：

$Delta IPO_{j tau} = frac{Delta M_{j,tau}^{OC} }{Y_{j,88}+M_{j,88}-E_{j,88}}$

其中 $Delta M_{j,tau}^{OC}$ 代表中國對美國除外的八個高收入經濟體的j行業， $tau$ 時段的出口變動。此外分母上基準年由1991年轉為1988年（作者似乎沒有解釋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是為了規避1989年美國對華制裁的衝擊）。

加入行業虛擬變數、行業趨勢項等控制變數後，再加入兩個時間段的虛擬變數，作者給出了2SLS的回歸結果（被解釋變數為行業的就業崗位數變動）：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出口變動IV係數顯著為負，1999-2011的時間段虛擬變數係數也顯著為負。表明中國對美出口最嚴重的衝擊體現在2000年之後。

除了研究中國出口增長對美國各行業直接的就業衝擊，Autor等人還考慮了1）部門間的投入產出聯繫；2）本地一般均衡效應。前者是利用1992年美國投入產出表，計算中國出口變動對上下游產業需求的衝擊。結果發現上下遊行業就業受到的衝擊比直接衝擊小一個數量級，但累積起來的就業損失與直接就業損失相當。

後者是利用每個通勤區(CZ, Commuting Zone, 數個縣county組成的經濟活動聚集區)就業數據，估計下列方程：

被解釋變數是通勤區i 內，行業k, 時間段 $tau$ 的就業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比例的變動率。加入了幾個虛擬變數（是否受衝擊行業，定義為1991-2011年間全國範圍進口量上升2%或以上的行業，或全部上遊行業進口增長超過4%的行業; 是否可貿易行業）與本地貿易衝擊的交互項。結果如下：

注意直接受衝擊的行業就業損失效應顯著，未受衝擊的行業就業增長微弱而不顯著，顯示通勤區內就業轉移效應微弱。甚至由於受衝擊的行業工人收入降低，其總需求效應導致全部行業就業受損。

Autor等人試圖捕捉中國出口衝擊的全效應。而Pierce and Schott選擇另一種實證策略：考察一種貿易政策的衝擊。自1980年以來，美國基本上每年給中國最惠國待遇(MFN)。但是最惠國待遇需要每年國會審核，由於政治風險的存在，不確定性較大。2000年，美國終於與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建立消除了政治不確定性，有助於投資者下決心在中國投資面向出口的製造業，也有助於美國製造業下決心轉換生產技術以應對中國競爭。兩方面都會影響美國製造業就業。因此，Pierce and Schott選擇了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一政策變動，捕捉中國出口衝擊對美國就業的影響。核心模型如下：

其中 $PostPNTR_t$ 是是否處於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年份的虛擬變數。而

$NTR , Gap_{i} = Non, NTR, Rate_i- NTR,Rate_i$

代表行業i 正常貿易關係與非正常貿易關係的稅率差異。結果發現了美國對華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對就業導致的顯著負面效應。

Pierce and Schott(2016)進一步分解了就業市場衝擊的可能來源，包括進口品代替本地品、美國工廠外包、工廠技術變動、投入產出關聯等。限於篇幅不再一一贅述。相對Autor等人的方法，Pierce and Schott的實證策略在保證解釋變數外生性方面可能做得較好，缺點在於不能如Autor等人的方法那樣，捕捉中國產業生產率提高導致的出口增長，同時也額外捕捉了一部分美國工廠的要素替代效應。

基本結論：

這一部分總結中國出口增長對美國就業市場、政治、健康的多方面影響。

就業崗位損失：考慮進受衝擊行業的上下游投入產出關聯，1999-2011年貿易衝擊導致的製造業就業崗位損失為98.5萬，整個經濟損失就業崗位200萬。再考慮進總需求效應，則工作崗位損失共240萬。中國出口增長有可能通過降低中間品進口的成本促進美國部分行業的就業，但現有文獻未發現這方面的證據。美國就業受中國出口衝擊，且並未為其他行業就業增長補償的原因可能是美國持續的貿易赤字。

貿易衝擊的地域異質性：美國製造業集中於中西部和東南部，特別是部分通勤區。通勤區內，每個工人每1000美元的進口增加減少了製造業僱傭人數0.6%，非製造業僱傭人數0.18%,增加失業率0.22%,不在勞動力率（不再積極尋找工作）0.55%. 貿易衝擊會顯著減少本通勤區內，非製造業部門未受大學教育工人的就業崗位，顯示了本地總需求效應的存在。

Autor et al. (2014)通過跟蹤個人數據，發現很少有應對貿易衝擊的跨區域移民。通勤區內總就業崗位對人口比例幾乎與製造業就業崗位同步減少（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1%, 區內總就業崗位對人口比例相對減少1%以上），顯示美國就業市場缺乏跨區域流動性，導致貿易衝擊對本地就業崗位的影響持久存在，不能為全國就業市場消化。

貿易衝擊的部門異質性：Autor et al.(2016a)指出，不少文獻發現美國工人跨部門重新配置的成本相當於數月甚至數年的工資。Autor et al. (2014)引用長時間跨度數據研究在1991年各種特徵類似，除了受僱用部門不同的不同工人，發現1991年在那些之後受貿易開放衝擊行業的工人，比起特徵相似但部門不同的工人，在1992-2007年間收入明顯較低，且轉換工作、領失業保險等就業不穩定現象也顯著較多。對此的解釋可能是：工人從自己最初從事的工作中獲取了特殊人力資本，較難轉用於其他行業。

貿易衝擊的初始收入異質性： 根據研究，貿易開放對低收入工人影響最大。初始收入最高的10%工人在受到貿易衝擊後，往往跳槽到非製造業部門，相比未受貿易衝擊部門的特徵類似的工人，這些工人收入並未降低。而收入最低的10%的工人則停留在原初的受衝擊部門，只是不停換僱主期望能穩定下來，收入也明顯降低。而如果工人的初始勞動力參與程度(labor-force attachment, 大致衡量的是本人是否有就業，是否積極尋求就業，是否通過就學或做主夫主婦退出勞動力等等)低，則之後年份領工資時間更少，領社保時間更長。

對工資和轉移支付的影響：Autor et al.(2016a)綜述多篇研究指出，受貿易衝擊較大的通勤區平均周薪削減較大，並且對收入最低的40%工人影響較大。工資衝擊不局限於直接受影響的行業，而是擴散到本通勤區的所有行業，但較少波及到其他通勤區.

失業和降薪增加了政府對受影響工人的轉移支付。但政府轉移支付遠不能彌補工人的損失。Autor et al.(2016a)中計算，折算到每個工人人頭，每1000美元進口導致的失業損失約每年每個成人312美元，降薪損失約213美元，而各項政府轉移支付僅能提高收入每個成人約58美元。

促成本地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Autor et al.(2016b)利用2002年和2010年國會選舉數據，發現受貿易衝擊較大的選區更可能移除溫和派議員。溫和或極端用Poole and Rosenthal發明的DW-Nominate score衡量。在大選過後，Autor等人及時寫了一個note(即Autor et al.(2016c))，充當前文附錄。作者利用縣級投票數據研究本地市場受中國出口衝擊對大選結果的影響。反事實研究發現貿易衝擊如果減小25%, 希拉里就能贏下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如果貿易衝擊減小50%, 希拉里有望進一步贏下賓夕法尼亞和北卡萊羅納，從而贏得大選。

WSJ介紹Autor et al.(2016c)時給出的圖。

對死亡率的影響：Pierce and Schott(2016b)利用如前所述的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作為外生事件研究貿易衝擊對於美國人死亡率的影響。發現受衝擊更大的縣自殺率及各類死亡率提高，並且集中於白人男性。

貿易對白人男性自殺率影響

貿易對酗酒相關肝病的影響

啟示：

現有研究提供了較多證據，表明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嚴重衝擊了美國製造業就業市場。由於美國持續的貿易赤字，由於勞動力跨區域、跨行業的轉移障礙，美國工人，特別是低收入工人較難通過轉換就業的行業或地域減少損失，政府的轉移支付也遠不能補償他們的損失。這種衝擊的政治後果可見大選結果。

對於美國來說，如何在新的自貿協定中吸取教訓，減小衝擊（例如奧巴馬政府在TPP中強化了勞工保護條款），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改善基礎教育質量，降低高等教育門檻，是亟待思考的方向。而同樣對於中國來說，如何減少結構性失衡，避免持續積累的經常賬戶順差導致自身的自貿區戰略無法推行；如何降低國內勞動力流動門檻，增加轉移支付，應對產業轉型中可能的就業衝擊，也是需要未雨綢繆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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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2016c. "A Note on the Effect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o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endix to Autor et al.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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